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我自知是过于重大了，恐怕不是我所能作得完全的。但我向来对于任何事物，都保持着一个批评主义：——自然不是独限于文学——以为不论是什么，我们立足在现代的潮头之上，当然要不畏风波，不惮艰险的用澄明的眼光，判断的意志去透视去判断一切建筑在幻影上的东西。固然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没有不是建筑在幻影的上面的，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如此，而所谓典章，制度，学问，著作，照更上一层的见解，去加以考察，也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我们既然生存在某种幻影之下，总是任管有何愿力，却不能破此幻影之纲，而飞空他逝，且是即不能不讲求研究在此幻影下的生活的方式。与我们每日每时都有关的生活的方式，究竟不可蔑视。这是哲学上的实在论所由产生，而也是由一切一切的所由造成。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已为这个问题，讨论出好多的道理来。我在这篇文字中，不是去提出人生问题，加以邃密的研究，所以略而不论。但我相信我们既然生存在一种幻影之下的生活里，同时不能不承认种种表现出的生活的方式，存在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不能不用慧眼的批评的主义，去估定一切的价值，去求其更完善而日达于完美的地位。
那末，我们对于文学也要持守着同一的态度，因为文学也是在幻影下表现人生生活方式的一种；而且更可说与生活上有每日每时更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旧文学，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况且几千年来，也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更与过去的时代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一切的事物，保持着批评的精神，对于文学是这样，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是用同一的态度。这就是我作此文的动机与感想。
当然有人说我这段文字过于浪漫，抛弃本题，且过于附会了。但我是信任在一切事物上的，必须要求批评者，我不能不叙明这个意见，在此开始的一段之中。
批评中国文学的方法，这不是容易说的，而且在向来是“汗牛充栋”的中国著作林中，去讨论怎样批评？即使有闲工夫，慢慢地细密地去搜集材料，讨论方法，还恐怕有疏漏之处，当然我这样匆匆忙忙的作去，其不妥或想不到的地方，必然很多。不过我是一种建议，并不是一种定案，将来尽可以有更详密精进的方法出现，那便是我最希望而且欢喜的事了！
中国文学，自从在南北朝时代，受过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影响之后，直到前清中世，可说并没有重大急剧的变更。及至西洋的物质文明输入之后，由是而学术，而文字，与思想，一年一年的向这个文明古国，尽量的加以打击与警告之后，直到现在，可谓急转直下，大换其本来的面目。不过所可怜的中国文学，只有些诂，注，笺，解，在一代一代的文艺的范围之内。而始终并没有部很有价值的文学史出现，足供我们参考的资料。现在固然也有几本了，什么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等等，……但不是我厚诬他们，实在没有一本能以用完备的体裁，精密的叙述，给我们一点真正中国文学的印象的。至于其他错杂谬误的著作，更不足论了。
既没有完全的文学史，又没有多少专门研究文学——中国文学——上的著作，那些头绪纷繁，范围难定的中国类文学作品，更难数计，简直令人无从说起，更不要说到怎样去批评了。
我常想批评中国文学的第一步，必先从整理的功夫入手，能将这些“汗牛充栋”的书籍，爬梳，钩稽，分开整理，补正错误，理清门类，然后方可说到批评。因为这样一来，批评者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等希望，刻下未必能完全实现，因一时还恐怕没多人愿去担任这个工作。旧日的文人，多半是彳亍在传统的思想之下，虽也有时有些独到的见解，精深的努力，若将整理旧文学全部的责任，推在他们的肩上，说句武断的话，当然难以胜任。
因为在现时去整理旧文学，不能只知向旧日纸堆中考究的人，所能作得来，时代精神的应用，文学观念明了的，都不可缺乏的。他们去作诂，释，笺，注的功夫，诚然不可一笔抹倒，而这只是整理旧文学的一部分，不能以为仅仅有此，即可告成功。而且整理的工作，繁重而纷扰，我们这时回看以前努力的旧文人用的一部分整理的工夫，也实在不容易，况且在今日而欲对于旧文学加以总括的整理功夫，绝对不是掉以轻意所能成功的。
一时的整理，既不容易出现，然则我们便可暂时停止了我们对于旧文学批评的工作吗？我想现在我们只好先提出对于旧文学整理与批评的方法，以供讨论，而一方面也可随时作部分的整理与批评的工夫，如此同时并进，几年之后，或者可以使中国旧文学的本来面目，得以多显示出些来。
近来对于旧文学的整理，已有人作出概略提议出来了，我因为一时没有多大的工夫，能做长篇的文字，便先在此文中，将我一己对于批评旧文学的方法，约略叙出。
批评主义，应用到文学身上，当然先要分清是现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这两种的批评，有时难易互见，而绝不能用同一的眼光，去作此工作。至于内在（文学作品的）精神的发挥，特别风格的指示，与时代有影响的思想，作者的人生观如何等等，都是文学批评应该先行注视到的地方。那是不论批评现代的著作，与批评过去的著作，是要一律的。至于方法的应用，也不能过于拘执，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无论在哪种表现人生生活的方式中，都是如此。
中国旧日大部的批评文学的书，不过就是那几部，如锺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他如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诗话》，虽是字数较少，然究竟还可称得起独立而中正的批评。其他如《文史通义》中的一部分，对于旧文学，尚有点真纯的见解。除此而外，如《词藻》，如《古文关键》，如《词苑丛谭》，如《诗人玉屑》，与唐，宋，明，清，很多的诗话词话论古文的书，若论起片段的看去，也有很可入意的批评在内，不过多半是纪述时多，论断时少，人云亦云的文字多，而独创与洞察的意见少，零碎批评的地方多，而整篇段落的批评少，至于特别对于作品的解析，与考求一个时代一个作家的影响如何等，更是不可多得。而且一部分是仅去指示为他人模仿的法则；一方面又是以游戏消闲的性质，去作批评，所以很少有精辟统括的批评意义在内，而其应用的方法，更不明了。
我们完全拿了批评现代文学作品的方法，去批评旧文学，是事实上不相符合，而要依据中国旧批评文学议论作根据，勿论古今人的见地不同，且是费了很大的工夫，从凌杂片断的群籍中，找不到几本真有价值的批评书。有这两层关系，我们不能不另行寻创造的途路来，去作批评旧文学的较为利便较为迅速而有标的的方法。
据我的想象，直接的写在下面。
批评方法，在西洋的文学界中，也因时代不同，屡有变更。古代不与中世相同；中世不与近代相同，这是因为文学作品，与研究文学的对象，都时时的倾向于更加精密完全的形态的关系，所以批评的方法，也由广泛的变而为细致的；由迂阔的变而为论理的；由主观的变而为普遍的；由笼统的变而为分析的。这全是由于时代的转移，及研究文学之进化的关系。我想中国文学的新批评的精神，当然也不能与时代精神，不连结而合而为一。不然那旧日的诂，释，笺，注的工夫，已经比我们努力的多了，我们在现在的百忙之中，更何必多此一举。
在现代精神之中，而去批评旧文学，我认为最需要的三种方法，是
归纳的批评；
判断的批评；
解释的批评。
以下即分段加以说明。
一 归纳的批评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曾有几句话说道：“……韩退之曰：记事必提其要，纂之者必钩其元，其所谓提要钩元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漫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哉物？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者。……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其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这段议论，在现在看去，不但不觉得奇怪；而且还感到浅薄。但在旧文学的批评中，能以这样的论断与见解的，已不多见。中国旧日的文人，很少有人能真正够上批评二字的资格，即有其人，除了一二卓识者之外，大都不过是寻章摘句，作那种排比捋扯的工夫。章实斋所谓论文，多言读书养气，博古通经，亲师近友，取材求助这些话，虽有些与近代的批评精神不相符合，而其意义，却可以有相通之处。因为我们要批评一本文学书，是要对于其作品的全体，先要明了，而后对于作家的性质，风格，环境，与所处的时代，以及其时代的特别影响，都要全罗列于胸中，然后再加以自己的见地；自己对于作家的思想，有彻底的观察，或与其他作家相比较，这样再下批评，尚可不致有大的错误。所以章实斋这几句平凡的论文之言，可以称为中国旧文学批评的不完全的归纳方法。
向来归纳方法，是批评文学的所有法子中的一种基本的。我们也知道哲学上有这个同一的法则。归纳的含义，是集合而有比较的意味，是将种种不同的印象合为一起，加以适当的说明与表现的意思。一种文学的著作，绝对不是单调的，其中所包含的有内在的精神，有外来的影响，有形式上的艺术，有骨子内的情感，有时代思潮的浸渍，有理想世界的幻化，所谓文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绝对不是简单可以叙明的。文学是一切事物思想的反射镜，将万有的印象，映入其中，而用种种的形式表示出来。这是文学的一种原始的本质。无论古今，一律如此，不过有精粗与深浅程度上的差异，若没有这等原质在内，那便不成其文学。
中国文学，当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以外。我们试去找一篇诗，一首词，一段写景与抒情的散文看，只要是真的作品，纵使句法古奥，文字难解，而其内含的精神，也与上述者无二。既然中国文学也不是完全单调的，而且也同一包含了许多许多的万有的印象，与无穷的思想，复杂的情感在其中，而前人偶有些零星片段的批评，多好作笼统，模糊的臆断，不知深入一层，先作归纳上的功夫，求其真正作此作品的动机，与其影响所在，所以其批评的结果，往往是千篇一律，用那些包括，含混的抽象名词，与不可深解的语汇，而终不能透彻了然的去加以说明。我以为这种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知利用归纳批评的方法。
一般人多以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部书，诚然，在中国旧日的批评书，可怜只有此一部较完全的书。刘勰的发掘与指导的功德，在旧文学中，实有不可埋没的价值。然而他那部沉思翰藻的大著作，所缺乏的，就是归纳法的应用。任找《文心雕龙》的哪篇，打开去看，其比较可称为演绎法的居多，而归纳的精神很为少见。今引一段来作例子，如《物色篇》中曰：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横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浅进锐笔，怯于争锋。……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屈平所以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这篇文在以上抄录下来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他的见识，与对于他以上所引证的诗骚见解，自然是不可多得，但是详细推究他这篇文字中的见解，的确不是由归纳方法中得来的。他不将历代的文学著作，全体合来，加细密的分析，而后举出物色在文学中应该有何等特别的作用在内，只是一层一层的推阐着往外说，末后方加上几句论断，虽说也自有特识，然实在不能予我们以文学上物色的特点何在。这一半是由用六朝时流行的骈文文体，不能作详细至深密的说明；而一方面也是批评方法，未曾用得恰当的缘故。我不是苛责中国古人的批评文章，但自来不善用归纳的方法，那是不可讳言的。
因为用归纳方法，方可将不同的境地，不同的事实，复杂的情感，细微的艺术等，合在一起，加以断论。不然便免不掉没有细密的批评，而其论断，也多近荒疏了。中国批评的文字，可以举例来证实我这段话的很多，此处不必多举，但就《石头记》说，这部书在中国小说界中，总可以当得起一部杰作的名字，而无愧色。一般人多是熟读如胸，而且批评的人，也比其他小说为多，我们想以这部极有兴味而包含有哲学思想的书，在多少人的批评之中，总该找得出好一点的批评来。丢开那些研究红学，专门疑似影射者不论外，看看旧日所有的批评，除了含糊与几句不关痛痒的话，其余的全是不知用一点的归纳方法。如很通行的旧本，那位王雪香先生，总算对于这部书的兴味，是很浓厚的，然而看看他对于全书的总评，以及每回后的小评，实在可笑得很。附会与妄断之处，那还是小节，即如总评的第一段，由“此书开场演说，笼起全部大纲，以下逐段出题，至游幻起一波，……”到“故借东府演戏一点煞住，归入本文，……”由“至受笞起一大波，文气一歇，以后就景生情。……”至“且叙且结，应前感局，唤醒痴庸，重游幻境，则涓涓归源，文章已归返魂。”等等的话，我们且不论《石头记》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王雪香这等批评，其理想的平庸，也不足论，但所以有这样批评出自一位对于此书很有兴味人的见解，其最大原因，就是不知用归纳方法精密分析的缘故。
以上随意就案头的书所取的例证，我们便可明了中国旧日的论文，戏剧、诗与小说的批评者，多不知什么是归纳的方法。所以总没有一位使我们能很满意的批评学者，在以前出现。那末，即照鉴往知来的古语说，我们也可以觉悟此后批评中国旧文学的入手方法，只有先用“归纳”二字。
归纳方法，只是个方法的名词，至于如何因利乘便去应用它，那也不是有一定方式的，但总不能离开总合作品的事实，分析作品的思想，考察作家的个性，与作品对于时代的影响等数种之外。因为先有此等根本的统同的观念，贮在对于一种作品的概念之内，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去分析，评断。例如要去批评杜甫的诗，则须要将下列的条件，先要合拢过来。（一）当知天宝开元是什么时代。（二）在这时代以前的唐朝诗人的成就如何？（三）杜甫的家世，与其性格。（四）杜甫的经历，与其境遇。（五）当时兵祸的状况，与四川、陕西的情形。（六）杜甫的诗，是何种风格？他终身所作的诗，有几等的改变？（七）他诗中的情感表现，以哪方面为最重？（八）他的诗，在当时影响如何？（九）他与他的同时诸有名诗人的比较。（十）杜甫的诗，在中国中世的诗坛上的位置。这些观念，或者尚有其他的观念，都须从各方面搜集来，加以详悉的思考与研究，用精密的归纳方法，由异点中得出同点来，由许多事实中，得出一种概论。这样研究，方能求得一个更丰富更详确的了解。对于他的著作，也必如此的研究之后下的批评，方不致流于空疏、迂阔与误谬。
二 判断的批评
有些人以为判断的批评，便是主观的批评，其实这是错误的。原来判断批评是judicial criticism，而主观的批评是subjective criticism。其中的界限，是非常清楚，不能混淆的。我们看下面的话：“裴说云：‘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贫守静，自少至老，饱谙此味矣。”又如：杜牧之《华清宫》诗云：“长安西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记：明帝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又如《世说新语》有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拣金，注注见宝。”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多半是一样的笼统而武断。固然也有极恰切而不可移易的，而大多数却不能将作品怎样有这等价值，与为什么有这等价值之处叙明，其结果只可谓之为主观的批评，不能冒充判断的批评的名称。所谓“判断”，绝对不是武断。须要有根据，要有修辞学与论理上的根本，要有鉴别的眼光，与精当的论断，方能称为判断。要用此方法，必先对于一种作品，用归纳的方法，做第一步的预备，然后方可应用，否则至易流入用纯粹的主观而下武断的批评之一途。
我知道用判断的方法，究竟对于作品上是有多少的损失的，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看利用的手段如何。尤其是我们在今日而批评旧文学，是有采用此方法的必要。
旧文学实在是有不可数计的虚伪与无聊的作品，在内充数。我们如其愿意用现代的精神，想由旧文学中，拣出可宝贵的珍品来，便不能不用一番筛捡的功夫。用筛捡的功夫，是为的将无穷的沙粒捡出，以便发现有真正价值的珍品。那末，不用判断的功夫，怎么会得有这种分别。再换句话说，现在去批评旧文学，不能不用一份锋利的眼光，去作寻捡的功夫，若没有此层努力，“鱼目之混”，恐怕难于免掉。我们也知道旧日传袭的批评，是可烦恼的，因为它的根本，是已建立在沙子上了。那些从古相传的片断批评的法则，已经不能使我们满意。此刻如去作批评的努力，判断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不过这二层：——判断的与主观的批评——很难分晰，易于混淆。求之旧日文学的批评中，实不易得出个相当的例证来。因为他们所用于的批评方法，难说到界限上去，扞格与模糊之病，实在过多。但讲究到判断方法的应用上，锺嵘的《诗品》，尚略可比附。因为他尚能求于勤搜广览之中，求得出一种比较的法则，与探源的议论来。虽然是语焉不详，然尚具有大体，如其中一段，论六朝时的文学家道：“休文五言最优，辞密于范，意浅于江。”这类的话，现在读去，也不能十分恰惬我们理想上的批评的方法。但这等细为比较，与判解明确的批评，确非只知徒事辞藻的文字所能见得到的。因为这等批评法，绝不能说是纯粹由主观来的，多少也有些判断的意义。又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不拘于批评一个作家，一篇文学作品，不类分派别，用很切合于造成意象的文字，去加以比拟，固然“鞭辟入里”的一步，是说不到，而判断的眼光，究不可没灭。我们再看以后那些批评诗文集的先生们，亦知在起仗，对仗，比譬，顿荡，声律等等地方去注意，而加上以任意的主观，是更不能比数了。看来主观，原是要具有的，且也是势难掩抑的。况且近代西欧的批评家，也有“纯粹的文艺批评，即是纯粹的自己表现”的话。那末，我们为何竭力地去排斥主观的批评呢？须知主观与纯粹的自己表现，实在不可牵混在一起去解释。所谓自己的表现，是对于艺术欣赏下得来的一种神感，由此突来的神感，引起自己的心理的表现。对于某种艺术的感受上，并不是读了一篇作品之后，纯粹由一己的偏见，任意非绝对的批评，所可比拟。如旧诗话中，有段很有趣味的文字，“孔文举云：‘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这的确不失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的话，而且也不失为一种由比较其诗境，与自己思想的移转的判断批评法，至如清初有名的古文，小说，戏曲的批评家金人瑞，直到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阅之令人快意的地方，而根本上他的批评法则，多以游戏出之。至批评《西厢》，与《唐才子诗集》两部书，尤无道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表现，而主观武断的话，到处皆是。更没一点判断的精神在其中寄托出来。再则例如近代穿凿及强证的红学家，去批评《石头记》，徒令人阅后减少对于原书的兴味，而惝恍无从。这都是受了主观太重的弊病，而判断不得其法。
将来在我们去作批评旧文学的途径中，用以去斩辟荆棘，割断葛藤，求出坦坦荡荡的大道，我以为非有判断的精神不可。我自然愿意尊重个人的主见，但也不敢赞同过于自由而毫没有科学精神之主观的批评，再将旧文学的批评之途来阻塞住。我们希望有精析，分解，分别善恶，比较适否的批评出现。而不愿意再有过于任一己妄测而臆断的批评出现。
归纳方法，是判断方法的基础；而判断方法，是归纳方法的延展。
莫尔顿说：“判断的批评，是由文学之特别片断中，得来的领受到原理的适用。”然而不先有归纳方法，将文学中之特别片断，搜集与考证起来，那末，如何能从一个整体的作品中去寻找得到原理的领受？例如我们要去批评唐代的小说，这两种方法是要同时并用的。必须先用归纳的方法，求得小说之体裁的范围，因为我们不能按照旧章说，凡是唐人所作的杂记之类，都是小说。如《朝野佥载》，如《开元天宝遗事》，如《妆楼记》，《岭南述异》等，或记典故，或叙琐事，断断不能称之为小说。然则从甚多的唐人的小品文字中，去求得有小说风格与体裁之价值的，当然一方面用归纳的方法，从事比类，收集。一方面即不能不用判断的方法，加以鉴别，分析。再就其比较有小说之相似的体裁的，也不只一篇，然而又不能不完全靠着判断的方法，去从事分别个优劣，如《东城老父传》，如《虬髯客传》，《黑昆仑传》，《柳毅传》，诸作之中，再加以判别，而明其真值的比较。其次可以单就一篇说最有名的是《虬髯客传》了，若要去详细批评起来，除了归纳方法的应用之外，更须判明在这一篇中的特点何在。所谓那些特点，或是描写风景，人物，或是一篇的立意所在，都应确实详密的指出。如其中最精彩的一段：——据我所见——“……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用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这段文字，虽是用文言写出，而精神如现，且备有深意。用判断方法时，最宜注意此等一篇中或一部书中之顶点。而且即就此一段中，加以判别，亦应用特别表现出原作者的精神的法则，而予以论断。这也是用判断方法，所应留心到的。
再则如中国旧书的分类，极为混淆，有的可以称为完美的文学著作，而归入经传；有的极好的小说，而列入杂书。再则历史书中，地理学中，及零星著作之内，尽多有文学价值与有文学趣味的作品，若加以归类分界的功夫，那是归于整理一步的入手方法，但在现在的时代整理的功夫，尚不是一时能作得完善，批评上当然要注意，这等地方，判断方法的应用，是更为宽广了。
总之，判断的意义，是在复杂混淆的事实中，求得出较为清晰的目标。于石玉相乱的堆中，检出有价值的琼琚。是要用清晰的观察，比较的手段，于深微处求得其意义，加以自己表现的判论。这个方法，我以为用着去批评旧文学，分外相宜。
三 解释的批评
这一种的批评，在应用上极为困难，且是在中国的著作林中，可以武断一句说，向来就没人用过。要说明此处所说解释（interpretation），不是笺咧，注释的那类解释。此处的解释，就是对一种作品的人物，特别的印象，布局，主义，及其全篇的顶点等等，加以证解的说明，而表示其优劣，与艺术上应用的巧拙。绝对不是仅仅对于一种作品去注出一个简单而浮浅的概念便算完了。其实这种批评法，是包括了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在内。更进一步说，它是立在批评之主要而精密的地位之上，对于归纳与判断两种方法，更加以周到的说明。我们知道归纳的方法，是用观察与集合的方术，而求得出一种新的印象，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判断的。方法却重在比较，鉴别，与论断方面。至于研究与发现一个作品中人物与事迹的关连，描写与叙述的工夫，色彩的表现，与精神的密接，使读者多得到一点细密与有组织的了解，那非用解释批评的方法，是不完全的。我们要详密的了解作品中全体的精神分析，与集合，以上的层次，万不能缺乏。所谓解释批评，就是使得判断批评，更有些清楚的界限，与细密的解释。就是对于细节上更多得出些疑问之点来。而在一般的通解之内，去观察到那些细节的调和与统一。其次是用这些疑问所获得的有结果的通释，预备着去作宽广的通释的基础。这种批评，细密而繁琐，在极短的作品中，可以不去用它，而要去批评长篇大著的文学著作，非用这等细密的功夫，那是不能有完全的成就的。而且不用这种批评，是仍然不能逃出浮光掠影之弊。这种批评的方法，是近代的产物。在欧美的有名批评家，大半须利用这种批评方法。而在中国，还没有人合宜的去用它，作批评的指针。更何况古代呢？
我且少说原理，但讲到这个方法的应用上，在中国古书中，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有这样文学的批评著作。这等方法，万不是从前那种逐回，逐节，屡批，按语的零碎批评法所可比拟。这是要将一种作品外表的形式，内在的生命，完全拿到文学试验的工具中，去分析出合化他的原质何在；测量出他的交点何在；计算出他的乘除何来。固然不是有一定的公式，如物理，几何那样的不可移易，然而绝不是如旧日没一点有组织的批评的方法所能梦到。中国文学，在旧日不会有过真正精警的批评，最大原因，却是在此。
我写到这里，苦思要找出一个例证来，忽然想到俞平伯君今年对于《石头记》的批评，颇有点解释批评方法的表现。固然在俞君作这等文章时，未必即想到一定用此等方法。不过在他的“左右逢源”的批评，与绵密的说明之中，于此方法，可见出特长来。本来解释批评，要对于细节，对话，前后的连贯，人物的插写的印证，事实的表现的确实，都须处处留神，连锁而为一气。然后方能见出一部著作的真面目来。于此我们可更得一佐证：凡是能用解释法去批评的，必先具有归纳与判断的两种方法为其基础。如上面已述过的那两种方法，所以能用得好而不至流入鲁莽妄断的原因，却在对某种作品有特识，又须熟识，考核与切实的研究过，方能用归纳的方法与判断的方法，方能用解释的方法，作通体的详密的批评。俞君对于《石头记》一书，可谓有至深的研究。即看他所发表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及《高作后四十回的批评》，可以见出他对于此书，在未曾作此文以前用过什么功夫。创作固然是不容易，有时批评努力与困难，与创作相等；或者有时还要更费力些，更困难些，比诸创作。
所以此后我很盼望有心批评旧文学的同志，不要看轻了批评二字；尤其不要看轻了批评旧文学五个字。几千年来在中国的陈旧社会之中，许多文人学子，用志不纷的去专攻文学，去考究批评，而因为方法的错用，遂至没有几部有价值文学批评的书出现。何况在现代生活状况复杂，多用脑力的环境之中，若再误用方法，那末不越发使旧文学没有露出真面目来的一日吗？
解释方法，极为细密，我在此段中，只说个梗概，贡献出这点意见，以供从事此途的参考。他日有暇，还想专为这一种批评的方法，作更为详述的文字。
而即就上面所说，也可明了解释的批评的大概了。
以上三种方法，对于批评旧文学，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自然呵，批评文学，难说到用一定不易的方式，去作成自缚的范围，但在现在我们想去批评旧文学，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确切不能不立出几个批评的标准来，我想除了上述三种之外，用之于文学批评上的，也还是别的方法，不过我这篇文字是个简单的提议，也就不多说了。
中国旧文学到了今日，方有点发掘而整理的现象，以前汉学家，以及专门的文学家，实在不能说他们对于旧文学上，没有相当的功绩。而时代不同，思想不同，文学的趋向不同，所以此后我们于介绍西洋文学，以及创作出新文学的作品之外，更希望有人去批评与整理旧文学，使在地道下的东西，也可以重见天日，而放射出一点光辉来。
我作此文，时间极少，且于百忙之中，任意写的，万不敢自以为完全。这是当向读者告罪的！再则在此文的范围之内，我只是讲到批评方法的应用上，至于应如何去整理旧文学，那固然与批评有关，但却另当专论，在此文中，不能包括。所以我也少说到这一面的方法与感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十二点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