以上已对普遍的看法中所呈现的女人神话做出了分析，为了证实这一分析，以下将考虑在某些作家中一直被采用的特殊而混杂的各种形式。例如，在我看来，蒙特朗、d·h·劳伦斯、克洛代尔分布勒东和司汤达对女人的态度就很典型。

一、蒙特朗或厌恶的面包男人们一直把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当做自己的传统采用，蒙特朗便属于这个悠久的传统。他追随尼采，坚持认为，只有萎靡不振的时代才颂扬“永恒的女性”，英雄男儿应该奋起反抗“伟大的母亲”。这位精通英雄主义的专家扬言要派夺女人的权力。因为女人是黑夜、混乱和被限制的存在。在《超越女人》一书中谈到托尔斯泰夫人时他叫嚷：“这些动乱的影子什么也不是，只是纯粹的女性。”在他看来，用堂堂的正气补足女性的贫乏，简直是当今男人们的愚蠢和卑劣。为了宣扬文人缺乏逻辑，固执而无知，没有把握现实的能力，人们便常常提到她们的本能、直觉和神秘的预感。说她们事实上既非观察家，也非心理学家；既不会观察事物，也不能理解有生命的存在；她们的奥秘是陷阱和欺骗，她们那不可穷尽的宝藏是虚无的深渊；她们不能给予男人任何东西，只能使他受损。对蒙特朗来说，强大的敌人首先是母亲。在一部早年发表的作品《流亡》中，他描写了一个阻挠其儿子订婚的母亲；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一个献身体育运动的少年由于他母亲的胆小和自私而遇到了障碍；在《独身者》和《沙女们》两书中，母亲都被描绘成可惜的人物。母亲的罪恶便是想把儿子永远封存在她那幽暗的体内；她摧残儿子，为的就是能把他完全保留给自己，从而填充地的存在中那贫瘠的空虚。她是一个最可悲的老师，扼杀孩子的生气，拉他的后腿，使他远远离开他立志要攀登的顶峰，最终变成愚蠢和卑劣的人。

以上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但是，透过蒙特朗横加在母亲这种女性身上的许多明显指责，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她所厌恶的就是他的出生这一事实。他相信自己是上帝，他想成为上帝；就因为他是男性，是‘优越的男人”，因为他是蒙特朗。神可不是被生出来的存在，如果她有躯体，那躯体就是在坚硬而受过训练的肌肉中铸成的意志，而非昏昏庸庸受生死宰割的一堆肉；他认为母亲应为这个容易腐朽的、脆弱的、偶然的和他自己不承认的肉体负责。在《烧越女人》一书中，蒙特朗说：“阿基里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母亲所捏的脚踏。”他一直不愿接受人活在世上所应有的各种条件，他引以为豪的始终是惶恐地从冒险中逃走，不去面对以血肉之躯与这个世界牵连的自由存在；他拒绝这种牵扯，同时又声称他有权肯定他的自由；没有牵挂，没有根基，他幻想自己是一个极为自足的主观存在；但一想到他的肉身凡胎，他便打消了梦想，于是在他惯于采用的程序中寻找躲避：不是上升到他的根源之上，而是诋毁它。

对蒙特朗来说，情妇也像母亲一样不祥；她阻止男人复活其内心的神。他宣称，女人的命运就是直接的生存；他凭着感觉生活，陷入了有限的存在，她有生存的热望，而且希望把男人也限制在这样贫困的状况中。他感觉不到他那股子超越的冲动，她没有崇高感，她爱她的情人是喜欢他软弱而非顽强，是欣赏他的受罪而非他的快乐，她想让他解除武装，让他不快乐，以至希望使他相信他并非像被证实的那样不幸。他超过了她，从而逃避了她；但是她知道如何改变他的大小，以便将他置于控制之下。因为她需要他，她并不能自给自足，而是一个寄生虫。在《梦》这”本书中，通过多米尼克的眼睛，蒙特朗展现了拉亲拉的妇女“挽着情人的手臂游荡，她们弱不禁风，活像披着人皮的大蜗牛”。在他看来，除了女运动员，女人都是不健全的，她们生来就是软弱无力，奴性十足，她们掌握不了世界，因此竭力占有一个情人，或最好占有一个丈夫。蒙特朗不可能运用有关“螳螂”的神话，但他表达了它的内容：对女人来说，爱就是吞没，在假装给予的同时攫取之，他引托尔斯泰夫人的呐喊口：“我以他为命，为他而活，我要求他也像我对待他一样来对待我。”同时，他还描绘了这种可爱的愤慨的危险；他在埃克莱夏蒂斯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句可怕的实话：“一个咒你的男人也胜似一个祝福你的女人。”他弓！证马沙尔·目奥蒂的体验日：“我的男子汉一结婚就变成了半个男人。”他认为结婚对“优越的男人”极为不祥。你完全可以想像，像“埃斯屈路斯太太”或“我将同丹特士一同进餐”之类的活该是何等的装腔作势。结婚削弱了堂堂男子汉的威望，总而言之，它破坏了英雄的有意味的孤独；他“需要在他的思考中不挨打”。我已经说过，蒙特朗选择了一种没有对象的自由；这就是说，他喜欢虚幻的自主胜过在世间采取行动的真正自由；他这种摆脱责任的态度就是为了抗拒女性；她十分沉重，不堪负担。“男人被他所爱的女人挽住手臂，以至不能挺胸昂首地走路，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我满怀热情，她给我泼凉水。我正在涉水，她抓住我的胳膊，拖得我落了水”民既然她只是贫乏和空虚，既然她的逻辑是幻觉，她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蒙特朗并未解释。他只是傲慢地说：“一个狮子完全有理由害怕蚊子。”答案很清楚：在你独自一个人时想像你至高无上，在你小心地避开任何负担时自以为强壮有力，那当然是很容易的。蒙特朗选择了轻而易举的途径；他声称他要知难而进，但他却寻求捷径。《帕西法》中的国王说：“我们加戴在自己头上的冠冕只是一些值得戴的冠冕。”真可谓一个方便的原则！蒙特朗把头上的王冠压得很低，身穿紫袍；但任何一个陌生人一眼便可看出，他的王冠是上了色的纸糊成的，正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国王，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在想像中涉水总比在大路上卖力地赶路省劲得多。蒙特朗这头狮子之所以恐惧地躲开女人这只蚊子，正是因为他害怕现实的检验。

假若蒙特朗真正戳穿了永恒女性的神话，那也只是旨在祝贺他的成就：正是通过否定女性，我们才能帮助女人假定人的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并未破坏那个偶像：他把它变成了妖怪。他也相信女性这个含混而基本的本质；他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持相同的论调，认为应从反面界定女性；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她没有阳刚之气；这是每一个女人在没有能力扭转它的情况下必须屈从的命运。凡是胆敢逃避这个命运的女人，都会使自己处于人类等级的底层：这种女人既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又放弃做一个女人；她只是可笑的漫画，虚假的表演。它并不能真正使她兼有一个躯体和自觉的意识：当这适合蒙特朗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时，他似乎认为只有阴柔和阳刚的理式有真实性；两者均无的个体只呈现为单纯的存在。他冷冷地判决了那些胆敢装扮成自主的主体，胆敢思考和行动的“母夜叉”。在对安德莉·哈奎包的肖像所做的描写中，他试图证明，任何力图做主要人物的女人都会把自己变成装模作样的傀儡。安德莉很平庸，趣味粗俗，不会打扮，甚至很脏，连指甲和手腕都很可疑：她身上仅有的一点文化已足以将她的女性气质抹杀尽净。考上托斯告诉我们她有知识，蒙特朗却让我们相信书中有关她的文字全说明她十分愚蠢。考土托斯自诉他很同情她，蒙特朗却把她写得很讨厌。于是，通过这种聪明的诡计，女知识分子的愚蠢被显示出来了，终于，一个独出心裁的欺骗得逞了，它把女性可能争取到的任何男子气特征全在女性身上扭曲了。

蒙特朗很想把女运动员算个例外；通过独立的身体训练，她们能赢得一种精神，一种灵魂。然而要把她们从顶峰上拉下来也很容易；蒙特朗巧妙地撇下他热情歌颂的千米跑女优胜者，因为他毫不怀疑她容易勾引，他希望宽恕她的堕落。多米尼克没有在阿尔班叫她上来的那个峰顶保持住高高在上的位置；她爱上了他：“曾经是精神饱满的她现在流开了，身上发出汗味，气喘嘘嘘，微微咳嗽。”在产生嫌恶之感后，阿尔班赶走了她。人们对一个通过体育训练而将其肉欲的本性扼杀完的女人可能表示尊敬，但女人的肉体中若有了自主的存在，那就成了十分令人厌恶的事情；女性的肉体自从产生了自觉的意识那一刻起便是令人憎恶的。唯一适合女人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蒙特朗称赞东方人的态度：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两性中的较弱一方在世上有了一个地位，她当然很卑微，但也有价值；她在男性由她身上得到的欢乐中求得了证实，她只能在这种欢乐中求得证实。理想的女性愚蠢透顶，完全顺从；她时时处处准备接受男人，从不对他提出要求。阿尔班凭着他的方便赏识的社丝就是这样的女人，“杜丝，她真傻得可爱，她越是为情颠倒，便越是显得傻，失去爱，她就…变得无精打采，躲开她，她又会变得稍微坚强起来。”娇小的阿拉伯女人拉蒂茄也是这样的女人，这个安静的骚货温驯地接受欢乐和金钱。可以想像，在一列西班牙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骚货”也是这样的：“她的神态如此痴情，以至我刚一看见就渴望她。”作者解释道：“女人身上令人气恼的是她们对理性的要求；还有让她们扩张她们的动物性，她们使人联想到超人。”

然而蒙特朗根本不是东方的苏丹；首先，他缺乏旺盛的肉欲。他远非毫无保留地在这“骚货”身上寻欢作乐；他萎靡不振，也不太清洁。考士托斯告诉我们男孩的头发比女人的好闻、气味也更烈；有时候看见索兰日“那几乎令人恶心的香味和一个像白蜡输似的、肌肉松弛的神经质躯体”出现时，他就体验到厌恶。他梦想得到更值得享有的拥抱，这是互相般配的人之间的拥抱，拥抱中的甜蜜来自被克服的坚强。东方人沉湎女色，因而在情人之间建立了肉欲的相互关系：在《雅歌》的热情祈求中，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无数赞美所爱者的阿拉伯诗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有坏女人；但也有令人喜爱的女人，好色的男人自信地投入她们的怀抱，并不感到屈就。因此，蒙特朗的男主角总在辩护：“在优秀的男人与女人的相处中，唯一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只取不予。”他动辄大谈欲望的瞬间，对他来说，那似乎是进攻的和雄风大张的瞬间；他躲避兴奋的时刻，因为他害怕万一发现他也流汗，心跳，“发出汗味”；谁会冒险去闻他的汗味，摸他的湿汗呢？他的虚脱的肉体不为任何人而存在，因为他面前空无一人；他是孤独的意识，纯粹的存在，十分明显，至高无上；如果对他自己的意识来说，存在着欢乐，而他并未注意到它，那就会使某人占了他的上风。他满意地谈起他给予的欢乐，却闭口不提他得到的欢乐，因为接收是依赖的形式。“我向能一个女人求取东西就是给予她快乐。”热烈生动的性快感往往意味着双方的契合：他不容许任何人，只喜欢唯我独尊的支配。他从女性身上寻求精神的而非肉欲的满足。

他首先寻求满足一种争取表现的自豪感，而且要不冒风险。在女人面前，“一个男人感到就像面对他正要上前抓住的牛或马一样，两者都令他感到举棋不定和跃跃欲试”。若与其他男人尝试的方式相反，则被视为鲁莽；他们会干涉这一尝试，会做出不受欢迎的指导和纯属局外的决定。但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牛或马自然更加可靠。对付女人同样如此：如果所选的女人十分合适，尽管与她相对，男人也会依然感到旁若无人。“我并不在乎乎等的关系中恋爱，因为我寻求幼稚的女人。”这句陈腐的话并未解释什么。为什么蒙特朗要幼稚的，却不要与他匹敌的女人呢？如果他宣布他没有与他匹配的女人，他会更诚实；说得确切点，他并不希望有，因为与他匹敌的女人会使他受到威胁。在奥林匹克的比赛中，他赞赏运动会上的严厉竞赛和一丝不苟的相对立场；但他自己却未从其中吸取教训。后来，在他的作品与生活中，他的男主角也像他一样，完全避开了真正的竞赛：他们必须与动物、风景、孩子和孩子般的女人相处，从不接触与他匹敌的对手。尽管蒙特朗后来热衷于极为纯正的运动，但他只把女人作为情妇接受，对于她们，他的胆怯的骄傲在判断方式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他选择的女人都是“被动的和娇嫩的”，都很幼稚、愚蠢，能用金钱买来。他系统地避免让他们具有成年人的心智，只要发现任何此类迹象，他就产生恐惧，溜之大吉；并不存在与女人建立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男人的王国里，她只是一个有生命的客体，她不会被视为主体；也不会认真考虑她的观点。蒙特朗的男主角信奉一种妄自尊大和只图方便的伦理学：他只重视它与他自己的关系。他被女人吸收，或者说他依恋女人，这都不是使她快乐，而是使他自己快乐：身为绝对的劣等者，女人的存在正好衬托了男性那根本的和牢不可破的优越性。

杜丝的愚蠢正好使阿尔班“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古代神话中的半神半人娶鹅为妻的感觉”。当考士托斯摸索兰目时，你瞧，他变成了一头巨狮：“他们刚坐在一起，他就把手放在了姑娘的大腿上（隔着衣服），然后用手顶她的si处，就像一头狮子用爪子撕开猎获的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很多男人都在不动声色地干着这司空见惯的营生，考上托斯称其为“大领主的原始姿态”。如果情人们和丈夫们像他一样，也有一种崇高感，他们在发生关系之前做爱抚的动作时就会在一个廉价的对象身上体验到这些巨大的变化。“他呆呆地闻着这个女人的脸，像一头狮子一样撕碎两爪之间的自，停一倍，舔一舔。”

这位自食者的自豪不只是男性从归属于他的女性身上得的欢乐；她成为他自由地拿自己的感觉做实验的口实，正如向空中放枪总是没有危险一样。有一天夜里，考上托斯甚至通过忍受痛苦取乐，直到他已受够了痛苦，他才攻击了一只鸡腿。很少有人会让自己这样想入非非。还有其他的快乐，有的堂皇，有的微妙。例如谦虚，考士托斯谦虚地答复某些女人的来信，有时他甚至为此招致了某种痛苦。他给一个有野心的乡下姑娘写了一封卖弄学问的信，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怀疑你是否能读懂我的信，但对我来说，降低到你的水平也不失为好事。”他常常按他的形象塑造一个女人来取悦自己：“我希望你像我的围巾…，··我没有把你抬高到我的水平，因为你还有不同于我的地方。”他还制造一些对京兰目的愉快回忆取悦自己。而最主要的是，当他与女人睡觉之时，他兴奋地感到了他的场不啬给予。因为他是欢乐、平静、温情、力量和乐趣的给予者，他满载着他所要挥霍的财富来了。他并不欠他的情妇的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常给她们付钱。即使发生了关系而不付钱，那个女人也是单方面的欠债者，因为他虽有所索取，她却一无所予。于是，在他破除索兰目的童贞那一天，打发她去化妆室就是绝对正常的；即使一个女人娇柔可爱，看到男人为她不辞辛苦也是很奇怪的。他天生是男人，她注定成为承受注射的容器。考士托斯的傲慢如此忠实地模仿了村夫俗子，以至难以看出他与一个没有教养的旅行销售员有什么不同之处。

女人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他的慷慨的要求；当他幻想索兰目不欣赏他的爱抚时，他气得脸色发白。如果说他关怀拉蒂佳，那也是因为他来到她身边时，她喜形于色。于是，他立即满意地感到自己是食肉的猛兽和高贵的王子。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被占有和被完全征服的女人只是一个可怜虫，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有那索然无味的肉体，占有和征服她的冲动究竟从何而来？考上托斯何以会把这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空虚的女人身上？这些矛盾表明，值得自豪的只是虚荣罢了。

对于强者、慷慨大度者和颐指气使者，更为精致的乐趣是怜悯不幸的人。考士托斯常对卑微者产生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心，也很“怜悯女人”。还有什么能比一个硬汉子忽然动了软心肠更感人呢？当地俯身向着这些生病的动物——也就是女人——时，他幻想他是厄比纳尔那尊崇高的雕像。他甚至喜欢看到女运动员败阵、受伤、累垮；至于其他女人，他希望她们尽可能地失去自卫。她们的月经也使他感到厌恶，他还让我们知道，“他喜欢在他知道女人正来月经的日子里同她们呆在一起”他可能会产生这种怜悯，可能只限于口头答应，如果他并未实现诺言的话。他答应帮助安德莉，答应娶索兰目。当怜悯并非发自内心，所有的诺言便是虚诺：他没有权利自相矛盾吗？他在制定他所进行的比赛的规则，他就是他自己的唯一对手。

女人仅仅低残和可怜尚不够昧，蒙特朗还希望她任人羞辱。他甚至认为，欲望与轻蔑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感人的戏剧：“啊，渴望人们蔑视的东西多么悲壮！……必须在一举动之间就勾上手，迅速地激起热情，随即抛弃，就像划一根火柴一样——这就是我们与女人相处的悲剧片其实并没有悲剧，除非从火柴的角度——一个不足挂齿的角度看问题。至于划火柴的人，他很小心，以免烧了手指，显而易见，这个行动使他入迷。如果“渴求他所蔑视的东西”不曾使他快乐，那他就不会系统地拒绝渴求他敬慕的东西了。如果这样的话，阿尔班也不会推开多米尼克，而是“在平等的关系中恋爱”了；同时，他也不至于对他渴望的东西产生这么大的蔑视了。总而言之，要在一个年轻、姣好、热烈而诚实的西班牙舞女身上一眼就看出可蔑视的东西，毕竟是很难的。是不是因为她贫穷、低贱、没有文化而被蔑视呢？恐怕这一切在蒙特朗的眼中确实是缺陷。不过，原则上说，他首先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蔑视她。他说得很真实，使男人产生梦想的并非女性的神秘，倒是男人的梦想创造了那种神秘。他把他主观上渴求的东西投入了这个对象：并非因为女人是可蔑视的，他才蔑视她们，因为他往往蔑视她们，他才觉得她们如此下贱。他觉得他占据的地位越高，女人与他之间的差距便越大。

这也说明了他为他的男主角所选的情妇都缺乏财产和文雅的原因。为大作家考士托斯，他提供了一个性苦闷和百无聊赖的外省老姑娘，还有一个粗俗、自私、极右的中下层女人。这简直是用十分简陋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优秀的人物，这个弄巧成拙的程序造成的结果是，他令人感到很渺小。但这没关系，考士托斯相信自己很伟大。女人最微小的弱点也足以喂养起他的虚荣。《少女们》中有一段文字尤其意味深长，在上床与考上托斯同寝之前，索兰日正在为就寝做准备。“她得去上厕所，于是考士托斯想起他曾骑过的一匹母马，那马很烈，十分干净，每当他骑在它背上，它从不撒尿或喘息。”看起来这只是个撒尿的小事，但它说明了对肉体的嫌恶（我们想起了斯威夫特：赛利亚通便），把女人视同家畜的愿望，以及剥夺她的任何自主权。不过，心里很不高兴的考上托斯此刻却忘了他也要拉屎撒尿。同时，当他厌恶一个流汗和身上有味的女人时，他却排除了他自己肉体上的隐秘：他那洁净的精神是由肌肉和生殖器支撑起来的。在《欲望的源泉》一书中，蒙特朗宣称：“蔑视比渴望更高尚”；在《圣地亚哥的团长》一剧，奥瓦罗高喊：“厌恶就是我的面包。”当一个人正在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时，蔑视该是多么好的辩解！从他独自思考和判断这一事实出发，他感到他根本不同于他所指责的另一个人，在不付出他指责别人所犯错误的代价的情况下，洗清了自己。蒙特朗一生中一直在用何等的愤怒来发泄他对世人的蔑视啊！骂他们愚蠢，足以使他自觉聪明；说他们懦弱，足以使他自觉勇敢。在纳粹占领法国初期，他混迹于一群蔑视其战败同胞的酒徒中；他既非法国人，也非战败者，他高居一切之上。他间接地同意，他蒙特朗只会责备，并没有比其他人为阻止失败做更多的事情；他甚至不愿意去部队中当军官。但是，他立刻开始怒不可遏地责备。如果他假装为他的厌恶之情感到遗憾，那正是为了更真实地感到厌恶，并且更加从这种感觉中得到乐趣。实际上他认这类事情中得到了这么多的方便，以至他千方百计寻求把女人推人悲惨的境地。他用金钱或珠宝勾弓陆姑娘，以此自娱：如果她们接受了这些不怀好意的礼物，他就十分高兴。为了消遣，同安德莉玩虐待狂的游戏，不让她受苦，而是看她自轻自残。他激起索兰日杀婴；她接受了他的安排，于是考上托斯欲火中烧：在一阵轻蔑的冲动中，地占有了这个未来的杀婴者。

了解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他那篇毛毛虫的寓言中：不管这篇寓言暗藏的意向是什么，它依然是意味深长的。在往一些毛毛虫身上撒尿的时候，蒙特朗放过其中的一些，而杀掉另一些，从而自娱；他对生之搏斗报以可笑的同情，慷慨地让毛毛虫得到机会；这个游戏使他感到人迷。如果没有毛毛虫，这一泡尿不过一种排泄物而已；现在它成了生或死的工具；在蠕动的昆虫面前，这个松援兵膀胱的人了解到上帝的专横孤独，他不会受到报复的威胁。因此，在对付钱女人的时候，男人在脚手架的高处时而残忍，时而慈悲，时而正义，时而又胡闹，他给予、拿走、制造快乐、表示怜悯、发怒，他只随他的高兴行事，他是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和不可一世的。而这些践发只是践发或什么都不是。她们将被有目的地挑选出来，她们的弱点将被迁就，她们将被如此固执地当野兽对待，以至她们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地位。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的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欣赏黑人的小偷小摸和小小的撒谎：他们从他们的肤色授予的优越地位得到了安全感；如果这些黑人中有一个人固守忠诚，他反而会因此受到更坏的待遇。同样，在集中营中，人性的卑劣被全面地暴露：做主人的种族在这种卑劣中找到了证明，证明他们是超人的精华。

要评判蒙特朗对待文人的态度的正当设，最好还是仔细检验他的伦理学。因为我们最终必须知道，按照他的观点，女人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受到指责的。他的态度并没以与之正面对应的态度来解释它；它只表现了他自己的生存选择。其实这位英雄选择了恐惧。每一个人的意识中都有统治欲；但只有以身冒险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优越的地位从来都不是恩赐的，因为把一个人缩小到他的主观性中，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等级制度只能在与男人的行动和事业相符合时才会建立起来；优点必须一再得到证实。蒙特朗说：“一个人只对他准备为之冒险的东西有支配权。”但他从不在与他匹敌的人中以身冒险。因为他不敢而对人性，所以他排除它。在《机了的王后》中，国王说：“这些人，简直是令人愤怒的障碍。”麻烦的是，他们拆穿了所谓乐土的谎言，那是这个虚荣的人在他周围创造的。因此他们必须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蒙特朗不只用一篇作品描写了男人对男人的冲突；和平共处是极为生动的戏剧，但蒙特朗与它无缘。他的男主角总是站在动物、孩子、女人和风景面前；他是他个人欲望（像《帕西法》中的皇后）或个人要求（像《圣地亚哥的团长》）的俘虏，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梦》中的阿尔班甚至没有同志，阿尔班在普里奈特活着的时候蔑视他，只是在俯视他的尸体时，阿尔班才为之激动不已。蒙特朗的作品一如他的生活，其中只容纳了一种意识。

于是，一切感情都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只存在一个主体，就不可能有主体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一个玩笑；它之可鄙并不在于假借了友谊的名义，而是因为“友谊太空洞”。所有的人间团结都被傲慢地否定了。英雄不是造出来的，他不受时空的局限：“我找不出明显的理由说明，我必须对当前世事的兴趣甚于对过去某年某月的事件。”别人熟视无睹的事在他眼中则成了不无价值的事：“说句实话，重大事件在我眼中从来都不重要，我之所以喜欢这些事件，只是因为我经历它们之时它们留给我的一线光明……未来到底如何，由它去吧。”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全无信心，有了热情、精力和胆量，也不能随意发挥！”这就是说，一切超越均被禁止。蒙特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琐事，轻蔑阻碍了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相信上帝。只有有限的欢乐依然存在，1925年他曾叫喊：“我唯一的野心一直是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我的理性。”他还说：“总之，我想要什么？占据使我愉快的人们的平静和诗歌。”1941年他说：“至于我这个指责别人的人，我这20年来干了什么？他们一直就像一场使我喜悦的梦。我的生活领域十分宽广，我正沉浸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简直是在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好。这岂不正是因为他沉浸在女人所陷入的有限存在之中吗？蒙特朗反对母亲和情人所拥有的爱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崇高目标和实现什么样的高尚欲望呢？他也在寻求“拥有”；当它开始“充满活力地呼吸”时，很多女人就能给他指出要点。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淫荡与男人的淫荡同样强烈吗？如果按这一品评标准给两性排等级，也许女性比男性要高出一筹。说句老实话，在这一方面，蒙特朗的前后不一是令人吃惊的。他借助‘“交替性”的名义宣布，既然什么事物都没有价值，那么每一件事物便是等价的；他接受一切，他会拥抱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他的伟大精神使家庭中的母亲感到害怕时，他就快意了。而在德军占领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新闻的检查做“调查”的人也正是他。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作呕；公牛的强壮则使他兴奋：每一个男人都合他的口味。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模式重新建立了“乐土”；这位准游的酒徒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臭骂其他人的狂饮纵欲呢？因为他们有别于他吗？难道道德完全维系于他蒙特朗一人吗？

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

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民这句话说在lpel 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

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

劳伦斯或阳具的骄傲

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力反对“性一脑”这一组对立关系，而持一种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宇宙乐观主义；他把阳具所表现的生之意志视为欢乐，称它为思想和行动的源泉，除非那思想是空洞的概念，那行动是无生育能力的机械运动。单纯的性活动当然不够完满，因为他陷入被限定的状态，这无异于死亡，但这个残缺的现实——性与死依然胜似一种脱离肉体的存在。除了像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以外，男人尚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命必须十足地表现出阳刚之气，同时据此来假设和要求女人。因此，她既非玩物，也非猎物，更非面对主体的客体，而是信号相反的一极赖以存在的一极。那些误解了这一真理的男人，比如像拿破仑，就没有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有缺陷。个人的得救不能单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尽量把自己纳入普遍性中，他才能得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在性爱的关系中沾沾自喜或抬高自己；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意志的工具，那是致命的错误。人们应排除自我的障碍，甚至超越意识的权限，否定个人的统治。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分娩中的妇人的小雕像更美了：“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压抽象化为无意义。”

这是一种既非牺牲，也非舍弃的迷狂；也不存在两性中任何一方允许另一方将其吞没的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像一对配偶中“被拆下来的断片”，性角色并不像一块默默疼痛的伤疤；配偶中任何一方都是完整的存在，完美的一极；当一方对其阳刚之气十分确信时，另一方也会对其阴柔之美感到确信，“每一方都承认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组合’得十分完美”；性活动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从，双方都通过对方得到了神奇的完成。当乌苏拉和伯理终于互相发现时，他们相互地把那种只能称之为自由的完美均衡给予了对方。“她在他心目中一如他在她心目中，对于任何一方，对方都是另一个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当两个情人在狂热的厮磨中如漆似胶时，他们共同走向了对方。“她是什么？一个强壮、陌生而有野性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在这一刻与他一起喘息于黑暗中。它广大得包容了他们两人，以至使他从中得到了安静。他们曾经相会，在他们的相会中甚至包容了草丛、鸟鸣和星辰。”查太莱和梅乐士得到了同样的宇宙欢乐：当这一对情人互相交融时，他们也与树林、光和雨融为一体了。在《为查太莱夫人一辩》中，劳伦斯进一步推广了他的理论：“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男人的血不同于女人的血，两者永不相混。”正因为如此，两条流蜿蜒地交织在一起，拥抱着生命的整体。“阳具就是填补女人的血之谷的一些血。强劲的男性血流以其终极的深度淹没了华美的女性血流……无论怎样，两者都冲不破这样的阻碍。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回这种结合奇迹般地丰富了生命，但它要求废除对“个人存在”权利的争取。正如现代文明中常见的那样，不同的个体在不否定自己的情况下寻求互相交融，他们的企图注定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空洞、冷漠、神经质的、诗意的和个人的”性欲，它倾向于分化每一方的生命之流。情人之间若像工具一样相对待，便会引起憎恨，查太莱夫人与密克利斯便是如此。他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主体中；因而只能体验到喝酒或抽鸦片那样的狂热。但那只是没有对象的狂热，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发现对方的真实存在，他们终于一无所得。劳伦斯枯燥无味地指责了考上托斯，他给盖拉德——《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这个傲慢自私的男人涂脂抹粉；他把自己与古准拖入苦难的境地主要应由他负责。他刚愎自用，喜欢空洞地强调自我，强化他与生活的对应，为驯服一匹烈性的牧马取乐，他把马头按在门扉之上，让它听门外火车驰过的轰鸣。他抽打它，陶醉于自己的权力。这种支配的意志贬低了被他支配的女人，由于缺乏力量，她变成了奴隶。“她刚刚露出一种反叛奴隶的表情，还没有真正形成反抗，就使得益拉德神经质地颤抖了起来……他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意志，她消极地被他的意志所支配。”这是一种可悲的支配，如果女人只是一个消极的实体，男人所支配的不过座无而已。他自以为他正在攫取使他丰富的东西，实际上那只是幻念。盖拉德抱住古准：“她丰富和美化了他的存在…如果她就这样在他怀中死去，他就十全十美了。”但一旦离开她，他立即陷入孤独和空虚；而且在次日她没能来赴会。如果女人本人很坚强，男人的要求便会使她产生同样对等的要求；她既陷入情网，又挣扎反抗，这使她忽而甘心受虐，忽而以施虐为乐。当古准目睹盖拉德双腿紧夹狂怒的代马时，她的心情十分激动；而当盖拉德的保姆对她说“我曾多次打他的小屁股”时，她也非常激动。男性的自大往往引起女性的对抗。正如查太莱夫人被狩猎人的纯性爱所征服和拯救一样，乌苏拉与伯楼也是如此，盖拉德却把古准拖入了没完没了的争斗。一天晚上，满怀着哀悼父亲的心情，盖拉德投入了古准的怀抱。“她是生命的沐浴，他崇拜她。她是一切生命的母亲和本质＊…··她那奇迹般缓缓流出的乳汁哺乳着他，哺乳着他麻木而受损的大脑，仿佛恢复健康的淋巴液，仿佛一股温柔而安神的生命之流，完美得就像他再度回到了子宫之中。”那一夜他才感到与女人的结合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然而它来得太晚了；他的幸福已遭到破坏，因为古准并未真正在场；她让盖拉德靠在她肩上睡去，她却醒着，烦躁不安，与他貌合神离。这是对一个自己害自己的人所做的惩罚：他很孤独，因而不能侵犯她的孤独；他树起了他的自我的障碍，同时也树起了“他者”的障碍。盖拉德终于死去，是古准和他自己害了他。

由此可见，男女双方谁也占不了上风，他们都不是主体。女人并不是男人的猎物，她更不是一个借口。马尔罗指出，与印度人相同，劳伦斯并不满足于把女人当做与无限——比如风景——相联系的机会，那是以另一种形式把她变成对象。她与男人一样真实，男人必须达到的正是真实的结合。正因如此，劳伦斯的男主角都要求他们的情妇给予超出她们的肉体所能给予的东西：保尔不允许米莲把自己像个温柔的牺牲品那样给予他；伯睡不愿让乌苏拉仅限于在他的拥抱中求欢；或冷漠，或热烈，自我封闭的女人最终把男人留在了他的孤独中：他必须拒绝她。男女双方应该相互奉献灵与肉，一旦他们能这样互相给予，他们就会永煤忠诚。劳伦斯是一夫一妻制的拥护者。只有对个人的独特性感兴趣，才能存在对多样性的要求；但阳具崇拜的婚姻建立在普遍性之上。阳刚一阴柔的组合一旦建立，对变化的渴求便不可思议了：那是一种完满的组合，它是封闭的和终极的。

互相给予和互相忠诚是否真正包含着互相制约呢？远非如此。劳伦斯狂热地相信男性的高贵，对“阳具崇拜的婚姻”的描述，把“性的”等同于“阳具的”，这两点便构成了充足的证据。两条血流发生了神秘的结合，被赞赏的却只是阳具之流。“阳具是联系两条流的工具；它把两种不同的节奏联结为单一的流。”因此，男人在配偶中不只是两种因素之一，而且是两者结为因缘的要素；他使双方超越自己：“通向未来的桥梁就是阳具。”劳伦斯企图用阳具崇拜代替大母神的崇拜，当他希望照亮宇宙的性本性时，他想到的并非女性的腹部，而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他几乎从未表现过一个被女人激动的男人，但他一再让我们看到，女人被男性那热烈、微妙而机巧的恳求暗暗地打动。他的女主角都长得又漂亮，又健康，但不固执；而他的男主角则是不安的潘神人正是这些雄性的动物体现了生命的躁动和强有力的神秘；女人则受到魔力的影响：这一个中了狐狸的邪，那一个因种马而销魂，古准向一群小牛狂热地挑战；一只野兔子反抗的力量也使她十分动心。

于是，男人的社会优势便被移花接木地转到了这种宇宙优势之上。按照劳伦斯对自己所做的不完满的解释，正因为阳具之流是盲目的和攻击性的，是向未来发展的，所以应由男人“打起生命之旗”；他热衷于目的和结果，他体现了超越性；女人则沉溺于她的感情，完全内向；她被奉献给有限的存在。男人不只在性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他还能积极地出乎其外；他扎根于性的世界，但又逃避它；女人却把自己关闭于其中。思想和行动植根于阳具；没有阳具，女人不在这一点上出问题，就在那一点上出问题：她也能扮演男人的角色，甚至扮演得很出色，但那只是游戏，并无严肃的真实性。“女人实际上是指向地心的向下的一极。她那深沉的积极性在向下的水流和月球的引力中。男人则是向上的一极，他指向太阳和白昼的活动。”女人“最深层的意识在腰部和腹腔”民如果将此颠倒，把她的精力之流向上引到胸部和头部，她就会变得聪明、高尚、有为、杰出，堪与男人匹敌；但劳伦斯认为，她很快就满足于此，停止不前，然后又返回性，“性就是她在此刻的事务”民在行动的领域里，男人必须做发起人，起积极作用，女人仅在情感的层次上是积极的。

于是，劳伦斯在此重新发现了博纳尔（bonal）、奥古斯特·孔德和克莱门特·握太尔（chan vautel）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女人必须使她的存在服从男人的存在。“她应该相信你，相信你所拥护的深刻的目的。”然后男人将报她以无限的温柔和谢意。“当你的妻子相信你，服从你的目的，而把她置身度外时，回到她身边来该多好啊！你会无比地感谢这个爱你的女人。”除了赞扬这样的忠诚，劳伦斯还指出，男人应真正忙于伟大的计划；倘若他的计划只是虚假的目标，一对配偶就会在低下的欺骗中反目。宁可像安娜·卡列尼娜和提伦斯基、卡门和唐·朱赛那样把自己封闭在爱与死的女性之圆中，也胜似皮埃尔和娜塔莎那样互相欺骗。

但始终存在着这种保留，劳伦斯仍然效法普鲁东和卢梭，在他所赞美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妻子要从丈夫那里证实她的存在。劳伦斯也像蒙特朗那样憎恶地在其作品中反对希望颠倒角色的妻子。要让女人放弃扮演“伟大母亲”的角色，要让她不再要求保持其生命的真实性；专断和贪婪的女人有害于男人，她将把他推入有限的存在，使他偏离他的目标。与蒙特朗相反的是，劳伦斯并不诅咒母性。他喜欢成为肉体，并接受他的诞生，喜爱他的母亲。在他的作品中，母亲总是作为真正女性的典范出现的；她们克已自制，宽宏大量，把全部的温情奉献给孩子；欣喜地看到他们长大成人，并为此而骄傲。但令人恐惧的是那种个人主义的情人，她把男人拉回他的童年，她阻止男性的自由行动。“月球，这女性的行星，使我们向后摆动。”她无休止地谈论爱情；对她来说，爱情就是索取，是填充她在自己身上所感觉到的空洞；这样的爱接近根。因此，贺米奥恩因为不能把她自己奉献出来而遭受了可怕的匾乏感，但她依然想吞并伯锤。她失败了。她试图杀死地，她在进去他的时候所感到的淫荡的迷狂与性快感的抽搐是完全一样的。

劳伦斯厌恶现代女性——群宣称她们有权拥有一种意识的，矫揉造作的人物。当女人有了性的觉醒时，“她便不受自己的头脑、自我意识和自主的意志的支配而发挥功能了。”他禁止她有独立的肉欲；她生来就是献身，而非索取。借着梅乐土之口，劳伦斯大声疾呼他对女性同性恋的恐惧。他指责那种在男人面前有主见或咄咄逼人的女人；当米差摸着保尔的小腹说：“你真美”时，保尔便感到受辱，十分不悦。当古准觉得她情人的美貌十分迷人时，她也和米莲一样犯了错误。总之，这种欣赏的态度使他们产生了隔阂，它正像觉得阴jing很可笑或体操健儿很怪诞的冷冰冰的女学者们所作出的嘲讽。渴求快乐也少不了受指责：强烈而单一的享乐也会导致隔阂，女人决不能追求它。在劳伦斯的笔下，有很多独立而支配男人的女人都错失了女性的使命。乌苏拉和古准便属于这种类型的女人。首先，乌苏拉是一个独断独行的女人。了男人必须对她让步。他最终让她折腾得吃尽了苦头。’心她将学会制服自己的欲望。古准则是一个固执的女人；她善于思考，喜爱艺术，对男人的独立自主和从事活动的机会颇有艳羡之意；她始终保持着完整的个性；她要为自己活着；占有欲、＠，喜欢冷嘲热讽，始终把自己封闭在她的主观性中。

在《儿子与情人》中，米莲是个最主要的人物，因为她最少文明的矫饰。盖拉德应为古准的失败负部分责任；但就保尔而言，米莲则独自承担了不幸的重负。她也极想身为男子汉，虽然她憎恨男人；她对自己身为女人很不满意，她想“出人头地”，结果生命的洪流却没有从她身上流过。她可能像女王或女祭司，但决不像酒神节的女祭司；只有她在心灵中重新创造事物，并赋予它们以宗教价值时，她才会受到这些事物的骚扰。正是这种狂热使她脱离生活；他富有诗人气质，神秘，不善于适应环境。“她过分努力，反而作茧自缚……她并不笨拙，但从未做出正确的举动。”她寻求内在的欢乐，现实使她感到害怕；当她与保尔在一起睡觉时，她的心更处于恐惧的状态；她总是为意识困扰，而非置身生活。她不是伴侣；她拒绝与她的情人融为一体；她希望把他吞噬掉。她这种欲望使他极为不悦，当他看见她抚摸花朵时，他勃然大怒了。可以说，她曾想撕碎他们的心。他对她反唇相讥：“你是爱情的乞丐，你根本没有爱的需求，只想让人爱你。你想用爱情把你填满，因为你缺少某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性爱并不是用来填充空虚的；它必须成为一个完整存在的表现。女人所谓的爱情是她们在她们想占有的男性活力面前的热烈渴望。对于米莲，保尔的母亲看得很清楚：“她想要他的一切，想把他与他自己分开，将他吞下去。”这位少女在她的朋友生病时非常高兴，因为她能够表示对他的关怀：她表面上侍候在他身边，实际上那是把她的意志强加给他的手段。因为她依然与保尔有隔阂，她在他身上激起的“热情类似于鸦片所引起的兴奋”。但她并不能给他带来欢乐和平静，从她的爱情深处，在她秘密的自我中，“她厌恶保尔，因为他爱她，并支配着她”。于是保尔离开了她。他寻求与克拉拉的匀衡；她美丽、活泼，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他们达到了放浪形骸的狂热时刻；但是克拉拉并不理解这种情景。她把她得到的欢乐当成是保尔的赐予，归因于他独特的天性；她想独自占有他。她并没有将他抓到手，因为她想让他完全为她所有。只要爱情是个人化的，它就会变成贪婪的个人主义，性爱的奇迹就会消失。

女人必须放弃个人的爱情；无论是梅乐土还是唐·席普里诺，他们都不愿意与他们的情妇谈情说爱。泰列丝可谓一个标准的妻子，当凯特问她是否爱唐·拉蒙时，她很恼火。她答道：“他是我的生命。”她给予他的是某种异乎爱情的东西。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放弃傲慢和自我意志，如果她在男人眼中体现了生命，男人在她眼中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真谛，查太莱夫人才找到了欢乐与平静：“她放弃了坚强而光辉的女性权力，这是使她曾经疲倦而坚强的权力，如今她一头钻进了新的生命之沐浴，钻进了那流溢着无声的热情之歌的深处。”她被唤向如痴如醉的狂喜；她盲目地服从她的情人，但并非在他的怀中寻找自己，而是与他结为和谐的一对，与雨、树和春花融为一体。乌苏拉也正是这样在伯理的怀抱中放弃了她的个性，于是他们达到了“完美的均衡”。《羽蛇》最为完整地反映了劳伦斯的观念。因为唐·席普里诺就是一个“打起生命之旗”的男人，他是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这一使命，以至他身上的阳刚之气达到了神性的高度：如果他自誉为神，那也不是故弄玄虚；那只是说明，每一个十足的男子汉就是神；因而他赞扬女人的绝对忠诚。凯特满脑子西方的偏见，她一开始就拒不接受依附的地位，她固守她的人格和有限的存在。但她最终仍被那生命的洪流渐渐穿过，把自己的身心全交给了席普里诺。这并非屈服于奴役；因为在决定与他结合之前，她要求他承认他对她的需求；他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男人就是离不开女人。然后她才同意只给他当配偶；她接受了他的目标、价值和宇宙。这种从属甚至表现在他们的性关系中；劳伦斯不让她紧绷着肌肉使劲达到快感的高峰，不让那震撼她的抽搐把她与男人分开；他故意否认她的高潮；当唐·席普里诺感到凯特快达到那抽风般的快感时，他便撇下了她：“因摩擦的满足而迷狂得脸色发白，那阿芙洛狄忒出水的阵痛”；她甚至放弃了这性的自主权。“她的奇异的、翻腾着的女性的意志和欲望在她身上平静下来，迅速地消失了，她一任自己处于平静而精力弥满的状态，就像无声流涌的温泉，她柔和而有力，含有一种隐秘的精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把劳伦斯的小说称之为“妇女指南”了。要“接受这个宇宙”，女人要比男人困难得多，因为男人自主地从属于宇宙的秩序，女人却需要男人的中介。对女人来说，当“他者”体现了异己的意识和意志时，确实存在着一种屈服。相反，像男人所采取的自主从属则明显地类似于专断的决定。劳伦斯的男主角不是一开始便受到指责，而是从开始使掌握了智慧的秘密广他们对宇宙的从属早已完成，并从中得到了这么多内在的确信，以至他们像任何高傲的个人主义者一样狂妄；有一个通过他们发育的神抵，此人即劳伦斯本人。至于女人，她当然要在他们的神性面前俯首贴耳。就男人是附具而非大脑而言，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便保持了他的优势；女人并不邪恶，甚至很好。但她是服从者。毫无保留地让自已被限定为“他者”，这就是劳伦斯向我们提供的所谓“真正的女人”的理想。

三、克洛代尔和主的婢女

克洛代尔的天主教教义以其乐观主义与众不同，它甚至坚持认为，恶本身也能被转化成善：恶本身便含有其不容丧失的善产．克洛代尔赞美一切创造，他自然采取了造物主的观点——因为造物主全知全能，大慈大悲。没有地狱和罪孽，也不会有自由意志和拯救；当上帝从无中创造出这个世界时，他已预见到堕落与赎罪。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心目中，夏娃的违抗把她的女儿们推入了最坏的境地，人人都知道神父们多么严厉地斥责女人。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只要允许她为神圣的目的服务，我们便会看到她为神明所宽容。“女人啊！她曾通过在伊甸园的违抗向上帝报以服务；在她与他之间建立了深刻的理解；通过堕落她用那肉体赎罪！”她就是罪恶之源。男人由于她而失去了伊甸园。但男人的罪孽已经赎清，人世重新受到上帝的赐福：“我们决不离开上帝最初安置我们的乐园！”“整个大地都是上帝许给我们的国度。”

没有什么来自上帝之手，他没有给予任何本身不好的东西：“上帝从不制造无用的东西。”甚至不存在不必要的东西。“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都同时是互相需要的。”因此，女人在宇宙的和谐中有她的位置，但并非一般的位置；有“一种奇异的激情，在鲁西弗的眼中，那是可耻的激情，它把永恒维系在昙花一现的虚无之上”。

大多数人确信，女人可能成为破坏者：克洛代尔在莱克的身上体现了那种把男人引向沉沦的杯女人；在任午的分界线》中，伊赛毁灭了迷上她的男人。但是，倘若没有毁灭的危险，也不再有拯救了。女人是“危险的因素，上帝有意在他的庞大建构中引入了这个因素”入男人难免受肉体的诱惑是好事。“正是我们身上的这个敌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戏剧性的因素——一种有毒性的刺激。倘若心灵果真不受那强烈的吸引，它就会沉睡……只有通过搏斗才能走向胜利。”要唤起男人认识他的灵魂，不仅要借助于精神，还得借助于肉体。所有把他从沉睡和安逸中拖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靠普通的理性建立秩序的小小的个人世界中”，不论什么形式的爱情，它都以深刻的干扰因素发挥着这个作用。女人常常给人造成骗人的幻觉：“我就是不能实现的希望，我的魅力正在于此。我是实有的欢乐，含着虚无的懊恼。”而且幻觉中也有其益处；这便是守卫天使向唐娜·普罗海兹所说的话：

“即使罪也有功德！”“那么他爱我是善行吗？”“你教他产生欲望就是善行。”“教他渴望一种幻觉，一种永远达进他的影子吗？”‘投望要的是存在的东西，幻觉则是不存在的东西。通过幻觉的欲望追求存在的东西，经历了不存在的东西。按照上帝的意志，普罗海兹对于罗准格就是：“一把穿透他的心的利剑。’

然而女人不只是上帝手中的剑；人们并不总是拒绝世上的好事情：它也是养料；男人拿到它，并据为己有。他所钟爱的人将体现宇宙中一切可赞赏的美；她成为他不绝于口的赞美歌。“你多么美，维臭兰，你所在的人世多么美！

“让我呼吸作的芳香，当大地像祭坛一样被阳光照耀，被雨水冲洗，长出蓝花和黄花时，就散发出这样的香味。”

“它还像麦杆和野草在夏天的原野上散发的芳香，也像秋天的芳香。”

她包含了整个自然：玫瑰与百合、星星、果实、蓓蕾、风。月亮、太阳、泉水，以及“午日下大港口中平静的海面”入她还是一个同类的存在：某个像我自己一样的人……

“某个听我说话和信任我的人。”

“一个语声轻柔的伴侣，她搂住我，使我确信她是女人。”

正是通过把她从肉体和灵魂上贴在自己的心上，男人在大地上扎下了根，从而实现了自己。他抱起她，她并不容易负担，但男人并非毫不动情。他对这沉重的负担吃惊了，但他不会撇掉它，因为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任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珍宝，”维奥兰说。

通过把自己给予男人，女人完成她尘世的命运。

“做一个女人而不让他人占有，那有什么用？”

“亲爱的，你说，我不是被白白创造出来的，被选中占有我的人就是他，他确实存在着。”

“啊，我真乐于填满那颗等待着我的心。”男女的结合是在上帝面前完成的；它神圣，属于永恒；它必须通过一种深刻的由意志支配的行动来体现，不能按照个人的奇思怪想被打断。“爱是双方互予的赞同，在上帝看来，它如此伟大，以至显得十分神圣。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一样，这种神圣性实现了心中的重要欲求。”男女通过这个结合而互相给予的不只是欢乐，它还是牺牲，克洛代尔认为，它是使两个人必须永远互相满意的训练。每一个人都会占有他人，他们将互相发现各自的灵魂。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为他人所有。每一个人都通过他人才显得合理、必要，从而变得完整。

“她什么时候能离开我而生活下去呢？我何时才不再做她失之则不成为她自己的人呢？”

“如果不是不再成为必不可少的，它是我们称之为死亡的东西吗9”

在这种必要的美妙结合中，再次得到了乐园，死亡也被征服：

“这儿最终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重新组成，这就是乐园中曾有过的存在。”

最终，在另一个人的形式下，每一个人都完满地达到了“他者”，也达到了上帝。克洛代尔说，我们给予一个人的对于另一人来说，就是不同方面下的上帝。他指出，正如同类的爱一样，上帝的爱也以相同的方式让我们感到自己是不完善的。至善是在我们之外与超越我们的某种东西。

因此，每一个人都在他人身上找到尘世存在的意义和人生不完满的铁证：

“我要求你的和我能给予你的并非暂时的东西，而是永恒的东西。”

然而男女的角色绝不是真正对称的。在社会的层次上，男人的优先权十分明显。克洛代尔信奉等级制，在其他人中间，他信奉家庭的等级制：丈夫当家长。安娜·沃克斯主管她的家。唐·皮拉日把自己当做园丁，肩负起照着唐娜·普罗海兹这株珍奇植物的任务。仅身为男人这一事实便享有了一种优惠。“把我与同一种族的男人相比，我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什么人呢广西格尼问。耕田是男人，建造教堂是男人，持剑搏击是男人，在世界上探险，侵占领土、行动、许诺，全都是男人。通过男人的手，上帝在人间的计划得以完成。女人只是辅助者。她安分守己，维持旧章，消极等待：“我依然故我，常处于斯，”西格尼说。

她保护库封坦涅的遗产，当他去为理想的事业奋斗时，她把他的账目整得井井有条。女人给武士带去希望的救援：“我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希望。”还有怜悯的希望：“我曾怜悯过他。他能转到哪儿？如果不是转向那个自轻自贱的女人，他正在以亲昵而羞怯的态度找他的母亲。”

克洛代尔并不认为女人了解了男人的弱点就是反对男人；相反，他把蒙特朗和劳伦斯的作品中所夸耀的男性自豪视为读神。男人能认识到他的肉身凡胎和可悲可悯是好事，他不应忘记他的来源和与之相应的死亡。

但在婚姻中，妻子把自己给予了对她负责的丈夫，克拉拉面对考尔躺在地面上，他把脚放在她身上。妻对夫、女对父、妹对兄的关系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西格尼握住乔治的手发誓，一如骑士对其领主发誓，或如一个修女发愿。

忠贞诚信是女人从属者最高的德性。柔顺谦卑是女人的本分，只有以种族和家族的名义她才能表现出高傲和不屈；库封坦涅的高傲的西格尼及台特·德奥尔公主便是这样的女人，后者背着被害父亲，过着孤独悲惨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在父亲临死前的痛苦时分伴随在他身边。女人常常带着安慰与和解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是听从莫德卡指挥的埃丝特，是服从祭司的犹太人；通过对理想的事业的忠诚，她克服了她的软弱，改变了她的柔顺和谦逊，那事业是她的，因为那是她主人的；她正是以她的热忱赢得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她成为最有价值的工具。

在人的水准上，她似乎从她的顺从中提炼出了她的崇高。在上帝眼中，她成了完全自主的人。实际上对男人来说，存在是超越；而对女人来说，它仅仅继续维持了男女在人间的差异：完全实现超越只在天国，不在人间。女人与上帝的联系正如她拥有伴侣一样直接，而且它更亲密、更秘密。上帝通过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神父的声音对西格尼说话；维奥兰在伤心时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普罗海兹只同守护天使打交道。克洛代尔的大多数崇高的人物都是女人，如西格尼、维奥兰和普罗海兹。这部分因为他认为神圣的感情在于克制。而女人又很少涉及人的设计，她缺少个人的意志：她生来就惯于给予，而非索取，她更倾向于完全的奉献。她超越正当而有益的人世欢乐，甚至宁可牺牲这些欢乐。为了一个确切的原因——救教皇，西格尼这样做了。普罗海兹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她对罗准格怀着被禁止的爱情：

“难道你希望我把一个奸妇推入你的怀抱吗？…··哦只应是一个即将死在你胸膛上的女人，不是你渴求的永恒之星。”

但是，当那爱情能成为合法时，她就不想在人世上得到它了，因为她知道，要与罗准格在某个神秘的国度里结婚，只有否定她才能实现：

“我将把赤裸而苦恼的他给予上帝，上帝会使他在一声霹雳中恢复元气；于是，我有了配偶，我怀里搂着一个神。”

维奥兰的解决方法更加莫名其妙；因为当她能与她所爱而又爱她的男人合法地结合时，她竟选择了麻疯和失明。

“也许我们过分地相爱，反而使我们的爱变得不正当、不够好，以至使我们不能相爱。”

如果说克洛代尔笔下的女人都明显地献身于神圣的英雄主义，那首先是因为他从男性的角度看待她们。两性中的任何一方在对方的眼中都体现了“他者”；而在男人的眼中，女人时时处处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地者出现的。有一种神秘的优点，“我们自知得不到它，女人支配我们的力量便由此而来，这力量就像天恩的力量”。此处的‘哦们”只指男性，而非人类，与他们的不完美相反，女人是无限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此看到了一种新的顺从原则。通过圣徒们的联合，每一个人都成了其他所有人的工具；而女人则特别是拯救男人的工具，但男人却不是拯救女人的工具。《缎子鞋》是罗准格得救的史诗。该剧从他的哥哥向上帝祝福开始，以被普罗海兹导向神圣的罗准格之死作结。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女人因此而得到了最充分的自主。因为她的使命就在她自身之内，或救男人，或为他做榜样，她总会独自实现她的得救。皮埃尔·德·克尤对维奥兰预言了她的命运，他在心中收到了她的牺牲的美妙结果；他将通过教堂的石碑在男人眼中抬高她。但实际上她却是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自己得救的。克洛代尔的作品中有一种女性的神秘主义，它与但了面对贝阿特丽丝的女性神秘主义，诺斯替教徒和称妇女为革新因素的圣西门传统的女性神秘主义都有关系。而且从男女均为上帝所创造这一事实出发，克洛代尔也把自主的命运赋予了女人。于是，女人通过使自己成为他人，也作为主体完成了她自己——“我是主的仆人”；正是在她的“自由”——她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中，她显现为“他者”。

《索菲的奇遇》中有一段文字差不多总结了克洛代尔的整个概念。这段话说，“上帝已让女人生就这样的面貌，不管它多么陌生和难以形容，它总是确切地体现了上帝的完美。他使她生来就有吸引力。他把结尾与开始连接起来。她能使男人回到富有创造力的微睡状态，她正是在这种状态中被构想出来的。她是命运的支柱。她是赠品。她使占有成为可能。正是在她的身上，把造物主与其工作不间断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有了结合点。她理解造物主。她与他以某种方式共享了耐心与创造的力量。”

就一个方面而言，女人似乎不可能被抬得更高了。但克洛代尔毕竟以稍微现代化的方式诗意地表现了天主教的传统。因人们一直认为，女人在尘世上的命运并不破坏她的超自然自主；而承认了这一点，天主教反而觉得能维持住男人在人间的特权。男人在上帝面前敬重女人，在尘世上却把她当奴婢对待，他们甚至认为，越是要求女人绝对服从，越使她走向了得救的道路。献身于孩子、丈夫、家庭、家族、国家、教会，这就是她的命运，也是资产阶级始终派给她的命运。男人付出他的行动，女人付出她的人格。以神意的名义将这一秩序辞圣化，这就能够保证对它不做丝毫更改，而只应永远将它延续下去。

四、布勒东或传

尽管巨大的鸿沟分开了克洛代尔的宗教世界和布勒东的诗意宇宙，但就他们派给女人的角色而言，两者之间仍有其相似之处：她是干扰的因素；她把男人拖出有限存在的沉睡；她是人口、钥匙、门和桥，她是把但丁引向彼岸的贝阿特丽丝。“如果我们在一瞬间专心观察健全的心智世界，男人对女人的爱就会继续以巨大的黄褐色花朵充斥天空。”对于那个总觉得要使自己相信一种安全位置的精神，它依然是可怕的障碍。另一种爱则导致了“他者”的爱。“为人类敞开的爱之水间正处在为某种存在西选择的爱之顶点上。”在布勒东看来，彼岸并非遥远的天国：它就在这儿，可以像暴露平庸的日常生活一样把它打开；例如，情欲便驱散了她知识的诱惑。“在我们的时代，据我所知，性的世界…、··一直不停地使其坚不可破的黑暗内核与我们进入这个宇宙的意志相对抗。”投身于神秘之中便是了解它的唯一方法。女人是一个谜，她制造谜团；她的很多方面共同组成了“这个奇特的存在，我们从中瞥见了司芬克斯的持久体现”；正因为如此，她就是天机的泄露。布勒东对他所爱的一个女人说：“你就是秘密的体现。”接着又说：“我看见了你向我显示的东西，我只看见了它的显现，并不知其构成。”

这就是说，女人是诗。她所起的作用与热拉德·德·捏瓦尔的作用相同；但在布勒东的《西尔维亚》和《奥列利亚》中，她又具有回忆或幻想的性质，因为梦比现实更真实，两者并不完全重合。布勒东认为，重合是完美的：那儿只有一个世界；诗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女人纯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一个人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碰见了她，那是平凡的一日，正如日历上的其他日期一一ed月12日、10月4日或任何一日一样，在一个平庸场合——某条街拐弯处的一家咖啡馆。但是，她总以某种不同凡俗的特征显得与众不同。娜佳“昂首而行，迎然不同于其他行人……一身引人注目的打扮……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布勒东向她打招呼。“她微笑了一下，但最莫名其妙的是，她仿佛已经知道有关这种情况下的一切。”在他的《狂爱》中：“这个刚走进来的女人仿佛被烟包裹——她身上着火了吗？……我可以确切地说，1934年，5月29日，在这个地方，这个女人美得出奇。”诗人立刻认识到，她对他的命运起着作用。有时候这只是一现即逝的次要作用，如《连通器》中那个有一双德莉拉的眼睛的孩子所起的作用；甚至在这个德莉拉周围涌现出一些小小的奇迹：布勒东与她有一次幽会，在同一天他读了一篇署名西蒙的妙文，此人是他久未见面的朋友。有时候绝世美人也在增多，5月29日那个无名的女人——一个在音乐厅里做着游泳动作的水中仙子，她早在一个曾在一家大饭店中听说过的双关谐音的诗题“ondthe，on dfor”［水中仙子，晚饭〕中已被预言了；她与诗人第一次漫长的夜游被详细地描绘在他回回年前所写的一首诗中。这些妖女中最出色的是娜佳：她能预见未来，能在同一瞬间说出她的朋友心中正在浮现的话语和形象；她的梦和她胡乱写出的东西都有神秘的预言性质，她说：“我是令人惊奇的灵魂”，她“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导她的生活，“只凭着直觉，并不断地在奇迹中”生活；在她的周围，看起来纯属偶然的东西引起了大量奇怪的事件。她丝毫不顾及表面现象，以至达到了蔑视理性和法则的程度：她极其兴奋地呆在收容所中。她是“自由的精灵，就像空气精灵一样，若不是对他们不存在服从的问题，某些巫术就可以借助他们制造暂时的情爱了”。因此，她不能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她神通广大，受到神的感召，她依然过于接近那些拜访涅瓦尔的虚幻的东西；她打开了超自然世界的大门；但她没有能力献出这个世界，因为她不能献出自己。

正是在爱情中，女人被完成和被达到了；她是特殊的，接受了特殊的命运——并没有在宇宙中到处飘荡——然后她包容了一切。正是在深夜的时刻，“当她是那完美的镜子，当境子中存在的一切和被召唤到存在中的一切沐浴在那即将成为此刻的东西中时”，她的美达到了它最高表现的时刻。布勒东认为，“找到位置和方式”与“占有灵魂和肉体的真相”是混淆在一起的。这个占有只可能在相互的爱——肉欲的爱中。“一个人所爱的女人的绘画应该不只是他对之微笑的形象，而且更应该是他发问的一个神谕”；如果这个女人本身就与一个观念或形象不同，那么这幅画就只是一个神谕；她必须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在这位洞察者看来，这个世界就是诗，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真正占有贝阿特丽丝。“相互的爱只能产生不受任何支配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肉体经受日晒，在肉体上印下奇妙的烙印：精神是永远流淌的泉水，始终不变，保持活力，只流在野百合花和湿地金盏草之间。”

这种不可摧毁的爱只能是奇特的。在布勒东的作品——从《连通器》到《神秘的17岁》中，它就是他的态度的悻论，他固执地为不同的女人编织着唯一而永恒的爱情。但他解释说，通过否定他，自由选择把一个男人导向错误选择，这样的社会状况是存在的；此外，实际上他正在通过这些谬误寻找一个女人。如果他想起了那些可爱的面孔，他“同样会在所有这些女人的脸上只认出那一张脸：他所钟爱的最后一张脸”。“多少次，我一直能认出，在十分陌生的外表下，一种最例外的共有特征要求在这些面孔中逐个地界定自己！”他问《狂爱》中的水中仙子：“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女人？如果你要来，是在今天吗？”但在《神秘的17岁》中却是：“你完全知道，在初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认出了你。”在一个完善而新生的世界上，由于相互的和绝对的给予，配偶就不会分散了：既然被钟爱的人就是一切，怎么会有另一个人的容身之地呢？她也是这另一个；越是如此，她越是她自己。“不平凡的事情与爱情是分不开的。因为你是奇特的，你在我眼中永远都是另一个，是另一个你。走过那一片千姿百态的群芳丛，我所爱的变幻不定的形象还是你，你时而穿上红内衣，时而裸体，时而又穿上灰内衣。”谈到一个奇特的女人时，布勒东写道：“在我看来，相互的爱是众多镜子的排列，这些镜子能从千百种我并不知晓的角度反映她——我所钟爱的人的真实形象，它令人惊讶地预测我们的欲望，并被赋予更多的活力。”

这个奇特的女人既有血有肉又矫揉造作，既无真又多情，她与超现实主义者所喜欢的暧昧对象具有同样的勉力：她像诗人在跳蚤市场上找到的或在梦中创造的组合物——汤匙——鞋、餐桌——狼、大理石——糖；她分享了那些突然露出真相的事物的秘密，也分享了植物和石头的秘密。她就是一切事物。

但更为特殊的是，她是高于和超出所有其他事物的美。。布勒东认为美不是一种被苦思出来的观念，而是只有通过热情才能被显现，因而才存在的现实；不通过女人，世界上就没有美。

“在那惊谬的区域内，深入到人间的严酷考验中，两个已经互相选择的人交融在一起，把自古以来丧失的价值归还给一切事物，在那里，荒野在呼啸，很多年以前，我就通过大自然的奇妙设计之——它把阿拉斯加火山口的雪堆积在火山灰下，在那里呼唤探索一种新的美，那只有在即将熄灭的热情中才能看到的美’；“颤栗的美将是性爱的，朦胧的，突然发作的，神奇莫测的，或完全不是”。

万物因女人而产生了它们的意义：“正是通过爱情，也只有通过爱情，本质和存在的交融才能在最高的层次上实现。”它是为情人，同时通过整个世界而被实现的。“爱情使一个单个存在的世界与日常新，重放异彩，放出万道光辉。照亮了人间。”所有的诗人几乎都认为女人体现了人的天性，布勒东认为她不只表现了人的天性，而且还解放了它。因为人的天性并非坦然外露，必须戳破它的秘密，才能看见女人的真相，其实也就是她的美；诗不只是对这种真与美的反映，而且还是开启它的钥匙；女性与诗没有分别。正因为如此，她才成为不可缺少的中介，没有她大地就成了无声的世界：“随着那爱之炉火向我的升腾和低落，她常常自然地表现出容光焕发和神色黯然的样子，或对我殷勤，或对我冷漠。失去这样的爱——唯一的爱，一个存在的爱，我才真正体会到一片茫然的空洞。要把我的价值借给存在的东西，就需要一道巨大的彩虹……我目眩头晕地静观你的双手，那双手在被点燃的树枝上张开，火烧得正旺——你那迷人的手，你那在我的生命之火上明显地高举着的手。”他所爱的每一个女人都是自然的奇迹：“一棵小小的羊齿草长在古井的壁上”；“…··煤种令人迷惑的东西，短暂得令她不得不想起……那对自然的重要的肉体需求，同时使人更为温柔地梦见某些奇异的花正在开放”。反过来说，每一个自然的奇迹都与被钟爱的女人混在一起；当布勒东面对一个洞穴，一朵花和一座山时，他便赞美女人。

但是，美依然是某种超出美之外的东西。它与“意识的深夜”混淆在一起；它是真实、永恒和绝对。女性所流露出的人的天性之一面并非短暂的和次要的；它是必要的人性本质，一种并非如柏拉图所想像的那样为万物建立的本质，而是“突然发作”的本质。“除了这把钥匙，我在内心中再找不到其他宝藏，因为我认识你，它才为我打开了这无边的草地，穿过这草地，我将被导向我临终的日子……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和我将一直沿着那条斜阳照射的小路，走向生与死的分界线……”

于是，通过她激发起和她所分享的爱情，女人成了每一个男人唯一的能得到的拯救。在《神秘的17岁》中，她的使命被扩大和确定：她应该拯救人类。布勒东一直沿袭着傅立叶的传统，即要求为肉体恢复名誉，把女人当做性爱的对象颂扬；他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走向了圣西门通过女性求得新生的观念。但是，支配者是男性，社会至今未发生变化，因此那个古尔蒙（rtw decourmont）喂到蓝波（arthr fombaud）便说他一身的“女人气”！不管怎样，“女性观念压倒男性观念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今日的动乱中，后者明显地趋于崩溃二…··在男人的想像中歌唱的女人总是失落的女人，但她——尽管男女双方都受到考验——必须成为新生的女人。她首先应该重新找到自己，学会认识自己，不靠男人的可疑援助，径自穿过男人在她周围建立起来的那些地狱”。

她首先应该起到和解的作用。使布勒东感到惊讶的是，她并没有利用她那打动男人之心的可贵力量，她伸开双臂，把争斗的男人拉在一起喊道：“你们都是兄弟。”如果今日的女人显得神经错乱，失去平衡，那正是男人对她横施暴虐的结果；但她依然保持着奇迹般的力量，因为她深深植根于生命的源泉，而男人已经丧失了它的秘密。“我向海露辛呼救，我看不出还有谁能压取这个野蛮的时代。我吁求完整的女人，正如她在今天被剥夺了人的地位，女人依然是她的动摇的根基的囚徒，而且她无疑被她的根据保持在与基本的自然力量的神圣交流中…、·，因而那种神话就说，女人因为男人的浮躁和醋意而被剥夺了人的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很好地宣扬女人的事业了；“在明显反对男人和拥护女人的艺术中发表意见”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期待女人重新得到她在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孩子般的女人。艺术必须为她接近整个可被感知的事物而做出有系统的准备。”为什么要孩子般的女人呢？布勒东向我们解释说：“我选择孩子般的女人并非为了把其他女性置于相反的一面，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也只有在她身上，才能在绝对透明的状态下找到另一种可见的光谱…。”

女人仅仅被证明为人，她还与男性的人一样，不能拯救多灾多难的人世；是女性给文明引入了另一种因素，这种因素是生命与诗的真谛，只有它能拯救人类。

布勒东的眼界特别富有诗意，按照这种眼光，女人也被视为诗，因而也被视为他者，假若提出她的个人命运的问题，对它的回答就要涉及到互爱的观念：女人除了爱情别无其他使命；这并不降低她的身份，因为男人的使命也是爱情。但人们可能想要知道，爱情对于女人是否也是通向人世的关键和美的显现？她是否在她的爱情中或她自己的形象中找到了那种美？她能否通过一个有知觉的人做出认识诗的诗意行动，或她会不会只局限于赞扬男性的作品？她本质上是诗，这是直接对男人而言的；但并无人指出，她对她自己而言是否也是诗。布勒东从未把女人作为主体谈论。他也没有描绘过坏女人的形象。尽管布勒东在一些宣言和小册子中谩骂过群氓，但他的作品除了显示这个世界秘密的真相，大体上尽量不涉及它的表面上的反叛：女人仅因为是一种特殊的声音而使他发生兴趣。她深深扎根于自然，贴近大地，似乎也成了通往彼岸的关键。在索菲妞身上看到赎罪和创造原则的诺斯替教徒，选贝阿特丽丝给自己引路的但丁，被劳拉的爱情激起热望的彼特拉克──－一他们都与布勒东共享着同样的神秘自然主义。正因为如此，牢牢扎根于自然和贴近大地的存在也是通向彼岸世界的关键。她是真、美、诗，她是一切：一切再次处于“他者”的形式之下，唯独排除了她自己。

五、司汤达成现实申的浪漫主义精神

如果我现在撇开现代作家，返回司汤达，那是因为我觉得，离开这种把女人打扮成复仇女神、山泽女神、海妖和晨星的狂欢节气氛，走向一个在有血有肉的女人中生活的男人，是令人感到轻松的事情。

司汤达从童年就开始对女人怀有肉欲的爱；他把他的青春热情都投射到了她们身上：他幻想他从危险中救出陌生的仙女，并赢得了她的爱。来到巴黎以后，他最渴求的就是“一个迷人的女人；我们将相亲相爱，她将成为我的知心人”。成年以后，他用金粉书写他最钟爱的女子的姓名。他承认：“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做艳想。”女人的形象哺育着他的梦想；想起这些形象，竟给风景也增添了趣味。“在从杜尔到阿勒斯的路上，那些峭壁的轮廓在我眼中明显就是玛特儿的心的形象。”对于他重视的每一样东西——音乐、绘画和建筑，他都怀着郁郁不欢的情人的心情倍加珍爱。即使漫步在罗马，眼前的每一幕都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形象；在由她们所激起的惋惜、悔恨、渴望和欢乐中，他认识了他心中的意念；他把她们当成了他的评判者：他经常出入于她们的沙龙，竭力在她们眼中显示出不同凡俗的样子；他把他的最大欢乐和最大痛苦都归因于她们，她们就是他主要的事业；他喜欢她们的爱情甚于任何友谊，喜欢她们的友谊甚于男人的友谊。女人激发了他的创作，女性的人物充斥于他的小说；他实际上主要为她何写作。“我要碰运气让我所爱的人儿——罗兰夫人们、迈拉尼·吉勃特们在iwx）年还会读我的书……”她们就是他生活的内容。她们曾如何达到那样高的位置呢？

这位女人的俊友并不相信女性的奥秘，因为他爱现实中的女人；没有什么本质能一成不变地界定女人；在他看来，“永恒的女性”的观念似乎又过度，又可笑。“两千年来，学者们一再重复一种观点，即认为女人的精神比较活泼，而男人则比较坚毅；女人的思想比较细腻，而男人则有更强的注意力。一个巴黎的有闹者在凡尔赛宫散步时说，从各方面判断，他看到其中的树都长得像修剪过一样整齐。”人们在男女之间所看到的差异正反映了他们处境的不同。比如，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比她们的情人更浪漫呢？“一个女人忙于手工操劳和乏味的工作，她梦想着她的情人；她的情人却在骑兵队中，驰骋于露天之下，如果他犯了错，便会被禁闭起来。”人们还喜欢指责女人缺乏判断能力。“她们易动感情，而不善思考，原因很简单：我们的陋习不准她们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理性根本对她们无用…··。让你的妻子与庄户们经营你那两份家产上的事务吧，那肯定比你自已经营还有利。”如果说历史上很少出现有才能的女性，那只是因为社会剥夺了女人表现自己的一切手段。“所有生而为女人的天才都得不到公共福利；一旦命运让她们获取成名的手段，她们就会赢得最艰巨的成就。”

对于她们，最大的障碍是她们身受的奴化教育；压迫者总是竭力压低被压迫者；男人有意剥夺女人的机会。“我们听任女人身上那些既有益于她，又有益于我们的最佳品质白白地荒废。10岁的时候，小姑娘比她的弟兄敏捷聪明；到了20岁，小伙子变聪明了，大姑娘都成了笨蛋，她羞羞答答，害怕一只蜘蛛”；这当然应归咎于她受的训练。女人应受到与男人相同的训练。反女权主义者指责有文化教养的女人是怪物，问题的全部纠葛在于，她们至今还是特殊的人物；如果她们全部都像男人一样自然地获得文化，她们也会像他们一样自然地因此而受益。当她们受到伤害以后，她们总是被交给与自然相反的法律：她们违背自己的情感结了婚。然后被要求忠贞，如果以离婚求解脱。它本身就像行为不规一样受到责备。当除了工作别无幸福的时候，很多女人注定无所事事。这种状况使司汤达感到愤怒，他从中看到了横加在女人头上的所有过错的根源。她们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更不是司芬克斯：她们只是被社会的愚蠢习惯降低到半奴隶状态的人。

正因为她们受到压迫，她们中的校校者才没有那些使她们的压迫者受到损害的缺陷；她们本来并不低于男人，也不高于男人，但她们的不幸处境反而巧妙地有益于她们。众所周知，司汤达十分憎恶严肃的态度：在他的眼中，金钱、荣誉、地位和权力似乎都是最令人头痛的偶像；大多数男人都卖身求利；学者、有势力的人物、资产阶级、做丈夫的有的人都窒息了他们身上生命和真情的火花；他们满脑子既定的观念，人云亦云的意见，对于社会常规已完全适应，他们的人格空空如也。一个被这一群没有灵魂的家伙充斥的世界是无聊的沙漠。不幸有很多女人也陷入同样悲惨的泥潭；她们或为玩促，“心胸狭窄，满脑子巴黎人的观念”，或常常是伪装的虔诚者。“对于可敬的女人和她们少不了的虚伪”，司汤达可谓“深恶痛绝”；严肃的态度使她们的丈夫显出装模作样的呆板，她们把同样的严肃带进了她们琐碎的事务；不良的教育使她们愚蠢，而懒散又使她们嫉妒成性，喋喋不休，空虚而轻残，她们冷漠、枯燥、作态、存心不良，她们遍布巴黎和外省；在德·瑞那夫人和德·查斯太勒夫人的高尚形象背后，此类女人是大有人在的。司汤达处心积虑，不怀好意地描写的一个人物无疑是格兰特夫人，在她的身上，他表现了与罗兰夫人和玛特儿正好相反的形象。她美丽却没有表情，傲慢无礼，缺乏怨力，她以她的“令人称道的德行”盛气凌人，不懂得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谦逊；她自我欣赏，趾高气扬，只会摹仿尊贵的外表，而本质上却十分卑贱无处；“她没有性格，…··她令我感到讨厌，”娄万想道。她“明白事理，关心她的计划的成功”，她的全部野心就是让丈夫当上内阁大臣；“她的精神极其贫乏”；她非常世故，是个课是党；她从不动情，当清欲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中爆发时，其中只有欲火的焚烧，没有灵光的闪耀。

只需把上述的描写颠倒过来，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出，司汤达首先要求女人万勿堕入严肃事务的圈套；因为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在她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她们很少去冒她们迷恋的男人所冒的风险；她们更有机会保持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司汤达最推崇的慷慨大度。他在她们身上所喜欢的东西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真诚：这是他心爱的或他精心塑造的所有女人身上的共有特征；她们全都是自由和真实的存在。她们之中某些人还明显地夸耀自己的自由：安盖拉·皮特拉瓜是个“高贵的妓女，一副意大利的风度，就像路克列蒂亚·鲍吉娜一样”，阿祖尔夫人，“一个很像杜·巴里的妓女……我所遇到的法国女人中最少虚荣和浅薄的一个”，她们公开嘲弄社会习俗。拉米尔嘲笑风俗和规则；桑塞维纳夫人热衷于参加密谋，毫不动摇地犯罪。另一些女人则由于她们的精神活力被置于凡庸之上：曼塔就是这样的女人，此外还有玛特儿，她批评和蔑视她所处的上流社会，一心想显得与众不同。至于其他的女人，她们的自由则表现了否定的方面；查斯太勒夫人的明显特征是她对一切次要事物的超然态度；她虽服从父亲的意志，甚至听从他的意见，但她以她的冷漠抗拒了资产阶级的价值，她被因此而指责为幼稚，她也从那冷漠中随意寻找乐趣。克莱莉娜·康佛也因其冷漠态度显得与众不同，她从不参加舞会和年轻姑娘的其他娱乐活动；不知是“由于蔑视她周围的事物，还是看重某种渺茫的奇想”，她总是显得态度冷淡；她评说人世，十分憎恶人间的卑劣。

但是，只有在德·瑞那夫人身上才深藏着灵魂的独立；她自己还不知道她并不完全听天由命；正是她的妇雅和灵敏表现了她对周围那一群俗辈的厌恶；她毫不虚伪，心怀宽厚，具有热烈的感情，善于制造欢乐的气氛。一颗暗暗燃烧的心很难从外表上看出来，但只要一口气就足以吹得她欲火中烧。

这些女人全都单纯而活泼；她们知道真正的价值并不源于外在的事物，而是源于人心。这些价值给她们所处的世界带来了魅力：只要她们出现，她们的梦想、渴望、欢乐和才智便能驱走厌倦。吉娜这个“积极的人物”害怕厌倦甚于害怕死亡。她认为，在厌倦中变得麻木虽“避免了死，却并非活”；她“对某些事情总是热情洋溢，总是好动、快活”。她们或幼稚、头脑简单，或十分深沉，或快乐，或忧郁，或大胆，或缄默，所有的人都反对跃进人类已陷入的沉睡。所有这些保持着自身自由（尽管这自由很空洞）的女人一旦找到了她们的客观价值，她们便会穿过情欲，上升到英雄主义；她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显示出了纯粹的完全奉献。

但是仅仅自由还不能给予她们这么多的浪漫特征：纯粹的自由顶多引起敬意，未必触动感情；令人动情的是克服阻力以争取自由的努力。所做的斗争越艰巨，越能使女人显得动人。仅仅战胜外部的压力，就足以使司汤达满意了；在他的《意大利轶事》中，他让她的女主人公被深封密锁在修道院里，或被嫉妒的丈夫关在宫室之中。因此，她们不得不为同情人相会而想出种种好计；于是，暗j人绳梯、血染的小箱子、诱拐、躲藏、情欲和违抗的爆发，全都经过了精心的炮制；死亡和怵目惊心的折磨更为书中那些疯狂者的胆量增添了兴奋。甚至在比较成熟的作品中，司汤达仍然陷入这种明显的浪漫主义中：把发自内心的东西明显地表现出来；所有的人物千篇一律，很少差异。当克莱莉妞用依次显示字母的方法与法布里斯联络时，她重新发明了爱情。吉娜被描绘为“始终诚实的女人，她从不谨慎行动，完全为瞬间的印象所左右”；正是在她订计策，毒亲王，水淹巴马的时候，这个人物在我们面前得到了显现：她充其量不过显得高尚，为求生而选择了疯狂的逃亡而且。玛特儿搭在窗台上的梯子不再是做戏，它明显地表现了她傲慢的轻率、猎奇的趣味和挑衅的勇气。如果这些人物不是被诸如禁闭的高墙、支配者的意志和家庭的严厉看管等有害的力量所包围，她们的特征就不可能显示出来。

但是，最难克服的还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内心受到的限制：自由的历险在此最可疑、最刺激。显然，司汤达越同情他的女主人公，她们受到的限制便越严。对于蔑视社会习俗的妓女，不管她们傲慢与否，司汤达都十分喜欢；但他对玛特儿怀有更温柔的爱慕，因为她的犹豫和谦逊使她控制住了自己。自西安·娄万对德·霍昆科特夫人的自由精神十分欣赏；但他也热恋贞洁、谨慎和犹豫不决的德·查斯太勒夫人；吉娜临事不惧，他赞赏她的倔强；但比较而言，他更喜爱克莱莉妞，因为她年轻，赢得了法布里斯的心。德·瑞那夫人则为其傲慢、偏见和无知所限制，在司汤达创造的所有女性中，也许独有她最使司汤达震惊。他常常把他的女主人公安排在外省的、受限制的环境中，把她们置于丈夫或愚蠢的父亲的控制之下；他乐于把她们描绘成没有文化和满脑子虚假观念的人物。德·瑞那夫人和德·查斯太勒夫人都是顽固的皇权拥护者；前者胆小，没有经验；后者富有才智，却不欣赏其价值；因而她们都不为她们的错误负责，反而成了错误的受害者，正如她们是制度和习俗的受害者一样；是错误催开了浪漫主义之花，正如挫折造就了诗。

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才决定他的行动，这样的人往往受到粗率的指责或耻笑；由此出发，对于一颗豁达的心试图在暗中行路的勇气和策略，我们便怀着恐惧、同情、嘲讽和爱来赞扬了。正因为女人受到了挫折，我们才看到诸如谦逊、傲慢和极其精美这样一些无用而可爱的品质在她们身上生色吐芳；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品质都是缺点，因为它们滋长了欺骗、过度敏感和性情的乖张；女人的处境就足以说明这一切。女人还被导致在小事情上，或者至少在“一些仅有情感价值的事情上”引以为豪，因为一切“被认为重要的”事情均与她们无缘。她们的谦逊是她们的依赖处境造成的，因为她们被禁止显示她们的行动能力，她们对自己的存在提出了疑问。在她们看来，别人的知觉，特别是她们所爱者的知觉能向她们显示她们的真相：她们对此有所恐惧，并力图逃避之。而对价值的真正关注则表现在她们的逃避、动摇、反抗，甚至谎言之中；这使她们赢得了敬佩；但它表现得十分笨拙，甚至极不老实；它使她们很动人，甚至温柔而可笑。当自由被置于它自己的圈套之中，而欺骗自食恶果的时候，也正好最富有人情味，因而最让司汤达入迷。

当司汤达的女性心中涌起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时，她们便很动人，这时候她们没有规则，没有诀窍，没有推理，也没有任何来自身外的指导能向她们示范；她们不得不自己拿主意。这种载荣了立的情景是自由的顶峰。克莱莉妞成长于自由主义的氛围中，她清醒、富有理智；但从别人那儿接受的意见不管是真是假，在道德冲突中都是无益的。德·端那夫人尽管很有道德，她还是爱上了于连，克莱莉妞救了法布里斯，违背了她的较好的判断：两个事例都说明女人不遵从她们认定的一切价值。正是女人的这种勇气引起了司汤达的热情；但更为动人的是那种不敢承认的态度，它因此而显得更自然、更自发、更真实。在德·瑞那夫人身上，大胆隐藏在天真之下：她对爱情一无所知，因而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在爱，以至毫无抵抗他屈服于爱；似乎因为身处黑暗之中，她才对情欲的闪电失去了防卫能力；她接受了它，弄不清它是否违抗了天堂和地狱。当这团火一熄灭，她便堕入了丈夫和神父所控制的阴影中。不管面对多么明显的事实，她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要她再次见到于连，她又会把心交给他。她的悔罪和她的忏悔神父从她手中夺去的那封信表明，为了逃出土流社会关押她的监狱，为了到达幸福的天国，这个热情而诚实的人竟然被逼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在克莱莉妮身上，这种冲突显然更为自觉；她动摇于对父亲的忠诚和她的怜悯心之间；她力图考虑到各种争端。司汤达觉得，正因为虚伪文明的一群受害者把他信奉的价值的胜利视为失败，那胜利反而更加辉煌。看到她们为了使真正的热情和幸福压倒她们信奉的谎言而使用诡计和欺诈，他十分高兴。当克莱莉妞面对圣母像许诺再不见于连，而此后两年中又闭着眼睛接受他的亲吻和拥抱时，她是又可笑又可悲的！

司汤达以同样温情的讽刺思考德·查斯太勒夫人的动摇和玛特儿的忽冷忽热；为了达到相当简单而正当的目的，竟然绕了这么多圈子，出现了这么多的反复、迟疑和暗中的输赢！这都是令他狂喜不已的喜剧。演这些戏可真累人，因为戏中的女演员既扮法官又扮犯人，因为她就是她自己的受骗者，因为她在只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时，硬是让自己走弯路。尽管如此，这些内心斗争依然显示了能够使一个高尚的灵魂受到折磨的最有价值的焦虑：那女演员想保持自尊；她抬高自己，压低别人，因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人。这些没有反响的、一个独唱的争辩比内阁瓦解的危机还可悲；当德·查斯太勒夫人自问是否对吕西安·娄万的爱做出反应时，她正在做出的决定既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周围的世界。她问自己，一个人能相信别人吗？一个人能依赖自己的心吗？什么是爱情和人的信誓的价值？信和爱是愚蠢还是大方？

这样地拷问对生活的意义，对每一个人和一切人的生活都提出了质问。所谓严肃的人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按照既定的理由证实他的生活；这样一来，热情而深沉的女人便在时时修正已经树立的价值了。她知道孤立无援的自由处于不断的紧张状态；她因此而处于不断的危险之中：她在一瞬间便会赢得或失去一切。正是急不可待地冒了这一场隆，才给她的故事染上了英雄历险记的色彩。这赌注是最高的赌注，它就是生存的意义，而这生存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并且是他唯一的命运。米娜·德·凡海尔的逃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很荒诞；但它涉及到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她的生活出了差错吗？她的幸福已迟到了9个月。她的心过于热烈，以至不能满意现实生活。”玛特儿不如克莱莉妮或德·查斯太勒夫人忠诚，她按照她所建立的有关她自己的观念调整她的行动，而非按照实际存在的爱情和幸福：自救而不失落，在所爱者面前屈服而不反抗他，这样岂不更傲慢、更崇高吗？她也独怀疑虑，正在拿比生命还对她重要的自尊冒险。给这些女人的生活带来光荣的，便是热烈地求索正确的生之理由，是穿过无知、偏见和欺骗的黑暗，在变化着的、灼热的情欲之光下探索，是拿幸福或死亡，尊荣或羞耻去冒险。

女人当然不知道她在周围所散布下的诱惑；自我关注，扮演主要人物，这总不是真诚的态度；格兰特夫人把自己与罗兰夫人相比，明显地做出她不同于后者的行动。如果玛特儿依然很迷人，那是因为她卷进了她的喜剧，因为她在自以为能控制住她的心时却为心所役；她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她逃避她的个人意志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最纯洁的女主人公都缺乏自觉的意识。德·瑞那夫人不知道她的秀气，正如德·查斯太勒夫人不知道她的才智一样。她们的情人深感兴趣的一点也正在于此，读者与作者也与他有同感；他是见证人，通过他，这些秘密的财富显露出来了；他只是赞赏德·瑞那夫人的秋波那一转，赞赏德·查斯太勒夫人周围的人欣赏不了的“活跃、轻松而深沉的精神”；甚至别人若在欣赏吉娜的才智，他已深入了她的灵魂。

在女人面前，男人尝到了观赏的乐趣；他之为她神魂颠倒，正如他陶醉于风景或图画一样；她在他心中歌唱，给天空增光添彩。这种显现是他的自我显现：如果自己不是一个灵敏、敏感和热情的人，就不可能领会女人的美妙之处，以及她们的敏感和热情；女性的情感创造了一个具有微妙差异和各种需求的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可以丰富她们的情人：与德·瑞那夫人为伴，于连就变得与他决定要做的野心家判若两人，他做了新的选择。如果一个男人只对女人有浅薄的欲求，他会觉得引诱她是十分可笑的事情。而真诚的爱则会真正改变他的生活。“爱情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不管形式多么寒怆，它都像维特的爱一样把灵魂向着美人儿的情感和欢乐打开。它甚至在没有财富的情况下也能带来幸标…··”“它是新的生活目的，每一件事物都与这目的相关，同时它也改变每一种事物的面貌。爱欲在一个男人的眼前就像昨天刚刚发明的新东西一样，它以它的崇高性冲击了整个自然。”爱情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日常事务，驱走了厌倦，在这厌倦之中，司汤达看到了深重的罪恶，因为它缺乏活下来还是死去的任何理由。爱情有一个目的，它足以使每一天变成一次历险：在曼塔的洞穴中度过3天，这对司汤达该是何等的愉快！在他的小说中，绳梯、血染的小箱子和种种雷同之处，全都表现了追求离奇的趣味。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女人，为我们点明了生存的真正目的：美、幸福、新鲜的感觉和一个新世界。爱情夺去了男人的灵魂，它让他把它占有，被爱的男人与他的情妇一样感到紧张和冒险，他比在他的职业中更加真实地证明了他自己。当于连在玛特儿放置的梯子下动摇之时，他对自己的整个命运产生了疑问：在那一刻，他失去了真正的标准。正是通过女人，受到女人的影响，并对女人的行为做出反应，于连、法布里斯和吕西安才学会了立身和人世。在司汤达的作品中，检验、奖励、审判者和女友——这一切其实就是黑格尔企图在女人身上同时得到的东西：在相互的认可中，女方的意识给予男方的与她从男方那儿得到的一样真实。两个在恋爱中互相了解的男女结成一对儿，他们否定了时间和宇宙；这样的一对儿完全自足，他们实现了绝对精神。

但是，这一切预先假定女人并不是纯粹的变化：她本身就是主体。司汤达从不局限于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男主人公的功能：他赋予她们以自己的命运。他尝试了一种更为罕见的事业，一种以前的小说家从未尝试过的事业：把他自己投射到女性人物的身上。他并没有像马里弗凌驾于玛丽安娜或里查生凌驾于克拉丽莎·哈罗那样凌驾于拉米尔；他承担了她的命运，正如他承担了于连的命运。因此，拉米尔的轮廓依然有点沉思的味道，而且特别富有意味。司汤达在这个年轻姑娘的周围布下了一切可以想像的障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无知，是在一些满脑子偏见的人们粗俗的养育下长大的，一旦她懂得了“那真愚蠢”这句话的充分含义，她便在她的道路上清除了一切道德障碍。她那新生的精神自由使她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凭着她的好奇心、野心和欢乐的冲动行事。在这颗如此坚毅的心面前，物质上的障碍只能被撇到一边，她唯一的问题便是在一个平凡的世界上造就她配享有的命运。她必须在罪和死中完成它。这也是于连的命运。在现存的社会上根本没有伟大人物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值得注意的是，司汤达竟然既是十足地浪漫主义的，又是决断地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通常都很有理性，对所有的问题都持统一的观点；司汤达却要求妇女解放不只泛泛地打起自由的旗号，而且还要凭着个人幸福的名义。他相信，爱情决不会丧失什么东西，相反，当女人与男人平等之时，她越是能完全理解他，爱情便越是真诚。女人身上被赞赏的某些特征无疑将会消失；但它们的价值来自它们所表现的自由。这将会用其他形式显示出来，浪漫主义精神绝不会从人间消失。两人彼此分离，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存在，在自由中面面相对，他们互相通过对方，寻求他们生存的证明，他们总会生活在充满危险和希望的历险中。司汤达信赖真实。失去真实，就意味着虽生犹死；真在哪里闪光，美、幸福、爱情和一种自有其理由的欢乐就在哪里闪光。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把严肃的问题神秘化，正如他反对伪神话诗一样。富有人情味儿的真实满足了他的需要。他认为，女人只是凡人而已：任何形式的梦想都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狂喜。

六、小结

由以上种种事例可以看出，每一个作家都独特地反映了很多集体的神话：我们一直把女人视为纯粹的肉体；男人的肉体生自母亲的体内，又在恋爱中的女人怀里得到再造。因此，女人与自然相关，她体现了自然：血之谷、开放的玫瑰、海妖、山曲，她在男人的眼中象征着沃土、精气、物质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掌管着诗歌；她成为人间与彼岸世界的中介：为贵妇或为传神谕的女祭司，做明星或做女巫，她开启了通往超自然和超现实的大门。她注定要处于被限定的存在中；她通过她的被动性布施了和平与和谐，只要她拒绝扮演这个角色，就会被视为“祈祷的螳螂”，吃人的女妖。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地者（the priv－ilied other）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

不过，上述各位作家编造这些神话的方式各不相同。他者是按照此者为树立他自己而选择的独特方式而被独特地界定的。每一个作家都肯定了自己的自由和超越，但他们对这两个字眼赋予的含义却不相同。对蒙特朗来说，自由是一种境遇：他就是超越者，他翱翔于众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匍匐在地上，在他的脚下；度量他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使他感到有趣；他时时把她拉向他，提起她来，然后把她向后摔去，从不让自己下降到她的阴暗世界中。劳伦斯把超越置于阳具之上；只有通过女人的恩赐，阳具才是生气与力量，因而内在性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位装模作样高居于大地之上的他英雄其实远非半神半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女人不应受到蔑视，她是财富的源泉，但她必须放弃个人的超越，使自己只限于促进她的男子汉超越。克洛代尔就要求女人拿出这样的热忱：他要求，当男人通过他的活动扩展了生活的领域，女人却得维持原有的生活；天主教认为，尘世的一切俗务都陷于徒劳的有限存在中：唯一的超越者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行动着的男人和为男人服务的女人其实都是平等的；每一方都应从各自的尘世状况中超渡出去：拯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自主的大事。布勒乐则颠倒了性别的等级，在他看来，男人得以超越的行动和自觉的思想似乎构成了愚蠢的神秘化，它引起战争，带来愚昧，造成官僚体制和对人情味儿的否定；于是，被限定性、纯洁、暗中出现的现实反而成了真实；真正的超越往往由一种被限定的存在来完成。他的态度正好与蒙特朗相反：蒙特朗喜欢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可以把女人排除在外；布勒东崇拜女人，因为她带来了和平。蒙特朗混同了精神与主观性——他拒绝接受给定的宇宙；布勒东认为精神客观地存在于世界的中心；女人危及了蒙特朗，因为她打破了他的孤寂；对于布勒东，她就是令人吃惊的显示，因为她把他拉出了他的主观性。至于司汤达，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在他眼中很难有一种神秘的价值：他视她为存在，也像男人一样，是个超越者；对于这位人文主义者来说，两性的自由存在在其相互的关系中实现了他们自身；他认为，如果他者只是另一个人，以至生活有了他称之为“刺激味儿特浓”的东西，那就很够味了。他从不寻觅“完美的均衡”，也不靠那厌恶的面包过活；他不寻找奇迹；也不想关注宇宙或诗，他只关注自由的人。

司汤达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清醒而自由的存在。其他人（这是最主要的一点）除了觉得自己是暗中出现在心中的囚徒以外，只不过装出超越者的姿态而已：他们把这个“坚不可破的黑暗核心’投射到女人的身上。蒙特朗有一种阿德勒所谓的情结，这使他形成了愚蠢的不老实的态度：他在女性身上所体现的便是这种伪装与恐惧的混合；他对女人的厌恶正是他在自己身上所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把凡能证明他自己无能的一切全都踩到女人身上；他利用蔑视的态度拯救自己；女人成了藏污纳垢之坑，他把困扰他的怪物全都抛入其中。劳伦斯的生活向我们表明，他遭受了与蒙特朗相似的情结，虽然那情绪中性的成分更为纯粹：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一种补偿的神话，它夸耀了作家一点也不确信的阳刚之气；当他描写唐·席普里诺脚旁的凯特时，他感到他在他的妻子——佛利达身上赢得了男性的胜利；他不许他的伴侣提任何问题：倘若她反对他的目标，他便会对这些目标失去信心；她的作用就是使他感到心安理得。他要求她平静、安详、忠实，正如蒙特朗要求她确信他的优越地位一样：他们都要求他们没有获得的东西。克洛代尔的缺乏并非自信心的缺乏，如果说他胆怯，那也只是在与上帝同在的神秘中。他的作品中毫无男女两性争斗的痕迹。男人勇敢地承担起女人的重压；她也可能产生诱惑，也可能给予拯救。布勒东似乎认为，男人只有经历了他内在的神秘才是真实的；使他愉快的是，娜佳看见了他所走向的星，那像“一朵无心花之心”的星。在他的梦想、陈述和同时涌现的意识流中——在这样一些不受意志和理性控制的活动中，他认出了真正的自我；女人是被遮盖的存在的可见形象，那存在比他的自觉的人格更加重要。

司汤达处于与他自己的平静的一致中；但是，为了把他散漫的存在集聚成一个计划和命运的整体，他需要女人，正如女人也需要他：似乎男人就是为了另一个人而达到成年；他依然需要借助别人的意识。其他男性对待他们的同伙都很冷漠；只有可爱的女人为她的所爱打开心扉，把他完全荫庇起来。除了克洛代尔在上帝那儿找到了他喜欢的见证者，上述的作家都期望女人珍爱他们身上被马尔罗称之为“这个无与伦比的怪物”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在合作或竞争中，男人作为普遍化的典型面面相对。蒙特朗是个为男人写书的作家，劳伦斯是个空谈家，布勒东是个校长，司汤达则是个外交家或智者；在一个人的笔下，女人显示了庄严而冷酷的原则，在另一个人的笔下，女人则显示了不安的潘神，在这一个的笔下显示了一个神只或太阳，或一个“黑色而冰冷的东西，就像司芬克斯脚下被电光震惊的男人”，在最后一个的笔下则显示了一个诱惑者、迷人的男人或情人。

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理想的女性都最确切地体现了向他显示他自己的地者。蒙特朗这位大男子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个阳具崇拜者，他要求女人总括一般的女性；克洛代尔把女人界定为灵魂姊妹；布勒东珍爱扎根于自然的梅露辛，把他的希望寄予孩子般的女人；司汤达希望他的情妇有才智、有教养，精神上和行为上都很自由，是个与他般配的女人。但是，为这样的好配偶、孩子般的女人、灵魂姊妹、性女人、雌性动物保留的唯一尘世命运总是男人！不论什么样的自我都可以通过她寻找自己，只要她愿意充当他的严酷考验，她就能找到她自己。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忘我地爱。蒙特朗答应去怜悯那允许他衡量他阳具能力的女人；劳伦斯热情歌颂为了他而温灭自我的女人；克洛代尔赞扬婢女、女仆和在顺从男人的同时顺从上帝的虔诚女人；布勒东希望从女性身上得到富有人情味儿的拯救，因为她能把全部爱给予孩子和情人；司汤达笔下的女性人物甚至写得比男性人物还要动人，因为她们疯狂地沉浸在情欲中；正如普罗海兹为拯救罗准格做出了贡献，她们都帮助男人完成了他的命运；在司汤达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女人从没落中。监禁中和死亡中救出了她们的情人。蒙特朗和劳伦斯把女性的热情奉献当做职责要求；克洛代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不是那么傲慢，他们把热情的奉献作为一种慷慨的自由选择来赞赏；他们希望无须宣称他们应得到它就能当然地享有它；但是，除了令人吃惊的拉米尔，他们的作品全都表明，他们都期待女人的利他主义，孔德所赞赏并强加给女人的便是这种利他主义，按照孔德的说法，它既标志着罪大恶极的低劣，又标志着含义模糊的优越。

我们列举的例子虽然很多，但从中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或贬低女性的因素，这本身就是一种症状；但是，当女性因素完整地概括了“他者”的各个方面，如像劳伦斯所做的那样，它就极为重要了。当女人只被视为另一种人，而作家仅仅对她生活中的个人历险感兴趣时，它依然是重要的，如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在像当今这样一个个人问题已降为次要兴趣的时代，它便失去了重要性。不管怎样，女人依然在这样的程度上发挥着他者的作用，只要每一个男人要超越自己，他仍须更加充分地明白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