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泉》一书二十五年来连续再版，很多人询问我对此有何感受。除了藏在心底的满足感之外，还能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关于这一点，维克多·雨果的一句话最能表达我对于自己作品的态度：“假如一个作家只是为他自己的时代而写作，那我就得折断我的笔，放弃写作了。”
有些作家并不是就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生活、思考和写作，我本人也在此列。按照“小说”一词本来的意义，创作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让它在一个月或一年之后便无人问津。现今大多数小说就是这样，它们被写出来出版，仿佛报纸杂志一样昙花一现，很快便消失了。这是当代文学最令人遗憾的方面之一，同时也是对其主要审美哲学最清楚无疑的控诉：今天，那种追求真实的新闻自然主义已经在无法言喻的恐慌中走到了终点。
历久弥新实际上是某种现今已然不复存在的文学流派的显著特点，尽管这种特点从来也不是浪漫主义所独有。但是，如果就本书来做浪漫主义小说方面的专题论文，那就是张冠李戴了。所以，为了做到以后有据可查，也为了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的莘莘学子的利益——让我申明：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概念性的”艺术流派。它所论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琐事，而是永恒的、根本的、普遍的问题和人类存在的“价值”。它并不是去忠实地记载或逼真地描绘；它是进行创作或者将思想情感加以形象化和具体化。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所涉及的不是事物实际的状态，而是事物可能的或者应该所具有的状态。
同时，为了那些人的利益——那些把自己与时代的相关性看得至关重要的人，我要补充一点，就我们的时代来讲，人类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急需按其“本来面目”对事情进行一场统筹安排。
我并不是在暗示：小说创作伊始，我就知道《源泉》会连续出版二十五年之久。我并没有想过任何具体时间期限。我只知道，那是一部“应该”存活下来的作品。它存活了下来。
但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知道《源泉》是可以存活下来的——而当时，它遭到十二家出版商的拒绝，其中有几家声称，它太过于“理性化了”，“太具有争议性了”，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它根本不会有读者——那便是它经历过的艰难时期；艰难得让我难以忍受。我在此特意说起这件事，作为一个备忘录，提醒和我同类的其他作家们——他们可能必须面对同样的战役——这是可以做到的。
要谈论《源泉》或者其任何一部分历史，就不能不提一个人，是他令此书的创作成为可能——他就是我的丈夫，弗兰克·欧康纳。
我在三十出头时写过一个剧本：《理想》。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台词道出了我的心声：“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创造出的幻象能够变成真实而鲜活的荣耀。我想要它变得真实。我想知道，在某处的某个人，他也是这么想的。否则，看着它有何用？为了一个不可信的幻影激动和辛劳又有什么用？精神也是需要燃料的。精神可能因被耗尽而衰竭。”
弗兰克是我精神的燃料。在我的有生之年，在创作《源泉》中的人生观念时，他给我提供了一种现实环境，并帮助我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保留着那种人生观念：那段岁月里，我们周围只有一片灰色的人情荒漠，带给我们的只是轻蔑和反感。我们关系的本质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俩谁也不想去，也没有受了诱惑，舍《源泉》的世界而取其次并因此满足。我们永远都不会。
如果说在我身上有一丝自然主义作家的风格，记录“现实生活”对话以供小说使用，那也仅仅是关于弗兰克的。例如，《源泉》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句话出现在第二部分的结尾。作为对托黑的提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怎么看我的？”的回答，洛克说：“可我没有看你。”这句话就是弗兰克在某种类似的情况下对不同类型的人所做出的回答。“你抛出大把的珍珠，却连一块猪排的回报都得不到。”关于我的职业立场，弗兰克如是对我说。我把这句话用在多米尼克为洛克进行的辩护中。
当时，我并不经常沮丧；即便是沮丧，那种情绪也不会过夜。可是，在创作《源泉》的那段时期，有一个夜晚，当时，我对“事物实际的状况”感到极度愤慨，我觉得再也没有力量去朝着“事物应该所具有的状态”的方向迈进一步了。那天晚上，弗兰克与我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长谈。他说服了我，人为什么不能把世界让给他所鄙视的人。他的话说完了，我的沮丧感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感到那种来势凶猛的沮丧。
我一贯反对那种将自己的书题献给某某人的做法；我一直认为，一本书是写给任何能证明其价值的读者看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对弗兰克说，我将把《源泉》题献给他，因为是他挽救了它。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是在两年后的一天：那天，他回到家，看到了这本书的校样；开头的一页上用冷静、清晰、客观的字体印着：献给弗兰克·欧康纳。
有人曾经问我，在过去这二十五年里，我可曾有过什么变化。没有。我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比原来更像我了。我的观念可曾改变过？没有。从我能记事起，我的基本信念，我的人生观就从未改变过，但是，我认识到了它们更为广泛和精确的应用。我对《源泉》目前的评价是什么？我为它感到自豪，一如我完成它的那天一样。
《源泉》一书是为了表现我的哲学观点而写的吗？在此，我要援引《我的写作意图》一文。那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在路易斯克拉克学院所作的一篇演讲：“这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化’。对道德理想的描写，作为我的终极文学目标——其本身是书中所含的任何说教的、理性或哲学的价值观的目的——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让我强调这样一点：我的目的并非是对我的读者进行哲学上的启蒙教育……我的目的，我的第一动机和首要动力是把霍华德·洛克（或《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主人公们）‘作为目的’进行刻画……
“我为了小说本身，来进行写作和阅读……我检验任何一篇小说的基本标准是：‘在真实生活中，我愿意认识这些人物和观察这些事情吗？这篇小说，为了它本身，是不是一次值得去经历的体验？把这些人物作为一种目的来思索是不是一种乐趣？’……
“既然我的创作目的是表现一个理想人物，我就必须界定和表现可能造就他以及他的存在所需的条件。既然人的性格就是环境的产物，我必须界定和表现造就理想人物并驱动他的行为的环境和价值观；这就意味着，我必须界定和表现出某种合乎情理的道德准则。既然人是在其他人中间活动并与他人打交道的，那么我就必须表现那种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一种自由的、生产性的、合理的体系，它要求和回报每一个人身上最出色的东西。这个体系，很显然，便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在生活还是文学中，政治、伦理学或哲学本身都不是目的。唯有人本身才是目的。”
在《源泉》中，有没有我想做的实质性改动？没有——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行文未做丝毫改动。我想让它保持写作时的原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还有一个可能会误导读者的句子，我想澄清一下，所以，我在此特意给予提及。
那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错误：在洛克的法庭讲话中使用了“egotist（自我本位的）”一词，而实际上，应该是“egoist（自我主义的）”一词才对。这一错误是由于我对一本词典的依赖所致——对于这两个词，该词典下了令人误解的定义，结果“egotist”似乎更接近于我要表达的意义（《韦氏日用词词典》，1933）。（然而，关于这两个术语，现代哲学家们似乎比词典编纂者要担负更大的罪责。）
洛克发言中那个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句子如下：
从这种最简单的必需品到最高深的抽象宗教活动，从车轮到摩天大楼，我们现在的一切特征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人的一个属性——理性头脑的功能。
这个句子可能会被误解为某种宗教或某些宗教思想的背书。记得当时我在写这个句子时就曾对它犹豫不决，而随后又下定决心，认为洛克和我的无神论思想，还有这本书的整个精神基调都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所以没有人会对此产生误解，特别是因为我曾说过，宗教的抽象概念是人类心灵的财产，而非超自然的启示。
但是，像这类问题是不应该留给读者去推想的。我当时所指的并不是这样的宗教，而是一个特殊的抽象范畴，是最为崇高的一个。几百年来，这一概念几乎成了宗教的专利，这便是伦理学——不是宗教伦理学的特殊内涵，而是“伦理学”这一抽象概念，这一价值观的范畴，这一人类关于善恶的准则，它具有卓越、进步、崇高、尊敬、宏伟、庄严等情感的内涵，它隶属于人类价值观的范畴，可是宗教却将它不合理地纳入自己的范畴。
同样的含义和因素可以被意指及应用于书中的另一段落，那是洛克与霍普顿·斯考德之间的一场简短的对白，如果脱离了语境，它也可能引起误解：
“你是个极其虔诚的人。以你自己的方式，洛克先生。我能在你的建筑里看到。”
“没错。”洛克说。
不过，在这一情境的上下文中，意思是清楚的：斯考德所指的正是洛克对于价值观的极度献身精神，要求达到尽善尽美，达到理想状态（参见他关于所要建造的庙宇的性质的解释）。斯考德神庙的建造和随后的审判都对这个问题做了很清楚的交代。
这一点将我引领向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它涉及《源泉》的每一行，而且，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它持久的魅力，就必须要理解这一问题。
宗教在伦理学这一领域的垄断已经使得合乎理性的人生观的情感意义及其内涵的表达变得极为困难。就像宗教率先僭越了伦理学的领域，使道德与人类相对抗一样，它同样也篡夺和盗用了我们语言中的道德概念，将它们置于世俗之外，使人类无法企及。“升华”通常被用来表示由于对超自然的沉思而唤起的那种情感状态。“崇拜”一词意指对某种超乎人类的事物的忠诚和献身精神的体验。“崇敬”是指一种神圣的尊敬之情，它通过膜拜去体验。“神圣”的意思是超越于任何地球上的与人类有关的东西以及不可触及的东西。凡此种种。
但是，这样的概念确实也指实际的情感，即使并不存在超自然的范畴；而体验这些情感会令人振奋，使人感到高贵，并不会让人感到宗教定义所要求的那种枉自菲薄。那么，在现实中，它们的来源和所指是什么？它们是人类致力于一种道德理想的整体情感。然而，除了宗教所介绍的人类堕落的方面之外，那个道德范畴还是无法分辨的，依然是没有概念、没有词语和没有得到认可的。
必须将这一人类情感的最高水平从幽暗的神秘论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让它重新指向它固有的对象——人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我把《源泉》一书里戏剧化的人生观念确定为“人类崇拜”。
它是这样一种情感——能够不断体验这种情感的人少之又少；有些人体验过，但也只是火花一闪，稍纵即逝，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有些人干脆不明白我谈的是什么；有些人明白，却耗费一生来充当一个致命的火花熄灭器。
不要将“人类崇拜”这一概念与许许多多的企图混淆起来，这些企图并不是将道德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再将它纳入到理性的范畴，而是用一个世俗意义来代替那种最为恶劣、极端非理性的宗教元素。比如，现代集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变形（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等），它们将宗教上的利他主义伦理道德标准悉数保留了下来，仅仅用“社会”一词取代“上帝”一词，将之作为人类自我牺牲的受益者。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流派，它们否认同一律的原理，宣称现实是由奇迹和一时的古怪念头所左右的不确定的持续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受上帝的一时兴致所支配，而是被人类或者“社会”一时冲动的念头所左右。这些新神秘主义者并不是人类崇拜者；他们只不过是脱离教会的还俗者，跟他们的前辈——神秘主义者一样，对人类抱有一种深仇大恨。
同样的深仇大恨还有更为赤裸裸的变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对细枝末节情有独钟、用“统计学”武装思想的人，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类意志力的真意——他们宣称，人类不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们从未遇见过任何当之无愧，理当受此殊荣的典型人物。
依照我个人对此术语的理解，人类崇拜者就是那些能够看出并努力实现人类最大潜能的人。相反，人类的仇恨者们则认为人类毫无用处，认为人类是堕落和下贱的，不值得一提——而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不让人类有所察觉。在这一点上，一定要记住，任何人所持有的对于人类的直接而内省的认识就是对他自己的认识。
更具体地说，这两大阵营的本质区别在于：致力于人类自尊的“升华”和他在尘世间幸福的“神圣”；另一些人则坚决不允许这两者成为可能。大多数人将他们的生命和精神上的能量白白耗费了——他们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摇摆不定，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问题的本质。
也许，通过我在手稿开头部分那段引文的形式，才能最好地表达《源泉》的人生观。但是我在最后正式出版此书时，将这段引文删去了。现在有幸在此进行说明，我很高兴能再次重温这段话。
我之所以将它删除，是因为我极不赞成那段引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观点。从哲学上讲，尼采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他的形而上学由某种“拜伦风格的”东西和某种神秘“恶意的”宇宙组成；他的认识论将理性隶属于“意志”，或者情感，或者本能，或者血缘，或者先天固有的品质和价值观。但是，作为诗人，他有时候（并非一贯地）也生动地表现出对人类伟大所抱有的庄严豪迈的情怀——是情感上的，不是理性上的。
对于我所引用的那段引文，这一点尤为突出。我无法赞成它字面上的意思：它歌颂了一种难以宽恕的教条——意志决定论。但是，如果有谁将它视为一种情感体验的诗意的形象化，而且，如果是理智地去看问题的话，他就会以先天固有的“原始确定性”来取代“基本前提”这一既成的概念，那么，那段引文就表达了一种自尊升华的内在状态，而且概括出这种情感的重大意义，《源泉》则为这种意义提供了理性和哲学的基础：
在此，对作品的层次和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那种信念——再一次采用一个宗教的惯用语来表达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这种信念就是某种原始确定性，而每一个高尚的心灵自身都具备这种确定性，那种东西是无从寻觅的，无从发现的，或许也是不可或缺的。高尚者必然怀有自尊。（摘自尼采《善恶的彼岸》）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表达过这样的人生观。今天，这种观点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人类青年中的佼佼者们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走上人生道路的——他们怀着不同程度的渴望和激情，经历了几多沉思和几多痛苦的困惑。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那甚至还算不上什么观点，它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仍在摸索中的、还没有界定的意识，这种意识得自他们未经风雨的痛苦和难以言表的快乐。那是一种抱着莫大希望的意识，在这种意识里，人生是重要的；伟大的成就是人力所能及的，以及伟大的事业就在前方。
人类或其他任何活着的实体，在生命之初不是放弃，不是自我唾弃，也不是对自己的存在进行诅咒。那些都是需要一个腐败和堕落的过程的，这一腐败过程的速度因人而异。有些人刚碰到压力便放弃了；有些人出卖和背叛了自己的意识；有些人不知不觉地慢慢熄火了，却从来不知道自己何时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然后，长者们蜂拥而止，百折不挠地教导他们说，成熟就是摈弃个人见解：放弃了价值观，他们便获得了安全感；失去了自尊，他们便具有了实践的可能。此时，所有这一切意识都消失殆尽了。然而，少数人坚持了下来，继续前进，深知这种热情是不可背叛的；同时，他们学会了如何使这种热情具有一定的目的，他们修整它，使之成形，并最后实现它。但是，无论前途如何，在人生之初，他们便开始寻求生命的无限潜能和人类的高贵身影。
并没有多少路标可寻。《源泉》是其中之一。
《源泉》之所以具有如此恒久的魅力，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对青年志气的认可，同时它歌颂了人类的光荣，显示了人类的可能性有多大。
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我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其余的人与我无关；他们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们要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
安·兰德
一九六八年五月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