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合居住的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其一便是在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其二则是太炎先生叫我给他译印度的“邬波尼沙陀”（upanishad），——可惜终于因为懒惰，没有实现。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倍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经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但是天下事不可预料，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至于希腊哲人的文史著作，实在望之生畏，自己估量力不能及，不敢染指。这样的过了几年，一转眼间已是民国二十年即是一九三一年，距我初学希腊文的那年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样搁置下去，觉得有点像是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但是伟大的作品不敢仰攀，回过来弄亚力山大时代的著作，于是找到了“希腊拟曲”这个题目。这只是戋戋的小册子，计海罗达思的七篇，谛阿克利多思的五篇，一总才有四万字的样子，但是写了有大半年，这才成功了。里边有些秽亵字样，翻译很费斟酌，我去对当时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胡适之说明了，说我要用“角先生”这字，请他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印刷着。这本稿子卖了四百块钱，花了三百六十元买得板井村的一块坟地，只有二亩地却带着三间房屋，后来房子倒坍了，坟地至今还在，先后埋葬了我的末女若子，侄儿丰三，和我的母亲。这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解放以后，又开始希腊文翻译工作，译出的有《伊索寓言》，阿波罗陀洛斯《希腊神话》，阿里斯托芬喜剧一种，欧里庇得斯悲剧十三种，总计约百万言，然而这又在《希腊拟曲》的二十年之后了。现在所拟翻译的，还有路喀阿诺斯的散文集，著作年代在公元的一世纪，差不多是中国的东汉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