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学堂的时候，只考了一篇汉文，虽然很难，但是只此一关，过了这关便没事了。到北京练兵处考试，没有这样简单了，学科繁多倒还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在于体格检查，在这关上我们里边就有两个通不过，因为都是眼睛近视。一个是我，一个是驾驶堂的吴秉成。在练兵处和学堂两边都没有发表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墙上挂的那些字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明白，在视力这一项上总不能算是及格，那么这整个的留学考试岂不是完了么。可是不及格到底又不就是开除，所以结果仍是回来住在鱼雷堂里，和及格的同班一样待遇，至于下文如何，谁也不能知道。我与吴君虽是同班，就是同一年里进去的学生，但他是驾驶堂的学生，又是河南固始人，所以并无什么交际，这回因有同病之雅，关系便密切起来，特别是春风得意的同学走了之后，于是吴一斋——这是吴君的号——成为我唯一的座上客了。他们去了的时候，鱼雷堂又非关门不可，我们乃被请回驾驶堂和管轮堂去住，又不好放到宿舍里去，吴君的住处记不清了，我的房间是在管轮堂门内东口第一间，以前是二班的汤老师所住的，房内设备很是不错，但是门外有很深的走廊，那里又是拐角，廊是曲尺形的，显得房内更是阴暗。独住倒也不妨，反正并不怕鬼，只是每顿饭都是送进来独吃，觉得十分乏味，这样大概也住了有两个月，比起鱼雷堂来真是有天壤之殊了。

我同吴一斋成了学堂里的两个遗老之后，每天相见只有愁叹，瞻望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难道就是这样请学堂供养下去，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大概是三四月时候，忽然听差来说，江督视察狮子山炮台，顺便来学堂里，要叫考取留学而未去的两个学生来一见，我们走到风雨操场，看见周玉山便服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老教书先生，他问我们学过哪些学科，随后回顾跟在后边的一群官说道：

“给他们两个局子办吧。”照例是一阵回答“是是”。我们却对他申明不想办“局子”，仍愿继续去求学，他想了一想说道：

“那么，去学造房子也好。”这会见的情形虽还不错，但是我们有过了那皮外套的经验，不敢相信这事就会成功，不过既然有了这一句话，我们总可以去请学堂去催询，或直接上书去请求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回周玉山所说的话，与水竹村人的迥不相同，大抵在一个月之后，就得到江南督练公所的消息，决定派遣吴一斋和我往日本去学建筑，于秋间出发。不过督练公所的官在这里小小的弄了一点手脚，便是于我们两人之外，另外加添了一个周某一同去学“造房子”，这人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但是这于我们是毫无损害的，所以就不管他了。我得着消息之后，就先回家乡去一走，将来由上海上船，不再回到南京去，把一只木箱托付了吴君，连治装费代领了一并带到东京。那是一只笨重的木板箱，里边装有八册英文的雨果小说集，这是我的又一部新书，虽然不曾翻译应用，可是于我很有影响，一直珍藏着，到了民国二十年左右才卖给北大图书馆的。此外又有一把茶壶，用黄沙所做，壶嘴及把手等处都做成花生菱角百果模样，是孙竹丹君托带，交给在东京留学的吴弱男女士的，孙吴都是安徽巨族，大概他们还是亲族，还有一件羊皮背心，也托带去，那个只好收在我的帆布提包里，后来由鲁迅特地送了去，叫那官崎寅藏就是那自称“白浪庵滔天”的代收转交的。这只箱子承他辛苦的送到下宿，连治装费一百元，却不知听了哪个老前辈的忠告，还给兑换了日本的金币，一块值二十日圆的五个，结果又赔钱换回纸币才能使用。幸亏他没有完全听了忠告，像鲁迅在《朝花夕拾》所说那样，买些中国的白布袜子来，那便是全然的废物，除了塞在箱子底下别无用处，在日本居住期间，那足趾分作两杈的日本布袜真是方便，只是在包过脚的男子，因为足指重叠，这才不能穿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