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之为伪书与否，从前已经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以为《诗经》在秦火之后，经汉儒的窜改，添损，其本来面目，已失却不少。现在我们若详加考证起来，万不可依赖流行的本子去牵强附会的加以解释，这是无庸说的。自来治《诗经》者，大抵皆以毛诗为蓝本，不过据汉书艺文志上说：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而齐辕固，燕韩生者，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兴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据艺文志所说，现在望文生义想来，大概当时治诗经的是以申公、辕固、韩生三家为指归，而尤以鲁申公的诗说为最可靠。可见毛公的诗派，在那时并不甚著名；且不甚为一般经生所信任。辕固在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源流志中，仅仅提到“又有毛公之学”，视作附带之笔，其在汉时不甚为人注重，概可想见。何以知道当时治诗者多，以鲁申公为指归？按史记儒林传曰：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疑则阙不传。”

汉书楚元王传曰：

“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又鲁国先贤传曰：

“汉文帝时，闻申公修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为诗传，号为鲁诗。”

由这几条的文义看来，可知申公是汉时治诗的第一人；而且为许多人所景仰佩服。至于辕固，韩生的佳说，亦曾屡见之于汉时著作的文章里，又有专书，依我想，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当时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但何以毛诗独普遍于后世呢？这大约是凭藉了训诂的力量。申公，韩生，所为的诗说，都是传而非训诂，传与训，不但字义上不同；而且是工具的应用上也不同。所谓“……至于传则释名，训为传示之传。正义以传通其义，盖古训第就经文所无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解颇为妥当。如申公，如韩生等，其为诗说，大率以历史的事实，加以考据，证明其所指，与释其意理，不甚屑屑论及名物的细微处。如现在流行的韩诗外传取来与毛诗相比，意境与所用的功力的着眼处，自不相同。因为汉时虽去春秋不远，但以征战的流徙，人民的丧乱，更因印刷术未曾发明书籍流传不易，况秦火之后，损失更多，则意揣所及，春秋时的平民诗歌，在汉时，非人人容易阅读。况诗中所用的典故名物，更杂以方言，惯语，其有待以注解处甚多。三家——申公、辕固、韩生之诗说，在一时固足以阐明旧藉中的意理，或者还可为一般人了解。不过他们只是说明大意的多，到了后来的读诗者，去春秋的时代愈远，则求知愈难。所以毛公的训诂诗说，自易为人所欢迎。这也是种自然的趋势。不过说到这里，都从根本上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毛公是否果有其人？他的诗说是否可靠？但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想并不是十困难的。

我们要知道汉时所出的伪书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经书、子书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详加考证起来，大部分是不真实与曾经改窜添减过的。从来治旧学的经生，对此问题，下的答案最多，独于诗经比较上还少有疑惑之点。毛公的诗说，据艺文志上说是出自子夏，所以现在通行本的《诗经》上的大序为卜商所作，而诗谱曰：“齐人关雎释文，引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为此实过于附会。孔门弟子必学诗，这是他们一定的功课。如：“不学诗，无以言”；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都是孔氏的学派的治学与实践上的一种功课。但《诗经》上的大序，却绝不是子夏所作。如今看来，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证据。不过当时以一二人的传记，数千年来遂以子夏作的诗序为铁案不移。徐整诗谱畅，今亦不传。释文叙录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未列学官。”这段文字极奇怪。徐整作的诗谱畅，今早已无可考。他竟能述明子夏与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据何书考得？况且薛仓子，帛妙子在古书中，愧我疏漏，不知这两位先生大名的出处。所以敢断定，是不足凭信的。毛诗周南正义书：“郑谱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毛公的出处非一，传闻异词，已可见了。而汉书儒林传文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如此则毛公几乎成了三个人。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见于汉时书籍者比比无真名，则尤为迷离惝恍。况且汉书的体裁，与在汉武帝以前的纪事，几乎全仿自《史记》。何以《史记》上会没见过毛公二字的名字？独有申公，辕固……诸人。总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没有，其所传的毛诗，不可尽信亦不可全不信。至于传自子夏一说，尤属毫无证实。即朱熹后来亦为此说所骗。我们如今去叙论，只要考查用毛诗的著作的时代，及其解诗的利弊正误处，正不必斤斤去计较其人了。

汉时所窜改添减的春秋战国时的著作，大概刘歆父子，当负责不少。他们父子作汉时的太常博士，校书天禄阁，所有那时发现的古书，其考订与参阅的责任，全归其担任。况刘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所以经他一后改订之书，多少总有损于本来面目。或者当时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书之得流传于世，不止是刘歆的功力；恐怕他还自己添加了许多。平心论去毛诗，在后来自有其些微的价值，不过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饰，借重他人。刘歆也许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诗出现。至其年代，依我臆断，当然是在三家诗说发布之后。

毛诗不尽可凭，但后来研究《诗经》的，除了根据毛诗本还可多掠取一点，更不能自己用力。所以郑玄便作毛诗笺，毛诗谱，直到以后研究《诗经》的经学家，多半逃不出毛郑的范围。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轲已经明白示告我们以读书与批评的方法。而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只知规规于字句训诂之内，再不会撷得书中的真精神所在，遂致“扣槃扪烛”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则不能说古人的著作误人，反是后人不善读解误了古书了。

我们既知毛诗已不可尽信，则后人附会毛诗，妄加注解引证者，其为纰缪，必不能免。不过果使是仅属小谬，还不至遗误他人，而以谬传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误点甚多的，我们不厚评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数出他的大谬的特点来。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今日批评旧书与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适的方法。

毛诗既已不尽对，而又有毛诗的复古的著作，望文生义，已可令人疑惑。况且愈说复古，则曲文强解，愈将真义晦塞，这真是劳而无功的事。

毛诗复古录这部书，想来还没有好多人见过，因为作者虽生于清乾嘉时代，——正是清汉学的初盛时代，而因他不是显宦，又不是声名喧传的老先生，所以也没有当时那些经学家的大名。但据他的传看来，自然也是个躬行笃践孳孳用力的朴学者。我所见的版本，是光绪甲午年的刻本，据仁和徐琪的序上说：

“余按试高州，得吴生锡畴……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回溪先生，以经术著闻。……及乡试时，锡畴来会垣之时余将往试雷琼，因先取所著毛诗复古录，捐篇授梓。……”

可知这本书虽成在乾嘉时代，而以僻邑穷士的缘故，过了一百多年方得镂板印行，可见文字的幸与不幸。使作者也与当时的浙江学者互相标榜，拔引，则此书以其宗旨所归，必久已著名于世了。

此书的作者吴懋清，字澄观，是广东高州吴川人。据陈乔森为他用的家传上说：

“……先生年十二，然诵十三经，稍长，益肆力于笺注义疏，汉唐以来作者，皆搜剔篡录，以为生古人后读书始得如是。三十四中副榜。越三年中式举人。辛未会试不第，馆京师。于是连平颜公伯寿，……皆推重之，名藉都下。先生容质朴伟，其学巨储而约举，喜深湛之思。其为人抉经源道，汇于古人之法，其沛乎独得，则又置身今人之上，而不苟随，故平无所透。癸未再报罢，遂浩然归，著书自娱。……其教人以敦行为本，稽古为先，言动必遵绳墨，时出所著诱后进，学者以列弟子籍为荣。……”

又苏州黄云鹄为他作的碣铭上也说是：

“……自十三经诸子史，国语，离骚，及形家言，皆有篡录。一书辄四五易稿。合所为诗，赋，杂文，为卷凡二百一十有四。晚得目疾，尤矻矻不止。其讲学务以身教，时出所自著诱掖后进所成就多笃学通经士。……”

这些话固然不无夸大之辞，但那时为人传的夸诞，必不如现在之甚。大抵吴懋清确是个笃行力学的汉学派的士人。在那时也正是讲学风气下的人。其人品学行，不能不使我们相当的佩服其精神。据其子孙宣崇说：

“……府君于毛诗四易稿，其泛释大意者曰‘测’，凡九养。专折一义者曰‘解’，凡五卷。罗列诸家辩核得失者曰‘订’，凡七卷。及后乃举前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汇为是编，曰复古录时隼盖七十矣……”

以七十老翁，尚这等热心著述不能不令人景仰。但我们却又不能因为景仰其人的精神，便迷信其著作。所以我阅过此书之后，既佩服他的用力，又惜其用力的方向的错误。

《毛诗复古录》共十二卷。在第一卷上面，例言很长。大意是他自己的见解，以毛诗为本，而以“言其不合雅训，不可不改正者，”加以改正。有些地方，却又独抒己见，对毛诗加以驳正。——但此等处较少——而又以毛诗解说男女之诗为不合，如其例言中云：

“毛序于变风，言及男女之际，多斥为淫奔。朱子集传，更加甚焉。今专据冠，昏礼释之，已去其十八九。又据左传之歌风见志；与离骚借男女之相求，比君臣之遇合，然后知郑声淫，郑诗不尽淫。……”

这是吴懋清说诗的最大要义。大抵他作这部书，确乎是在《左传》及礼书上用过工夫。他的全书的重要关键，就是一个“礼”字。如例言中谓：

“…毛序南陔以下六篇，皆为有声无辞，楚茨以下十篇，以为刺幽王伤今思古。以悉考之：即豳雅及笙诗，豳雅用南乐吹之，笙诗用笙管吹之，故编列一处。证之仪礼周礼篇章，及《左传》，悉有确据，可以订毛公之误。”

取此一条，与以下所引的一条，可以见出他对于以“礼”证时，为最富有趣味。其次则以变证诗，如其书中云：

“诗本乐章，然据周礼大司乐，推得……此一定之法。升歌三终，与笙人三终，分作间歌三终。与间吹三终造作，像春秋之散舒于外。合乐三终。堂上堂下并作，像秋冬之收敛于内。所谓旋相为宫方指此。雎鲁诗红尚传其髣髴。关元遗声谱庶几近之。因知鹿鸣之三；南陔之三；鱼鹿之三；由庚之三；关雎之三；鹊巢之三；以及文王之三；采蘋之三；出东之三；莫不皆然。是编诗之次节，本如此，因知毛公以什编诗，其例非古也。”

此等议论，不免牵强。诗经上的诗，不必皆可合于乐歌，况且仅笙歌三终，笙歌三终古音律相合，殊不足见鹿鸣南陔诸诗亦必如此。诚然诗可入乐，在古时是这样的。考墨子上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上也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大戴礼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云云，但我想孔子删诗，不独是要订采那些已经在庙堂之上定为东章的诗歌，其私家纪载，民间流行的民歌，folk song 也必同时采入。那末，则以诗的本质言，无不可歌，因为都是发自心声，为言志志永当的，但独不是皆已列入乐章，谱成宫谱的。而吴之以来解诗，言凡诗必合于一定的乐谱，则殊为武断。

再则据例言后，他的长孙吴贡崇则注言谓：“……国风语及男女之际，则据冠礼，昏礼，及离骚托喻之说以通之。笙诗则办其未亡，豳雅，豳颂，则明其尚存。诗为乐章，则以仪礼周礼为据。歌用大吕，吹用六律，阳顺阴逆，隔八相生，则依京房排爻神法定之。……盖知人论世，则就三礼及左氏内外传以意推测，明著诸篇。……”由此益可证明他的解释，全以“礼”为根据，而辅以乐为解音的工具。自来研究旧籍的，是当会合群书，互相参证，但有时强为考证，反多妄为附会处此等例证，在毛诗复古录中最多。（说见后段）

不过吴氏的一重要可注意处，即其对于音韵的考正是。本来春秋时间作品，在现在看去，不但是文法及用字上，以后代的文法相绳，诸不相合；即字音也辗转舛误。况韵文比散文的音韵，尤难考定。《诗经》除掉几篇的清庙明堂之作以外，几乎全是平民的文学，向方言的借用，语尾的字音，必非后人所能领会。据言语学上的考证，言语不同，不独是因于地方天然的分定而声音不同；而以民族的迁徙，与时代相隔的遥远，其发音与惯语，当然有异。如英国在 aoglo—saxon时代的诗，其去英国近代也不过几百年的工夫，然而那时英诗及诗人，如baowaif，widsith，chanoer，他们诗中用的音韵，与现在已大不相同。况且如中国自来方言的庞杂，与字义的多歧，于是《诗经》内的音韵的问题，便成了极难解答的。据吴懋清的自序说，他的音韵的参证以顾炎武为主。参江氏戴氏段氏各说，以古读及双声通之。然他于此点以得力于尔雅者为多。如载驰篇：“许人尤之，众穉且终。”吴氏注谓：“众终二字古通”，寻其意证，参以说文的音释，则颇有新解。又如羊裘篇内：“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吴注解居音据，与倨通，是解释此句，谓自我人倨倨非不相亲之意。又如楚茨章第二节内“跻跻跄跄，絜尔牛羊。……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吴自注，谓明，关章芒。本来此明字，是叶谟郎反，但类如此等细处，吴氏参考韵书，加以订正，可见其用力之细。此皆他的不可泯没处。

大概用总括的批评说起来：吴氏的注解，对于音韵及地理上的考证，尚有十之六七的可凭信。而其最大的误点，即在意理上的误解。（说见下）吴氏是中了“信而好古”的一句话的毒，他这部书虽是以毛本为根据，但他还以为毛诗原本，复古的不信，所以更证之《左传》，证之礼，乐，以明三百篇的范经，全是按定鉤绳，由礼，乐中作出的。即此一大误点，已经将全书的价值失掉。虽是用力甚动，其结果不过落得一个树新领奇，曲文强解的八个字。然而这等误点的根源，完全归罪于吴氏也，未免太冤枉了。因为孔丘有一句“诗三百篇思无邪。”其后礼致曰严，关于个人抒情的作品，皆力加粉饰。所以经过若干人的强解，遂将一部代表一个大时代的文学书，处处看作教训，与征求典章，考核礼乐的蓝本。据吴懋清的自序上，明明说“懋清晚年，酷爱毛诗，……及闻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岂汉唐诸儒，绝无发见，仍株守前说乎？若国风之斥为淫奔，圣人何苦存此，以示后人？近得（原稿不清——编者注）阮文达所刻皇清经解闻见渐夷”……这明明是叙述他自己治毛诗的得力处，由于见过皇清经解。在当时皇清经解这部大书，自是不容易得到的。且以流传的鲜少，其中搜集的书本，有许多为陋乡穷儒布所难得的。我们看在皇清经解中，毛诗正义序上说：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调，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这可知吴氏处处以“礼”释诗，应有所本，虽不必是纯在歌功颂德上注意，而止僻防邪的苦心，吴氏却始终未敢忘却。所以难以以前郑笺，孔疏的力量，斥国风诸诗为淫奔，而吴氏尚以为非古；尚以为圣人不能有此淫诗，必据各种“礼”去解释，于是明明是一首讽刺诗，satiritze poem而吴氏则讲为“魏之世家巨室。皆行男冠女婚礼，以节俭为尚，令贫者亦易于举行，恐有以俭为耻者，作是诗以箴之”。（见本书解葛屦篇）明明是夫妇夜谈不忘国政的诗，而他偏说“齐之命卿，有金石之乐者，撰为归戒，其夫为晨戒之乐章”。（见本书解鸡鸣章）如此说诗，一看便知是先有了题目而后强附诗义，本就自己的主见。由此这处，具见此书的注意之点，又可见吴氏的止僻防邪的苦心，但为一“礼”字所误，遂致如此。所以著书非难，而思想蔽于所囿，则勤苦无功，不能不令人叹惋了！

还有一层，足征吴氏熟于旧礼。他的凭生著作，共百一十有四卷，连诗，赋杂文在内。而仪礼测占了八卷；大戴礼记测占去了十三卷；朱文公仪礼通解弗一卷，外此即诗经解五卷；诗经测九卷；毛诗订本七卷；毛诗复古录六卷。这几种合算起来，已经知其著作三分之一还多了。其实再据其长孙的注言，（见上）则诗经解诗经测，及毛诗订本，等到后来将此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已是汇成这部复古录了。可见吴氏平生的工力，全用在诗，礼的上面。再加以拘守古人之言，不加思索，遂致处处以“礼”释诗，力求古之是复，遂铸成此大错了。

以上所说，是其书中最大的谬误。其他小节的舛解，不能一一指数。但可举出几个最明显的例证来。如关雎一篇，虽说是解经者意见不一，但大致尚以周文王求偶之诗者为多。无非各人有各人的见地，如毛诗原文谓为：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马瑞辰亦谓：“……正谓诗所称淑女为后，非谓后妃求贤也。”

戴东原则论：“……周家历世有贤妃之助，故周南首关雎，召南首鹊巢，所以正内德，慎婚姻之际。……”

总之此诗据我们现在的眼光参以古事的考证看去，则此诗明明为文王求妃之作，必可无疑。而昔也以迂拘之说，转相牵说，至可发笑。如崔铣云“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谁与探其寤寐间事而形容之？”又有人谓：“意必文王续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颂之。”此等解说，愈趋愈歧。此诗之为文王自己所作；或为文王宫人所作；或为后来的民间所歌诵者，我以为已难断定。而他们过于信古，以为周文王也如同后来讲究理学的老先生，如见女子勃然变色的程明道，如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陈卧子，又以为周时也如后代的礼法一样，遂至说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等话。其眼光短浅，令人可嗤。又谓：“而得太姒不妒之德，”其实大姒妒否，与此诗何曾有一丝毫的关系。即为文王所作，或宫人所作，亦无非叙明文王当初求婚的热切，与结婚后的友爱。何至穿凿到好多不相干的事上去呢。我们须知论及三千年以上的社会，及其礼法，阶级，制度等，万不可理想到怎样的威严，怎样的有一定的准绳，如从前一般鄙陋儒者，每天所理想的文武成康之世的了不得。其实我想那时，还是由图腾时代留下的部落的遗制。所谓王，与诸侯，还不过是变相的酋长，何至如后人所揣想的那时，便如天堂乐园的不可及。然照历史上的考察说，中国那时的文化，已经在初期大发展的时代，而周家当时，确为一个最有教育的族部。所以其在当时的势力，可以左右殷室。文王固不必是天生之圣，然其智识与品性，总可以代表姬姓族部的教育。所以孔丘也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文王求婚这段公案，在那时的阶级制度，必不如后来的严厉，所以文王见了淑女，即可求婚。至其中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话，是见出恋爱的心切。是文王自己作的也罢；宫人作的也罢，这等景况，也是必然有的。所以从种种方面，可断定关雎为周文王的结婚及求婚诗。而吴氏的毛诗复古录上，却独出奇说是：

“文王之后妃姒……其初归也，即求宗女知礼者，助荐边豆。宫中见其贤，歌以美之，用为荐铏之乐。”

此说即误于毛诗上“后妃之德也”一句，以后转解为后，因后而连及文王的后妃姒氏。其牵强附会，至为无理。果使毛诗以此诗为称美后妃之德，何不直写美太姒之德？而如此转折，说到前妃后妃呢？当时诸侯多妻，已成惯例，即太姒能求宗女之知礼者，亦何足怪。况说宫中因此见太姒之贤，歌以美之，则称其求宗女的美德，也足够了，何必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样恋爱的热切之语？他又用尔雅的训诂，将君子好逑，引作仇解。以“尔雅仇训匹，训偶，淑女为后妃之匹，犹武夫为公侯之偶，则不得以夫妻之说解之。”又将君子，解为：“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谓女不有君子之行。”这些话，极易不攻自破。在那时虽说名称不以男女而异如男子也可称美人，佳人，则君子以称女，固无不可。但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却真是臆想之说，毫无根据。吴氏于此不过竭力为文王开说，意谓文王不应有此自己求婚之举，上面既如此说解，下面两节，遂至有：“琴瑟友之，歌用琴瑟，喜宗女摄以威仪，以琴友顺之。……钟鼓乐之，用钟鼓，喜宗女助已，以钟鼓爱乐之。”他将全诗的无论哪一句，全牵引到太姒所求的宗女身上，将文王求婚的话，力为开脱，这等无根的武断话，至足令人惊怪！此误点之来源，也自有根据，是误于孔疏。考孔颖达疏关雎石妃之德也一句，谓为“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注曰后之言后也。执理内事，在夫之后也。释诂云：‘妃，匹也，’言妃匹于夫也。天子之妻，唯称后耳。妃则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此为之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孔疏最不足取信于人，而吴氏因后之言后也一句，乃更衍为他自己的强解。即孔氏之言妃，为上下通名，我就很奇在春秋时著作的书内，极难找到妃字。且孔疏多模糊影响的引证，而吴氏有一“礼”字在胸，力避男女的爱情，不使之入于风雅颂内。所以才有女君子以琴瑟钟鼓，化悦宗女的话。此与刘向解此诗为周康王夫人晏而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同一是力求新奇，反致大悖原义的谬见，不过在关雎全诗内“君子好逑”句，此逑字应作何解，也是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逑字应该作名物字解？或动字解？只此一点分别。我想逑字，确为一名物字。尔雅训匹，原为不误。“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原为两个对待的句子，意以为佳美女子，正可为君子的良匹，后人又何必多生歧义呢。

诗经内比兴的意思，自然很多。即如此篇中所谓“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未尝不是以“左右”，比喻“匹配”之意，观于三句下文，多接窕窈淑女等句可知。而吴氏则以流字作相导采用解，以芼字作择其菜以作铏羹解。这也是原本孔疏说：“正义曰：释言云芼。搴也，孙炎曰：‘皆择菜也。’……芼训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择之也。”即如此义，以芼为择，焉知不是藉芼字来兴起选择配偶之意？而吴氏因循古训，又力求返古，遂致愈讲愈不通了。尤有大误的地方，而雅既以芼为搴，搴即拔取的意思，当然是动词。而吴氏又以芼，为芼羹之（原稿不清——编者注），则动词反成名词，与上文采之，流之，都不相符合。虽说古人作诗，不能如后来那样讲究修词，但也万万不至在此处用上三个名词。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不能讲的，不能说的话。

据墨子说：“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言；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咏歌之。’”愚按以此意用三百篇的与离骚及汉魏人作目见。这几句话确有见地，于此又可证出吴氏解北风一篇的妄谬处。自来解此诗的，或谓为“言此风雨雪，以比国家厄乱将至，而气象愁惨。”或谓为：“塞凉之风，病害万物，此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这些解释，已经是支离其说；而吴氏则谓为“术宣荒废不振，居邶者摄赤狄之强，皆相携以去，作为此歌。”云云。在卫时那个国势，固有如此现象，然亦未必尽然。而诗中“莫赤匪狐，莫黑非鸟”二句，自来解者皆迷离说二者皆不祥之物，所见皆此，则国家将有危乱。这等话有据与否，实一问题。据传说即为不祥之鸟，如战国时文种告范蠡的话：“越王为长颈而鸟喙……”云云，也以形状比鸟为不佳。但古来书传，指狐为不祥的，实少其例。吴解本此，未免言之无物。至他解“其虚其邪”一句，则更见附会。本来此二字，为叠韵，即舒徐的意思。尔雅也说“其虚其仪，威仪容止”。吴谓为虚文缓步，也是拘于前人之解，似是而非。总之此诗，至今传为疑案。他们所谓刺上六暴乱，及避北狄远徙的话，虽是卫国的内政外乱，有如此的情况，然必证实此诗即为指此二者，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我总疑惑是一种恋歌，而吴氏的解释，敢断为妄。

尤为可笑的，是他解静女一篇。据他的总解上说：

“凡君臣之交泰，朋友之丽泽，当作合之初，皆有所借以输其意，而为之缘。因托诸男女，而作是歌。”

不知为何君臣之交泰，朋友之丽泽，必托诸男女而作此歌？郑笺上说：“女德贞静，然后可畜美色，然后可安，又能服从待待礼而动，自防如城隅，故可爱也。”这些话，不但文理有难通处；即其主张也是完全的女性压抑论。而吴氏的注解则更可笑。他说：“毛谓城隅，以言高不可逾。据考工记天子城隅高九雉；公七雉；侯伯五雉，上有罘罳之。”无端引证考工记，以证实城墙，其高难喻。难道这也是以比君臣朋友的交泰，与丽泽吗？这篇之为男女恋歌由男子作者明甚。曲为之解，以致本来是男女的真情作品，却被吴氏轻轻改为“托诸男女”。难道一部《诗经》里，就是止许有君臣朋友，而不许有男女的交感吗？同一用意。又可于氓篇上他的评语见出。

“女有自卫，而失其人，卒为所弃，因作歌以输其愤。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录之。”

“而失其人，卒为所弃，”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添上“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故录之？”足以反证；若非有可为急于求仕者之戒，就不在被录之列了。那末；诗经不全是教训的韵文吗？在吴氏以前，即力遵郑孔笺疏的范围内的说诗者，其理由无论如何不充，注解无论如何勉强，当少有作此等支离大胆的释义。而吴氏以礼释诗，遂至不顾事实，厚诬当时作者如此。又如吴氏解匏有苦叶，谓为：“惟礼可以止乱，可以防淫，涉乱世之末流，岂宜妄出。因作是歌以警世，或即上德行之贤所作。”此则更不知所云；也可说简直此解与此诗无一毫关系。毛诗本义谓为“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这种说法。其正确与否不论，然而还是就题牵义。而吴氏所谓：“涉乱世之末流，岂宜妄出，”所谓：“或即上德行之贤所作”，乃离题太远，不成话说。此诗据现在看去，亦为民间恋歌中带有讽诫性知。如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如：“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等句，皆可看得出。吴氏解“雉鸣求其牡，”是“雌雉鸣有求合其牡者。雉性最喜杂，与蛇交则生蛟，谓斥宣姜淫行近之。”在春秋时，曾见说过蛟否，以我读书之少，实不敢妄断定。况且诗中引雉作求偶的解者不一其处。如“雄雉于飞”，则也可说此“雉”为淫吗。

又如女曰鸡鸣章，吴氏谓：“妇主酒食，能戏其夫，以学艺亲贤，而作是歌，可谓贤矣。”据毛诗则谓为：“女曰鸡鸣，刺不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悦德以好色也。”毛诗的无根，自不必言，而吴迷信古说，女子是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的，便以此诗为妇女劝其夫学艺亲贤。然通篇惟有女曰，……士曰……两句，其余皆不能见出全是女子一面的口语，即假定为女子所说，“与子宜之，与子偕老，”这不过是夫妇间的互相爱重的话，由“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两句上，确能表现出一个很和乐安闲的小家庭的生活来。何至如吴注“琴瑟在御二句，谓拼扫清洁，令弦歌学道！”这不但是曲解；而且太煞风景了。明明以琴瑟比男女，诗经第一篇关雎上，已经说过。吴氏又解为学道，无论古人断断不皆是吃两庑冷猪肉的好德如好色的圣贤，而用“学道”二字，不也太负却那时诗人的心吗？郑笺上说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二句，“此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同一头巾气过重了。其实这篇诗，正足见出夫妇之爱的家庭间的谈话。因为那时的士人，大夫，都最会射而佩玉所以有“将翱将翔，弋鸟与雁，”及“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等句。

这等误解，尚为轻者，尤令人发笑的，是吴氏解青青子衿篇。他说这是“卿大夫之子弟，随世子入小学，在公宫之左，师氏教之，谓之门子。当时有废学者，因作是歌以警之。”“门子”，不知古时有这个名词否？我也不敢妄断。即如吴氏的注解，而“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等句，将如何讲法？吴引尔雅悠，训思，但不知第二个“悠”字怎说？两个思字作叠字讲，恐怕不能讲得过去。他又说：“纵我不往教，子宁不嗣其音，言当嗣其学诗学礼之家，为将来世袭计。”原文为“纵我不往，”如何平空多添上一“教”字在下面？而“子宁不嗣音，”解为将来世袭，即当嗣其学诗学礼之家，其荒谬一至如此，难道当时那些青青子衿？即如其言，有了门子的资格，学礼学诗，仅仅为将来世袭之计吗？马瑞辰解此二句，曾有：“按往来，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回一迂解。况下边明明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话我恐怕那些师氏们，不见得如此热心待那些挑达的青年子弟。“城阙”二字，本来即城缺处，为诸侯筑城阙其南面之意。吴氏却用了好多的字，解此二字，他说：

“在城阙兮，城门内为库门；库门内为雉门；雉门一名南门，凡城隅上必有罘罳，雉门左右有两观双阙。小学在公宫之左，即库门左。犹天子以皇门左为小学，世子在焉。皇门右师氏居之，教王子及国子。谓小学在城关交界间。”

难得他竟考查得如此详悉。结果无非证明青青子衿，确是当时的学校子弟。吴氏这部书中，如此曲证的地方非常的多。如枤杜一篇，明明是征人由戌役中归来，久苦于战伐，今得安享家室的快乐而作的。吴氏偏解为新讲，以为是：“凡卿大夫子弟，选入士庶子班者，挑其嫡子为舆司马；诸子为行司马。其父兄皆见在王朝，所以有忧我父母之言，作此以劳其佐领等。”不过因为此诗中有“忧我父母”一句，即引经据典，说了好多不相干的话。如青青子衿的解释，同一穿凿附会。青青子衿，可以断定是篇爱而不见的恋歌。如“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等话，明白显然为男女相悦相思的话，都被吴先生解错了。即如毛诗小序指此篇为“刺学校废也”，虽说也于辞意两俱相妨，但还强为之解；若吴氏的解释，则愈去愈远了。其实毛诗的郑笺中释“子宁不嗣音”一句，的“嗣”字，说：“韩诗作诒，诒寄也。曾不传声问我，以恩责其忘己。”然即作“寄”字解，为甚么不能用之于两性之间？如静女篇中：“贻我彤管”，此贻字与此篇中的嗣字，正可互相证明。“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孔疏引的正义话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记文由其须友，以如此故思之甚。”这些话哪句不是生吞活剥的解释。而吴氏愈求返古，则去古愈远，恐怕也是先受了他以前那些迂拘的治诗家影响呢。

同例当有葛屦诗。吴氏释此为“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婚礼，以节俭为尚，令贪者亦易于举行，恐有以俭为耻者，作是诗以箴之。”由此段释文，可见出吴氏处处以“礼”解诗的方法，而其谬处，即随其方法而发见。按魏风尚俭，自是不诬的议论。如左传上季扎说：“美哉飒飒乎，大而婉，俭而易行”是赞美魏风的话。但此必非专指昏礼而言，谁也可看得出。吴氏引用冠昏礼；夏用葛屦，冬作皮屦，以为与事实相合，已未必真；而他又谓“掺掺女手”二名，谓自作行嫁之服，尤属无根之言。又谓：“嫁者称好人，犹娶者称作良人”，更属勉强。最古时称良人，已不必专指男子，而嫁女称好人，却未曾见说过。吴氏的解，多属此类，尤以注解诗经中国风的部分的诗为多。他以“礼”说诗，便强诗就“礼”。因之将那些抒情，发愤，活泼的韵文，都牵扯到与“礼”有关。而此诗如照他的注解，反不如集注上的“魏地狭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为就事论事的妥当。后来还有人以此诗指为讽魏王的，亦属牵就。此诗的正解，大都不外缝衣女子，或是当时诗人的作品。所谓女手缝裳，只为好人之服罢了。而一结已可见出肉食者的无用来。贫女不过辛苦劳力，为他人作衣的感慨，已可发露无余。据我看解此诗者，还以姜氏广义所说，为比较的妥当。

“风人从无说出所以刺之之故者，而此诗明言之以俭本美德，原无可刺；俭而太过，至于褊急，则不能无讥矣。诗人之意，正使后世骄侈惰慢者，不得以是诗为口实也。”

但这段话，虽有其见地，而我以为此诗，诗人所以从无说出刺之之故的，正是此诗的艺术高巧处。虽不能说她是有近代写实文学的风格，但诗中所用的“可以缝裳”，“惟是褊心，是以为棘”等话，真是富有讽刺性的文学作品。“好人”二字，在此诗中最易误解。胡承珙说：“案古亦有美人佳人为男子之称者，然美与佳本有大训，此好人只当作容好解。”而方言云“自关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是也。北方常谓人面貌美丽，为“长得好，”是句极通行的句俗话，也可为胡说的证明。历来解此诗者，比较还是胡说为较可凭信。而吴氏乃说到昏礼上去，所谓终是走不出圈子的话，终是为他自己的主见所蒙蔽了。

以上略举几条，已可证明吴说的支离牵强。而何以此等错点，在国风中独多，而大小雅及颂中还少些呢？因为大小雅，多叙鬼神，祭享，及特聘往来，与一国中人追念先烈，及兵役诸事的为多。而周颂，鲁颂，则祭神，谈政的为多，所以吴氏不但解此等诗错点较少，且他根据古书，还时有发明之处。而诸风内，小诗多；抒情的诗尤多，劳人思归，感怀，借物兴比的篇什，自然多得很。而吴氏仍然纯以说礼读教的目光去批评，解释，那便不会有许多恰当的地方。毛诗原序多不可信，而郑笺误于前，孔疏误于后吴氏更力求复古，佐以礼乐的证据，其结果，解风诗乃至大失败的一步。我当想从前的经生研究尚书礼记等书，还可多可观之处，至于《左传》等书，已经非他们卑狭的思想所易了然贯彻。诗经是部专门文学的书易经是部古代哲学的书，他们虽然考据引证，终是少有搔着痒处的吴氏努力治诗若干年甚在七十岁上，才写定，尚有此等大错的地方，也足以证明我的话了。总之：吴氏解诗虽时时独创新解，——新解误否且不论——而其根本的思想，仍不脱前人的范围；不但不脱前人的范围，反而更陷入于古的深渊去，比别人为深些。他必是位极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老先生，所以将风中那好多的恋歌，都很费苦心的去给它们另装换上了一付道德礼教的面具。除上叙几条之外，如鸡既鸣矣，如桑中，如遵大路，如隰有苌楚等篇，他一方面既依违于郑笺、孔疏的解说的界限；一面又时时由礼仪及事实上，自出其见地。但同一的结果，都是将些小诗歌，变为教训论了。

以上所说，也还多略而不详之处，然已经可见此书的内容与价值，我相信无论是古人，是今人，凡是他真能潜心有恒地去研究一桩事，去著作一部书，即错点甚多，总不能没有一部分可取之处。吴氏固然是囿于偏见，但他的音韵的考证与地理上的位置，却不能不说是无一点是处。如其证明豳风乃周公居东在豳邱时所作的诗，而非公刘的豳。魏乃入晋以后的魏，桧乃入郑后的桧。这些发明，颇有其充足的理由。再则在大雅及周颂内，所说明祭仪的礼节，及乐奏的次序，虽也有博采前人的话，而大体引证，得还惬人意。如此等地方，究竟是不可泯没的。所以他最好是专作考证与训诂的工夫，则对诗经的贡献，还好些，而他的失败之处，只是被一个“礼”字欺惑，且拘束住了。他有时不信毛诗的序言，但他的注释，却大部分是从毛序中推演出来的。毛序在今日看来，已经不能定说是大毛公或小毛公所作，其为汉人的伪作，恐怕是不可掩却的事实。所以序言最多不合情理，而过于武断的话。数千年后，又遇见好古的吴懋清，且过于信古了；以“礼”而求诗的复古，依违毛序，更加曲文牵就，遂将国风中大部分的好诗，错为注解。吴氏的用力可嘉，然不能不说他是被毛序的大部分遗误了他自己。

一部中国最古而且最好的文学书，可惜自古屈服在太过于讲礼教的先生们的笔下，遂致使得后来读诗人，逃不出他们注释的范围。他们注解的稍好的，就是详述禽兽草木之名，与考订当时的风俗，礼仪等等。很少有人当它作一种纯文学去研究。在情感与艺术方面，加以评论，所以愈到后来，不过将这部古文学书，看作一部古代——春秋——时的风俗史，及礼乐的根据书罢了。文学的价值如何，没有几个人能见的到说的出。而最大最普通的误解，即以此书是种教训的韵文集。处处不能忘了温柔敦厚，处处不能失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思无邪的标准，皆以古之人为理学派的圣人贤人，所以评注《诗经》的，都是先存了一个理想的事实与人格的模型，然后从诗中去强添扯上，以合于自己被束缚下的理性的观念中的事实与人格的模型。而吴懋清氏即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者。

我们现在虽在旧籍中发现与搜求出它的真面目来，固然不可居心立异强古人的理想见地，以强合于今日；但好好的书籍，为注释家的主观所蒙蔽过的，我们却不可不将这等假的面具为之卸下。但若施以消极的批评，尚不如掘发出旧日著书者的思想工作上根本中毒之处。如吴懋清的毛诗复古录，的确是中了“礼”字的毒，以为圣人删诗，不当存非礼之作。因此他以为不但桑中等诗，是有深重的教训意味，并且将鸡鸣等诗，亦曲解为与齐家治国的“礼”攸关。这可以见出他的思想的根本所在；而他作这部书是为的甚么了。

我对于这部书，本还发现出许多不合之处，但以时间关系，不暇详说。如上所叙，已可使未见此书的，得到一种概括的观念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六十三～六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