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达源，字清甫，号云阁，嘉庆进士，官至少詹事，著有《弟子箴言》、《妙香室文集》，其子文忠公林翼立书院益阳，曾文正为之记云：

“国藩以道光戊戌通籍于朝，湘人官京师者多同时辈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尽，而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独为老师祭酒，乡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烛，众以无陨。而哲嗣润芝亦以编修趾美名父，迴翔馆阁，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抚，海内称为宫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撰《弟子箴言》十四卷，国藩实尝受而读之，自洒扫应对以暨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甄录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词浅而旨深；要使学者自幼而端所习，随其材之大小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先王鉴于此，欲民生早慎所习，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琴瑟鼓钟以习其耳，俎豆登降以习其目，诗书讽诵以习其口，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书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则道足济天下，而智周万汇，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贾生有言：‘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其不然欤？侍郎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自部曲之长、郡县之吏暨百执事，片善微长不敢自暴，而褒许随之，曰；‘尔之发见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过差，方图盖覆，谴亦及之，曰：‘此犹小眚，过是，诛罚重矣。’与其新不苛其旧，表其独不遗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课，月有举。当时推湖北人才极盛，侍郎则曰：‘吾先入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讵能继述，直什一耳。’咸丰十年，侍郎治鄂六载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于北，而反遗吾父母之邦，其谓我何！于是建箴言书院，将萃益阳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廪生徒，储典籍以馈孤陋。宽其涂辙而严其教条，崇实而黜华，贱通而尚介。循是不废，岂惟一邑之幸，即汉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闽，渊源于是乎在。后有名世者出，观于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与余小子慎其所习之说，可以兴矣。”

湘乡王君季范校刊《弟子箴言》，属余作序云：

“益阳胡宫詹云阁先生讲业岳麓时，受业于山长湘潭罗鸿路胪慎斋之门，获闻宋儒者之绪论。官京师，摄记旧闻，益以师说，以为《弟子箴言》，自奋志、勤学至于才识、经济，凡十六卷。成书于道光十五年，其子文忠公为校字刊行。迄光绪二十一年，吴尚书大澂巡抚湖南，重加评识，以授蒲圻但督粮湘良，刻之长沙。湘乡王君季范近就但本重印，以示诸生，而属余为序。余尝读曾文正公《箴言书院记》及左文襄公所造碑铭，于人才因于所习及诸老生讲学经世之效，已熟闻而心服之矣。文忠公秉玮异之才，早入翰林，迴翔台阁，风流豪宕，天下以为俊士。既以江南试士罢官，复遭宫詹之丧，戢景礼庐，痛刮曩习，慨然有康济斯民之志。于是典郡于黔南，开府于鄂州，荡寇礼贤，殚思矢诚，谋国之忠，进德之勇，为清中兴名臣之冠。而文忠则曰：‘吾先人箴言遗教，未能述其十一也。’及其晚年，犹师事老儒姚君桂轩，日受《论语》要义。湘阴郭侍郎筠仙为叙，言公志行至详。今去文忠公之薨六七十年，而风会诡变，世乱方亟。方面之长，不闻屈心以优贤，校学之师，罔或正身以率士，上下相蒙，才贤日衰。季范勤勤举乡贤之训以诏生徒，吾悲其孤行而寡和也。然风教之移，视曹好之所趋，而术学之昌，资贤儒之善道。季范既为郡学之长，卹然有世教之忧，愿益抗心而潜晞，反躬而力求，使诸生无逐声利之好，而事身心之修。异时吾郡英贤辈兴，毕志力以扶世宙，其大本必是之由也。传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吾述此勉吾季范，亦以为群士劝焉。癸酉八月。”

益阳先贤，未得详考，就所知者，曹月庵被举鸿博，文未入雅，而涉学甚博。汤海秋鹏才气奔放，为古近体诗及《四书》文，数月而得千篇，所著《浮邱子》九十篇，曾公虽致讥评，然祭汤文称“韩悍庄夸，苟卿之蕴，鏖义斗文，百合愈奋”者，其才自不可及也。胡氏父子以理学、经济著闻，箴言院生才贤辈起。亡友曾运乾星笠，少与陈新寰鼎忠同著《通史序例》，曾后著《三礼通论》、《丧服释例》、《尚书正读》、《广韵研究》诸书，以都讲湖南大学，疾终辰溪，虽学行已荷上褒，而遗书尚未行世，然资江近世朴学，殆未有能及星笠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