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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宁渝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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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脚踢褚民谊

褚民谊,不学无术,鲁莽粗疏。民廿一,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辟为行政院秘书长,处事颟顸,笑话百出。时国府林主席,方驻跸洛阳,汪适有一事报告林公,命褚拟电拍发,褚于电首直称“子超兄”,电末不具汪官名,而署“弟精卫叩”。林公接阅,深滋不悦。返京后,遇汪于励志社,因正色谓汪曰:“吾侪若论同志,本可兄弟相称,但行之公牍,则于国家体制未合,以后宜加注意。”

汪瞠目不知何事,林公出前电示之,汪阅悉,大惭,亟赪颜谢过。及归行政院,立命召褚,时褚已下值,汪令仆分途以电话觅之。及至,令将该电稿检阅,汪见为褚手笔,大怒!时褚方立汪书案侧,汪不暇言该电之谬误,忽飞一脚踢去,褚冷不防,立跛于地,汪厉声曰:“我为汝脸丢尽矣!”

褚亟起逃去。自是汪不敢再命褚动笔矣。

褚民谊(1884-1946),浙江吴兴人。昆曲家、国民党元老。以汉奸罪枪毙。

记臀后陈怡红

民国二十四年,南京夫子庙有红歌女陈怡红,体格丰腴,妖媚动人,因臀部肥硕,人遂以臀后称之。时隶市府左侧群乐茶社,香巢则在东约鱼巷,其门首常有汽车成列,生涯鼎盛可知。会有张某,曾任湖南行政专员,卸职到京,寓安乐酒店,因宧襄充裕,常出入夫子庙听戏,对怡红尤特别钟爱,每日必去,去必点戏,掷戏资往往超过其他观众甚巨,以是怡红甚感之!一两月间,耗资不下两三万元,尚未获肌肤之亲,而襄橐已罄,致旅馆食宿费,亦无所出,于是偃卧旅舍,不复再入群乐茶社。怡红见张数日未去,颇以为异。一夕下场,遇张友某甲,诘之,某甲据实以告,谓张已贫不能出门,怡红闻之,大为怆伤!立屏绝一切酬应,赴安乐酒店访张,张颇自惭恧,闭门谢之,怡红谓:“君事我已尽知,此来为酬君爱,非有他意也。”

张始启门纳之。怡红见张萧条憔悴之色,极力温慰,并谓:“夫子庙为销金窟,非乐土也。”

张告以将赴汉谋事,不欲再逗留首都,怡红谓:“如此甚佳,我当助君成行。”

立出资代偿旅馆欠债,并携张至其家居数日,以酬其愿。濒行,复赠资斧甚丰,自是人多以侠妓目怡红。抗战后,怡红嫔一染织巨商,伉俪颇笃,不幸于二十九年病殒,闻者惋惜!

陈怡红,民国名妓,与陆艳秋、曹俊佩、王熙春并陈“秦淮四小名妓”,后身染重症倒毙于南京中华门外尼庵走廊。

张大千与韩女春红恋诗

抗战时名震陪都之画家张大千,年事非老,而长髯过腹,有美髯公之称。为人风流跌宕,雅好幽默。所作画,恣肆放纵,极见才气。善诗,而不以诗名。抗战前,尝游高丽,与韩女春红相恋,虽言语不通,而情好极笃!尝有赠春红诗云:“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语,笔底轻描意己通。”

又一首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眼角眉纹微蓄愠,厌他俗客乱清谈。”

情意缠绵,可见一般。张夫人凝素女士,与张伉俪亦笃,闻张有此艳遇,尝寓书诘问,张即以与春红合摄俪影寄夫人,并附诗二首云:“触咏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字里行间,野心尽露,夫人是否许其藏之金屋,却不可知,然画师美人,互结同心,亦艺林韵事也。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著名画家。曾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三月后还俗,世人称其为“大千居士”。

胡适轶事

此次胡适博士归国,国人争欲瞻其丰采,聆其宏论,使宝岛空气,顿为欢腾,诚盛事也!今偶忆其一二轶事,亟记之于此。曩胡氏在北大讲学时,尝与黄季刚同宴会。席次,胡氏偶谈墨学,季刚遽骂曰:“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

胡氏嘿然。有间,季刚复曰:“即胡适之尊翁,亦混账忘八。”

胡氏大怒,谓其辱及先人。季刚始大笑曰:“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足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

合座哗然欢笑。又三十五年胡氏五十初度,友人赠寿联极多,有饶趣味者二联,一曰: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一曰: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五十岁为中年。盖胡氏喜白话文,此二联皆以白话出之,甚有意味。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著有《胡适全集》。

胡适嘲杨杏佛大鼻

鼻,为五官之一,位置虽无大异,形状却有高低不同。有所谓隆准、悬胆、竹节、鹰钩诸名称。旧说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称始祖为鼻祖。今世生理学家似无此说。曩在沪被刺之杨杏佛,鼻最大,胡适尝为诗嘲之曰:“人人有鼻子,独君大得凶,直悬一座塔,倒挂两烟囱,亲嘴全无分,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蒙蒙。”

此形容大鼻,可谓尽致。胡氏作诗,向为白话,惟此系五言律句,虽类似打油,而韵味甚佳,从知胡氏固善调侃人也。昔宋刘贡父,邃于史学,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其为人疏隽,不修威仪,鼻踏,眉脱,为状甚丑。苏东坡素与善,尝赠以诗曰:“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梕?”

此亦诙谐有趣。

杨杏佛(1893-1933),名铨,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江西樟树人。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科学》杂志。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

曾仲鸣恋新艳秋

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民十九,曾随汪赴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北平为平剧大本营,名伶辈出,当时有坤伶主席新艳秋者(本名王玉华),色艺俱佳,曾一见钟情,每日必往捧场,掷巨金不惜。时艳秋正豆蔻年华,曾又炙手可热,遂获作入幕之宾。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曾为铁道部次长,适艳秋莅首都,入南京大戏院演戏,曾以久别重逢,恋之若狂。

艳秋原为名伶程砚秋及门弟子,是时程正在顾无为经营之大世界演戏,依伶界规矩,门徒例不能与师傅抗衡,艳秋因恃曾势,竟与程打对台,程演玉堂春,艳秋亦演玉堂春,俨然与师傅争雄长。以是捧之者众,议之者亦多。艳秋原寓中央饭店,每晚散戏后,即共曾缱绻。后曾以中央饭店人杂,恐他人染指,乃令艳秋移寓陵园新村,自是几成曾之禁脔。顾艳秋体素弱,在南京大戏院出深不久,即以病辍业,次年乃由其母挈之回北平,曾遂不能再享此温柔福矣。

曾仲鸣,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秘书、铁道部次长、交通部次长等职。

陈布雷之挽联挽诗

陈布雷以书生参与帷幄,功高不伐,名重不矜,终日尘首伏案,确有儒者风度。体素弱,而任务重,卒之积劳成疾,于三十七年遽归道山!当时庆典隆重,备极哀荣,极峰曾亲临致祭,并颁“当代完人”挽额。凡都中政要名流,无不亲往祭吊。挽联极多,已不尽忆,惟记黄少谷一联甚佳,联云:“一手文章扶国运,终宵忧乐系苍生!”

寥寥十四字,写尽布雷平生。又潘公展一联云:“平生风谊兼师友,痛哭元戎失佐衡!”

亦属写实之作。挽诗中,沈宗濂一绝,颇合布雷身份,诗云:“运筹六出安刘计,草檄群推倚马才,烽火中原犹未戢,哲人梁木有余哀!”

越三年,旅台友好,复为布雷举行三周年祭,挽词亦多,惟洪兰友律诗一章最佳,诗云:“人天终古总茫茫,韩孟云龙感未忘,三度凉秋三堕泪,百年风义百回肠,每参前席思帷策,会待收京展墓堂,犹记送归亲执绋,昨宵枕上梦钱塘!”

于怆怀公谊外,尤充满私人情感,洵佳构也。

陈布雷(1890-1948),浙江慈溪人。在国民党中有“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历任《商报》主编、浙江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等。

唐生智与王熙春

唐生智为人,好大喜功,偶遭困踬,即思异动,其垂老投共,亦坐此病。然平居好女色,如见佳丽,必思染指。民国二十二三年,任军事参议院长时,某日为其母七十寿辰,同寅亲友,称觞庆寿,并有大堂会,以娱来宾,凡夫子庙歌女,俱被征召,笙歌鬓影,颇极一时之盛。时歌女中有四小金刚之一名王熙春者,绝美,含苞初放,活泼玲珑,一曲既终,清澈入云,生智见之,大为颠倒!

熙春有母王凤翔,视熙春如掌上珠,生智使人以重金啖之,必欲致熙春,顾为凤翔所峻拒,往返再四,卒无所成,生智大为怏怏!后熙春拜王瑶卿为师,下海演戏,二十七八年常在汉口重庆出演,人多誉之。近年复在香港演电影,不知身属何人也?又生智之弟生明,亦好色,上海标准美人徐来,即其闺宠之一。抗战时,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徐来因逃空袭,坠楼受伤,旋跛一足,遂无复有标准风格矣。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吴稚老论官气

吴稚老幽默诙谐,人尽知之;凡与接谈人,话锋一动,由人到鬼,由道德到性交,恒能历二三小时不辍,不独妙绪横生,且亦多至理。民国二十四年,稚老在京,与人谈及做官妙诀,乃大发高论谓:“现代做官,确有妙诀。未登仕版之先,必须善于用气,用人得当,遂能做到大官。盖气分数种:曰耐气、忍气、下气、使气,甚至大发脾气。同时应当小气地方,虽一碗残羹,也要小气。若须大气地方,即使自己是一位微员,也要大气。切不可在应该耐气忍气地方,而使气。下气地方,而大发脾气。以及该小气反而大气,该大气反而小气。如能这样用气,就不患不达到气概十足、颐指气使的地位。总而言之,谓之官气。”

确能道出当时官场恶习,迄今十余年,其言似犹可应用。惟吾人不能做官,且不敢与官往来,其故即在不善用“气”,既不能忍,又不能下,有时且须发气,遂致与官终成枘鉴也。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民国政坛名人。清末辛卯举人,曾参加有名的“公车上书”,后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人称“吴疯子”。著有《吴稚晖先生全集》。

再谈马君武与义女尹羲

民国二十五六年间,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尝致力于改良桂剧,并自编剧本,令梨园演唱。时桂剧四名旦中,有名小金凤者,色艺均佳,马极爱之,乃收为义女,改名尹羲。马每夜必至南华剧场包厢,观其义女演剧,一时佳话,流传甚广。英雄垂暮,怡情声色,固不足为马氏病。时诗人某,曾有一诗纪其事云:“词赋功名恨影过,英雄垂暮意如何。风流契女多情甚,频向厢房送眼波。”

马见之,亦不以为忤也。马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二十六年冬,参政会在汉口开会,马赴汉出席,深以别尹羲为苦,尝于火车上吟诗寄尹云:“百看不厌古时装,刚健婀娜两擅长。为使梦魂能见汝,倚车酣睡过衡阳。”

其倾倒如此。迄二十九年,马以胃病逝世,尹闻耗,抚尸大恸。葬时,亦临穴痛哭,如丧生父。后数年,尹嫁一行营小职员甘某,且生一子,旋以反目脱离,仍登观献艺,每于春秋佳日,必携香纸赴马墓祭吊。青山埋恨,红粉多情,马氏有知,其瞑目否耶?

穷教员的呻吟

近十余年来,战祸频仍,国家财力枯竭,故公教人员生活,最为清苦,而尤以中小学教员为甚。抗战胜利后,上海有某穷教员,住一亭子间,以卖稿为副业,而仍不得温饱,乃自作一联云:“伤心亭子间中,黯淡电灯,替学生改么呢的了;埋首故纸堆里,凄惨稿费,为举家供柴米油盐。”

确是写实之作,读之凄然!又有署名昭陵叟者,作《教书苦》新乐府一章云:“教书苦,教书苦,舌焦唇敝,搜肠枯肚,兀兀终日,无问寒暑。一年新俸几何多,仰事俯蓄而无补。既不如老农,又不如老圃,复不如行商,更不如坐贾。妻寒不能暖,儿饥不能抚。有钱之人嗤以鼻,邻里乡村羞与伍。况复末世趋颓风,今日人心已不古。教育居然有派系,不论人才论门户。洁身自好遭排挤,曲事逢迎得称许。怀才慎勿露锋芒,恐防校长猜疑汝。今年未了患明年,明年教书在何所?君不见大学教授亦闹穷,纷纷还闻解聘中。”

此非操粉笔生涯者,不能道出。然语语幸酸,不忍卒读!

曾琦有远见

青年党领袖曾琦,去年病逝美洲,论者惜之!曾因昔年主编《醒狮》杂志,人遂以文人目之,实则曾于政治动向,亦具有远见。三十五年,蒙古兵侵入新疆白塔山,曾方养病南京中央医院,有人询其对此事感想,曾即断言二次国难即将来临,并呼吁国人团结一致,救亡图存,勿谓抗战胜利,国家可保无虞,昔宋人不亡于金而亡于元,历史俱在,可为殷鉴!尝就此事作感时咏史诗四首,意在警惕同胞,不料今日皆成事实,可见曾实有先见之明矣。其诗云:“北塔山同长白山,胡兵怱寇玉门关。请君试问中行说,可有匈奴匹马还。”

“竟作螟蛉称贼父,直无羞耻在人间。汉奸古有毛延寿,故遣昭君慰虏颜。”

“向戌弭兵终莫济,宋使游说亦从然。输攻墨守差堪效,九塞神游庶万全。”

“金人侵宋愚堪矣,元寇吞华智可惊。直入西南堂奥地,赵家天下竟为平。”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民国时期曾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创办《醒狮》周报。

章太炎为人治病

章太炎晚年,研究内经,自谓精于歧黄之术,但无人敢就医。一日其厨司有疾,太炎为配方药,令夫人亲往调之,途过门人汪旭初,索方观之,似不对症,急止夫人曰:“何不救人一命?”

夫人曰:“此汝师之意也,将奈何?”

旭初曰:“生死攸关,不可戏也。”

遂密侵其事。未几,厨司病愈,太炎喜甚,语旭初曰:“古方灵验,惜世人不省耳!”

旭初不禁哑然。又太炎少时,所居与烟馆为邻。烟馆主人年五十矣,娶少妻仅十五,结婚之日,太炎撰一联贺之,工整而有趣,联曰:“五十新郎,十五新娘,天数五,地数五,但愿儿孙添五代;两三好友,三两好土,损者三,益者三,互相谈笑到三更。”

其少时已善调侃人如此。

张自忠伪装孝子脱险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张自忠方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兼天津市长。迨事变扩大,北平危急,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率军离平,张奉命掩护,并维持一切。及日军入城,张已无法出走,初易名匿居美国同仁医院,旋为院方所悉,遂迁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时汉奸江朝宗已成立治安维持会,索张甚急,张恐为敌所得,乃伪装孝子,身着麻衣,首扎白布,携钱纸香烛一包,骑脚踏车出朝阳门,守城日军初不识其人,检查时,张告以出城扫墓,竟获放行。

张出城后,乃骑脚踏车急驰,途中车数坏,皆张亲自修复,傍晚始抵天津,与所部李文田部会合,撤退后方。后日方闻张脱走,大为懊丧!张抵渝后,中枢慰勉有加,旋奉命鏖战鄂北,随枣一役,歼敌一师团,敌为之寒胆。时张原可退回河西,可以不死,然张决心许国,不失寸土,竟以身殉焉!中枢念其忠烈,追赠上将,予以国葬,并入祀忠烈祠,可谓备极哀荣矣。

张自忠(1891-1940),著名抗日将领,山东临清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杨俊生说服日军司令

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中日军队在沪郊作战。有大中华造船厂厂长杨俊生,在虹口为日军捕去,欲加枪杀。杨自幼即留学日本,毕业于帝大工科,其妻亦日人,且生有子女,是日被捕后,杨要求面见日军司令,及相见,日军司令问其为何反对日本,而为中国效忠?杨答曰:“我自幼即受日本教育,凡所训诲,皆为爱护祖国,效忠祖国,我为中国人,当然要爱中国,此乃深受贵国教育之成果,宁得谓为过错?”

日军司令复问:“尔既是中国人,为何娶日本人为妻?”

杨答曰:“此亦幼时闻教师所言,世界女子,以日本女子最好,最服从,能为贤妻良母,能教子女忠君爱国,故我始与日本女子结婚,此亦受贵国熏陶所致。今两国相争,而欲杀留学生,此后恐无人再赴贵国留学矣!”

日军司令闻言,无可置答,乃释杨,嘱速离上海,倘再被捕,恐难幸免,并派宪兵送入公共租界,其日籍妻及子女,则由日军送回日本,迄事变结束后,始复团聚。观杨与日军司令对答,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怪日军司令无词可措也。

杨俊生(1890-1982),造船专家、实业家,江苏淮安人。清末赴日本宏文书院求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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