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脩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返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进了城，队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愤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去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抢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予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嫉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张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南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到了一八九六年，五营练军方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我才正式入伍，开始受军事操练。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长官是正目刘贺堂和哨长王春。他们两位教导士兵，真可说循循善诱，无微不至。事无大小，他们无不一一详加讲解，尤能处处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地教练，非常认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内，确实得了他们极大的益处。
不久，我们的队伍又开赴安肃县“拉拨子”。所谓“拉拨子”，就是巡防地方，维持治安的意思。我们的队伍开到安肃县，当地士绅都派人来招待，并且请我们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请我们，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剧。我本来不能喝酒，但这天同伴们却故意同我开玩笑，坚执地说我会喝酒，有的人又用话激我，说我喝半斤十两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门对付我一个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又却不过情面，一时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点经验也没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会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干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号。越喝，他们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这样一连喝了几杯。掌柜的以为我的酒量真很好，于是拿出顶上等的带浆酒，要我喝个充量。当时我的神经怕是已经麻痹，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是糊里糊涂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时候，酒力突然冲上来，眼前一阵黑，四肢软弱无力，已经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跄地送回营里去。幸亏离营不过百步，路上倒没有出什么意外。次日，浑身发出透明的水泡，小的如黄豆，大的竟和蚕豆差不多，难受了好多天，精神也委靡到了极度。从此之后，我深知酒的可怕，决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实上也是看见酒就厌恶，遇有宴会，连杯也不去动。一般人都说我矫情，其实哪里知道我有这个底蕴呢？
在安肃县，我新认识了几位朋友，年岁都与我不相上下。他们有的在当地团练上服务，有的在铁路上当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筑车站上的站台。我们“拉拨子”的工作，本来很轻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走，咱们扣宝去！”一面说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这一套，在他们是玩惯的勾当了，唯独我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受了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拉拉扯扯地被拖到赌场里。我对于扣宝这门径，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
几十吊钱！这样大的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地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我过去因为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又在营中受贾少书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能粗识一些。每逢操练余暇，自己就爱看些武侠小说，一半是为的看热闹，一半也是企图多识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其次是坊间流行的《绣像彭公案》。初看时半懂不懂，只管囫囵咽下。读完一遍，从头再读，读长久了，书中大意也渐能领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读，有许多依然摸不十分准确。以后接着又读《施公案》。这是我最初自动阅读的三部书。那时我们的正目刘贺堂—别号叫做刘老喜—专门爱说《三国演义》。一到他说的时候，很快地就围上一大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连咳嗽也不敢大声。自然，我也正是这些听众之中最热心的一个。每听到张翼德大战长坂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乐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于是又引起我对于《三国演义》的兴趣，立时借了一部来仔细阅读。初看的时候，只见生字连篇累牍在眼里乱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地慢慢读，闹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咬着牙，耐着心，随时随处向人家请教，我终于把它读完。
营中新认识的朋友，大般会几套拳。我的一位顶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马老殿，他的拳术极好，在保定府称得起第一。他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们在一起，大家最爱同他闹着玩，有时甚至动手动脚。每次这样地闹时，他老是笑着让开，有时也说一句“闹什么”！总不肯和人家打闹。日子长久了，我心里却有点纳闷：“为什么他老是不还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动手动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让开。我就忍不住问他：
“人家打你，你为什么老是不还手？”
他含着温和的微笑回答我说：
“他们打我几下，不要紧；我要是还手，他们可受不了。”
我听到他这话，立时恍然领悟。功夫是愈练愈炉火纯青，愈练愈能使人有涵养的。地里空瘪的谷子，总是高昂着头，洋洋自得，但充实丰满的谷子，却总是低着头的。
每次关饷之后，我总喜欢花几文制钱去吃一顿大饺子。这时我情愿多跑几里路，绕过东关，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静的牛肉饺子。这饺子铺是开在一家当铺的门洞中。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吃一顿饺子呢？说起来倒也很有趣的。
原来这位平老静曾在当铺里当过一副包金镯子，后来赎当时（正是三十的夜间），不知当铺伙计怎么弄错，居然还他一副真金镯子，他拿回家去之后方才发觉，深怕因此逼出人命，于是毅然决然把镯子送回。这一来，使当铺老板意外地惊喜了一场，除当时给他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之外，并把当铺的门前让给他开了一爿饺子铺。市井贫贱之中能有这样的正直君子，的确令我钦敬。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人物所开的铺子里吃一顿饺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走儿里路，我也甘心情愿。除了这一点之外，平老静还收容着很多习武艺的徒弟，刀枪棍棒，应有尽有。这也很能吸引我这个正在充满着习武狂的小小的心灵。可是别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报之一笑罢了。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子，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就因为“上衙门”，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