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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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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

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有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全是美国传教的人们和教书的人们,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就不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真的连个人也不算。我是那样的人,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庭。“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伍子胥把平王的尸首,从地下挖出来,用铁鞭打了。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驿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驿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所以你们是主张真理的、正义的,你们应一面救我们中国,一面救你们摇摇欲坠的人格。最后我也落了泪。会散了,美国朋友都来同我握手说:“我们美国实在应该帮中国,不应该看着日本欺负中国人。”我看黄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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