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目名其学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余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数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异，此则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盖篇卷相同者，礼记正义序引六艺论，作古文礼凡五十六篇，不误，下云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说尤详明，下又云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盖孔颖达推论之辞，诸家辑本，皆不以为郑君之谕，丁晏仪礼释注叙，据此以为仪礼大题，疑郑君自名其学，非也。

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无小戴删大戴之说

礼记正义序又引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又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近人推阐郑义者，陈寿祺左海经辨为最晰，其说曰，寿祺案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戴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乔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学亦误，又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合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钱詹事大昕，汉书考异云，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寿祺案，今二戴记有投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畔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元成传引祭义，白虎通井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传，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畔<广苗>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大戴礼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见已然，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明堂月令论引亻召穆篇，风俗通经号谥记，论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与小戴出入者，略可举数，岂能彼此相足，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

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郑于仪礼十七篇自序皆依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皆引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非马融所增甚明

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谓今仪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篇焉，案据此则礼分为三，实自郑君始，周官古别为一书，故艺文志附列于后，贾疏谓其书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五家即高堂萧孟后二戴，是西汉礼家无传周官者，二戴所传礼记亦附经，不别行，自郑兼注三书，通为三礼，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执，郑君三礼之学，其闳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自此以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莫不以三礼为定名矣，郑注诸经，惟三礼有目录，周礼六篇，依六官次序无异，仪礼十七篇，则皆依别录，仪礼疏曰，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既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七，少牢为第八，有司彻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三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而以士虞为第八，丧服为第九，特牲为第十，少牢为第十一，有司彻为第十二，士丧为第十三，既夕为第十四，聘礼为第十五，公食为第十六，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礼记四十九篇，郑目录皆引别录曰，此于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曰，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据郑所引刘向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刘与戴圣年辈相近，远在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书，而非马融增入可知，且六艺论明云，载圣传记四十九篇，郑受学于马融，使三篇为融所增，郑必不得统同言之，而尽以属之戴圣矣，郑奔丧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投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郑云曲礼，即今仪礼，郑以此二篇当为逸礼之正经，而不当入之礼记，当时尚无仪礼之称，故云曲礼，仪礼本经礼，而谓之曲礼，郑说稍误。

论郑注礼器以周礼为经礼仪为曲礼有误臣瓒注汉志不误

自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于是汉代所尊为礼经者，反列于后，而周官附于礼经者，反居于前，礼记正义序曰，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锡瑞案礼器中庸诸书，所言三百三千，当时必能实指其数，后世则无以实指之，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与三百之数偶合，道断以周官为经礼，而强坐仪礼为曲礼，此由郑君尊崇周官太过，而后尊崇郑义又太过，一轩一轾，竟成铁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仪礼五名，除所引汉艺文志外，皆不可据，以周官为经礼三百，不过仍以其数偶合，以仪礼为曲礼三千，则以所引在经礼三百下，而强坐为曲礼，据其说三千条此存十七篇，即篇有数条，亦比十七篇几增加百位，十七篇计五万余言，加百倍当有数百万言，当时如何通行，学者如何诵习，且古书用简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汉志明以今之仪礼为经，而周官经附后，乃强夺经名归之周官，而十七篇不为经而为曲，与汉志尤不合，汉志引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韦以周官为礼经，颜以仪礼为威仪，是主郑说，臣瓒之纲，仪礼专言礼，古称礼经，不当为周官之目，自郑注礼器有误，六朝唐人皆沿其误，瓒说独不主郑而师古反是，韦说以当时皆从郑郑义也，今若改正三礼之名，当正名仪礼为礼经，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附之，而别出周官自为一书，庶经学易分明，而礼家少聚讼矣。

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

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谢承云，秦世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后汉书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据，疑涉魏高堂隆而误，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时人，或在高堂之后，汉初立博士，礼主后仓见汉艺文志论，志云，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盖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犹书分立欧阳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台后仓九篇，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今九篇皆不传，志又列议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书经籍志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即汉志之议奏，中列萧望之韦元成闻入通汉尹更始刘更生诸人，而题戴圣撰者，盖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见于诗礼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余条，大戴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今略见于礼记郑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余条，玉函山房皆有辑本，二戴之学，犹可考见，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粗，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郑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基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郑君著书百余万言，精力实不可及，传云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锡瑞案郑注书笺诗，间有过繁之处，而注礼文简义明，实不见其过繁，即如少牢馈食礼经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彻经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学记乐记二篇经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于经，又檀弓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注云，惠子废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子位，注云，深讥之，大夫之家臣位在宾后，文子退，扶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虎，子名，文子亲扶而辞，敬子游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云，所讥行，此一节记文，若无郑君之注，读者必不解所谓，郑注止数十字，而连用五讥字，使当时情事，历历如绘，其文法如此简妙，岂后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云，礼是郑学，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惟马融注周礼礼丧服经传，隋唐志皆著录而无礼记，东汉会要载有融礼记注，玉函山房辑本，得十六条，卢植注礼记二十卷，隋唐志皆著录，东汉会要作礼记解诂，玉函山房辑本一卷，孔疏云，郑附卢植之本而为之注，郑礼记注，或亦有本于卢马者，而注中未尝质言之，如周礼称引杜郑，则亦未见其必有所本也。

论汉立二戴博士是仪礼非礼记后世说者多误毛奇龄始辨正之

汉立十四博士，礼大小戴，此所谓礼，是大小戴所受于后仓之礼十七篇，非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后世误以大小戴礼为大小戴礼记，并误以后仓曲台记为即今之礼记，近儒辨之，已家喻户晓矣，而在国初毛奇龄经问，早辨其误曰，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今世但知礼记为曲台礼，容台礼为戴记，而并不知曲台容台与戴记之为仪礼，间尝考曲台容台所，由名汉初鲁高堂生博士礼十七篇，即仪礼也，是时东海孟卿传仪礼之学以授后仓，而后仓受礼，居于未央宫前之曲台殿，校书著记，约数万言，因名其书为后氏曲台记，至孝文时，鲁有徐生普为颂，颂者容也，不能通经，以容仪行礼，为礼官大夫，因又名习礼之处为容台，此皆以仪礼为名字者，若其学则后仓授之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与沛人庆普三人，至孝宣时，立大小戴庆氏礼，故旧称仪礼为庆氏礼，为大小戴礼，以是也，宋郑樵为三礼辨有云，鲁高堂生所传士礼一十七篇，今之仪礼是也，后仓曲台记数万方言，今之礼记是也，按前后汉志及儒林传，皆以高堂所传十七篇，瑕邱萧奋即以授后仓，作曲台记，是时两汉俱并无礼记一书，故孝宣立二戴及庆氏学，皆仪礼之学，源流不同，郑樵著通志，而六经源流尚未能晰，况其他乎，若礼记则前志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惟后汉儒林有郑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则与今礼记篇数相合，故郑玄作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此仪礼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礼记是也，然其说究无所考，及观隋经籍志，则明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凡五种，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则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骤删去一百三十五篇，世无是理，况前汉儒林，并不载删礼之文，而东汉儒林，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值莽变，安从删之，又且大戴见在，并非与今礼记为一书者，且戴圣所删止四十六篇，相传三篇为马融增入，则与后汉儒林所称四十九篇之目，又复不合，凡此皆当阙疑，以俟后此之论定者，锡瑞案毛氏云，士礼称仪礼，不知始于何时，然在当时，即有容礼之称，容礼即仪礼也，其说颇涉傅会，而分别仪礼礼记，辨郑樵之误及隋志之误，则极精确，郑注四十九篇，即今礼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不待马融增入，至今说已大著，毛氏犹为疑辞，盖在当时经义榛芜，未能一旦廓清，而据其所辨明，已可谓卓识矣。

论段玉裁谓汉备礼不备仪礼甚确而回护郑注未免强辞

段玉裁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曰，郑注仪礼十七卷，贾公彦为疏者，每卷标题首云士冠礼第一，次云仪礼，次云郑氏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云，郑某注仪礼十七卷，仪礼之名古矣，今按郑君本书但云礼，无仪字，可考而知也，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注云，经礼谓周礼，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按云今礼者，谓当汉时所存礼十七篇也，不云礼，云今礼者，恐读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数未闻者，对上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汉时经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乃残逸之所余耳，其未残逸时，具载事仪有三千也。原注贾疏师古汉收注，皆云威仪三千，即今仪礼，其说未是。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易经礼为礼仪，易曲礼为威仪者，凡皆礼仪，故总其纲曰经礼，亦曰礼仪，详其目曰曲礼，亦曰威仪，艺文志亦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器注今礼二字可证，郑本不称仪礼，凡郑诗笺三礼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礼乡饮酒聘礼燕礼，每举篇名，未尝备仪礼，考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传，礼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师古注云，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说文序曰，其备礼周官，按礼谓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礼也，说文全书如觯下引乡饮酒礼，苄下引公食大夫礼，下引士冠礼，堋下引士丧礼，铉下礼谓之a13，皆曰礼，无仪字，景十三王传，周官礼礼记并言，则为三，说文序但言礼周礼官，则礼字实包礼礼记，刘子元孝经老子注易传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此礼字实包三礼，后汉书儒林传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某，某作周官注，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原注，顺故犹训诂也。按此小戴礼谓小戴之十七篇，郑目录云，大戴第几，小戴第几是也，郑以古经校之，谓以古经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三礼焉，则某本习小戴礼之为十七篇无疑，凡汉人于十七篇备礼，不备仪礼甚蓍，锡瑞案段氏谓汉备礼，不备仪礼极确，而回护郑君，以贾疏颜注为未是，不思贾疏颜注，正本郑君之说，段解事仪三千，明有经十七篇在内，与贾疏颜注，岂有异乎，段又明以经礼为纲，曲礼为目，周礼岂得为仪礼之纲乎，后世之备仪礼，正以郑君误解威仪曲礼为即十七篇之礼也，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是仪礼之名，已著于晋时，段以为梁陈以后，乃为此备，说亦未谛。

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延堪本之作复礼篇曰，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以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士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ひ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居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锡瑞案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埽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试观两汉取士必由经明行修，所用皆谨守礼法之人，风俗纯厚，最为近古，晋人高语庄老，谓礼岂为我辈设，酣放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乱华之祸，足见细微末节，所关甚钜，女叔侯谓礼所以保国，晏平仲谓礼可以已乱，洵非迂谕，汉晋之往事，万世之明鉴也，汉以十七篇立学，灼见本原，后人以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本末倒乱，朱子已正其失矣，又引陈振叔说仪礼云，此乃仪，更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天子七庙之类，说大经处，这是礼，须更有个文字，则犹未知礼经关系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礼仪经传通解，有王朝礼，即是说大经之文字，制度虽不可略，然不如冠昏丧祭之礼，可以通行。

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

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礼经通论曰，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十七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认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上之达礼耳，锡瑞案邵氏此说，犁然有富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先于冠昏祭射乡朝聘八者求之。

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同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刘歆移太常博士云，鲁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合十七篇，与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无师说，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尝礼见射人疏，中ニ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碎壁，皆可宝也，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水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意，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尝礼，中ニ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迁庙畔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断，且逸礼古经，汉初当鲁共王得于孔壁，河南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歆赝作也，锡瑞案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可也。

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

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论君臣之义，觐礼，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门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卑者见尊，奠贽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于右也，入更从右者，臣益纯也，盖古天子诸侯分土而治，故必严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负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尽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飨仍迎献酬，待以宾客之礼，诸侯与大夫燕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其他皆如宾客，诗鹿鸣彤弓，皆曰我有嘉宾，臣有疾，君问之，臣死，君亲临其丧，情义兼尽者此其一，论父子之义，曲礼，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之礼尤详，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礼，见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与为礼，特牲馈食礼，嗣举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孙当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夫妇之义，昏义，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长幼之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其余事先生长者之礼，见于典礼少仪甚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朋友之义，士相见礼，奉挚曰，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请终赐见，主人对某将走见，宾固请，主人辞挚，宾对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固辞，宾又固衣，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一见如此其敬让也，其余凡与客人，及坐席饮食，见于曲礼少仪亦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情得于义，必有礼以节情，惟君臣则义重于情，当有礼以达情，自秦尊君卑臣，汉虽未能复古，其君于将相大臣，犹有在坐为起，在舆为下之礼，后世此礼渐废，至宋并废坐论之礼，故苏轼有礼节繁多，君臣义薄之言，后世拜跪之礼过繁，诚与古制不合，而矫其弊者，欲尽去拜跪而灭等威，则无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虽不及君臣之严，亦非可以不修而听其废坠者。

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

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而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与礼家之言正相反，曾子问孔子引老聃之说有四，守礼如此谨严，其自著书则诋毁礼甚至，故或以为老子是老莱子，非孔子问礼之老聃，或又以为老子讲礼厌烦，而遁入于空虚，正与六朝人讲丧服厌烦，乃变而谈庄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说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纯朴，本无礼文，即以昏丧二事证之，古者配偶无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亲，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伏羲以后，始渐制礼，至周而后大备，郁郁文盛，仪节繁多，如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一见之礼宾主五请，执挚必先固让，执玉必先固辞，入门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阶，自常情视之，似乎繁而可省，见则竟见之矣，何必三让，受则竟受之矣，何必三辞，故老子以为近作伪，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礼已明言之矣，聘义曰，上公七介，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礼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夫两君相见，即须介绍，何必七介，而礼以为不然则已悫，其他三辞三让之礼，可以类推，檀弓曰，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夫亲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节文，而礼哭踊有节，以无节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丧礼之迫切者，更可以类推，故常情所见为可省者，皆先王制礼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殴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犭丕，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礼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谓野蛮，曲礼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夫知有母不知有父，亲死委之狐狸蝇蚋，非禽兽而何，在古人特限于不知，后世圣人已作为礼，而别于禽兽矣，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异于野蛮者在此，人之异于禽兽者亦在此也，古礼在今日不过略存饩羊之遗，而昏姻之六体，丧葬之大事，犹多合于古者，盖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废，若欲举此而尽废之，不将为野蛮为禽兽乎。

论古冠昏丧祭之礼士以上有同有异

有王朝之礼，有民间通行之礼，论定礼之制，则民间通行之礼小，而王朝之礼大，论行礼之处，则民间通行之礼广，而王朝之礼狭，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者，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若士以上冠昏丧祭之礼，与士或同或异，不见于十七篇，而见于记与他书者，亦略可以考见，士冠礼，记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据此则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礼，其后乃别有诸侯之冠礼，左氏传云，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正后起之礼，冠礼三加为度，天子诸侯冠用四加，亦后起之礼也，昏礼大夫与士异，盖五十以后或有续娶，其可考者，士当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庙祭而后礼成，士不外娶，无留车反马，大夫或外娶，有留车反马，士必亲迎至妇家，天子诸侯亲迎于馆，士纳徵俪皮束帛，天子诸侯加以玉，此礼之稍异者，丧礼，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饣粥之食，自天子达，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高宗谅阴，郑君读为梁ウ，是天子亦居倚庐，而春秋后礼已不行，故子张疑而问，滕人，谓鲁先君莫之行，又其后则大夫与士亦有异，杂记曰，端衰丧车皆无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服，如士报，是大夫士有异，郑注今大夫丧服礼逸，与士异者，未得而备闻也，春秋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惟卿为大夫，此平仲之谦也，王肃曰，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壤，张融曰，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孔疏曰，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据此则大夫以上丧礼之异于士者，皆后起之礼也，祭礼，则庙祧坛单之数，时祭之名，尊彝酒齐之分，冠服牲牢之异，有见于三礼明文明，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难于备举，盖天子诸侯之祭礼，与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丧礼之异，为后来之变也。

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礼家之通例郑注孔疏是其明证

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然则天子诸侯之礼，在孔孟时已不能备，孔子既不得位，又生当礼壤乐崩之后，虽周而问老聃苌宏，入太庙而每事问，委曲详细，必不尽知，所谓吾学周礼，今用之者，盖即冠昏丧祭射乡，当时民间通用之礼，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有观于乡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汉初鲁儒犹乡饮射于孔子冢，则当时民间犹行古礼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证，晚而定礼，约之为十七篇，以为学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偷，虽不能备，亦略具矣，礼由义起，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即无明文可据，皆可以意推补，五刑之属三千，见于尚书吕刑，威仪三千，曲礼三千，见于吕庸礼器，其数皆三千者，出乎礼者入于刑，故取其数相准，数至三千，不为不多，然而事理之变无穷，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为之制，虽三千有所不能尽，如今之大清律，远本汉唐，繁简得中，纤悉备具，而律不能尽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尽，更须临时酌议，大清通礼，礼部则例，虽极明备，而承袭之异，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载，上烦部议，取决临者，以今准古，何独不然，是即周时三千之礼具在，其不能尽具者，亦须临时推补，况在诸侯去籍，始皇焚书之后哉，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是礼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汉志尊崇逸礼，谓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之说，其意以为博考逸礼，则天子礼略备，可以无烦推致，郑君固亲见三十九篇之礼者也，其注三礼，于逸礼中之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尝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引用甚鲜，且于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未尝引逸礼以为断，仍不能不用仓等推致之意，如周礼内司服缘衣注曰，此缘衣者实作禄衣也，男子之禄衣黑，则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衣玄，此郑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尸用玉爵，而再是献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贾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戋，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师注曰，庶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贾疏云，郑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从下向上，因推出士变冕为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四十有二，侯伯二直有八，子男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书或为二十四，亦非也，其于衰公又当三十，于言又为无施，礼之大数，少于豆，推其衰公四十二宜为三十八，盖近之矣，郑以推差订正经文，尤为精密，而鲁礼义曰，儒家之说也，通俗不同，或云，岁终，或云，三年一，五年再，学者竞传其闻，是用讠凶讠凶争论，从数百年来矣，窃念春秋者，书天子诸侯中失之事，得礼则善，违礼则讥，可以发起是非，故据而述焉，从其之先后，考其疏数之所由，而粗记注焉，鲁礼三年之丧毕，则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祭，则公羊传所云，五年而再殷祭，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以相准况可知也，夫乃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郑君明言讠凶讠凶争论，而于逸礼于太庙之类，何不引以为据，反据春秋以相准况，于此足见古文逸礼，大都单辞碎义，实无关于宏旨，故郑不为之注，亦不多引用，郑之所谓准况，即仓等所谓推致也，其后孔贾之疏经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两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说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数多少，上下差别，并无明据，郊特牲疏引皇氏说，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类，与宗庙同，其祭感生之帝，则当与宗庙祭同，其五时迎气与宗庙时祭同，孔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文随事曲解，无所凭据，此则推致太过，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礼家之通例也。

论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当从朱子采用臣瓒之说仪礼经传通解分节尤明

自逸礼之书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备之疑，自三礼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经非传之疑，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典礼，是周礼为经，而仪礼为传矣，谓仪礼为经礼，礼记为曲礼，是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矣，朱子曰，今按礼经威仪，刘向作礼经曲礼，而中庸以礼经为仪礼，郑玄等皆曰，经礼即周礼，曲礼即今仪礼，臣瓒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而近世括苍叶梦得曰，经礼，制之凡也，曲礼，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书藏于司，祭祀朝觐会同，则太史执之以莅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亦此书也，愚意礼篇三名，礼器为胜，诸儒之说，瓒叶为长，盖周礼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也，至于仪礼，则其中冠昏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大目，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又尝考之，经礼固今之仪礼，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见于他书者，犹有投奔丧迁庙等篇，其不可见者，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余篇，倘或犹有逸在其间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则其初固当有三百余篇亡疑矣，所谓曲礼之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事亲者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之等，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然条而析之，亦应不下三千有余矣，锡瑞案分别经传，当从朱子之说，朱子既有此分别，遂欲合经传为一书，答李季章书云，累年欲修仪礼一书，析章句，而附以传说，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别注疏诸儒之说，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此意修仪礼经传通解，其书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析仪礼者篇，多非旧次，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类，未免宋儒割裂经文之习，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比贾疏分节尤简明，答应仁仲书云，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近马绎史载仪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分节皆用朱子之法。

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之说亦由推致而得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现常凭于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举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讨论丧服子曰，臣闻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敕令子为父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盖子当为父后，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袭位以执丧，则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实以世之重，仰承大统，则所谓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一遵寿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方文公上议时，门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但传云，父没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可据，但小记云，祖父没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旁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来上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锡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此条，实由推致而得，可见礼为人伦之至，而以推致言礼，为一定之法，必惜逸经之不具，而疑推致为无凭，非知礼者也，后儒空言理而不讲礼，谓礼吾知敬而已，丧吾知哀而已，一遇国家有大疑议，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议，明大礼议，举朝争论，皆无一是，激成明党，贻误国家，尤非知礼者也，即如宋之宁宗，以祖父没，而父病不能执丧，代父而立，自应承重，无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应承重，亦未尝不有一偏之理，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为说，即以朱子之贤，犹不能折服群疑，必得郑志明文，然后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郑，而并欲修礼，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郑注补经也。

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郑樵而攻仪礼之说多本郑樵

郑樵仪礼辨曰，古人造士，以礼乐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仪礼一书，当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飨之礼，行于朝廷乡党之间，名曰仪礼，而乐寓焉，正如后世礼乐与服志之类，汉兴传仪礼者，出于高堂生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文帝时以容为礼大夫，后礼之古经出于鲁淹中，河间献王得之，凡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士礼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礼，案班固九流，刘歆七略，并不注仪礼，往往汉儒见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遂摸效礼经而作之，而范氏作后汉书云，礼古经与周官经，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者，中兴以后，郑众马融等为周官作传，并不及仪礼，则仪礼一书，盖晚出无疑者，故聘礼一篇，所记宾介饔饩之物，禾米薪刍之数，笾豆之实，鼎瓮之刚，考于周官掌客之礼，皆不相合，丧服一篇，凡发传曰以释其义者十有三，又有问者曰何以何也之辞，盖出于讲师，设为问难以相解释，此皆后儒之所增益明矣，仪礼之书，作于周公，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存，礼经之意已失，三家僭鲁，六卿擅晋，礼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于礼而详于仪，故ゾ之宴，武子不能识彝器之荐，籍谈不能对郊劳赠贿，鲁昭公非不知礼，而女叔齐以为仪也，非礼也，揖逊周旋之问，赵简子非不知礼，而子太叔以为仪也，非礼也，而古人礼意未有能名者传至后世，汉书仪有二，即为此容貌威仪事，徐氏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吏，皆诣学学之，则天下所学仪礼者，仅容貌威仪之末尔，今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为之注，唐正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其后贾公彦始为仪礼疏，锡瑞案乐史论仪礼有可疑者五，郑氏所说多同乐史之论，其所以误疑仪礼者，一则不知仪礼之名，始于何时，以为周公时已名仪礼，而汉人未尝称道仪礼，则今之仪礼必晚出，当是汉儒摸效而作，不知礼十七篇原于周公，定于孔子，周公孔子时但名礼，汉以立学，名为礼经，班志本于刘歆七略，其云经十七篇认为七十篇者，刘敞已订正矣，郑氏或未见。即今仪礼，刘班时无仪礼之名，非别有仪礼而志不及也，郑君以前虽无注仪礼者，而马融已注丧服，其非后儒增益明矣，一则误执左氏之说，分仪与礼为二，且重礼而轻仪，不知左氏极重威仪，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仪，古本无威字，见经义述闻。谓其不可以终，于其时，君大夫视下言徐，其容俯仰之类，皆断其将死亡，何尝以威仪为末节，若女叔齐谓鲁侯习仪焉知礼，盖以借讽晋君子，太叔谓是仪非礼，盖以此进简子，言非一端，不必过泥，武子不识ゾ，鲁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时经不具之明证，若周公成书具在，列国无缘不知，聘与掌客不同，又仪礼周礼不出周公之明证，若二书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异，汉虽重徐氏之礼容，当时习礼经者，并非习容礼十七篇后称仪礼，盖以其中或称仪，大射一名大射仪，或称礼而名之，非取容礼为名，礼十七篇，亦非仅容貌威仪之末也，云孔颖达疑周仪礼非周公书，孔疏中无明文，盖因不疏二书，遂以为疑之耳，毛奇龄攻仪礼多本其说，故具论之。

论熊朋来于三礼独推重仪礼其说甚通

熊朋来曰，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儒者恒言之，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士冠士错乡饮酒射燕聘之礼相为经传也，刘氏又补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为二经之传，及读仪礼，则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即冠礼之记矣，士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即昏礼之记矣，乡饮酒自记乡朝服谋宾介以后，即乡饮之记矣，乡射礼自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即乡射之记矣，燕礼自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即燕礼之记矣，聘礼自记久无事则聘以后，即聘礼之记矣，公食大夫礼自记不宿戒以后，即公食大夫之记矣，觐礼自记几俟于东厢以后，即觐礼之记矣，士虞礼自记虞沐浴不栉以后即士虞礼之记矣，特牲馈食礼自记特牲以后，即特牲之记矣，士丧礼则士处寝以后附在既夕者，即士丧礼之记矣，既夕礼则启之昕以后，即既夕之记矣，汉儒称既夕礼即士丧礼下篇，故二记合为一也，丧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传，而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别为丧服之记，其记文亦有传，是子夏以前有此记矣，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不言记，其有记者，十有三篇，然冠礼之记，有孔子曰其文，与郊特牲所记冠义正同，其余诸篇，惟既夕之记，略见于丧大亡之首章，丧服之传，与大传中数与，疑处字误，相似，余记自与小戴冠昏等六义不同，何二戴不以礼经所有之记而传之也，十三篇之后各有记，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盖孔子定礼而门人记之，故子夏为作丧服传，而并其记亦作传焉，三礼之中，如周礼大纲虽正，其间职掌繁密，恐传之者不皆周公之旧，左传所引周公制周礼曰，殊与今周礼不相似，大小戴所记，固多格言，而讹伪亦不免，惟仪礼为礼经之稍完者，先儒谓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后之君子，有志于礼乐，勿以其难读而不加意也，锡瑞案熊氏于三礼中，推重仪礼，以为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仅存，自是确论，十七篇为周公之遗，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遗制，或参阙里之绪言，久远难明，而汉称为礼经，则已定为孔子之书矣，韩文公苦仪礼难读，又云于今无所用之，盖慨当时仪礼不行，非谓仪礼真无所用，南北朝儒林传兼通三礼，犹不乏人，贾公彦疏实本齐黄庆隋李孟η，至唐而习此经者殆绝，见李元璀上奏，举行冠礼，人皆快郑尹而笑孙子，见柳宗元书，唐加母丧三年，并加外亲服，褚无量欢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故韩公有慨于此，至宋有张淳仪礼辨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并释宫，复又作仪礼图，元吴澄纂次八经十传，敖继公仪礼集说，疏解颇畅，惟诋郑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钱大昕俞正燮已正之，熊氏于仪礼虽非专家，而所论甚确，由朱子极尊仪礼，故宋元诸儒，犹知留意此经也。

论聘礼与乡党文可证礼经为孔子作

熊朋来曰，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按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也，见得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锡瑞案此正可徵仪礼为孔子作，乡党之文，与仪礼多合，盖有孔子所尝行者，有孔子未尝行而尝言之者，熊氏谓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盖未知乡党聘礼皆孔子之书，而谓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则已明知礼经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尝言其礼，则亦略见及之，苏氏云，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则但知有仪礼作于周公之说，而不知为孔子所作，夫乡党所言礼，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圣门何必记其礼乎，左氏襄三十八年传，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辟，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所言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实享礼而谓之为聘，举旧辞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辞，今无可考，服子慎在东汉末，说必有据，乡党文与聘礼合者，当即孔氏聘辞之文，服以为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则孔氏聘辞文必繁，不止如乡党篇中所载之略，此亦可为聘礼传自孔氏之证，后世必以仪礼为周公所作，于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仪礼为周公作者，故于服氏之说，既不知何所出，遂谓事不必然，而古义尽湮矣，季札观乐，与今风雅颂次序合，服氏以为传者，据已定录之，则左氏所载当时诸侯大夫行礼与礼经合者，或亦据孔子所定之礼录之，顾栋高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谓周礼为汉儒傅会，即仪礼亦未取信为周公之本文，俞正燮仪礼行于春秋时义，顾氏说，谓时行其仪，故不复引其文，据臧孙为季孙立悼子，为仪礼宾为苟敬及嗣举奠法，齐侯饮昭公酒，使宰为主人，而请安，为仪礼请安法，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为仪礼取荐脯法，虽其礼相吻合，未可据之以仪礼为周公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

春秋有凡例，礼经亦有凡例，读春秋而不明凡例，则乱，读礼经而不明凡例，则苦其纷繁，陈澧曰，仪礼有凡例，作记者已发之矣，乡饮酒礼，记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即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此记文之发凡者也，郑注发凡者数十条，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余诸篇注皆有之，若钞出之，即可为仪礼凡例矣，有郑注发凡，而贾疏辨其同异者，有郑注不发凡，而贾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贾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文多不载，见东塾读书记。综而论之，郑贾熟于礼经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分析常例变例，究其因由，且经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补之，朱子云，仪礼虽难读，然多是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此所谓伦类，即凡例也，近时则凌氏礼经释例，善承郑贾之学，大有助于读此经者矣，案陈氏引注疏甚明，初学犹苦其分散难考，先观礼经释例，则一目了然矣，陈澧又曰，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东南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以下文多不载。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然其书巨帙不易得，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颂乎，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若夫宫室器服之图，则当合三礼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聂崇义之图，至国朝诸儒所绘益精，若取皇清经解内诸图与聂氏图，考定其是非，而别为三礼图则善矣，锡瑞案聂氏三礼图，朱子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今观其冠制多怪诞，必非三代法物，而据窦俨序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郑君及阮谌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特非尽出郑君，而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比杨氏更精密，韩文公苦仪礼难读，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分节可先观张尔岐吴延华之书，释例凌廷堪最详，绘图张惠言最密，若胡培仪礼正义虽详而太繁，杨大育所补多违古义，与原书不合，不便学者诵习，姑置之。

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于注疏

三礼繁难，一人精力，难于通贯，汉以十七篇立学，后仓曲台记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官与礼记，而十七篇止注丧服，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其后礼书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删并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牛宏撰仪礼百卷，今皆不传，惟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十七卷，犹存其略，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陈振孙并称其精博，四库提要曰，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王子五庙之说异，论，谓圜丘自圜丘，自，力破康成即圜丘之说，论大于，并祭及亲庙，攻康成小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锡瑞案详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其自矜为新义，实多原本王肃，汉时礼家聚讼，古今文说不同，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徵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王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说圜丘是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喾本国语祭法，王肃乃谓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不足以难郑也，郑说三年，五年，大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各于其庙，大事为，群庙主悉升于太家，而肃引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孔疏已之曰，郑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逸礼不足信，即此可见，故郑不用，亦不为之注。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陈祥道据掌次郑，即此可证其误，是郑义本先郑，王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郑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士之神者，同一谬妄也，王肃所据之书，郑君无缘不知，其所以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肃乃取郑所不用者，转以难郑，郑据今文，则以古文之，如据逸礼以公羊是也，郑据古文，则以今文之，如据董刘以周官是也，其时马昭张融下至孔颖达疏，已为细加分别，宋人寡学，不尽知二家之说所自出，取王说之浅近，疑郑义之博深，又以其时好立新说，郑注立学已久，人多知之，王说时所不行，乃袭取之以为己说，陈氏礼书，大率如是，皆上诬前贤，下误后学，后人不当承其误，凡此等书可屏勿观，朱子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朱子于礼用功深，故能知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

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正已详五礼通考舍郑从王俞正燮讥之甚是

合今古文说礼，使不分明，始于郑君而成于王肃，郑君以前，界限甚严，何休解公关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惟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五经家说，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郑君疏通三礼，极具苦心，于其分明者，则分之为周礼，为夏殷礼，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说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一变，王肃有意攻郑，正当返求家法，分别今古，方可制胜，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将今古文说别异不同之外，任意牵合，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得，而肃伪撰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君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踪迹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尤可笑者，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尽于孔子之言，以为折衷，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何庸断断争辨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礼，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以讥短郑，据唐元行冲传云，六十八条，今约存三十条，礼之大者，即五帝匕庙郊丘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肃之所谓圣证，即取证于家语孔丛，以为郑君名高，非于圣言，不足以奋其席，而郑学之徒马昭，已灼知家语为王肃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矣，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其时郑王之徒，争辨不已，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皆遵郑氏，至唐而孔疏礼记，贾疏周礼仪礼，发明郑义尤详，宋以后乃舍郑从王，排斥注疏，国朝昌明郑学，于王肃之伪撰家语，伪撰古文尚书经传，攻之不遗余力，肃之私窜毛诗以难郑者，亦深窥其症结，圣证论中所说郊庙大典，惠栋孙星衍辨正尤详，惟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四库提要曰，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仅以为过祥道，似亦有微辞焉，俞正燮癸已存稿云，五礼通考所采汉以后事皆是，惟周时书籍，广搜魏晋以后议论附于后，本康庄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谓宋元人平话经义，与帖括经义日课陋稿，今人憎恶，不可谓之礼书也，据魏晋以后礼制，多本王肃皇甫谧，其说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后，不宜附经后，引经止存汉传注本义，魏晋以后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话帖括两体文，尤不当载，而制度则案年次之，通考之体应如此，此书体例非也，锡瑞案五礼通考网罗浩博，自属一大著作，而其大书旁注，低格附载，体例诚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讥，舍郑从王，是宋非汉，尤为颠倒之见，恐误后学，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而推广为五礼，徐氏专讲丧礼，条理不繁，故详审无可议，秦氏兼及五礼，过于繁博，故体例有未善，足见三礼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郑君并注三礼后，孔氏止书礼记，且原本于皇熊，贾氏疏仪礼，本黄庆李孟η，周礼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至殁尚未卒业，若陈氏礼书，秦氏通考，未免举鼎绝膑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礼通释，有编次而少折衷，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有折衷而欠精确，惟江永礼书纲目，本于朱子，足以补正朱子之书，治三礼者，可由此入门，而五礼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鸿宾序三礼通释云，五礼通考所据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说，多向壁虚造，而汉魏六朝经师之遗言大义，鲜及之，可谓知言。

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

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宾，取爵降洗，宾降辞洗，主人卒洗，揖让升，宾拜洗，主人拜降盥，宾降，主人卒盥，揖让升，主人入实爵献宾，宾拜受爵，主人拜送，宾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宾卒爵拜，主人答拜，宾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己物也，主人酬宾略同，酬酒不举，注云，君子不尽人之欢，献酢酬共为一献，所谓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在今人视之，必以为繁文缛节，而古人乡饮射燕礼大射皆行之，惟燕礼大射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解此可无疑无士冠礼之母答拜，昏礼之舅姑答拜矣，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之与今异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礼必在堂，而朝在路门外无堂，不便行礼。朝礼止打一照面，与今属员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无无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礼也，周礼九拜，杜子春，郑兴，郑众，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陈祥道，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与陈寿祺乔枞父子后出为最，寿祺云，九拜绵主祭礼，而言稽首顿首空首三者，皆吉礼祭祀之拜也，振动吉拜凶拜三者，皆丧礼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肃拜，礼之杀出，一曰稽首，郑注，头至地也，贾疏云，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顿首，檀弓疏引郑曰，头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敌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郑注，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动，杜子春云，动读为哀恸之恸，寿祺按此即拜稽颡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丧拜也，丧有吉凶，拜亦如之，有两说，一小功以下为吉，大功以上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齐衰不杖以下为吉，齐衰以上为凶，其拜也，皆稽颡，以吉凶分先后，七曰奇拜，郑大夫云，奇拜谓一拜也，八曰褒拜，郑大夫云，褒读为报，报拜谓再拜也，九曰肃拜，先郑司农云，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锡瑞案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

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习谬

礼器，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礼坊民，不以谐俗为务，故礼文之精意，自俗情视之，多不相近，又古今异制，年代愈邈，则隔阂愈甚，汉人去古未远，疑经尚少，唐宋以后去古渐远，而疑经更多矣，今举数事证之，如士冠礼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冠义见于母，母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是母之拜子，一为受脯，一为成人而与为礼，犹嗣举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义存焉，杜佑通典乃以为渎乱人伦，以古礼不近人情也，昏礼女家告庙，婿家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庙者，示不必安也，盖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庙，后人乃引曲礼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传先配而后祖，及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等语，以证告庙，不知齐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祢，当即卜日卜吉之类，冠娶妻必告，郑注明云于君也，五庙乃天子诸侯之制，岂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诸侯庙者，楚公子围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应告庙，并非专为娶妻，先配后祖，当从贾服以祖为庙见，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始成昏，讥先配也，昏礼是士礼，当夕成昏，郑谓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贾服之合古礼夫娶不告庙，又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丧服父在为母期，以父丧妻止于期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妇为舅姑期，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女子不人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然则妇为舅姑期亦不贰斩之义，自唐以后，母与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无量所谓俗情肤浅者，盖疑古礼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礼必有尸，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礼，杜佑理道要诀，谓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犹存古法，反以古法未离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无主以不无须分别，少牢馈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结茅为，即以代主，许君郑君同义，孔疏贾疏，谓大夫士无木主，以币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诂，明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谓木主，又引逸礼馈食设主，不知逸礼不可据，故郑不用，亦不为注，舍许郑之明说，从疑似之误文，是疑无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故辛有见被发野祭，欢其将为戎，后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为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及鲁诸儒岁时上孔子冢，以为古已祭墓，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或祷祈焉，先郑以为始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无涉，赵岐注孟子以卒之东郭番间为句，亦非墓祭，曾子语见韩诗外传，汉初之书，鲁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汉之间，疑当其时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庙，乃渐移庙祭为墓祭，不得为古祭墓之证，而毛奇龄阎若璩皆曲徇俗说，是以不祭墓为不近情也，古今异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势所难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诬罔，若沈溺俗说，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会误文，强古人以从今人，更不可也。

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古礼最重丧服，礼经十七篇，有子夏丧服传一篇在内，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别录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大功废业，或曰大力诵可也，疏云，录记之人，必当明礼应事无疑，使后世作法，今检礼记多有不定之辞，仲尼门徒，亲承圣旨，子游裼裘而吊，曾子袭裘而吊，又小敛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其作记之人，多云盖多云或曰，皆无指的，并设疑辞者，以周公制礼，永世作法，时经幽厉之乱，又遇齐晋之强，国异家殊，乐崩礼坏，诸侯奢僭，典法讹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闲异教，故子思圣人之允，不丧出母，随武子晋之贤相，不识ゾ，作记之人，随后撰录，善恶兼载，得失备书，但初制礼之时，文已不具，略其细事，举其大纲，况乃时经离乱，日月县远，数百年后，何能晓达，记人所以不定，止为失礼者多，推此而论，未为怪也，锡瑞案，孔疏所言极其通达，记文所以不定者，一则制礼之初，细数不能备具，一则乱离之后，故籍复不尽存，丧服更纠纷难明，故后儒尤多聚讼，汉人礼书最早，而略传于今者，有大戴丧服变除十七篇礼经，马融独于丧服有注，郑君亦有丧服变除，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射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袁准丧服经传注，孔伦集注丧服经传，陈铨丧服经传注，刘智丧服释疑，蔡谟丧服谱，贺循丧服要记，谢徽丧服要记注，葛洪丧服变除，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崔凯丧服难问，周续之丧服注，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见玉函山房辑本，释文叙录，有蔡超田亻隽之刘道拔皆不传，自汉魏至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故萧望之为太傅，以礼服论语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隐士雷次宗指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余年也。

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

冠昏丧祭之礼，古时民间通行，后世已不尽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礼，古今异制，后世尤不能行，即如郊祖宗，据郑君祭法注，祖文宗于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于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于民者也，喾于圜丘，周之远祖有圣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无惭，惟诚为其祖，故应崇祀而非妄，后世有天下者，与古大异，虽无道，其先犹为诸侯，有始封祖，若汉高崛起，其先并无功德，亦无始封，在汉惟当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无人可配，自汉以后，犹夫汉也，若欲仿古典礼，必至如汉之祖尧，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遥遥华胄，将有神不歆非类之诮，故宋神宗罢天之祭，诚以无其人也，此则郊祖宗，古礼虽有明文，而难以仿效者也，庙制本于服制，服止五，庙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则增至七，礼纬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是古时已稍有通变，诸侯五庙鲁有周公大庙，鲁公世室，与四亲庙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则僭天子七庙之制，正与周制相仿，虽稍增而不过七也，过七则应祧迁，如每帝一庙而不祧，商周数百年，庙将无地以容，汉翼奉贡禹韦元成始建祧迁之议，而议久不决，刘歆复以宗无数之妄言乱之，庙所以敬祖先，非所以报功德，有功德即称宗不祧，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无功德，如此则无可祧之祖，故东汉遂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夫庙不二主，若一庙数人，正是祧庙之制，是同堂异室，名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为一庙，而亲尽即祧，诚以尊祖之义，古今一也，此则七庙祧迁，古礼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岁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时迎气，祭祖一岁凡四，礻龠尝，又有三年，五年，后世车驾难以数动，经费又恐过繁，于是天地合祭，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时，甚或傅会古制，以为当然，其实古制不如是，而典礼不可废，惟圜丘明堂，既无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礼有明文，而可以斟酌变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国异政，家殊俗，听其自为风气，多有鄙俚谬之处，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习成风，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子，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

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

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阮元曰，辟雍与封禅，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可废者，窃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字以蔽风雨，帝王有之，民间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沟绕宅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有前朝后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学等皆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也，郑康成解为太学太庙等各异处，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庙等同处，而不知此不过城外别建之处，其实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虽凭虚臆断，然博综群书，究其实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说也，封禅者，亦最古之礼，自汉唐宋以来，皆为腐儒说壤，元以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禅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纪号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远无文，其间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创霸，大约其威力功德能服诸侯者，即为天子，正天子之号，必至泰山下，诸侯皆来朝，同祭天地，后定天位，然后刻石于泰巅，以纪其号，如夏商周之类，其必须刻石者，古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记忆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又曰，中有岱岳，与其五鱼盐生焉，列子曰，不知斯离也，齐中也，国几千万里，皆其证也，夏商以来，礼文大修，诸侯有朝聘之仪，天地有郊泽之祀，太史有国事之书，无须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经不言封禅，尧典舜巡四岳，即封禅之礼，禹会诸侯如之，锡瑞案六经不言封禅，惟礼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即封禅也，阮以舜巡四岳为封禅之礼，说甚通达，颍容卢植蔡邕，以明堂与太庙大学辟雍灵台为一，而汉立明堂辟雍，不在一处，后汉纪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郑君习于时王之制，以为古制亦然，袁准以郑义蔡邕，其实古制当如蔡说，特蔡未能别白其时代，故不免启后儒之疑，阮云，自汉以来，儒者惟蔡邕卢植，实知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极精，特以为大学在城内，与王制不合耳，刘歆讥汉儒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说，见问字堂集赠言。

论古制不明由于说者多误小学大学皆不知在何处

古制存于三礼，而说礼者多误，古制遂以不明，即以学校一事言之，王制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自古以来，天子诸侯之通制也，自郑君以后，说者皆误，由于不知古人立学竟在何处，锡瑞案古学皆在门堂之塾，学记曰，古之学者家有塾，尚书大传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郑注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又曰，上老平明从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郑注，上老父师也，庶老少师也，汉书食货志白虎通公羊解诂，皆与大传文略相合，此乡学在塾之证也，而小学大学亦在塾，知小学在塾者，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古者左宗庙，右社稷，公宫南之左，乃宗庙之地，安得于此立学，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之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以六艺六仪，据此则公宫南之左，即是虎门之左，乃路门之左塾也，保氏当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师氏尊于保氏，记以师氏统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实则左右塾皆有学，当如大传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大传言出学，就出言，故尊右，此记言入学，就入言，故尊左，国子小学，与乡人小学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此师氏居左塾，何氏居右塾之证，蔡氏以此证明堂大学则误，以证路门左右小学，则正合矣，小学必在路门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岁入小学，必离宫中不远，当是古之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小学或在郊，八岁太子远入郊学，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学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引易传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书入南学，莫入西学，当作晡入西学，莫入北学二句，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据蔡说则东西南北四学，即在明堂，东西南北四门四学，各有异名，玉海引礼象曰，辟雍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据此则太学中学即辟雍，在明堂中，明堂为五经之文所藏处，故宜承师问道，为天子所自学，古称四学，亦曰五学，其实皆在一处，故记文以上下东西左右相对言之，若谓一在国，一在郊，相去甚远，岂得遥遥相对，两汉诸儒孔牢马宫卢植颍容，皆谓明堂辟雍太学同处，与蔡邕同，异义引韩诗说，辟雍者，天子之学，圆如璧，壅之以水示图，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此说与孝经援神契言明堂在国之阳，七里之内正合，乃明堂大学同处之确证，四学在四门，即四门之塾，与各乡小学虎门小学不异，此亦当是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大学或在国，古者国中地狭，大学入众，必不能容，记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国之后秀，皆造焉，是王子国子由虎门小学，凡民俊秀由各乡小学，学成之后，皆入大学，非国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方七里之内也，人知乡学在塾，不知小学大学皆在塾，考工记门堂三之一，则塾之地不狭，明堂四门，门有两塾，学者虽众，足以容之，学制所以不明者，由于不信大学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学在明堂者，由于不知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塾，袁准蔡，正由昧此，孙志祖段玉裁顾广圻朱大韶，互相争辩，其说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论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

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必不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徵，而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三礼所载，皆周礼也，礼经十七篇，为孔子所定，其余盖出孔子之后，学者各记所闻，而亦必当时实有此制度，非能凭空撰造，仪礼周礼言聘觐之礼不尽合，礼记檀弓言东方西方之奠，齐衰大功之丧，亦不尽合，王制祭法言庙制祭礼，尤不相符，说者推而上之，则以为兼有夏殷，郑君云，王制夏殷杂是也，抑而下之，则以为杂出秦汉，郑君以月令为秦制，卢植以王制为汉法是也，考其实皆不然，三礼皆周人之书，所记皆周时之礼，礼记所载，或有夏殷礼，而既经周因与损益，则亦即周礼矣，秦汉之礼，又多本之于周。其所以参差抵牾者，由于历代久远，渐次变易，传闻各异，纪载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杂秦汉也，请以汉唐之礼证之，汉初用叔孙通所定之礼，后汉又使曹褒撰次新礼，即加更定，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叔孙所定者为汉礼，曹亵所定者非汉礼，可乎，唐初用贞观显庆礼，玄宗又作开元礼，而五礼始备，既经改作，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贞观显庆作者为唐礼，开元所作者非唐礼，可乎，疑三礼之参差抵牾，而谓一是周礼，一非周礼，何以异于是乎，若谓周时变礼无明文可徵，请以官制一事证之，制度以设官为最重，执政又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时，周公召公以冢宰执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传曰，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又曰，郑伯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则东迁以后，执政者称卿士诗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维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时，已称执政者为卿士，又不自东迁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见其余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变于成康以前，东迁之后，又渐变于西周之末，当时既有改易，后世何能折衷，学者惟宜分别异同，以待人之审择，若必坚持一说，据为一定之制，则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又安得有一书可为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诰立政所载不详，周官伪古文不可据，郑众未见伪古文，以为周官六篇即尚书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类，其说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礼，无成书可稽，试举大者论之，礼纬云，周六庙，至子孙七，盖周初以后稷为始封祖，文王为受命祖，合四亲庙为六，其后武王亲尽，以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为七，此当在共懿之世，礼无明文，东都有明堂，无宗庙，王入太室，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庙为禾黍，东迁当更立庙，礼无明文，敬王居成周，别立庙与否，亦无明文，孝王以叔父继兄子，桓王以孙继祖，定王显王以弟继兄，如何序昭穆，亦无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鲁事证，郊则既耕而卜，则未应吉而，庙则立武宫立炀宫，桓僖不毁，甚至公庙立于私家，三家雍彻，季氏八佾，朝服以缟，妇人ヮ而吊，皆变礼之大者，明堂位谓礼乐政俗，未尝相变，且以武公庙比武世室，凡此等以为礼，则实非礼，以为非礼，则当时实有是事，鲁事详而周事略，以鲁推周，则其礼之是非淆乱，记载参差，亦必当时实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误入后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读者忽而不察耳。

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言周官之证

仪礼非古名，周礼亦非古名，汉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贾公彦疏序，谓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独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并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人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冲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贾公彦曰，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锡瑞案周礼源流，贾氏叙述颇详，以为始皇焚书，特恶周礼，说本马融，融说亦不知何据，惠帝已除挟书之律，非始武帝，融盖以周官武帝时出而为此说，刘歆典秘书在哀帝时，亦非成帝，贾公彦已辨之，当时众儒共排，以为非是，其说惜不可考，周官改称周礼，盖即始于刘歆，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是其明证，武亿曰，班氏于王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义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莽传徵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可知矣，荀悦之言洵不诬也，案周礼名始歆莽，武氏说尤分明，自是之后，周官周礼互见错出，后汉儒林传言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盖以马郑自序原称周官，或据以为其时尚无周礼之名，又谓周礼名始郑君，皆考之未审，郑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甚多，后汉卢植传亦有周礼之称，是其名非起于汉末，特在汉初本名为周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从歆莽之制，或谓班志皆本刘歆七略，据其称周官，不称周礼，与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等语，皆与刘歆尊信毛诗周礼不同，似志非尽本于七略，林孝存谓武帝知周官渎乱不验，或据封禅书之，谓武帝知不验，群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禅书下文，明言群儒拘牵古文，上尽罢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验之证，孝存之说，必有据也。

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周官与左氏皆晚出，在汉时已疑信参半，后人尊周官者，以为周公手订，似书出太早，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似书出太迟，何休以为出于六国时人，当得其实，毛奇龄周礼问曰，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坐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又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诏向校理周礼，此马融之说，贾疏已辨之，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此班氏所目观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使歆既为经，又复为传，此万无之事，藉曰有之，则伟哉刘歆，东西二汉亦安有两，将所谓博而笃者，必不在论庙一篇书矣，且读书当有究竟，艺文志于乐经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考文时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则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其为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而谓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乐，亦尝以周官经定乐章矣，艺文志于窦公献乐章后，即云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当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其书有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则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经而为乐记者，此不止窦公献一篇，且必非歆行伪于周官经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断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东汉人即有诟其非周礼者，林孝存也，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摈斥不行，因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是辟此书者亦且明明云，汉武时早有此书，而效尤而兴者反昧所从来，是攻膏盲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锡瑞案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

论毛奇龄谓周官不出周公并谓仪礼不出周公而不知仪礼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

经间又曰，诗书易三经，则礼记多引之，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则诗书易三经并未道及，即孔孟二书，其论经多矣，然未有论及三礼只字者，也，曰，此予之所以疑此书为战国人书也，然此书为战国人书，而其礼则多是周礼，尝读大戴记朝事篇，其中所载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射人诸职，全是周礼原文，所差不过一二字，考是时三礼未出，大小二戴于仪礼则直受后仓曲台记，立二戴之学，于礼记，则尚未有定，当时见于西汉书府者，犹有二百余篇，而周官一经，则未之见也，乃大戴所录，则俨然有朝事诸文，在周人言周礼者，与今周礼相同，此岂大戴见周礼而附会之，抑岂李氏上周官经时，窃取此朝事诸文而增入之也，然则周礼果周制，其为周末言礼者所通见，当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内则一篇，亦有凡食视春时，凡和春多酸，及牛宜余，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宜羔豚膳膏乡，及牛夜鸣则<广酉>十句，与周礼文全同，所差不过古今文一二字，此必当时言礼家所习言习用，故彼此并出，全文不易，断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锡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于毛氏引乐入窦公大戴朝事礼记内则之外，增入逸周书职方礼记燕义诗生民传三事，陈澧又考得杂记郑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记贾疏，大司马注疏四条，然此诸说，亦但可以证周官非刘歆作伪，而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定，后人必以为周公作，又以仪礼亦周公作，然则二书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见于孔孟书，春秋时人所称引，使人反疑不信，惟从毛氏之说，以为战国人作，方足以解两家之纷，毛氏云，乡遂之官迥异朝庙，其所设诸属往往有不必计禄食者，周官一书总以官不必备四字，统概全经，虽设多名，而备实无几，其说可以解官多而禄不给之疑，又云，三等分国固有常制，然不无特设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赐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则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设约为之限，大约公不过五，侯不逾四，伯与子男以渐而杀，又云，五等分国，本造为设法之例，以统校地数，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谓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说可以解国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说经多武断，惟解周官心极细，论亦极平，而知仪礼不出周公，不知实出孔子，谓仪礼亦战国人作，因朱子家礼尊信仪礼，乃作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祭礼通俗谱，诋斥仪礼，而自作礼文，致阎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礼之诮，则由不晓礼经传于孔氏，非周礼礼记之比也。

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

汉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沿习日久，遂以早出立学者为今文，晚出不立学者为古文，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周礼说今礼戴说，或云，今大戴礼说，或云戴礼戴说，其中亦有大小戴所传十七篇礼经之说，非尽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也，十七篇礼之说，不尽今文，近人分别十七篇经，是古文说，经中之记，是今文说，而十七篇经文又有今古文之分，郑君传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是小戴所传十七篇礼，当时通行字皆今文，郑以古经之字校之，取其义长者从之，故郑注十七篇，或经从今，则注云古文某为某，或经从古，则注云今文某为某，详见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此特即其古今文字传本不同者言之，非必义说之全异也，许君以戴礼为今说，则封周礼为古说言之耳，至若小戴礼记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梁，为今文说，祭法出于国语，为古文说，其言祭礼庙制不同，此显有可证者，近人又分别二戴记，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取祭法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虽未必尽可据，而王制为今文大过，周礼为古文大宗，则显有可证者，即以官制言之，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郑无考，而据郑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制也，明堂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郑以王制今文说为夏制，必以周礼说为周制，其于许君无可知，三公九卿盖夏殷至周初皆同，据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可证六卿则周成王以后之制。甘誓六卿，六军之将。据顾命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证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郑君兼注三礼，调和古今文两家说，即万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论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没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国大小迥异，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锡瑞案郑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说，或以郑为牵合无据，亦非尽无据也，即以齐鲁二国言之，二国始封，在武王时，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尚父于营邱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时封地，盖仍殷制，孟子所谓为方百里是也，鲁至成王时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鲁颂谱疏引明堂位以证，曰大启尔宇，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旧封，何云大启尔宇，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与周官侯四百里合，盖得其实，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齐之益封，与鲁同时，史记又曰，太公于齐兼五侯地，郑诗谱曰，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方百里，都营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与兼五侯地合，是齐鲁实有益地之事，如郑说，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郑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疏引郑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异义云，公羊说诸亿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风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案郑注据周官而疑王制，以为文襄霸制，盖据左氏昭三年传郑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传，文王制之作，郑以为在赧王之后，其时左氏未出，非必引以为证，左氏又有岁聘间朝之说，与昭三年传文不合，郑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不从许，案以左氏为周礼，遂并不从许案，以公羊为虞夏制也，王制与公羊合，当是古礼有之，即文襄创霸，亦必于古礼，其后晋法变而益密，故又有岁聘间朝之属，然则王制与周官不合，当从许君以为前代之制，郑以为晋霸之制，似未必然，惟岁聘间朝之属，郑以为说无所出，可断以为晋霸之制耳。

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

郊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时乃建大常，案巾车建大麾，大司马建大常，两处之文矛盾，万无可通之理，郑既以周官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难，故不得不为之弥缝，其答赵商，皆强词也，秋冬田建大常，明与巾车注四时田不合，以麾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据，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绥当为纟委，纟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夏后氏之绥，注云，有虞氏当言纟委，纟委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周礼建大麾以田也，郑于此数处之文，互相证明，自圆其说，以礼记之绥，即周官之麾，郑云王制多杂夏殷，故于解周官亦谓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则周官王制古今文两不相背，而周官两处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从郑，而各别为说，尤傅会不可信。

论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难行于后世

汉今文家张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硕，不信周礼者也，贾疏云，张包周何林，不信周礼为周公所作，古文家刘歆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尊信周礼者也，自汉至今，于周礼一书，疑信各半，周礼体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笔，而能作此书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礼之遗，非尽凭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刘歆增窜，亦非歆所能独办也，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已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盖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国之大，设官之多，与各经不相通，所以张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而马郑注尚书官制服制，皆引周礼为证，即如其说，以周礼为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从周，况周礼未必出于周公，岂可据之以易旧说乎，礼记七十子之后所作，未知与作周礼者，孰先孰后，其说礼与周礼或异，当各从其说以解之，郑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一切据周礼为正，未免有武断之失，周礼晚出，本无师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识，郑注所引故书，乃其原本，杜郑诸儒，始为正音读，明通假，郑君所云二三君子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使山岩屋璧之书，得以昭见于世，其有功于周礼甚大，而因尊信周礼太过，一经明而各经皆乱，则诸儒亦不能无过矣，周礼郑注贾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与之易祓之说，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皆能自成一家之说，但未能疏全书，治此经者仍以注疏为主，考工记据胡无弓车之类，亦属战国人作，文字奥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尚象之遗，宋林希逸<虍鬲>齐考工记解，于古器制度未详核，近人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轮舆私笺，皆有发明，惟详于车，而他物尚略，陈澧云，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算法之割圜，亦轮之象也，予谓易既济未济皆水火，而爻辞皆云曳其轮，亦有微旨，今当振兴工艺之日，学者能远求考工之法，必当大著成效，周礼自王莽苏绰王安石试行不验，后人引以为戒，王莽篡弑之贼，本非能行官礼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礼，苏绰于宇文泰时行周礼，颇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创新法，非必原本周礼赊贷易，特其一端，实因宋人耻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报异议，后人谓安石以周礼乱天下，是为安石所欺，安石尝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引言极其通达，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类，何能行于后世，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后世尚简而戒烦苛，无论赊贷市易，必不可行，即饮射读法，亦将大扰，然则法周礼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论周官之法不可行于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

马端临曰，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繁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无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复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里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某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而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乡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n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亟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度率以简易为梗，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大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地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锡瑞宁马氏谓周礼可行于封建，不可行于郡县，以壤地既广，长吏数易之故，最为通论，今壤地之广，过于南宋，长吏数易，亦甚于南宋，彼时守吏犹必三岁而更，今且一岁而数易矣，使与百姓交涉，能至纤至悉乎，外国之法，所经纤悉备举者，以去封建未远，日本与德意志，皆初合侯国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

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

郑樵曰，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说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今案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数之，周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绥服，卫蛮即禹之要服，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言之则如王制所说，薛常州开方法，百里之国，开方得百里之国四，是谓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得七十里之国四，是谓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举成数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国，开方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貉，周礼载师之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远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案载师文曰，凡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廛谓之园廛，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种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廛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廛，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种，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于乡遂及公邑，考寻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沟，直，一列凡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州长每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或者以为是日读法，即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命而不暇，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至每月读法，惟族师职焉，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ヘ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往也，锡瑞案郑氏弥缝牵合，具见苦心，惟周官一书，与诸经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类，是，考工记亦与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类，是，欲强合之为一，虽其说近理，未可信为确据。

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

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

周礼出于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见，其授受不明，故为众儒所排，仪礼传自高堂生，有五传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学官，礼记删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详，魏张揖以为叔孙通撰辑，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陈寿祺曰，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曰，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经典释文序录引郑君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又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寿祺案孔壁所得书，鲁恭王传仅言数十篇，知非全书，艺文志依七略著录记百三十一篇，盖河间献王所得者，故六艺论兼举之，百三十一篇之记，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见艺文志，而别录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礼记所载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不著孔子三朝记之名。隋志言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减少一篇，与别录艺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魏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之言，必有所据，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礼中，武进臧庸曰，白虎通三网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法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汉志礼家阙其书，且没其名，何也，锡瑞案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郑以孔氏壁中河间献王两事并举者，孔壁所得书无周礼，许氏说文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不云有周礼，献五得周官，见汉书本传，郑君不析言之，故并举之。

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

陈寿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汉博士作，月令吕不韦作，或又疑乐记出河间献王，皆非事实也，礼记王制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考卢氏说出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然令王制无一语及封禅，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月令正义引郑目录云，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锡瑞案卢氏说近人已正，孔与郑说并引而不能辨，以正为秦汉官制，亦未必然，正长义同，尚书ぁ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礼有宫正，左氏传有随正乡正校正工正，又云师不陵正，注云，正军将命卿，安知古刑官无正，周尺之语，或出周秦之间耳，治经者当先看礼记注疏，礼记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纠缠周礼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说解经，则经义了然矣，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近人俞樾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虽无汉儒明文可据，证以公羊梁二传，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说苑，白虎通，诸书所说，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门学者原本圣人之说，定为一代之制，其制损益殷周，而不尽同殷周，故与春秋说颇相同，而于周礼反不相合，必知此为素王改制礼与春秋二经，始有可通之机，王制与周官二书，亦无纠纷之患，治经者能得此要诀，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据郑君说，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据何劭公说，亦出战国之时，是其出书先后略同，而为说不同，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谓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则孔颖达已知王制名篇之义，特未知为素王之制，故仍说为夏殷。

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别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也，郊牲冠义一节孔疏云，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疏云，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礼孔疏云，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据此则孔颖达已明言诸义是解仪礼，非始于朱子矣，冠义自为一篇，郊特牲复有冠义一节，盖由解此义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一节，又是昏义，此二节之间有一节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记者明言礼以义为重，乃冠昏饮射燕聘祭义之发凡，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而礼记网罗浩博，与十七篇亦当并行，焦循礼记郑注祉疏序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曰，礼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夫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设令周公生字文周，断不为苏绰卢辨之建官设令，周公生赵宋，必不为王安石之理财，何也，时为大也，且夫所谓诗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来，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转在智，伏羲之时，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开其谋虑，使知树艺贸易之事，生羲农之后者，知识既启，诈伪百出，其黠者往往窥长上之好恶，以行其奸，假军国之禁令，以济其贼，惟聪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等篇，得其微焉，锡瑞案焦氏于三礼轩轾太过，谓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与世界进化之理不符，惟发明礼时为大之义甚通，言礼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碍难行，抱朴子省烦篇云，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好古官长，时或之，至乃讲试累月，犹有过误，而欲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余以为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务令约俭，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朱子语录云，古礼于仿，实是难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此正得其义而通之，期不失乎礼意之说也。毛奇龄谓礼记旧谓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仪礼，则显然战国人所为，仪礼逊礼记远矣，务反朱子之说，亦轩轾太过。

论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亦非专言一事，即如曲礼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郑注云，若夫言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礼本取曾子之言，而误留若夫，不然，则全脱一简失弗讯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礼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句失于删去，郑氏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锡瑞案刘氏与朱子之说是也，礼记他篇，亦多类此，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王应麟因困学纪闻云，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内罕，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レ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能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陈澧云，孔疏每篇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礼记之分类，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

论郑注引汉书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余可缓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二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锡瑞案马氏之说甚通，自孔子时而经不具，后世所谓三礼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撰集，虽未必与古礼尽合，而欲考古礼者舍三书无徵焉，通为秦博士，习秦仪，秦之与古异者，惟尊君卑臣为太过，其他去古未远，必有所受，观秦二世时议庙制，引古七庙之文，可见通所定礼，不见于汉艺文志，盖犹萧何之律，韩信之军法，其书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书内，许氏异义间引通说，则郑君注礼，亦必采用之矣，褒本习庆氏礼，乃高堂生后仓所授，其引谶纬，东汉风气实然，纬书多先儒说经之文，观礼纬含文嘉可见，郑注礼间引谶纬，如耀魄宝灵威仰之类，或亦本之于褒，古礼失亡，通定礼采秦仪，郑注礼用汉事，褒与郑又引及谶纬，皆不得不然者，后人习用郑说，而于通杂秦仪褒杂谶纬则议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诋郑君，如陈傅良谓郑注周礼之误有三，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王应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张璁且以引谶纬为郑君罪案而罢其从祀，如其说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朱子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复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又曰，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又或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礼记注疏，此至当之论也，孔颖达于三礼，惟疏礼记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既于此一经下详说此事，以后此事再见，则不复说，亦犹郑注似繁而不繁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若卫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空衍义理者多，杭世骏续礼记一百卷，亦未免于炫博，陆元辅陈氏集说补正，足匡陈澔之失，王夫之礼记章句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虽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详博，亦不尽合古义，此等书皆可缓，郑注礼记因卢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陆佃方悫马唏孟等，以郑改读为非，而强如本字读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后世之见疑古礼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并至疑经，足以迷误后学，陈澔集说尤陋，学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经，今故，略引其说辨之，宋郑樵曰，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晋，ヮ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说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则或异，无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如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之奠，曾子曰于东方，子游曰于西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同师而异说如此，况复传子君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文义不能无乖异也，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者，如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案二说皆非是，前已引陈寿祺说之，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制，王制为商制，况三礼之书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时，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有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如春秋之末执羔雁，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案此孔子时经不具之证，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高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酬断简，诸儒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说以霍山为南岳，案此说甚是，以太尉为尧官，案此见纬书，礼无明文，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见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陕处内为三公，案此公羊说，古制当是如此，乃无一国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为六官，案此见曲礼，郑以为殷制，当时信共为古鲁而无疑，后世以其传久远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案焦循陈澧辨之以明。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瞽宗。案太学即辟，而胶庠成均瞽宗，又其异名，五学本同一处，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明郝敬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佥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异宜，可以通变，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肤浅，岂可妄讥古人。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庙制祭礼分尊卑，辨庶，亦不可妄议。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与鱼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视尊卑，为位于外所以别嫌疑，熬则小节可变通，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则因阳侯事已废矣，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礼，与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礼，人死含珠玉以海盗，圹中藏瓮c筲衡等器，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案此小事可变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韩氏赵氏，惟官惟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室，有寝，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条兴条废，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庙，无父子兄弟分立之礼，庙在居室之左，何患无地可居，天子诸侯亦有祧迁。何独士庶不可兴废。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案古重宗法，故严庶，重本源，故分别丧服，不嫌烦琐，天子选士观德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案此犹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古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辑，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案郑无以礼记为孔子所作之语，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殷夏异世，逃遁其说，盖郑以记为经，既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来所以卒贸耳，锡瑞案郑樵郝敬，皆勇于疑经者，郑犹以为讹异，郝乃直攻经传，足见明人之悍而不学，又甚于宋，兹遂条辨之，以释后儒之疑。

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

古之宫室，不与今同也，古之衣服饮食，不与今同也，惟其不与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礼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格不相入，考古礼者，宜先于古之宫室衣服饮食等类，考其大略，乃有从入之处，古宫室皆南向，外为大门，门侧左右皆有堂室，谓之塾，内为寝门，中为庭，再上为阶，有东阶即阼阶，西阶，升堂为东西堂，有东西荣，即檐，有东西序，即墙，有两楹，即柱，有栋，有楣，上为户牖间，其后为室，两旁为东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过路屋，无壁，东房后有北堂，宫室之左为庙，有闱门相通，庙制与宫室略同，观李如圭仪礼释宫，江永释宫注，张惠言仪礼图，得大略矣，古祭服用丝，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连上下无裳，似今之长衫，惟方领对襟，缘以缋，或青或素为异，用细白布为之，丧服用布则粗，又各以轻重分精粗，观任大椿弁服释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则有稻梁，黍稷稻梁为四簋，常食有羹葱洎醯酱脯羞，饮有酒有浆，齐则用糟，醴亦有糟，荐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姜桂锻治者为，细m脯加盐酒为醢，皆生物，酒新酿冷饮，豕鱼腊为三鼎，加羊与肠胃为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肠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与肤豕肉，鲜鱼鲜腊为九鼎，加乡熏尧牛羊豕肉，为十二鼎，笾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为肩臂共六，长胁代胁短胁共六，正脊挺横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体，髀近窍贱不升，乡饮燕射，则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蝉，范即蜂，氏醢，蚁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饮食无专书，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张惠言仪礼图，如阮元说画地以习之，不患古礼不明，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余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亻巽，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徵之，于经解一篇徵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国基教可知也，至此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谓，据此则孔子说六经毕，已特举礼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谓也以后，则是记者广明安上治民之义，非复孔子之言也，案记者之文亦极精，能发明礼经十七篇之义，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据汉书作先，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礼言之，朝觐聘问，承上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言之，丧祭之礼，承上以奉宗庙则敬言之，乡饮酒之礼，承上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礼，承上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礼经十七篇外，乡饮以饮该射，昏姻以昏统冠，观此乃知圣人制礼，非故为是繁文缛节，实所以禁乱止邪，谓礼犹坊，与坊记之义相通，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大戴礼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食，况于生而存乎，故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乡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其说与经解正合，丧祭朝聘乡饮昏礼，亦不出十七篇外，观此诸篇，乃知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若必荡弃礼法，溃决是防，正所谓壤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与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可不儆惧乎。

论大戴礼记

郑君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郑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礼合周礼仪礼，至今称为三礼，而大戴礼渐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录，已佚其四十七篇，卢辨亦仅存八卷，四库提要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投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经室集，王实斋大戴礼记解诂序曰，南城王君实斋聘珍，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经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有惩于近日诸儒，妄据他书径改经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据约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又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曰，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畔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欢，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锡瑞案大戴礼记合十三经为十四经，见于史绳祖学斋占毕是宋时常立学，以注者为北周卢辨，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近人注此书者，乃有孔广森王聘珍二家，阮文达皆以用力勤为功钜许之，序王聘珍书，以为孔约所未及，共称许又在孔书之上，而皇清经解有孔书而无王书，或王书之出差后，续经解亦未收，或王书之传未欤，凡考据之书，后出者胜，王书之胜孔书宜也，大戴书与三礼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义，故略言之。

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

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余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雠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雠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余言，书二万五千余言，诗三万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余言，合十六万余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余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木}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余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