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生嘉庆十五年，卒光绪八年，1810－1882年七十三。少肄业粤秀书院，年二十三中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老为菊坡精舍山长。
著书大要
[东塾之时代]东塾生当干、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之人物。自谓：「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东塾集与人书「中年读朱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自述其书著者，有声律通考十卷、书成于咸丰八年，东塾年四十九切韵考六卷、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东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书成于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东塾年三十九又着[汉儒通义]七卷、东塾读书记十五卷。通义创始咸丰四年，自记刻成于咸丰八年。据胡锡燕跋文时北方乱正炽，英、法联军于七年十一月陷广东省城，总督叶名琛被捕；东塾挈家避于横沙村舍。年四十八通义大旨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自述及通义自序其意与干、嘉盛时惠、戴所唱「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者迥殊焉。其书仅亦纂辑之体，自着条例，谓：「凡所录皆经部书，史、子、集皆不录。又汉儒说经多有本，如韩诗外传多荀子语，但韩氏既取入外传，则是汉儒之书，故亦录之。」又谓：「集众家之说分类为书，汉有白虎通，宋有近思录，今兼仿其例。专采经说，白虎通之例也；题某家之说，近思录之例也。每一类中，各条次第以义相属，则仿初学记之例。」通义序录初稿凡三千条，嗣乃多所删削，而成今书。其删削亦具微意：其于诸家书，如孟、京易说存者寥寥，犹采录一二，而马融之说则不采。其于一家之书，何氏公羊注则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则不采。其于一字之义，白虎通训「臣」为「坚」则采之，说文训「臣」为「牵」则不采。此于人品、学术及当世之弊，各有深意存于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义之相属，尤取两义之相辅。盖取汉儒二十二家之说，会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胡锡燕跋其论撰之用心如此，与当时学者博嫥于字义训诂，名物考订，以及龂龂为汉宋门户之辨者，固自异焉。惟其书既限于辑录，又所录专采说经之书，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去取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然通义特东塾中年一纂辑之书，尚非东塾重要之著述。论其精心结撰，为毕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东塾论学之全部意旨者，当推其晚年所为之[读书记]。其书远始咸丰六年，东塾年四十七初为学思录，至同治十年东塾年六十二大病几殆，撰自述，述生平著书学行大要，则读书记尚未成书也。今自述刊读书记首自后乃思力疾缀学思录旨要为读书记，至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自订读书记凡十五卷付刊。行状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读书记西汉一卷。其卒后门人廖廷相编录付梓翌年而卒。其书良可为东塾晚年巨著。首孝经，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此据郑康成六艺论次论语，谓论语及五经之錧辖也。此据赵邠卿孟子题辞首辨论语「学」字义旨，次及「仁」及「一贯」，又次论孔门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为论语言五经，又次为孔门诸贤，又次为历代注说论语诸家；全书条理俱如此。所论皆各书宏纲巨旨，要义大端，融会贯串，有本有末，不尚空谈，不事繁证，而一字一句之音训，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务焉。卷三为孟子，尤东塾所好。自述首论性善大义，次孟子述五经，次孟子称述古人，次孟子论狂獧，次孟子论治乱，阐发详明，指陈剀切，尤东塾论学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亦皆举大纲，删小节，而于干嘉诸儒为学偏弊，尤多诤辨。如论易驳惠定宇，驳张皋文。论尚书驳江艮庭，谓：「蔡传亦有易伪孔传而甚精当者，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论诗，谓：「有毛、郑之说实非，朱子之说实是。拘守毛、郑，不论是非，为汉学之病。」论周礼，谓：「周礼乃古之政书，治此经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论仪礼，谓：「近儒经学考订，正是朱子家法。」又谓：「古今同有之礼，倍宜钻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论礼记，谓：「讲道学者必讲礼学，不然则不成，此尤有关千古学术。」论春秋三传，主参取不主墨守。此皆针对干、嘉以来学风而发也。卷十一为小学，谓：「仁字、敬字，后儒讲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传其精意。」此则传述阮氏意见者。卷十二为诸子，备引各家可取语而折衷于儒。卷十三为郑康成，谓：「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其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按：陈寿祺恭甫刻五经异义疏证序已论及郑、许异同，方植之书林扬觯「著书争辨」条下引之。此层东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进者。又谓：「自非圣人，孰无参错？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既失博学知服之义，则开露才扬己之风，由失郑氏家法故也。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覩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卷十四三国，多辨郑玄、王肃异同。卷十五朱子，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又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又曰：「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物事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至专意于其近者，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又谓：「朱子既谓穷理必在乎读书，又以读书为第二事、第二义，穷理为第一事、第一义，然则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也。除此第二事、第二义，更无快捷方式。若以为第二而轻视之，则误矣。」凡读书记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语、孟两卷精言义理，郑、朱两卷极论方法，尤为全书骨干。其五经诸卷则对当时经学上诸重大问题，综述前人成绩，附以己见，虽亦箴切时病，而与方植之轻肆诋诃者不同，亦与章实斋之主于史学而评经学者有异也。
东塾遗稿
东塾读书记主汉、宋兼采，勿尚门户之争，主读书求大义，勿取琐碎之考订，而其书本身，即为一至佳之榜样。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而求以实绩开先路。故其书对当时学风弊端为东塾所不满者仅时时露其微辞，引而不发，不肯为直率之攻击也。然东塾读书记本由晚年整理平时剳记诸稿而成，而其平时积稿，为[读书记所未收者尚多]，今犹往往流传人间。近年广东岭南大学购得东塾遗稿钞本六百余小册，标题有默记、学思自记、学思录序目、杂论学术，及经史子集诸目，皆读书记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载其一部于岭南学报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干、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绝好材料。其书流布未广，故重为摘录以见梗概。读者持此以读读书记之刻本，必更有以见其著书立说之所以然。而东塾之有意于引人入郑君之宗庙，不愿示人以何氏之武库者，其意尤可思也。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如章实斋讥弹汉学，着文史通义，书不遽刻，而待之身后。然今观实斋全书，其评核汉学，大抵辞旨隐约，非善读者不深晓。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学者尽推章氏文史见解，而当时所以挽风气、砭经学之深衷，则知者尚尠。东塾之生，尚在实斋卒后九年，及其中岁，汉学流弊益彰着，故东塾之笔于书者，与实斋显晦大异。[东塾与实斋]然其书亦未刊，使其遗稿不复见于今日，则读其读书记者，亦不必尽能揣见当日论学之渊旨。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
经学家所以自张其门户者，则曰古圣贤之义理存是尔。然经学之流弊，则极于专务训诂考据而忘义理。[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之曰：
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楝，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忽忘义理]
又曰：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
经学家既专务考据训诂而忘义理，遂至有不读经、不读注疏者。东塾论之曰：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义理乎？
又曰：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也？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注疏文义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读之乎？何以文义已明者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而读之乎？愿经师有以教我也！[专务说经而不读经]
又曰：
说经者，欲经文明白无疑也；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故初务于训释考据者，其意在求经籍之易读，而风气所播，相率以趋于训诂考据者，其弊必至于置经籍而不读。此犹章实斋所讥：「专尚襞续补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今苟专尚训释考据，则使圣人遗经大义明白，无待考释，彼亦且无所用心也。继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则曰好难而忽易。束塾论之曰：
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朱子亦尝言之。近人则先其难者，故大误也。
专务训诂考据，则遇明正通达处转不留意，惟择其难晓者，以可施考释之功也。循此为之，流弊又起。一曰琐碎，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其必陷于琐碎无疑也。东塾论之曰：
韩非子曰：「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今之讲经学、小学者，往往纤察微难而非务。[考据繁琐]余非不能考据繁琐者也，水道、声律、切韵三书，可谓繁琐矣，特不欲效近人说经解字繁琐之习气耳。东塾论清儒，颇推江永、程瑶田，此等处路径极似。
又曰：
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为近代经学言之，句句字字说着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则曰好胜，苟专务其难以求施我考释之功，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而惟求于小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东塾论之曰：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凿空翻案]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读书记卷十三郑学篇，论近儒失博学知服之义，开露才扬己之风一修，已见上引。又卷八仪礼下引毛西河、汪尧峯、程易畴，皆着其轻议古人之失。
又曰：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随手抽阅]
又曰：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疎误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贯串发明之，不得已而后辨难，万不得已而后排击。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古人，有裨后人，此之谓经学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阙之，此之谓经学。」
又曰：
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十三经注疏，卷卷读之，句句读之，不紊不漏，其无疑者熟而复之；有疑，然后考之；考之而有悮，然后驳之，然后自为说以易之。既自为说矣，而又思彼说果误，我果不误欤？然后着于书，如是则善矣。若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悮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为说误，则更不足言矣。读书记卷十一小学下极推阮元，而于王氏不甚谀。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有一条，谓：「二王治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事，则通人之蔽。」可参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论路寝书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不融会全体]
此皆言以好胜之心读书，专务小节，不暇通体细玩之病也。继此则复有一病相连而俱起者，曰[浮躁]。东塾论之曰：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此条见读书记卷九礼记
东垫又曰：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又曰：
近来朋友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媚近忽远]
此皆箴当时学风浮躁不实之病也。李慈铭日记有一条云：「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闲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观此云云，正与东塾为同感矣。东塾又尝列举当时经学诸弊而总言之，[总说经学诸弊]曰：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以骈体加于古文之上。无诗人。门户之见太深。辑古书太零碎。原文下有「汉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义疏证、孙渊如讲天文」凡十九字。盖东塾于此诸端均不满，特举示例，拟加箴砭也。今论惠氏汉易、张氏虞氏易，见读书记卷四；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已引见戴东原章。
凡此诸端，皆为当时汉学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则以风尚既成，俗士羣趋，淳者渐漓，真者日伪，学术之变，必至于弊，固不独清儒考证之学为然也。东塾又论之，曰：
讲道学者以经书为讲学话头，作时文者视经书为时文题目，讲经学者看经书为经解题目，而五经之道亡矣。
此言道学、经学与夫时文科举之学三者之异途同归也。故曰：
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说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书，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试问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经书所言以做人否？[以讲经为名士招牌]因读震川论科举之学，感而书此。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心皆不在圣贤之经书也。
故一种学术之渐盛而成为风尚，乃至为俗士所羣趋，则必漓其本真，而终变为争名逐利之具。虽其流弊之为态有不同，而其情则一。学术之弊至于是，而复有一象必相随以俱来者，曰贵近而贱远。盖近者即风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争名逐利之心趋风尚，自亦以争名逐利之心贵乎其主风尚者尔。东塾论之曰：
我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大都贵近而贱远耳。于近时之风气，则趋而效之；于古人之学术，则轻而蔑之。自宋以来皆如此。宋儒贵周、程而轻汉儒，[近儒贵惠、戴而诋宋儒]，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
是又汉、宋学术末流同归之一例也。东塾深叹之，曰：
解释辨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
由是观之，不徒清儒经学、宋儒理学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于唐之佛学、魏晋之玄学，及其成风尚而为俗趋，则学术全成口说，而[躬行心得者少]，虽圣贤无如何，是又末流同归之一例也。学术之弊至是，则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东塾又言之曰：
四库全书野趣有声画简明目录曰：「元杨公远撰。其诗不出江湖之派，盖风气所趋，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又曰：
风气之坏，至今日而极，无事不坏，盖数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当其间，虽发愤著书，岂为过乎？
故知东塾之在当时，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果何如？东塾尝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着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卷四复刘叔俛书，时为同治十二年，东塾年六十四
盖当时经学流弊，专务为零碎之考解。东塾亦固习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经学之微言大义]，与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以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东塾所谓「考之不胜考，解之不胜解」，方植之亦有此论。东塾又谓：「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曰利』，义理愈绌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盖舍义理大体而为琐碎之考释，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而自考释本身言之，则「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其事即穷，后来者不得不别寻材料，别为考释。故专惟考释是务者，其事乃以有穷而无穷，非愈趋于繁碎无统类不止也。东塾又曰：
仆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读书记与日知录之比较]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术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政治人材学术三者之关系]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愿，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东塾文集卷四与胡伯蓟书。时为同治三年，东塾年五十五，上距始为学思录已八年。
但论学术，不尚博闻，尚博闻往往琐碎无统类，论学术则务乎大体，尚博闻往往与身世无涉，论学术则所以作人才、经世务。此又不同之一端也。东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之辨]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不独士大夫之学为然，即老博士之学亦然。老博士专明一艺，其余诸书岂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学在观大意，而博士之学在精考释。然考释必依附于大义。大义既昧，则考释无统，而陷于琐屑。故曰「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难自立」也。然东塾重大义，亦不废考据，其言曰：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读书记全书体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断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今读书记卷十五论朱子，谓「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是也。已见上引。
又曰：
近人有诋汉学而以程朱为言者，试问为程朱之学，能不读程朱之书而考证之乎？原注：「尝见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务科举而荒陋，因懒惰而空疏，而以程朱借口，程朱岂荒陋空疏者？试问其曾读程朱之书否，则无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懒惰而安于空疏，将来此等议论盛行，读书种子绝矣。大可忧也！
又曰：
世之不学者，或以务科第，或以乏书籍，而欲入于作者之林，则诋考据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畴、阮文达，则可以诋汉学矣。
又曰：
凡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且讲道学而不读经，则亦非程朱之学也。专经而明理敦行，此汉以来[学术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读书记用意，实欲因当时共尚之经学，转移当时共尚之风气，所由与章实膏、方植之诸人不同也。又按：此两条意近沈子敦。
又曰：
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原注：「汉儒得传，宋儒得不传，皆未可尽信。」
此东塾所主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之说也。余观东塾立说，其力主大义，以及挽救风气之说，颇似章实斋；其论汉学流弊，颇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袭。实斋导源浙东；植之本于桐城；而东塾之学，渊源似在学海堂。[东塾论学渊源]象州陈献甫小谷避乱至粤，与东塾交好。其补学轩文集，议论与东塾相通者甚多，东塾为序盛推之。小谷卒，东塾为之传，独举其经世之见，拟之东汉王符、仲长统；而东塾著书颇不涉经世，此则其异。要之一时风尚之变可征也。
其浸沉于汉学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谋为转变。故其论学尊阮元，阮元建学海堂在甲申，时东塾年十五。十七应学海堂季课。二十五总督卢坤选高才生肄弃学海堂曰专课生，而东塾为举首。三十一岁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十数年。<以上均见学海堂志>三十二岁赴会试，过扬州谒阮元。<自记>三十五岁又以赴会试，谒阮元于扬州。四十岁复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读书记小学卷极尊阮元，已见上引
是则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东塾之意，不过欲挽汉学末流弊病，勿使放滥益远，成所谓零碎纤屑、无关要紧之经学，此亦东塾语而惟以发明古训大义为经学考释之范围耳。故曰：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皆删。
此一语可见东塾讲学宗旨。而所以求大义者，则东塾之意，似仍不出于古训。本此而有教人细读注疏之说，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于切要处用心力，于不用心力处惜精神。愈繁难，愈从容为之。耐繁难者养性之功，求易简者心得之学。见解贵高贵通，功夫贵平贵钝。」此即由细心求大义之教也。曰：
[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醵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原注：「师心之说，无本无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恉也。读书记论语卷即主以读书解「学」。
又曰：
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读书记朱子卷有「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一条，已见上引。
则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故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与其谓之兼采宋儒之义理，毋宁谓其特重汉、唐之注疏也。今读书记中推尊汉、唐注疏之意随处可见其言曰：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集卷四示沈生：「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若随意涉猎，随手翻阅，得一二句，辄自出其说以驳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驳我，我能胜之否？甲胜之矣，先儒解全经，我但解一二句，相去岂不远哉？奉劝足下，收敛聪明，低头读一部注疏，勉为读书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读一部，辄欲置喙于其间，此风断不可长，戒之慎之！」
又曰：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大有益。学思录必须说此，不止知经学之本原也。
又曰：
毛、郑、赵、何、王、孔、贾七家注疏，须发明其精善处。
此皆东塾提倡读注疏之说也。东塾谓[「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乱」。东塾劝人读注疏，可使心性静细，此当时学者之实病，亦即东塾之苦心。然何以劝人必读注疏？东塾之意，在使人求义理，求义理必于经，注疏则说经之书也。宋人非不言义理，然或无考据，语见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经为说。此东塾之旨。故东塾又言：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彻头彻尾之读经主义也。又曰：
能寻味经文，则学行渐合为一矣，经学、理学不相远矣。按：此仍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见解矣。人通一经而详味之，此真汉学也。学思录当大提倡此学。
又曰：
专习一经以治身心。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
然则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扼要言之，可谓是[人通一经]之学也。何以谓之人通一经？易辞言之，即人读一部注疏之意也。东塾自标学思录大恉，其首条即为劝经生读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经，即是劝人读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劝人读一部注疏？以当时学者懒而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东塾谓足以乱天下，故特举此以为对症之药也。东塾又自言之，曰：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另一条云：「姚姬传、方植之、李申耆，陆、王禅学将兴。」今按：方植之攻汉学考据，亦恐此后陆、王禅学将兴，东垫此条意不知何指？岂谓似姚、方、李之反对汉学，则此后陆、王禅学将作乎？故今读书记仍是十分汉学考据之面目也。凡此等处均见当时学者目击汉学流弊而无从开辟一新门径，彷徨烦闷，莫知所适之概。着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东塾讲学精神，在[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今经学之弊已极，然若径舍经学不讲，则恐陆王复起。欲惩今弊且防后弊，则莫如劝人读注疏。故东塾又曰：
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干、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郑朱并行汉宋兼采]
此见东塾讲学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谓讲郑学、讲朱学，在东塾之意，仍是劝人读注疏耳。此细读读书记郑学、朱子两卷自见故我谓当时学者之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实当时之实病，亦即此见东塾之苦心也。当时学者既若是其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而专涉猎小节，寻其碎义，不问其平正通达之大意，而惟择取难解难详之训诂考据，以见己长而求胜乎古人，纵博学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于心术，而害及人才。故东塾论学，常求一反其弊，归本乎心术、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林]此条见读书记卷三
东塾读书记所以拟日知录，其意亦欲转移人心，自比于孟子、亭林。而东塾又谓「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文集卷二科场议东塾乃欲以渐变。当时学者方相矜以经学，故东塾以读注疏通一经之说进。其言则在注疏，其意则在心术，此又东塾论学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经，则东塾亦不以读一经注疏为说。其文集有与周孟贻书云：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法……因劝足下专治一经。……归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专经非性所近也。……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仆尝叹天下之言文者，谁不称昌黎……昌黎诚不易学，而亦实无学昌黎者。此等议论极通明，其主因才成学之意颇似章实斋、焦里堂。东塾早年为学从诗文入，与朴学家专治经籍、小学者意识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称昌黎，而实无学昌黎者，其病正犹言经学者之不读经、不读注疏也。东塾论学，既主于古人中择师，故亦重视师法。其言曰：
[师法必宜守]而不失。盖学问文章议论能为人师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虽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谨守其法耶？
东塾本论语而言四科，使学者各就其性之所以专攻乎其一，又言博学知服，欲学者博学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极言师法不可废，欲学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学。凡此云云，皆深砭乎当时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务于碎义以求胜古人者，而特举读注疏以示例。今善推东塾之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东塾论学真意]此东塾提倡新学风之微旨也。东塾以此深推郑君与朱子，不仅以郑、朱弭汉、宋之门户也。以两人之学，皆深细博大，足以药当时之病。否则以懒且躁之心习，而骤开之以微言大义之说，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则为陆王矣。东塾盖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陆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懒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郑学，则兼宗主与不同；言朱学，则兼考证与义理，其详已见上引此等处皆见东塾论学之斟酌尽善，博通而无偏碍也。东塾又自言其为学曰：
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律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
[反约与时习]何以曰时习论语、孝经、孟子，此东塾反约穷源之说也。东塾谓：
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
约之于孝经、论语者，即采取郑君、朱子之意见也。何以于粗览诸经注疏之外，复旁及诸子、理学以至天文、地理、训诂、音韵、文章、诗词之繁博，此东塾[博学知服]之说也。其博学之精神，亦有似于郑君、朱子遗稿有学思录要指一则，可以见其为学之涯略。今复摘录如次：
[学思录大指]：／劝经生读一部注疏。见上引救惠氏学之弊。见读书记卷四、五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见上引辟王阳明之谲。分别士大夫之学、老博士之学。见上引辨语录不由佛氏。参读文集卷四复戴子高书明朱子之为汉学。见读书记卷十五于晋人尊陶公，明其非诗人，非隐逸。辟老氏流为申、韩、李斯。见读书记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发明狂狷之说。见读书记卷三发明性善。见读书记卷三发明论语学而章。见读书记卷二发明学记。见读书记卷九发明四科之说。见读书记卷二拈出以浅持博。参读文集卷四复王倬甫书。又与王峻之有云：「浅非浅尝之谓，即约之谓，约而易知之谓也。」尊胡安定。见读书记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欧阳之病。参读文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发明昌黎之学。参读文集卷四与周孟贻书昌言科举八股之害。参读文集卷二科场议三篇明训诂之功。见读书记卷十一分别内传、外传之不同。见读书记卷六指汉易之病，拈出费氏家法。见读书记卷四标出礼意之说。见读书记卷八标出诗谱大指。见读书记卷六辨周礼之谆。见读书记卷七。按：谆字似误发明礼记之体裁。见读书记卷九标举孝经为总会根源。见读书记卷一标出中庸「博学」五事为中庸之妥此字似误要。辨格物。见读书记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补传。同上。卷十五感时事。辨别先师名臣之不同。拈出陆清献「书自书，我自我」之语。考周末儒者。见读书记卷十二说自己著书之意。明郑学维持魏晋南北朝世道。见读书记卷十三引申阮文达春秋学术之说。见读书记卷十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论语言理欲一条明辑古书之功与其误处。明读书提要钩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条乃其荦荦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见于读书记，其为学之精神细广大，博通而无偏碍，盖诚深有得于郑君、朱子之风者。东塾尝自言：
四十岁以前，不知读书；十年来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时只开得基址颇大而不能起屋，垦得田地颇宽而不能种禾。
观其学思录要旨，真所谓「基址颇大，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大意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今文学派，专讲孔子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论之：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惟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治经籍一依注疏，谓宋儒义理特如汉、唐注疏之笺，其说更可商。观其读书记所得至明通，至坚实，而仍无以出当时经学家之范围，以视颜、章诸人，户牖一新，以豁人明照于天地之别一方者，固稍逊矣，然其砭流俗，挽风气，防弊杜渐之意，则与二家皆近，而于实斋为尤似。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绪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监察御史，上疏论事，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聘至粤，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
鼎甫论学语
鼎甫至粤，陈兰甫卒已五年，然两人论当时汉学流弊颇相合。鼎甫谓：
[鼎甫论汉学流弊]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无邪堂答问卷一明儒学案质疑
又曰：
[嘉道后无名臣名儒]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佩弦斋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而于干、嘉诸儒尤严词呵斥，不稍假借，谓：
干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杂存卷下复王子裳。答问评汉学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训诂乃误人之具。」<卷一>「近人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经古义、臧氏拜经日记，殆类刘昭注后汉书，所谓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卷一> 又曰：「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则在[门户之见张皇之已甚]，故曰：
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干、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岂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谓形声、训诂、校勘、名物、天算、舆地之学，古人亦曷尝不从事于斯？俛焉孳孳，博观约取，汉、宋巨儒，盖无不如此；而近时学者，流弊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文存卷下复濮止潜同年书
而鼎甫以为干、嘉以下汉学最大流弊，尤在其蔑弃心性而不谈。谓：
言心言性，乃大义所从出，微言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亭林习斋皆矫枉过正]顾亭林谓：「学者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夫辞受取予之节，孟子辨之至精；存心养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遗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鉴于明末心学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废方寸之良田，使之芜薉不治也。近儒乃专取之以佐其私说，不亦傎乎？原注：「颜习斋之学，大旨与亭林略同，皆矫枉过正者。」
又曰：
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戒人言心]此其为说，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于理欲之辨，未尝禁人言心，此则并心而去之，古所未闻也。按：此自阮氏以来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误，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盍弗与读孟子？
其它鼎甫论汉学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论考证则谓：
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按：此言略近东塾，而较湛密矣。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之学术所以高出东汉也。／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无不讲求，倾羣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又曰：
[引书与暗袭]引书备着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着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
论校雠则谓：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着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搉学术，洞澈源流。……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国朝诸儒，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钱氏史学及王氏经学之短长]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此学终古不废……第以此为登峯造极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若舍其短而专取其长，庸非三代小学之遗法乎？原注：「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
又曰：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其论博约，则谓：
宋学有宗旨，犹汉学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故学虽极博，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论虚实则谓：
异端以虚无立说，其弊固不胜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无」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虚」以言「实」……不知……凡物皆有虚有实，非实无体，非虚无用，以实触实，未有不激者也。[虚实之辩]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而蠢乎？……读书穷理，实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孙夏峯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当补。」此夏峯述张逢元之言窃谓夏峯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
鼎甫之见，仍主[汉宋兼采]，谓：
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此较戴东原、姚惜抱所举，多经济一类，可征当时思想风气之变。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干、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此仍主汉、宋兼采之说……如黄梨洲、顾亭林、江慎修，皆汉、宋兼治，学博而识精……故国初学术为极盛。干、嘉以后精深过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与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见解相反。[东原与西河]……戴东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气，博辨之词，与毛氏西河相近。当时海内翕然从风，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诋之已无完肤矣。此知学贵定识，不必随时俯仰也。按：此即章实斋勿趋风尚意。杂存卷上复傅敏生妹婿
盖清初学术所以胜干、嘉者，正以其犹有宋学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汉斥宋之见，则亦不得不谓清初诸儒已开其兆，故曰：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此陈兰甫所以有汉儒通义之作。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所为作。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而宋儒义理之学，茧丝牛毛，析之不极其精，斯发之不得其当。黄、顾二先生学问为本朝诸儒弁冕，高风亮节，亦足兴起百世，而持论时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后学相承，误人不浅。原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虽承学姚江，而论义理多粗浅。」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此鼎甫自据干、嘉以下学风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责备清初诸儒之说也。鼎甫又谓：
汉学家所当辨者固无几。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时之著述。囿于一时风尚者，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答问卷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
此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能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著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落之态。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者，则在史不在经。其言曰：
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鼎甫论史学，清代惟佩钱竹汀，宋儒颇推郑渔仲。其言曰：「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固视渔仲远胜，而孤怀闳议，亦远不逮渔仲。」又曰：「干、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皆见答问卷一。
汉时史学未兴，太史公书、汉着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又曰：「竹汀史学绝精，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礼通考，通经于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论学恒推之。」朱氏此等处颇与湘乡为近。
鼎甫此论极得实斋「六经皆史」之意。又谓：
学者不致力羣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异乎吾所闻。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奕。若时尝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答问卷四问金石
盖清自道、咸以下，内忧外患，病象日显，一时学者，羣悟文字考订之业不足挽世运，乃转而求为致用淑世。陈兰甫极言于先，鼎甫又继之于后，惟兰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脱经学牢笼，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经之论，更为透切也。鼎甫又谓：
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窃考董、郑、程、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此在黄梨洲已深论之，汉学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论，盖有鉴于当时汉学分析琐碎之病，而求有以为之合。[不徒求学术与治术合，又求学与行合]。盖仍主宋儒以来以修、齐、治、平为学之全量者。故曰：
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齐、治、平之实。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此可见鼎甫论学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者，南皮张之洞督粤时辟广雅书院课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绪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书，自言：
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钞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务持其平……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汨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必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此书与干、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干、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龚菊田刺史书
此鼎甫自道其书之大略也。又两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问为书，不能如东塾读书记之湛深而坚实。盖兰甫治学，仍循干、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自鼎甫论学之态度言之，尚不能跨出兰甫以至实斋范围之外。如其崇宋学，尊朱子，见杂存卷下答陈生锺璋问王阳明学术发明孟子性善，见杂存卷下答周生梁基问苏颖滨驳孟子性善之说以辨戴氏字义疏证之失，答问卷三其论旨大体，皆近兰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释虚无之义，答问卷二因深驳颜习斋之泥古无变，杂存卷上答某生而并及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答问卷三其大意在规崇古而奖达变，亦无以异乎实斋之所持。而年仅中寿，无以赴其所志。故答问一书，遂若抨弹之高，过于建树，泛滥之广，胜其持守，徘徊汉宋，出入经史，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与康长素]当鼎甫时而清代二百年经学复有轩然大波起为最后之一浪者，厥为公羊今文学之说。鼎甫亲与南海康有为相识，上下辨难，其事亦可记。将以并着于康篇，此故不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