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京的文章学问既然是那么的糟，为什么还请他教书的呢？这没有别的缘故，大概因为对门只隔一个明堂，也就只取其近便而已吧。他的八股做不通，“四书”总是读过了的，依样画胡芦的教读一下，岂不就行了么。

可是他实在太不行了，先说对课就出了毛病。不记得是什么字面了，总之有一个荔枝的荔字，他先写了草字头三个刀字，觉得不对，改作木边三个力字，拿回家去给伯宜公看见了，大约批了一句，第二天他大为惶恐，在课本上注了些自己谴责的话，只记得末了一句是“真真大白木”。不久却又出了笑话，给鲁迅对三字课，用叔偷桃对父攘羊，平仄不调倒是小事，他依据民间读音把东方朔写作“东方叔”了。最后一次是教读《孟子》，他偏要讲解，讲到《孟子》引《公刘》诗云，“乃裹餱粮”，他说这是表示公刘有那么穷困，他把活狲袋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他这里显然是论声音不论形义，裹字的从衣，餱字的从食，一概不管，只取其咕与猴的二音，便成立了他的新经义了。传说以前有一回教他的儿子，问蟋蟀是什么，答说是蛐蛐，他乃以戒尺力打其头角，且打且说道，“虱子啦，虱子啦！”这正是好一对的故典。鲁迅把公刘抢活狲的果子的话告诉了伯宜公，他只好苦笑，但是橘子屋的读书可能支持了一年，从那天以后却宣告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