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知道蒋何二人的“三日亡国论”之后，在华北在上海各地都是积极侵略。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指挥，因为有一种革命训练，所以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日本人真想不到，日本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蒋介石始终是一言不发。
会场里有人说：“海军的兵舰奉了姓何的和姓陈的命令买了许多青菜、鸡鸭鱼肉送给日本人，有人亲眼看见，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位朋友大嚷着说：“日本人正在杀我们的十九路军，我们不出兵援助，反倒买米、买肉、买菜给日本人送去，我们还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有人味没有？”陈友仁说：“还不赶快出兵，你自己照照你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一定自己也觉得难过了吧！”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须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这里就空嚷着派兵援助十九路军去了。知道内容的人，就知道是“干打雷，不下雨”。那就是说：嘴说去派兵，实际上并没有派兵。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廿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罗文干红涨着脸说：“你懂什么？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都是请我喝酒，吃饭，非常看得起我们。好啦，你们不出兵援助，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蒋同何听了这些话，只可把头低下，一声不响地被外交部长罗文干骂了一顿。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自从蒋家党当权之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惹得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
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么？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我说：“你的话很好，骂得很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