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三十多万人守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的也特别的多，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因此曾万钟跑到重庆来就要把作战的实在情形向蒋介石报告，结果走到哪里，哪里碰壁，有话没有地方去说。因为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他说：“我在太行山打仗是不错的，可是每一万人都得出三千五百人到后方抬粮食，因为山上没有煤，每一万人还得要出二千五百人去拾柴草。除此以外，一万人中，又有五六百位病人，四五百人看营底子。这样算起来，一万人内能有三千人作战，三十万人只能有九万人作战。又加上了应当拨给我四百匹骡马，一匹也不给我；应当给我的三千夫子，只给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头发很长、面黄肌瘦的二百囚犯，什么东西都抬不动。这样黄河边上的东西，什么也运不到山上去，官兵们接济没有，如何不打败仗呢？”曾万钟又说：“我见过蒋介石的几个大官，要把这些话向蒋介石说一说，有一位大官说：‘说不得。你若说了，蒋就生气，一生气就病了，那谁还能领导抗日呢？’又一个大官说：你对蒋介石说这些话，他一气就要病倒了，谁来领导抗日呢？没人领导抗日，中国不是要亡国了吗？你这个东西，要亡中国还得了！马上拿手枪对着我的胸前，指着我。我说：‘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不要拿枪打我。’”曾万钟一面说着，一面流着泪说：“先生你看，蒋介石的左右这个样，怎么得了，不叫我们说一句话！你老人家可不可以对蒋介石说一说？”我说：“可以，”我又问曾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么？”曾说：“你若查出有半句瞎说，你就把我枪决了，好不好？”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十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蒋说：“他叫曾万钟。”我又问：“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我说：“你有没有工夫听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蒋说：“可以。”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说完之后，我问蒋介石：“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感想？”蒋介石说：“可不是吗？他们老怕我有病，就不愿意叫我知道前线的一些小事情。”我又说：“你这些左右的人这种做法不但把中国完了，一定也把你害死才拉倒。”看蒋那样子一点气没生，也没着一点急，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他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汤恩伯的人到重庆来的也不少，文武都有。他们却反诬河南人民最不好，因为汤恩伯的队伍太扰民，走到河南被民众们收了枪。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么？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那些走狗、特务跟他要钱，他是一文不给。特务们一个一个报告都说赵是共产党，又说赵带的军队里边的人多半是共产党。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又加上汤的军队纪律太坏，日本人在前方进攻，民众们就站起来在后方缴汤恩伯的军队的械，不几天的工夫就败退了两千里路。汤是蒋介石的心腹，蒋向来口口声声地说：“汤恩伯最靠得住，汤恩伯最能打仗。”结果弄成这种情形。

在这种大败战之下，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当时前方的军队闹的笑话太多了，若不是人们小心的话，会把大牙笑掉了。就说在灵宝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李和马两位军长不敢要胡宗南军队的炮，接二连三地给胡宗南去说：“你们丢下的炮在这里，快来拿去吧！”胡宗南这才恬不知耻地派人拿回去。

为什么胡宗南不能打仗呢？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军队也是这样，长久不打仗，一听见炮响就会惊慌失措。为什么李兴中、马法五这样能打仗呢？在蒋介石眼睛中看他们是杂牌军队，不叫他们吃饱穿暖，永远放在前线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哪一天不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拼命，无论官兵都是愈打愈有经验，愈打愈有本事，也如同钢刀一样愈磨愈快。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

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因为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陈诚和各将领商量好的，我们在这里挑剔，不是说没法，就是说难办，前方的大将怎么办事呀？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陈诚有什么意见到中央来，在这艰危之时，中央不但完全照准而且还奖励他。此后无论文武官员，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我说：“好的。”这个会一散，何应钦脸很白，把他的眼珠移到眼角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