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名法术，世每连称，不加分别，其实非也。刑名之“刑”，本当作“形”。形者，谓事物之实状，名则就事物之实状，加以称谓之谓也。凡言理者，名实相应则是，名实不相应则非；言治者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通常之言论，察其名实是否相应，以求知识之精确，是为名家之学。操是术以用诸政治，以综核名实，则法家之学也。故“形名”二字，实为名法家所共审；而“名法”二字，亦可连称。“法术”二字，自广义言之，法盖可以该术，故治是学者，但称法家。若分别言之，则仍各有其义：法者，所以治民；术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言法者宗商君，言术者祖申子。（见本书《定法篇》）法家之学，世多以刻薄訾之。其实当东周之世，竞争激烈，求存其国，固不得不以严肃之法，整齐其民。且后世政治，放任既久，君主之威权，不能逮下，民俗亦日益浇漓。故往往法令滋章，则奸诈益甚；国家愈多所兴作，官吏亦愈可借以虐民。在古代国小民寡、风气淳朴之时，固不如是。天下无政治则已，既有政治，即不能无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分。然同是人也，治于人者固须治，岂得谓治人者，即皆自善而无待于治？今世界各国，莫不以治人者别成一阶级为患。其所谓利，上不与国合，下不与民同。行政官吏然，民选立法之议会，亦未尝不然。世界之纷扰，由于治于人者之蠢愚者，固不能免；出于治人者之狡诈昏愚、嗜利无耻者，殆有甚焉。术家之言，固犹不可不深长思也。《韩非》谓言法者宗商君，言术者祖申子。今《申子书》已不传。世所传《商君书》，虽未必伪，然偏激太甚，而精义顾少，远不逮《管》《韩》二书。道、法二家，关系最切。原本道德之论，《管子》最精；发挥法术之义，《韩非》尤切。二书实名法家之大宗也。
《韩非书》，《汉志》五十五篇，隋《新旧唐书》《宋史·志》二十卷，皆与今本符。《唐志》有尹知章《注》，今亡。今所传注之何，谓出李瓒，《太平御览》《事类赋》《初学记》诸书已引之，则其人当在宋前；然其注颇不备，且有舛误。何本刻于元至元三年，明赵用贤以宋本校之，知有缺脱。用贤刻本，与明周孔教大字本同。《四库》据周本著录，而校以赵本；然赵本实多误改。清吴得朱乾道刻本，为赵本所自出；顾广圻为校，而刻之。（顾氏《识误》三卷，刻原书之后）顾氏而外，卢文、王念孙、俞樾，于是书亦有校识。长沙王先谦，合诸家校释，而成《韩非子集解》一书，实最便观览也。
《初见秦》第一 此篇见《战国策》，为张仪说秦惠王之词，盖编《韩子》者误入之。司马光以此讥非欲覆宋国，非也。
《存韩》第二 此篇载非说秦毋攻韩。次以李斯驳议，请身使韩，秦人许之；斯遂使韩，未得见，因上书韩王。盖编《韩子》者，存其事以备考也。
《难言》第三 此篇即《说难》之意。
《爱臣》第四 此篇言人君防制其臣之术，术家言也。
《主道》第五 此篇言人君当虚静元为，以事任人；可见法家言之源出于道。
《有度》第六 此篇言君当任法以御下，多同《管子·明法篇》。
《二柄》第七 此篇言刑、德为制臣之二柄，不可失。又言人君不可以情借臣，当去好恶而任法。
《扬权》第八 此篇言无为之旨，君操其名，而使臣效其形；去智巧，勿授人以柄。可见刑名法术，皆源于道。此篇十之九为四言韵语，盖法家相传诵习之词也。
《八奸》第九 此篇言人臣所以成奸者有八术，亦术家言。
《十过》第十 此篇无甚精义。
《孤愤》第十一 此篇言智能法术之士，与权奸不两立；智能法术之士恒难进，然权奸之利，实与人主相反，术家之精言也。
《说难》第十二 此篇先陈说之难，继言说之术，极精。
《和氏》第十三 此篇言法术为人臣士民所同恶，可见“法”之与“术”，虽名异而理实相通。
《奸劫弑臣》第十四 此篇言君以同是非说其臣，于是臣以是欺其主，而下不得尽忠，故必参验名实。次节言学者不知治乱之情，但言仁义惠爱，世主不察，故法术之士无由进。皆言用人之术，亦术家言也。末节“厉磷王”，《国策》《荀子》，皆作荀子答春申君书。
《亡征》第十五 此篇列举可亡之事，而曰：“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乃自下“亡征”二字之界说也。
《三守》第十六 （一）戒漏言，（二）戒假威，（三）戒不自治事而假手于人，亦术家言。
《备内》第十七 此篇言人臣之于君，非有骨肉之亲，故窥觇其君无已时；而后妃、太子，亦利君之死，故有因后妃、太子以成其奸者。看似刻核，然于后世权奸宫闱之祸，若烛照而数计；其见理明，故其说事切也。大抵人类恶浊之性，恒人不甚乐道出，而法术家务揭举之，故常为世所訾；然其说理则甚精，而于事亦多验，固不可不措意矣。又言王良爱马，为其可以驰驱；勾践爱人，乃欲用以战斗，则法家刻酷之论矣。建国原以为民；欲保国者，有时原不能曲顾人民；然若全忘人民之利益，视若专供国家之用者然，则流连而忘本矣。此则法家之失也。
《南面》第十八 此篇言人君当任法以御臣，不可任甲以备乙，亦术家言也。末节言变法之理甚精。
《饰邪》第十九 此篇主明法以为治，戒信龟策、恃外援，可考见战国时迷信及外交情形。
《解老》第二十 此篇皆释《老子》之言，义甚精，然非必《老子》本意。盖治学问者，原贵推广其意，以应百事。韩婴之作《诗外传》即如此；凡古书之有传者，实皆如此也。
《喻者》第二十一 上篇释《老子》之意，此篇则举事以明之。
《说林上》第二十二 《说林下》第二十三 此篇列举众事，借以明义。《史记索隐》谓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此可见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义。
《现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体》第二十九 以上六篇，皆法术家言。《大体篇》亦及因任自然之旨，与道家言通。篇幅皆短。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内/外储说》皆言人主御下之术，乃法术家言之有条理者。其文皆先经后说，可见古者经传别行之体。
《难一》第三十六 《难二》第三十七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一至三皆述古事而难之；四则既难之后，更有难难者之语。剖析精微，可见法术家综核名实之道。
《难势》第四十 难任势为治之论。
《问辨》第四十一 非民以学议法，李斯焚书之理如此。
《问田》第四十二 此篇言法家不惮危身以婴暗主之祸。案战国之时，大臣跋扈，率多世禄之家。游说之士虽盛，然多出自疏远，能执国之柄者盖少。故韩非发愤屡言之，术家言之所由兴也。
《定法》第四十三 此篇言法与术之别。
《说疑》第四十四 此篇亦言人主御臣之术，多引古事以明之。
《诡使》第四十五 此篇言利与或与名，所以为治，然真能用之者少。
《六反》第四十六 此篇举奸伪无益之民六，谓其皆足以毁耕战有益之民。又辟轻刑。《商君书》之精义，已具于此及《五》《饬令》《制分》三篇矣。
《八说》第四十七 此篇举匹夫之私誉，而为人主之大败者八事。又言法令必人人所能。古者人寡而物多，故轻利而易让；后世生计穷蹙，则不能。然天下无有利无害之事，但在权其大小。治国者不可恃爱。皆法术家之精论。
《八经》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二）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君当用人之智，而不自任其力。（三）言臣主异利。（四）言参伍之道。（五）言明主务周密。（六）言参听及言必责实之道。（七）言宠必在爵，利必在禄。（八）言功名必出于官法，不贵法外难能之行。亦法术家极精之论。
《五》第四十九 此篇言圣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即商君变法之旨。又言文学非急务，取譬于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可见法术家言，虽刻核而重实利；然自为救时之论，非谓平世亦当如此也。篇末辟纵横之士，谓其徒务自利。此外大旨与上篇同。
《显学》第五十 此篇辟儒、墨，亦精。
《忠孝》第五十一 此篇非尚贤。
《人主》第五十二 此篇戒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亦术家言。
《饬令》第五十三 此篇言人君任人当以功，而不可听其言。又主重刑厚赏，利出一孔。与《商君书·靳令篇》同（《商君书》亦有作“饬令”者）。
《心度》第五十四 此篇言圣人之治民，不从其欲，期于利之而已。其说甚精，可见法家之治，虽若严酷，而其意实主于利民，而尤足为民治时代之药石。盖求利是一事，真知利之所在，又是一事；人民自主张其利益者，往往不知利之所在，欲求利而适得害。故先觉之言，不可不察也。
《制分》第五十五 此篇言相坐之法，亦商君所以治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