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阴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师。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地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就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作这样幼稚的举动。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做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郁，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方法：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地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陈本人犹疑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一方面秘密地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这工夫蒋鸿遇和张之江已经回来。松披先生有亲笔信交他们带来，对于我们的处境很是了解，说只要我们能和他们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说希望我们驻在泸州，较为方便。因为泸州是在资江和长江之间，四面都是山岭，为入贵州和云南的要道，地极险峻。在这次的战事中，此地实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的信措辞极为亲密，完全把我们视如同志。

向四川进攻的护国军是蔡松坡先生统率的第一军，刘云峰的第一师团为先头部队向叙府进攻。我们的队伍开到泸州的时候，蔡先生已率部队挺进纳溪，刘云峰已经攻下叙府。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惨败，纷纷向自流井和泸州溃退。时张敬尧的一师人驻在泸州东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吴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紧跟在张敬尧师的后面，熊祥生的部队（川军）正向泸州开来，刘存厚师则驻纳溪附近。我极欲与刘云峰接洽，免得发生误会。刘云峰虽然带的是云南队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蒋鸿遇有同乡之谊。蒋鸿遇知道刘有一位表弟董某，蒋即冒董某之名，向那边叫电话（是用电报通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刘云峰的参谋长张璧（现已当了汉奸）。电话叫通，两方开始谈话。这边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以及避免冲突的意思说明以后，不料那边的回话非常不客气，劈头一句就问道：“你们是干吗来的？”蒋说：“我们是奉命而来，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的困难松坡先生已经完全谅解。”那边就说：“你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即刻通电讨袁，一个是立刻缴械。此外再没有办法！”蒋说：“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队，我们是处在重重的包围中。若要公开表明态度，事实非有一个相当期限不可。这情形是不能不考虑的。”蒋鸿遇平心静气地这样说着，那边却打断他说：“不是通电，就是缴械，再没有别的话说！”说完，挂的线已断，再叫也叫不应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得那么好，而张璧等的态度却傲慢以至于此。我们觉得万分惊异，认为不可解，暂时即决定固守泸州，一切待后再说。

这时候指挥系统极其紊乱。北京统帅办事处和参谋部，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重庆曹总司令，各方面都不断地给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陈将军来电叫我守自流井，统帅办事处的电报叫我赶紧收复叙府，陕西陆将军的电报又叫我固守泸州。自我带兵以来，指挥系统再没有比这时再复杂再紊乱的了。我一天到晚连续不断地接到各方面几十道不同的电令，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听谁的才好。有时甚至同一方面的来电，竟然先后指给我几个完全不相同的任务。比如陆将军那里，先来一电，要我守泸州。待一会儿，再来一个加急电，说“着该旅长迅速收复叙府”，稍停，又来一个十万火急电，却又要我星夜率队到自流井。同时陈将军那里也来七八个命令，一会儿叫开自流井，一会儿叫守泸州，一会儿又说若情形许可，须速攻叙府。忽指东，忽指西，情形和上述的一样矛盾而纷乱。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得致电陈将军询问我究竟应该听哪一方面的哪一条命令。最后陈将军的复电是要我攻叙府。同时，张敬尧师正向泸州前进，也是压迫着我速攻叙府。并且暗示我，无论如何不得迟延推托。我考虑的结果，决定把队伍开往南溪，到了那儿之后，再斟酌情形，决定行止。

从泸州出发的时候，请蒋鸿遇去见刘云峰和张某，做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我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张敬尧、吴佩孚他们的队伍在后面紧逼着，我实在无法延抗命令；第四，说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已说妥我在泸州相候。

我带着队伍出泸州才不过十多里，就看见漫山遍野尽是败退下来的溃兵。看光景，我心里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爷兵。派人一查问，果然是伍祥祯的队伍，在叙府接触后溃退下来了。可是这时他们官们身上穿的已不是绸缎，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虽然狼狈不堪，还坐着轿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教兵们抬着，一点没有放下平日的官架子。兵们穿着一身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连纽扣也没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条皮带，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官是官派，兵是骂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地狠骂他们的官长：“他妈的舅子，吃是你们吃，喝是你们喝，捞钱玩儿乐全是你们的，到了今天你们还要摆官架子，不顾我们死活！”又因伍祥祯是云南人，而他的兵则全是北方人，故骂他们旅长有意带他来送命。嘈嘈杂杂地骂着，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这情形已经没有半点“爷爷兵”的样子，倒成了真正的“孙子兵”了。训练军队，最要紧的就是实做实干，切实在技能和军风纪上用工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纵。平素能刻苦训练，战时才能操胜算，握左券。如果平时骄奢怠惰，养成习惯，一旦有事，即只有败溃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败溃，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长荒唐，士兵恣纵，彼此之间生活又悬殊太甚，自上至下，离心离德，一片骄矜浮华的风气。作战之先原已注定了失败的前途。今天所见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意外的。

这一晚在泸州和南溪之间的一个地方宿营，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败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声嘈杂，前面一个村庄上火光烛天，接着就听到噼啪的枪声。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惊慌起来，叫号奔窜，秩序大乱。我们十六混成旅却不作一声，不动一动，听着官长的命令，一一鱼贯地进入白天所筑的沟垒中（盖日间已有准备，设有意外，如何应付，都已筹划定当）。等了几个钟点，慢慢平静下来。才知道是前面一个村庄上失火，并无别情，至于枪声，是那村上的民团所放。司马懿称赞姜维统军“在夜不惊，闻变不乱”，这实在是军队必要的精神。我们这次所以能够镇定，一因平素有训练，有教育；二则也因有准备，每个人心里都拿稳了应付的办法，所以临事毫无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没法可以维持秩序的。

我们刚走到南溪（距泸州九十里），蒋鸿遇即由刘、张等那边回来，刘、张他们的答复仍是立刻表明态度和缴枪的两条路。此外，并说何以蔡将军叫我驻扎泸州，现在又向南溪开拔呢？这样不成！蒋鸿遇自以为和刘云峰熟识，可以好说话，不料他竟抹杀一切，把我们当做俘虏看待，种种盛气凌人，叫人无法忍受。但我们思前想后，也决不欲以意气而偾大事。当即停止前进，重新遄返泸州，权将第四混成旅的溃兵设法予以收容。费了将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给了他们原来的长官。同时又打一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处置办法。陈因与伍祥祯是老朋友，未便将他惩处，只复电叫我负责重编。等我改编完竣，又电令我将该旅开回自流井待命。我把这事办完，即奉令在泸州建筑工事，当派李鸣钟带一营人在泸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龙头关的地方掘筑沟垒。不久的工夫，成都陈将军又派省防军改编的熊祥生一旅来泸州接我的防。这位熊旅长三十多岁，南方人，和刘一清先生是朋友，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当天我陪着熊旅长到龙头关去看工事，不料李鸣钟把工事做得极其马虎，所掘壕沟，最深的不过一尺，而且统统都是卧沟。熊旅长看了笑着向我说：“恐怕您不打算守泸州吧？”我问何以言之。他说：“这样的工事怎么能够战？”我料他已经猜测出我们的实情，故只说：“我们横竖走定了，你看着再改造吧。”这样搭讪了过去。其实这是李鸣钟的大意，倒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这时刘存厚的一师驻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有一天，他将几十万发子弹从资中运送，经过泸州。刘为人富有革命热情，识与不识都知道，那时一般人传说刘和云贵军已有联络，即将发动。也有人说并没有这回事。总之谣言很多。于是有的人主张把东西扣留，又有人主张放它过去，不必管那些闲事。后来有人打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办法。陈先复电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几点钟，又来一电说准予放行。陈将军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情形，于此可以显明地看出来了。

张敬尧、吴佩孚以及在重庆的曹总司令仲三，对于我和护国军的往还恐怕已有所闻，对我的压迫更加厉害。张敬尧、吴佩孚等都有话给我，要我立刻前进，攻取叙府。张敬尧并威吓我说：“你若不前进，那你快让路，我们上去。”他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压迫我。同时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连电催促，非要我进攻叙府不可。我说我们兵未集中，准备未妥。任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听。此时我部队虽名一旅，实际所带不过步兵两混成营。在川各部队之中，算我们十六混成旅兵力最为薄弱。处此情形，势已无可推延，只得率部再开南溪。原来这次定的计划是三路进攻叙府。成都派丁搏霄团从犍为前进，伍祥祯旅从自流井前进，我自南溪前进。情形如此地严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蒋鸿遇去见张璧等商谈一切。蒋去了之后，老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一定是那边把他扣下了。及至我们进至叙府附近，才遇蒋回来。所谈毫无进展，完全和上两次一样。我们军队一面进发，一面仍派了人去通知刘云峰先生，请他自动退出叙府。只要我们站稳脚步，随即撤退，请他千万不要误会。于是一面前进，一面放着朝天枪。打了一天，进至叙府附近的催科山。蒋鸿遇复偷偷将所携炮弹倒入山沟中，乃诡言弹完。并又派人通知刘云峰，我们即要撤退，请他坚持阵地，不必继续后退。我们即经南溪、富顺，直退至隆昌。同时丁搏霄部也由犍为一路向叙府打了一下，随即退出。我问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打仗弱一点。”丁是段先生得意学生，我看他也是不愿意打这无谓的仗，若参加另一种战争，他必不如此。

在这里，有几件琐事可以插叙一下。

我们旅里有一个排长名叫许骧云，为号兵出身。他在二十镇驻新民府时是第一名号手。这回攻叙府之役，他以官长地位，竟临阵弃械而逃。本当治罪，因他自首悔过，故宥恕了他。

我们从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个村镇。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晚在一座小庙中歇宿。那庙很简陋，张之江和蒋鸿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龛，一个人住一边。我住在对面的小屋中。没有床铺，临时找来几把稻草，铺在地上。我躺到地铺上，刚要蒙眬入睡，忽然听到对面屋里哈哈的笑声，笑得极是热闹，把我的瞌睡也笑没了。我就起身过去，问他们笑什么事。张之江笑着说：“我们正谈说，我们不过两混成营的人，四面这许多老袁的心腹部队团团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敢去和蔡松坡先生接洽，敢和刘云峰开谈判，敢和陈将军那么表示，敢和刘一清先生那么要求。我想除了我们，目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队伍这样胆大，这样敢做敢当了！”说罢，三个人又有趣地笑起来。蒋鸿遇说：“平日旅长有一个办法，我总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我想这种事，交给别人办不就行了，何必定要亲自去考验呢？到了现在，我才看出益处来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体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几千个人一条心。若不是旅长下过那一番工夫，怎么能有现在的地步！”说着又笑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四混成旅一位刘团长到小庙里来找我。他是第一团团长，见了我，就下跪磕头。问他什么事，说是他一团人，溃散得一个也不剩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们旅长现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吗？”他说：“现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办法了。我打算到重庆去找曹大帅，您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好极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给他一个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坚持不肯，说：“我怎么可以给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他说：“您不肯给我命令，只求您说个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说个可以。”同时蒋鸿遇和张之江也帮着求说，我就只好说：“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头，而后走了。过不久又来了孟宝臣等四个营长，也来要求我给命令，让他们去找曹大帅。他们走到江安，即被刘存厚拘捕，一一杀死了。（时蔡松坡先生驻纳溪，刘存厚部驻江安，相距不远）。他们平素对士兵不训不练，不管不爱，官兵之间，漠不相关，又昧于大势，不别是非善恶，只是糊里糊涂地过混账日子。这时看见他们的第四混成旅打了败仗，便自顾自弃军逃散，玩儿成光棍儿，至终连性命也不保。他们若在战败之后，仍然硬撑下去，徐图振作，必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真是可叹可怜！

我们在叙府一战，虽然没认真地打，但两方面也颇有些伤亡。收留伤兵的时候，我是一视同仁，刘云峰方面的滇兵共收百余名，同我们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样地管待医治，不分轩轾。这些伤兵都交由韩复榘照应着，运往泸州医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刘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杀害。韩复榘说：“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而且待遇完全一样。”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为友，并且每人给洋五元，又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我们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书记长孟君在这里为留守。这次退到南溪，即继续向富顺隆昌行进，孟君因尚有未了事宜，故未随同撤退。后来他把事办完，撤退时，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身殉职。他是北平人，为人精明干练，爱交朋友，学问颇有根底，字写得周正，起稿来得快，也通达有条理。光绪三十一年我为司务长时，他为后队司书。多年以来，我对他很是倚重，这次不幸牺牲，使我异常地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顺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狭，又泞滑，万分地困苦难行。骡驮子拖着大炮，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数十个弟兄使尽气力，又推又拉，刚刚弄了上来，一开步，又向另一边滑陷下去。这样，弄得简直没法运行。炮兵团长宋子扬就说：“这样的情形，大炮就只好丢掉吧。要不然，滇军追了上来怎么办？”那时孙连仲为头目，他坚持不答允。他说：“这不行。遇着一点困难，就把大炮丢掉，一则对不过自己的良心，二则回去拿什么脸面见旅长？”说着，和弟兄们咬牙苦撑，慢慢运着大炮走。撑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干了，结果所有的大炮都平平安安地运到隆昌，一门也不短失。可见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劳，炮兵尤其需要坚忍耐苦的精神。否则，是无法担当责任的。此等处，在平时还显不出来，一到行军作战的时候，就显出人的心性来，一毫也做假不得了。

我们退到隆昌，各方责难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曹锟责备最甚。曹给我的电报有：“该旅长进锐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等不关痛痒的话。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给陈将军和刘一清先生，详说这次的仗我们不能打的理由。并明言我们开上去的不过两混成营，士兵不愿作战，故亦并无死伤，实在是因为官兵们都心里有病，我已无法维系，务请他早日表明态度，毅然与滇军合作，共挽大局。陈复我的电报不置可否，只令我速开自流井，一切自有办法。那时隆昌的队伍越聚越多，我遂决定接受命令，开赴自流井。刘一清先生时正在自流井，相见极欢，谈起陈将军与蔡松坡先生最近信电往来的情形。但陈将军仍是犹疑不能定夺主张。他恨自己违背良心，在这里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事，以求心之所安。边谈，边流着眼泪，一片忠忱热血，使我无限感动。刘先生并为我策划，以为我此刻处境过于险恶，倒不如毅然攻下叙府，一免张、吴、曹等对我有不测之举，二则以之与刘云峰接洽，也比较容易些。我看他说的有理，当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务使陈将军早日决计，响应滇军。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刘一清先生商谈妥善。那时曹总司令等叠来电令，限日要我再攻叙府，申斥非常之严，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务，即非重办不可的话。我即下令将队伍开拔，仍沿原路转回。

从自流井出发，第二天到达一个什么场，接到陈将军的命令，将第四混成旅第二团拨归我指挥。团长姓赵，外号叫做赵黑头，他这一团在第四混成旅中训练较好，纪律严明，比第一团大不相同。怎么见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赵团第二营营长王某，鹿钟麟那时就是他的营副。他禁赌极严，有一次查棚子，见有人赌博，他即把头目捉着。问他说：“我下命令禁赌，早说过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这命令你看见没有？”头目说：“看见过的。”他说：“你既知道，现在你违犯了命令，你说应该怎么办？”当即不由分说，用刀子把他的手指剁了一个去。孙子斩吴王二姬，穰苴杀庄贾，军纪为之整肃。赵黑头执令颇严，所以纪律亦较佳。但因为打了败仗，这时士气也是很颓丧。张之江此时写一封信给我，讲述该团精神涣散，不要谈没有作战锐气，就是在后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维持，要求我给他们讲几次话，使军心稍能振作。我看过信后，打电话问他：“这部分队伍精神如此不济，你看讲讲话还能生效吗？”之江回答说：“只好试试看。”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去召集全团人讲话。初上去讲些笑话，大家都还嘻嘻哈哈的，讲到后来，越讲，他们越严肃、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泪。我详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守军纪、骚扰百姓等等的恶习气使然。说到国家训练军队的用意，说到我们军人的责任，把全体官兵都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摇头叹息，皱眉跺脚，自悔自恨得不得了。结尾我说，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亲戚。我们若不马上立志，改过向善，刻苦努力，那就不如猪、不如狗，只配永远做他人的奴隶。这次讲话以后，派人调查，知道士兵们深受感动，他们渐渐振作自新起来，许多恶习都无形中革除。不过少数的官长则因习性已深，一时还是不易整刷。

我们走到刘家场，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镇上耽搁一天。我住在一家铺子后进的柜房中。前门那边有一座小楼，军医处住着。不想那个楼上摆着几只大缸，里面存有当地保卫团的火药。军医处一个小医兵，年轻不懂事，在楼上找东西，因为光线暗，就点着一根本地蜡烛照着。蜡烛的余烬恰好落入装火药的缸子里，立刻轰燃爆炸，屋顶也炸飞了，人也火葬在里面。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以为是中了地雷。我的传令兵中有谷良民、郑继成等，慌忙捣毁窗门上的木棂，拖着我往外跑。一时秩序大乱，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后来打听明白，才一笑而罢。这事虽出于偶然，但由此可知训练队伍之难。我们练军队，不仅要训练官，训练兵，就是各种杂兵夫役，以及枪匠皮匠，也都当施以严格的训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来。带兵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

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第一说明共同促陈将军独立的事正努力进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说明张敬尧、曹锟等是老袁的死党，他们以其众多的兵力压迫着我们，逼使我们攻取叙府。务请你让防，三日后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陈将军往来的信电都由我这儿经过。

我们进驻叙府以后，曾审一案子，顺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医院去看问病兵，见军法官李国钧正在审问一个伙夫，说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夫压杠子、打鞭子，行种种重刑。在行刑的时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满口招认，一放下了，就口口声声自称良民，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我看了一会儿，心里生疑。即叫李军法官停止，让我自己来审。问钱放在哪里丢的？答说放在什么地方。问除这伙夫而外，还有什么人来过？答说还有位侦探来过一次。问侦探现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城里住。我当即派人带了几名手枪队去传他。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将事，则不啻为渊殴鱼，为丛殴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复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入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被袁视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杀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共总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