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里的生活照上边所说的看来，倒是相当的写意的，但是那里的毛病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我们做了二班学生的时候，有好些同学不约而同的表出不满意来了。其一是觉得功课麻胡，进步迟缓，往往过了一年半载，不曾学得什么东西。因此大家都想改良环境，来做这个运动。壬寅冬天总办换黎锦彝，也是候补道，却比较年轻，两江总督又叫他先去日本考察三个月，校务令格致书院的吴可园兼代。听说他要带四名学生同去，觉得这是一条出路，我便同了胡鼎，张鹏，李昭文四人，往找新旧总办，上书请求，结果说是带了毕业生去，这计画也完全失败了。胡鼎又对江督及黎氏上条陈，要怎样改革学堂，才能面目一新，大概因为理想太高，官僚也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影响。

其二是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好几年都是如此，以我进去的头两年为最甚。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说他在水师学堂过了几个月，觉得住不下去，说明理由道：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的例，可以我的壬寅（一九〇二）年中所记的两件事作为说明，都是在方硕辅做总办时代的事情。正月廿八日，下午挂牌革除驾驶堂学生陈保康一名，因为文中有“老师”二字，意存讥刺云。又七月廿八日，下午发赡银，闻驾驶堂吴生扣发，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在这种空气之中，有些人便觉得不能安居，如赵伯先，杨曾诰，秦毓鎏等人，均自行退学，转到陆师或日本去了。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所以更加关心也说不定。《朝花夕拾》里记有一段说：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这位本家的老辈便是管轮堂的监督椒生公，他是道学家兼是道教的信徒，每天早上在吃过稀饭之后要去净室里朗诵几遍《太上感应篇》的。他有一回看见我寄给鲁迅的信，外面只写着公元的年月，便大加申斥，说是“无君无父”，这就可以见一斑了。

但是不平和风潮的发现，并不是在方硕辅时代，而是在黎锦彝新接任的这一个月里，这虽似乎是偶然的矛盾，却是有时势的因缘在里面的。当时讲维新，还只有看报，而那时最为流行的是《苏报》，《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接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这时候新总办到来，两堂的监督都已换了人，驾驶堂的姓詹，管轮堂的姓唐，椒生公则退回去单做国文教习，虽然没有新气象，却也并不怎么样坏。我们四个人——即我和胡鼎，江际澄，李昭文的小组，可是觉得水师学堂是太寂寞了，想响应《苏报》，办法是报告内情，写信给报馆去。内容无非说学生的不满意，也顺便报告些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如说管轮堂监督姓唐的绰号“糖菩萨”，驾驶堂的姓詹，绰号就叫“沾不得”，这些都没有什么恶意，其重要的大约还是说班级间的不平，这事深为老班学生所痛恨。这是四月中间的事，到了四月廿八日学堂遂迫令胡鼎退学，表面理由是因为他做“颖考叔茅焦论”，痛骂西太后，为大不敬，以禀制台相恫吓，未几胡君遂去水师，转到陆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