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德诺发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谬论文，段芝贵、袁克定以及筹安会等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僚政客，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方法，从旁推波助澜，老袁迟疑不决的心，至此遂趋坚定。于是积极从各方面布置准备，以实现其帝制迷梦。当时全国各省之中，比较可虑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难以处理，盖由来已久，而此时在地理形势等方面，又很重要。老袁念此，即浱他的心腹陈二庵将军为川督，俾可远植其势力，并借以镇压西南。陈将军赴川接任，摇摇摆摆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统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一是由第二镇及第五镇各抽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统带，从湖北开去；二是由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改编的第四混成旅，伍祥祯为旅长，自长沙开去；三即是我们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陕南开往。
我在陕南接到北京统帅办事处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时也接到陈将军从北京发的电报，说不日即到汉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线开赴川北。我接了命令，即筹备开拔。把饷项给养、子弹马匹，一一筹置好了，又因这一路尽是山道，行军至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谱编了一个“山地行军歌”，教给官兵们习唱。一则灌输他们山路行军的知识，二则“乐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体会山路行军的乐趣，忘记身体的疲劳。歌词共五节，兹不赘录。
到开拔时，集合官兵，讲了几次话，以二事相约：冻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饿死不准取民间一粟。又亲自将这两点编了一个行军问答，分发各班熟记，并详为讲解阐发。
我们这次出发，番号名为一旅，但实际上只开拔了第一混成团。何乃中所带的第二团，两营驻沔县，一营驻凤翔，骑兵一营驻长安，此时仍留原防，没有同行。
我带着一团人，从沔县动身，经宁羌、校场坝、朝天关、广元、昭化、剑阁、梓潼，以达绵阳。出沔县，走了一天，就到五丁关。其地形势险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我到关上游览，从几个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这五丁关的名字是有来头的。据说战国时候，秦国准备伐蜀。但道路险阻，无法进攻。秦王想出一条诡计，派了使者入蜀，对蜀王说，秦有一头能产金子的牛，愿意奉献，但道路阻塞，不能运到，请速设法开路，以便献宝。蜀王为人糊涂，信以为真，乐得心花怒放，即日征募百姓动工修筑。左右力陈弊害谏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们看成坏人。这条路一直修筑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征服役，死亡殆尽，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个壮丁。秦王即由此路从容进兵，灭了蜀国。而这个关，因即命名为五丁关，留下一个血腥的纪念。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地感触。权力者为了私人的财利，弄得昏头昏脑，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以遂其迷妄之愿，结果祸及国家，而自己亦同归于尽。这种事例，自古及今，举不胜举，真叫人痛心。也许有人会笑蜀王，说他竟相信一只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实一切置人民国家于不顾、只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的欲愿，哪一件不是像想得到假金牛而为敌开路一样的愚妄！我觉得不必笑蜀王，还是笑自己的好。五丁关的故事，虽只是一个传说，但所含的教训，实在太大了。
到了宁羌县，看见附近一带的山坳里，都架着一种二寸径的木橛，在山沟里，一边三四里地都这样。问本地人这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是制白木耳的。这里白木耳出产甚富，可是并不能运销到外国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树木，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没有成材就被斫断。若是让它长成大树，可做栋梁，可做器具，多少有益！如今这样的砍伐锯断，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场坝，队伍休息了一天。那时正在仲夏，田野一片青葱，风光至为宜人。我们全体官兵，一律住帐篷。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幕营，委实有趣，自官长以至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欣悦愉快的笑容。校场坝以西，万山围绕，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阳反照着犁田的农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乐，没一点拘束或愁苦的样子。我至今回想，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动。山涧中的清泉，潺潺缓流，娇脆的鸟声和粗朴的牛鸣应和着。到了这样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烦恼，顿时淡忘。我不禁欣羡地想着，百姓虽然终年穷苦，生活不如牛马，但这伟大可爱的自然，却未尝不能给他们以安慰。因又想到，他们自食其力，良善做人；我们食其食衣其衣的军队，若不为他们做忠诚的奴仆，为他们争自由谋幸福，那不但对不住眼前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应该觉得大大可耻的。想到这里，我又从出世之想，重复回返到纷纭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马，总是这样地暗思默想，没个停歇，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于人民国家的事业，那不如赶早放下枪杆，跑到山里来过放牛种田的生活为好。
不久，就过朝天关，又高又陡，“朝天”两个字，的确可以形容它的形势。过此即入广元县境。广元是川北的锁钥，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烟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种种风尚习惯，都与关中大大不同，渐渐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风光来了。比如人们出门，多是坐轿子，且常见轿夫以及他种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粉肉。劳动者有这种享受，在我们北方是极其少见的。在保定府，即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一九一一年我到景县招兵，偌大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半肉铺：一家是经常的开门，另一家隔日一开市。像广元这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二三十家肉铺，真是闻所未闻的了。
从昭化到剑阁，很有几天的路程。葭萌关地极险要。三国的时候，蜀魏用兵，屡次在此，实为战略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但《三国演义》上常写蜀将在此骑马，有“飞马而上”、“飞马传言”之类的句子。我上上下下细看了一番，觉得拉着马走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飞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不错。过葭萌关，沿途万山重垒，浓荫满地，走一处比一处险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一路上，都可以领略这种境界。剑门关是一条绝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剑砍削而成的一样。顶上有一个门。“剑门”之名，想即由此取义。从远处望剑阁，是一片盆地，四围高亢，中间突然凹陷。当年诸葛武侯，计擒张郃，大概利用的就是这个地方。
剑阁附近有许多名贵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机会难得，很想拓些下来，作异日的观摹。因问军中谁会拓碑，结果是石友三去了。拓了一整天，每种拓了两份，一份分给目兵官长临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几种是坊间少见的，可称珍品，可惜现在都散佚无存了。我在剑阁城里观玩，见某祠堂中有一尊铜像，颜色鲜明，像是新建立的，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这是一位县官的像。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己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蒙懵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做假的。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你以为他们懞懵愚昧，其实懞懵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地进步。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士绅，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地习沿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泉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洪杨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到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得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到达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得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我回也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与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决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只无辜的好人而已？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关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外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见所未见的。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门口尤其显得拥挤。我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壅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唯恐交不及的样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穷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入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国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自己挤上。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之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郁，曾到武候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变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地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菴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