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

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义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我不必说得太详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

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都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

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闿、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

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

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