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彭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凌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的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牌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相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着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削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运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人痛得流泪。当连长的在这时地位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间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了席。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磁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初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起初厨房还不敢干涉，后来拿的人越来越多，饭馆老板可急了，站到会场里大声嚷着：“这是包的席呀！这些家伙全是我们的呀！”大家哪个肯听？依然继续向腰里掖着，当时我却不曾拿西餐馆的家伙，只看见桌子上放有几筒罐头沙丁鱼，觉得不错，就顺手拿了两筒，放进裤子口袋里。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礼服。这要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浪费，是我花了六十四两银子定制的一种质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礼服。我走出会场，骑上马，就飞奔回营，心想两筒沙丁鱼，拿回去同排长们一块吃，够多有味！哪知天晓得，那两筒罐头都是已经开了口的，当时没有细瞧，只顾顺手往裤袋里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马来一瞧，吓！裤子上满处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肮脏不堪，气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恼，多天还把它当做说笑的资料。

回南苑的时候，从保定搭乘火车。兵们有坐敞车的，有坐三等车的，情形非常拥挤慌乱。有的一伸头，把帽子丢了，有的把刺刀丢了。我无意间遇见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营左队当事务长，管的是菜账。两个人坐下来，正谈着，不知怎么一来，他把一本账簿也丢到车外去了，一时来不及捡，他就暴跳起来，红着脸，也不做声，只是两脚乱跳。不消说一切出入账目，都写在上头的，回去怎么向营长报账呢？他办事向来负责认真，不肯马虎，于是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我也无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车去了。幸亏当时车还走得慢，算没有丧命，并且拾着了那本账簿，上了另外一辆车。

回到南苑，鉴于操演的成绩不佳，对于队伍的训练便加倍认真起来。

转过年，到了光绪三十二年，接着举行彰德秋操。这次参加的部队，北军是第五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是湖北第八镇全镇，河南一协。两方部队分由段祺瑞和张彪指挥，袁世凯和铁良任总监，王士珍为总参谋。军队来回都由火车运送。

事先从丰乐镇起，北军自己先行演习，第五镇第六镇各出一协对抗。段祺瑞统制和王化东统领分任指挥官。有一天演习完毕，集合讲话。这时张绍曾为军参谋长，张怀芝任第五镇统制。统制说了两句，就请参谋长讲话。张参谋长绍曾就问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参谋长问一句，统制就得答一句。可是张怀芝一句也答不上来，弄得脸红耳赤，只好说：“我记不得，请原谅。”解散之后，才知道张绍曾所以要问者，是有意要窘张怀芝一下，以为报复的。原来不久以前，张怀芝在第五镇任协统，那时张绍曾任协参谋长。有一次协统就考问参谋长这一套，张绍曾说：“这些都有账可查，请查看账目就知道了。”张怀芝就说：“你答不出，凭什么当参谋长？”张绍曾觉得无理可讲，当即辞职走了。不料现在张绍曾任为军参谋长，正好管上了张怀芝。所以也照样地考问一番，开他一个小小的玩笑。当时不知道这段旧事的，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仰。张怀芝自己解嘲说：“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认了倒霉。凡人说话，总得思前想后，然后方可出口。张怀芝的轻言妄语，胡乱骂人，正可以表现晚清军政人员的一斑。他的受窘，实在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教训。

这次秋操，较之上一年河间秋操，大体上总算有了进步。但仍然毫无实际作战的意义。队伍展开之后，就下令包围，一枪也不发，即将南军团团包围起来。实际上绝无此理。这也是日本人贺忠良指使的诡计。总评判的时候，北军因系袁世凯所训练，不好也要说好，也不公平。接着段祺瑞背诵总方略和特别方略，声音洪朗，非常熟练。段祺瑞背诵完了，又由张彪背诵，想不到他一句也没背出来，脸红得像被人打了几掌一样，无法下得来台。后来由他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跟着背一句，演了一出双簧，才算完结。经了这次的秋操，清廷对袁世凯渐渐起了一种疑惧之心。不久贵胄学堂设立，满人谣言四起，说袁世凯甚不可靠，遂乘机将他统带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抽出了一、三、五、六共四镇交由凤山节制，另设督办大臣之衔。

军队一归凤山节制，一切规章，乱加篡改。原来习用的举手礼，又改成了弯腰请安，四纲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时军队中乌烟瘴气，上下官兵，怨言四出。清廷这种举措，固然是意在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然而实际上适得其反，恰恰给他自己的坟墓掘得更深了一些。试看凤山到任不久，便滥自任用满人，并开列价目，盗卖官阶：旅长三千两，团长二千两，营长一千两，连长三百两，公开地出卖。这样一来，稍有良心热血的官长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趋向反抗的道路了。晚清任用官吏，只问是否亲贵，不问能不能，贤不贤。凤山以一毫不懂军事的人，来掌握军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结果自自然然地使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