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晨八点钟，在去码头的路上，斯考比下车到银行去坐了一会儿。经理的办公室阴暗、凉爽，一玻璃杯冰水摆在保险柜柜顶上。“早上好，罗宾逊。”

罗宾逊是个高个子，瘪胸脯，因为没有捞到去尼日利亚的职位而怨气冲天。他说：“这种鬼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雨季来晚了。”

“保护领地已经开始下了。”

“在尼日利亚，”罗宾逊说，“你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斯考比？”

“我坐坐成不成？”

“当然成。我自己在十点钟以前从来不坐着。站着有助于消化。”他一刻不停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两条腿像踩着高跷。他皱着眉毛呷了一小口冰水，仿佛在喝药。斯考比看见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名叫《泌尿系统疾病》的书，翻到一页彩色插图上。“我能替你做点儿什么事？”罗宾逊又重复了一遍。

“给我弄两百五十镑钱。”斯考比不太有把握地试图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人总认为银行是用钱砌起来的。”罗宾逊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你真正想用多少钱？”

“一百五十镑。”

“你现在结余还有多少？”

“我想大概有三十镑。现在是月底。”

“咱们最好查对一下。”他叫来了一个职员。在等待的时间里，罗宾逊又在小屋子里来回走起来——六步走到墙根，再转身回来。“走到那边再回来，一百七十六次，”他说，“就是一英里。我试着在午饭前走三英里，这能使我保持健康。在尼日利亚，我总是走一英里半的路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以后再走一英里半回去上班。这里没有地方做这种散步的运动。”他在地毯上打了个回旋说。一个职员把一张字条放在办公桌上。罗宾逊把纸凑到脸跟前儿，仿佛要嗅它似的。“二十八镑十五先令七便士。”他说。

“我要把我的妻子送到南非去。”

“噢，是的。是的。”

“我想，”斯考比说，“钱再少一点儿也可以。靠我的薪水我没有办法让她花太多的钱。”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

“我本来想也许能透支一笔钱，”斯考比含混地说，“许多人都能透支，是不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就有过一次——只是几个星期——透支了十五镑。我自己也不喜欢。把我吓坏了。我老是觉得我欠了银行经理一笔债。”

“问题在于，斯考比，”罗宾逊说，“我们接到指示绝不允许透支。这是战时，你知道。有一项很贵重的抵押品——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值钱了。”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是我还活得蛮结实，我也不准备挪动地方。潜水艇和我没缘。我的工作也很保险，罗宾逊。”他明明知道不会有效果，还是尽量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下去。

“专员就要退休了，不是吗？”罗宾逊说着，走到屋子另一端的保险柜前面又转回身来。

“可是我不退休啊。”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斯考比，可是有谣言说……”

“我想有一天我会退休的，可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倒宁愿死在岗位上，再说，我总还有几宗人寿保险呢，罗宾逊。用那个做抵押成不成？”

“你知道三年以前你中断了一宗。”

“那是露易丝回国动手术的那一年。”

“我想，余下的两宗把你已经缴付的保险费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斯考比。”

“但是如果我一下子死了，这总还算个保障，是不是？”

“如果你继续交纳保险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保障了，你知道。”

“当然没有，”斯考比说，“这我知道。”

“真抱歉，斯考比。这是公事。银行的章程。如果你需要的是五十镑，我就自己借给你了。”

“算了，就当我没有开口吧，罗宾逊，”斯考比说，“没什么要紧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市政厅的那帮人会说我受点儿贿赂就什么都有了。摩莉身体好吗？”

“她很好，谢谢。我要是能像她那样就好了。”

“你医学书读得太多了，罗宾逊。”

“一个人得知道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晚上去俱乐部吗？”

“我想我不会去的。露易丝很疲劳。你知道雨季以前人们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打搅你了，罗宾逊。我得到码头去了。”

他低着头，很快地从银行走下山坡来。他有一种在干什么卑鄙的勾当被人当场抓住的感觉——他去向人家要钱，被人拒绝了。他不配和露易丝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一定有什么失败的地方。

二

德鲁斯亲自带着他的外勤警察队来到希望号上。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正在舷梯口等着他们，船长想邀请他们先到房舱里去喝两杯酒。率领海上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了。喝酒是两周举行一次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常规——建立起友好气氛。接受了这种款待，检查人员就更容易叫这位中立国的船长吞咽搜查船只的苦药丸了，而且没有长官在场，在船桥底下执行任务的检查人员也会更顺利地进行工作。趁头等舱的旅客检验护照的时候，一队外勤警察着手检查他们的房舱。另外一些人这时正在货舱里进行搜索——一件枯燥乏味、毫无希望地翻寻大米袋的工作。尤塞夫是怎么说来着？“你们找到过一小颗钻石吗？你想有一天会搜查到吗？”再过几分钟，当几杯酒下了肚，关系变得相当融洽以后，斯考比就该进行检查船长卧舱的不愉快的工作了。现在，这场时断时续的谈话主要是海军中尉在进行着。

船长擦了擦自己胖嘟嘟的黄脸说：“对英国人我当然是从心眼里感到钦佩的。”

“我们也不喜欢这样做，你知道，”中尉说，“做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真是背运。”

“我的心对你们的伟大斗争充满了钦佩。”葡萄牙船长说，“我心里根本没有恼怒的份儿。我们国家的人有的感到恼怒，我可不这样。”他的脸淌着汗，眼球布满了血丝。他一个劲儿地谈自己的心，但是斯考比却觉得，要找到他的一颗心，非要在他那肥胖的躯体上开一个又深又长的口子不可。

“你太好了，”中尉说，“你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再来一杯葡萄酒，先生们？”

“我可以再喝一杯。这种酒在岸上是喝不到的，你知道。你呢，斯考比？”

“我不要了，谢谢。”

“我希望你们用不着让这条船在这里再停一夜了，少校！”

斯考比说：“我看在明天中午以前你们不大可能离开这儿。”

“我们会尽力去做，当然了。”中尉说。

“我以名誉担保，先生们。我发誓，你们在我的乘客里找不到坏人。至于水手——我全都了解。”

德鲁斯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船长，我们不得不履行一下。”

“抽一支雪茄吧，”船长说，“把那支纸烟丢了。这是一盒特制的。”

德鲁斯点着一支雪茄，没想到这支雪茄却发出火花，噼噼啪啪地响起来。船长咯咯地笑了。“这是我在开玩笑，先生们，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这盒雪茄是为朋友们准备的。英国人特别富于幽默感。我知道你们不会生气的。要是德国人，就要生气了；英国人不会。很好笑，不是吗？”

“很有意思。”德鲁斯不高兴地说。他把雪茄放在船长递过来的烟灰缸里。可能船长用手指开动了一个机关，烟灰缸开始丁零零地奏起了一个小调。德鲁斯又吓得一哆嗦。他早就该回家度假了，神经很不稳定。船长一边笑一边淌汗。“瑞士人，”他说，“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中立的。”

一个外勤警察走进来，递给德鲁斯一个条子。德鲁斯把它传给斯考比。斯考比看到纸条上写的是：据一个被通知解雇的乘务员说，船长在浴室里藏匿了信件。

德鲁斯说：“我得到下边去看看，让他们快着点儿。你来吗，伊万斯？谢谢你的葡萄酒，船长。”

房舱里只剩下斯考比同船长两人了。这一部分工作是他最厌恶的：这些人并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违反了战时航行法强加给轮船公司的条例而已。在搜查的时候谁也说不准会翻出什么东西来。一个人的卧室是他生活中的隐私部分，搜查抽屉的时候说不定无意中会了解到他的一些丑事：某些有失体面的小东西像脏手帕似的被塞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在一堆亚麻衣物底下也许会发现他想忘掉的一件伤心物。斯考比礼貌地说：“船长，我想我得看看了。你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是你的职责，少校，你应该做的。”葡萄牙人说。

斯考比敏捷、熟练地进行检查，无论什么东西他动过以后总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好，像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主妇。船长背对着斯考比站着，看着窗外的船桥；看起来他不想在他的客人做这件令人恼恨的工作时让他为难。斯考比很快就检查完了，他把装着避孕套的盒子关上，仔细地放回柜橱的上层抽屉里，同手帕、俗气的领带和一小包脏手帕放在一起。“都完了吗？”船长转过头来，客气地问道。

“那儿还有一扇门，”斯考比说，“通到什么地方？”

“那不过是浴室、厕所。”

“我想我最好还是看一眼。”

“当然了，少校，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方好藏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当然不。这是你的职责。”

浴室里没有摆什么东西，也脏得要命。浴盆边上凝聚着一圈灰色肥皂沫，脚下的瓷砖汪着脏水。问题是，必须很快地确定东西藏在哪里。如果拖延的时间太长，对方势必会发现他已经掌握了什么情报。他必须做出一副办理例行公事的样子——既不能太马虎，也不能太认真。“用不了多少时间了。”他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说，并从修面镜里看到一张肥胖的、安详的面孔。当然了，情报可能是假的，乘务员只不过是想制造点儿麻烦而已。

斯考比打开药品橱，把里面装的东西很快检查了一遍：拧开牙膏的盖子，打开刮面刀的盒子，用手指在刮胡膏里探了探。他自己也没期望在这里面找到什么。但是做这些事却给了他思索的时间。接着他又走到水龙头前面，放了点儿水，把手指伸进每个出水孔里摸索了一阵。他的目光落到地板上：这里不可能藏匿任何东西。舷侧的玻璃窗：他查看了几个大合叶，把里层窗户开合了几次。每次转过头他在镜子里总是看到船长的面孔：安详，耐心，带有某种自得的神色。这张脸一直对他说着“没找到哇，没找到哇”，就像孩子们在玩的一场游戏。

最后，该轮到抽水马桶了。斯考比把木盖掀开，在盖子和瓷桶之间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他的手摸到放水的拉绳，镜子里第一次显出紧张的神色：棕色的眼睛不再望着他的脸，开始盯视着另外一个地方。斯考比随着那目光望去，他看到自己的手紧握着拉绳。

贮水箱里没有水吗？他很想知道。他扯了一下拉绳，水管发出一阵汩汩的响声，呼隆一下水冲下来了。斯考比转过头来，葡萄牙人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的神情说：“你看见了，少校。”就在这一分钟，斯考比明白了。我太不仔细了，他想。他掀起贮水箱的盖子。在盖子下面挨不着水的地方，一封信用胶带贴在上面。

他看了一下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莱比锡弗里德里希大街[19]一位格罗内尔太太。他嘴里不停地说：“真对不起，船长。”因为听不到回答，他把头抬起来。在船长的肥胖、灼热的面颊上，泪水正追赶着汗珠簌簌地往下淌。“我得把它拿走，”斯考比说，“上报……”

“啊，这场战争，”船长突然喊起来，“我多么恨这场战争。”

“我们同样也有不少理由恨它，你知道。”斯考比说。

“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

“女儿？”

“是的。她现在是格罗内尔太太。你打开看看吧，你会明白的。”

“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为什么你不等着到里斯本再写呢，船长？”

这个人已经把他肥胖的身躯靠在浴盆边上，仿佛他没有力气再肩负这一沉重的担子了。他像个小孩似的不住地用手背抹眼泪——一个样子不招人爱的孩子，一个小学里的蠢头蠢脑的胖孩子。一个人在同聪明、美丽或者有功名权势的人作战时，心中可能毫无怜悯之情，但是对于谁也不喜爱的人却不能这样做；无情地逼压一个可怜虫，会使你胸中压上沉重的磨石。斯考比知道自己该把信拿起来然后转身走开；他的同情心对这件事并没有好处。

船长呜咽地说：“如果你有女儿你就会了解的。你就没有。”他的话带着指责的口气，仿佛没有儿女是一桩罪恶似的。

“我没有。”

“她非常惦记我。她爱我。”船长说。他抬起了泪水模糊的面孔，好像要使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不太可能的表白似的。“她爱我。”他凄凄惨惨地重复道。

“但你为什么不在里斯本写？”斯考比又问了一句，“为什么冒这个险？”

“我很孤单，我没有妻子。”船长说，“一个人心里有话要说，不能老是等着啊！而且到了里斯本以后——你知道那种情况——又是会朋友，又要喝酒。我在里斯本有个小女人，她连我的女儿也吃醋。我同她总是吵嘴，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得出发。可是在开始这次航行之前，我随时都有写信的时间。”

斯考比相信他说的话。他的故事很不合情理，所以倒可能是真实的。即使在战时，有的时候一个人也需要运用一下听信别人言语的官能，只要这样做不使这种官能进一步萎缩的话。他说：“真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们当局，”船长说，“会把我列入黑名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论哪条船雇我当船长，领事都不会发适航证书。我会在岸上挨饿要饭的。”

“这种事在处理过程中，”斯考比说，“免不了出一些差错。档案搁错了地方什么的。也许你就听不到下文了。”

“我要祷告。”船长不抱什么希望地说。

“为什么不？”斯考比说。

“你是英国人。你不会相信祈祷的。”

“我也是天主教徒。”斯考比说。

船长抬起一张胖嘟嘟的脸立刻打量起斯考比来。“你也是天主教徒？”他满怀希望地喊道。他第一次开始恳求起来。他好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土上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开始谈起他在莱比锡的女儿；他拿出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同他一样毫无风度、肥胖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这间窄小的浴室闷得透不过气来，船长反复地叨念着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发现了他同斯考比的一些共同经历：淌血的心窝里插着利剑的石膏像，忏悔室帘幕后的悄声低语，圣衣和圣血液化[20]，黑洞洞的小教堂和复杂的礼规，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对上帝之爱。“在里斯本，”他说，“那个女人正等着我呢，她要把我拖回家去，把我的裤子藏起来，不让我一个人到外面去。每天就是喝酒、吵架，直到上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我在里斯本根本不可能给我女儿写信。她那么爱我，她在等着我。”他把自己的一条肥胖的大腿移动了一下，继续说，“那种纯洁的爱。”说着，他又哭起来。在忏悔同渴望的辽阔的领域里，他俩是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的。

这种密切关系给了船长勇气，他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试一试。他说：“我是个穷人，可是我攒了一点儿钱……”他绝对不敢对一个英国人行贿，这只是他对两人信仰的同一宗教所能表示的一点儿最真诚的敬意。

“很对不起。”斯考比说。

“我有英镑。我要给你二十英镑……五十英镑。”他央求道，“一百……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这是办不到的。”斯考比说。他迅速地把信放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在走到房舱门口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看到的是，船长正在用头磕撞马桶上的蓄水箱，脸颊上的皱褶里满是泪水。当斯考比走进餐厅同德鲁斯会合时，他感到胸口上压着一块磨石。我多么恨这场战争，他在想，他用的词句同船长的一字不差。

三

船长写给莱比锡的女儿的一封信和在厨房里找到的一束信是十五个人搜查了八小时的全部战果。这一天可以算是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回到警察厅以后先去看了一下专员，但是专员的办公室里并没有人，于是斯考比坐在自己办公室头上挂着手铐的位子上开始写报告。“对电报中提及的旅客，其住舱及行李均已进行仔细检查……但无任何结果。”船长给莱比锡的女儿写的一封信在办公桌上放着，就在他手边。屋子外面，天已经黑起来。牢房的气味从门缝里阵阵袭来。弗莱塞尔正一个人在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唱歌，自从上次休假回来以后他每天晚上都哼唱这支歌：

谁还去计较什么

那些原因和道理，

当你和我

都被埋进了黄土里？

斯考比觉得生命好像长得没有限度。对一个人的考验难道不能缩短些时间吗？难道不能在七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犯下不可赦的罪，十岁为了爱和恨就陷入毁灭的境地，十五岁就躺在病榻上做临终的忏悔、赎罪吗？他开始写：根据一名因失职而被解雇的乘务员密报，在船长的浴室中查获一封投寄莱比锡市格罗内尔太太的信件。此信系在抽水马桶蓄水箱中发现的，现随文寄上。此种隐匿方法似可通报其他检查官员；我处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种案例。信件系用胶带粘贴于水面之上……

他坐在桌子前面，怔怔地望着面前的这张纸，因为内心矛盾脑子里乱成一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在轮船的餐厅里这件事早已解决了。当时德鲁斯曾问了他一句：“发现了什么没有？”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这一动作究竟表示什么意思，他让德鲁斯自己去解释。如果他当时要表示的是“还不是我们平常发现的那种私人函件”，德鲁斯却误解为他的耸肩膀意味着“没有找到什么”。斯考比摸了摸额头，打了个寒战，汗珠从手指缝里渗出来。他想，我是不是害热病了？也许是因为他的体温升高了，他觉得自己正要步入一种新生活。这是一个人在求婚或者第一次犯罪以前常常有的一种感觉。

斯考比拿过信来，把信封拆开。这一步一迈出去就再也退不回来了，因为在这个城市谁也没有私拆信件的权力。粘信封的胶水里面可能藏着显微照片。斯考比本人甚至连辨认文字密码的本领也没有：他的葡萄牙文水平只能看懂词句的最表面的意思。不论搜查到什么信件，哪怕看来毫无可疑的地方，也必须原封不动地送交到伦敦检查人员手里。而斯考比现在却违反了最严的法令，想运用自己并不完备的判断力来处理这件事。他思忖道：如果我发现这封信可疑，我就附一份报告送上去。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封拆开了。船长坚持要当面把信打开，让我看一下信的内容。但是如果我这样写这份报告，我就会不公正地加重了船长的犯罪行为；难道这不是最好的销毁显微照片的办法吗？反正得扯一个谎，斯考比想，但他并不习惯扯谎的。他手里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擎在一张白色吸墨纸上面。这样，如果从信纸里掉下什么东西来他都会发现。他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份详细报告，包括他自己的处理过程在内。

亲爱的小喜蜘蛛[21]，爱你甚于一切的你的父亲，这次要想办法给你寄一点儿钱。我知道你的日子多么不好过，我的心都快碎了。小喜蜘蛛啊，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我就什么都满足了。像我这样一个又肥又丑的父亲怎么能生出你这样一个美丽、娇小的女儿呢？现在，我的小喜蜘蛛，我要跟你说说我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离开了洛比托[22]，在港口只停了四天。我在阿兰胡埃先生家里待了一夜，酒喝得有些过量，可是我跟他谈的都是你的事。在港口的那几天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小喜蜘蛛。我去教堂忏悔过，还领了圣体，所以在我到里斯本的路上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谁说得准啊——我的灵魂不会不同你相会而孤凄地度过那无边岁月的。自从离开洛比托以后，天气一直很好，连旅客也都没有晕船。明天晚上，因为非洲大陆终于要被我们甩在后面了，船上将举办一次音乐会，我还要演奏我的口哨。在我演奏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我的小喜蜘蛛坐在我的膝头上听我演奏的那些日子。我亲爱的，我一天天地老了，每航行一次我都会胖一点儿。我不是一个好人，有时候我很害怕被我这一身赘肉包围起来的灵魂只不过像豌豆那么大小。你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走上不可宽恕的自绝之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是每逢有这样的思想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我的灵魂里刚好有过那么一点点儿受你感化过的善良。妻子知道丈夫的罪恶太多了一些，她对他的爱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女儿在最后关头却可以拯救他。替我祈祷吧，小喜蜘蛛。爱你超过爱自己生命[23]的父亲。

超过爱自己生命。斯考比一点儿也不怀疑这封信的真挚。这封信不是为了隐藏开普敦防御工事照片或者德班[24]军队调动报告的显微照片而写的。他知道，还必须化验一下信纸上有没有用秘密墨水写的字，放显微镜下面检查一下，信封的里层也还得拆开来。如果是密写，就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是斯考比坚持自己的看法，他把信连同自己的报告一起撕碎，把这些碎片拿到院子里的一个焚化炉那里——一个架在两块砖上的汽油桶，为了通风，桶边凿了几个气孔。正当他划着了火柴把碎纸点起来的时候，弗莱塞尔也走到院子里来了。“谁还去计较那些原因和道理。”一眼就能看出，碎纸片的最上面是半个外国信封，甚至一部分通信地址也能辨识出来——弗里德里希大街。弗莱塞尔大步从院子的另一边走过来，神采奕奕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斯考比急忙用火柴把最上边的一些碎纸片点着。纸片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受到火焰的炙烤，另外一片碎纸舒展开，显出格罗内尔的姓名。弗莱塞尔用快活的语调说：“烧毁证据吗？”说着就向铁皮桶里看了一眼。姓名已经烧黑了：弗莱塞尔肯定不会发现什么——只有斯考比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棕色外国信封的三角形碎片。他连忙用一根棍子把它打碎，然后抬头看了看弗莱塞尔的脸，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上面发现有惊奇或猜疑的神色。但是他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活像学期结束后学校的布告牌。只有自己的心跳告诉他干了违法的事，他已经加入了腐化的警察官员之列——在另外一个城市有大笔存款的拜利，被发现隐匿了钻石的克雷绍，博依斯顿虽然没有确凿的贪污证据，但也已因病退职。这些人都是受了金钱的腐蚀，而他却是受感情腐蚀而堕落的。比较起来，感情比金钱更为危险，因为感情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一个惯于受贿的人在贿赂没有达到某一数字时还是可靠的，而感情却可能只因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甚至一阵使人有所缅怀的气味就在一个人的心里泛滥起来。

“今天成绩怎么样，长官？”弗莱塞尔望着一小堆纸灰问道。也许他想的是这一天有趣的日子该是他的。

“平平常常的一天。”斯考比说。

“船长怎么样？”弗莱塞尔问。他一边向汽油桶里探望，一边又哼起他的那支忧郁的调子来。

“船长？”斯考比说。

“噢，德鲁斯告诉我有人告了他的密。”

“还不是跟过去一样，”斯考比说，“一个乘务员被解雇了，怀恨在心。德鲁斯告诉没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没有，”弗莱塞尔说，“他似乎不太清楚。晚安，长官。我得到食堂去了。”

“西姆布勒利格值班吗？”

“是的，长官。”

斯考比看着他走远了。他的后背同他的面孔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想的是什么。斯考比想，我干的事多么蠢啊！真是傻瓜啊。他对露易丝欠了一笔债，可是对这个多愁善感的胖船长，对这个为了自己那同样不招人喜爱的女儿而违反了轮船公司规章的家伙，他本来是一点儿情也不欠的。事情之所以颠倒过来，都是因为有这个女儿。斯考比想，我现在必须回家去了。我要把车放回车房，阿里会出来拿手电筒给我照路，送我进门。她那时会正坐在穿堂风对流的地方乘凉，从她脸上我会看出来她这一整天在想些什么。她希望的一定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已安排好，希望我会对她说：“我已经在南非航线代办处把你的名字登记上了。”但是她会担心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们头上来的。她将等着我先把这个消息说出来，而我将要东拉西扯把天底下的事都谈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晚一些看到她的痛苦（痛苦一直在她的嘴角上等待着，准备占据整个面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在他回办公室去锁抽屉和到门外上汽车的路上，他把每一句要说的话都预习了一遍。人们总是说被判处死刑的人走上刑场需要极大的勇气，有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要故作镇静地去面对另外一个人的已经成为癖性的痛苦，他所需要的勇气绝对不比前者少呢？斯考比忘记了弗莱塞尔：除了他将面临的一场风波外，他什么都忘记了。进屋的时候我将说：“晚上好，爱人。”她将回答：“晚上好，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我将不停地说东道西，可是心里却一直非常清楚，我正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一时刻，我将不得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于是痛苦就闯进门来了。

四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亲爱的？”他很快地把头扭过去，调制另外两杯杜松子酒。他们两人间有一种默契，都认为“酒能够使人好过一些”，随着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一个人越来越痛苦，这时候他希望的是，把心里的郁闷赶快倾泻出来吧。

“你并不想知道我真正过得怎么样。”

“我当然想，亲爱的。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

“蒂奇，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胆小鬼。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都告吹了？”

“什么都告吹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船票。从你一进门你就没完没了地谈希望号的事。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葡萄牙轮船进港。哪次你也不这么谈论。我不是小孩，蒂奇。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走不了了’呢？”

斯考比痛苦地对着酒杯笑了笑，他不断地把杯子转来转去，叫苦味液贴到酒杯边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会找到办法的。”尽管很不愿意，他还是决定求助于他那讨厌的名字。如果这样也不成功，痛苦就会越来越深，就会缠磨不休，把他需要休息的短短的夜晚完全毁掉了。“相信蒂奇吧。”他说。他觉得好像脑子里的一根筋由于焦虑而绷紧了。他想，只要我能把痛苦推迟到白天就好了。痛苦在黑夜里更加可怕。在夜晚，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绿色的遮光窗帘，政府发给的家具和飞蚁在桌上蜕掉翅膀。一百码远的地方克里奥尔人养的狗嗥叫起来。“看看那个小要饭的。”他指着一只小蜥蜴说。这只蜥蜴每天这个时候总是从墙缝里跑出来捕捉飞蛾和蟑螂。接着他又说：“咱们不是昨天晚上才提起这件事的吗？这种事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安排好。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他勉强用诙谐的语调说。

“你到银行去了吗？”

“去了。”他承认。

“你没能弄到钱？”

“没有。他们办不到。再喝一杯杜松子酒吧！”

她把酒杯递过去，不出声地哭起来。她哭的时候面孔涨得通红——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一个中年、被遗弃的妇女。他觉得面颊上吹来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的气息。他在她身边跪下一条腿，把粉红色的杜松子酒像药水似的举到她的唇边。“我亲爱的，”他说，“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喝了吧。”

“蒂奇，这个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知道过去我就这样说过，可是这次我真是这样想的。我会发疯的。蒂奇，我太寂寞了，一个朋友也没有，蒂奇。”

“咱们明天把威尔逊请来吧。”

“蒂奇，看在上帝面上，别老提威尔逊了。我求你，你想个办法吧。”

“当然我要想办法。你只要耐心等几天，亲爱的，这种事需要时间。”

“你预备怎么办呢，蒂奇？”

“我有的是办法，亲爱的。”他有些疲倦地说（这一天经历了多少事啊），“只是得让它们酝酿酝酿。”

“告诉我一个办法。只告诉我一个。”

斯考比凝视着墙上的蜥蜴，蜥蜴猛地向前一扑，斯考比的目光也随着它移动了一下。他从自己的杜松子酒里捡出一个飞蚁的翅膀，又端起酒杯来。他在想：我不拿那一百镑钱，真是个傻瓜。我白白把信毁了。我冒着风险。我还不如……露易丝说：“我早就知道了，你并不爱我。”她的语调很平静。这种平静他是知道的——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到达了风暴平静的中心：在这个区域里，到了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互相说实话了。实话，他想，对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它只是数学家和哲学家追逐的一个记号。在人同人的关系中，仁慈和谎言抵得过一千句实话。他总是拼命记住他说过的谎话，虽然他从来就知道这种努力是白费力气的。“别胡说了，亲爱的。如果我不爱你，你说我爱谁呢？”

“你谁也不爱。”

“是不是因为这个我才待你这么坏？”他想弹奏一个轻快的调子，可是那声音却空空洞洞地折回到他的耳朵里。

“那是你的良心，”她悲哀地说，“你的责任感。自从凯瑟琳死了以后，你就从来没有爱过谁。”

“当然了，除了我自己。你总是说我爱我自己。”

“不，我想你也不爱自己。”

他用回避的战术保卫着自己，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地区他是没有能力说出抚慰人的谎话的。“我一直在努力使你幸福。我为这个竭尽全力。”

“蒂奇，你连一声爱我也不肯说。说吧，就说一声。”

他从杜松子酒上面悲伤地望着她，望着自己失败的明显的标记：她的皮肤因为长期服用阿的平而微微发黄，眼睛被泪水泡得红肿不堪。没有人能够保证永久的爱情，但是十四年前在伊灵[25]，在花边同蜡烛中举行的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那场可怕的典雅的婚礼上，他曾默默发誓，至少要使她得到幸福。“蒂奇，除了你以外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而你却什么——几乎什么都有了。”蜥蜴一下子窜到墙的另一边，又停歇下来，鳄鱼似的小嘴巴里衔着一只扑灯蛾的翅膀。飞蚁撞击着电灯泡，发出轻微的噗噗声。

“可是你却想离开我。”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是的，”她说，“我知道你也不幸福。我不在这里，你就会得到宁静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她的观察的精确性。他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宁静。所谓什么都有，指的是他的工作，指的是在他那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的例行公事和在他喜爱的地方的时序更迭。多少次人们因为他的刻板的工作和微薄的薪金而对他表示同情啊，可是更了解他的是露易丝。如果他重新变得年轻，他要选择的仍然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只不过这次他不会再期待任何别的人和他共度这种生活，和他共享浴盆边上的老鼠、墙上的蜥蜴、清晨一点钟旋风吹开的窗户和日落时红土路上最后一丝粉红的光线罢了。

“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他说，又掺兑了一杯杜松子酒，把那永远逃不脱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他脑袋上的神经又一次绷紧。不幸已经按照它无法变更的程序铺展开——首先是她的痛苦和他费尽心机不把事情挑明，接着是她心平气和地把一些最好用谎言遮饰起来的老实话讲出来，最后他失去了控制力，像对待仇敌似的也把实话投掷到她身上。每逢到了这一阶段，他就瑟瑟发抖地擎着一杯苦味酒，吼叫着对她讲出了实话：“是你不给我宁静。”他准知道下面跟随的是什么：和解和不费力就说出的谎话。这场戏总要演到这里才算终场，只等着在下一次争吵时这一切再周而复始，重新演出。

“这就是我说的，”她说，“如果我走了你就有宁静了。”

“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他气愤地责备她说，“宁静意味着什么。”听他那语气，倒仿佛她贬低了他心爱的一个女人似的。因为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梦想着的都是宁静。有一次在睡梦里，宁静有如月亮的晶莹洁白的宽大肩膀一样爬上他的窗口，像一座冰山似的出现在他面前，给人以宇宙毁灭前北极地带的凛冽、森严的感觉。白天他把办公室锁起来，争取同宁静厮守一刻，他弓着腰坐在生锈的手铐下面翻看警察分局送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宁静是语言中最美丽的词藻。我将我的宁静赐给你，我将我的宁静留给你。噢，上帝的羔羊，你把世界上的罪恶带走，把你自己的宁静给了我们。在弥撒的时候他用手指按着眼睛，竭力不让期望的泪水涌出来。

露易丝用过去的温柔语调说：“可怜的爱人，你希望我也同凯瑟琳一样死掉。你想一个人生活。”

他故作执拗地说：“我想你能够幸福。”

她显得非常疲倦地说：“再说一次你爱我吧。我的心头会好受一些。”他们这场戏已经演完了，他们已经从争吵里走了出来。他开始非常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这次还不错：我们俩今天夜里都可以睡个好觉了。他说：“当然我爱你，亲爱的。我会把船票的事办好的。你会看到的。”

即使他能够预见到一切要发生的事，他仍然会这样许诺她的。他心中从来就有准备，要承担自己行动的一切后果，而且自从他暗自发誓要使她幸福以后，朦胧中他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步。绝境是给自己定下一个万难达到的目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人说，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但这种罪是一个堕落的或邪恶的人永远不会犯的。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因而落到沮丧、绝望的冰点。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明知道自己受到永世的惩罚却仍有力量永远背负着这一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