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
辛酉岁接奉惠书，猥以诗人所称，方召盛轨，远辱勖勉，祓饰逾量，非所敢承。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是以操笔辄止，不克报命，亦遂不复以一笺相酬答。盖始则过于矜慎，继则益之内疚，冀有道者能亮之也。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国藩于六月杪驰至金陵，粗举善后事宜，因周览贡院内外，乐其易于修葺，遂定本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其上下江分闱之议，俟闱场既毕，两省贤绅会商定夺。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减漕一节，洎无定论，鄙意常镇十分减一，不在原奏之内，必须遵照谕旨部文，不宜与苏松太牵算，亦不宜另请再减地丁。此自直截简便，易知易从。至于苏松太三属，或普律三分减一，或按科则之轻重，定减赋之多寡，第不敢拘执己见，俟台旌至金陵之日，鬯聆至论，以祛疑滞。
公黜陟议
今试泛论取人者，将重文字乎，将重才德乎？则必曰才德重矣。将重一二人之私见乎，将重千百人之公论乎？则必曰公论重矣。然而自汉以来，取人之法，荐剡策试百其途，要不外试之以文字，举之以数大臣，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公论散而无纪，不得不舍之而凭文字、凭私见哉？而不知其断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刘蕡下第，江东不知，为文字之不足凭，夫岂知通籍后之黜陟，乃并不足凭之文字而无之。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论说，从不闻曰某德可大贵，某才可大贵，但闻曰某命某相可大贵。夫至言命、言相，而效其可睹矣。于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
《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应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
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知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汰冗员议
《周礼》设官分职，郑注谓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是事，无是官即不能举是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试备言之。
一、漕运衙门，夫南漕三百余万石耳，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逾山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无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而听其不达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贾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耶？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不及，将儆备不虞邪？不足以当胠箧探囊之盗，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然则糜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是为一最大冗官。至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责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夫既不办工，自以并归地方为便。至河兵之制，创自国朝，初设时其人皆谙习水性，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故办工不调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无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故谚谓之“吃饭官”。至各口监督，税课更少，能如另议概撤各关大善，即不能，尽可归督抚委员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关差，归并地方官。此监督织造之必宜全裁者也。
一、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义，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或运副一人，为运使之属，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考郡县之始，守令而已。令准古大小侯，守准古方伯连帅，其官重矣。后世始设监临官，守权渐轻，至有道、有司、有督抚，而守令等于舆台，非重亲民官之道也。督抚始于明，不常置，后乃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九人。国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是督抚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抚，如直隶等省；小省抚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视成例，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设一员，兼两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以下各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京官，六卿九列，后先奔走，备员品而壮观赡，帝者上仪，固不能概从简陋，且从古已然，宜仍旧贯。惟东宫不设，安用宫属？詹事府可并归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伏马寒蝉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许科甲出身之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遗补阙之攸资；无可采耶，亦询事考言之一法。其余闲曹亦减其半，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应大减。康熙二年裁苑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为两得之术，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恭考《会典》内外文武官其二万七千余员，其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官无定员者，不与焉。我朝设官，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节费固其小焉者也。
免回避议
事有显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沿袭数百年，墨守之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者，莫如官员回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泽，俱任于其国。维楚有材，晋实用之，变也非常也。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山堂肆考》毕四世为本郡太守］、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
不闻明之治胜于古之治也。为此说者，不过曰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
至于远任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车、驴马、人夫之费，其给之也，非斥产即揭债；其偿之也，非国帑即民膏。到官之后，言语之不通、风土之不谙，利弊则咨访无从，狱讼则词听无术，不得不倚奸胥为耳目，循宿弊以步趋，于国计民生损乎？益乎？况乎关说之径路难通，则转多因缘之辈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则弥无忌惮之心矣；囊橐之取携不易，则更益赍送之费矣。人果贤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无以禁其不肖。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莫此为甚。
今制惟亲老告近，为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为条目，有年岁之限、有次丁有无之别，稍不合即谓之规避远省。曾亦思国家之设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远乎？傎孰甚焉！且又何以处夫勾通书吏、迁就以求合者乎？窃以为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简者不论外，府厅州县各官，用宋政和无过三十驿之法，三十里为一驿，无论有亲无亲，皆选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复古乡亭之职。庶几参古制今，国民交益矣。
厚养廉议
《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恬不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吁，可叹也！［注，余友无锡王大令恩绶，尝闻一江苏官论山阳、泰兴之肥瘠。吾苏有三阳酱园、泰兴缎肄，大令素朴愿，误会为此二肆言。时馆林文忠署，语闻文忠，亦为之抚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仅足，不廉者有余，小官则皆不足。不足则揭债，母十岁三其子，子复为母，十年外简，数已巨万，债家相随不去，犹冀其洁清自好乎？选人亦然。选人在部尤无谓。概令在籍候选，于吏治无损毫末，然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而犹且设为空虚不用之律例，凡俸禄外丝毫有取，皆坐枉法论赃，以综核名实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纵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从田间来，寒士居多，虽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赡，宫室、舆马、衣裘、仆从之需，亲戚故旧之漀恤，官愈大则用愈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以延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岁需千金，递加之至一品当万金。外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数。惟如数以与之，而犹有骫法营私、致于宪典者，斯真贪人矣。于是可设为厉禁，京官取外官一钱，上司取属员一钱，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夫而后吏治始可讲也。
或曰，数得毋太多乎？曰，此圣人之法也。《周官》司禄，文佚无可考，《王制》、《孟子》，犹存其略。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之，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万二千亩之入也；次国君禄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万四千亩之入也；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万六千亩之入也。今之州县，古小侯也，小侯之禄殆不啻万金，何赢之有？汉制太守号二千石，实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食一千石，［注，《王制》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孟子》元士视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汉制则轻于外］视三代已减。唐始薄而终厚，宋给实钱。［注，详《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注：祠禄岁计千缗。时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是宋禄不薄也］元初不制禄，世祖时定太师俸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贯，以下有差。禄薄无甚于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钞三百贯，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废折米、折钞之目。雍正二年，耗羡归公，加给养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复三代之旧也？或曰：费得毋不支乎？曰：另议广汰冗员，人数已少，停漕运、减河工，所省千百万，已不患不足。况吏治既肃，百弊皆捐，中饱一除，积欠自少，数年之后，所得必有逾乎所费者矣。
又《文献通考》俸禄下有职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职官志》：诸路职官皆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即养廉之名所自始。《日知录》称明初尚存。今议厚给养廉，议筹复职田县若干亩，绅士征其租，供本州县养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遗意也。
许自陈议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称之。《左氏传》以选事为非，后世动以私意度人，遂不许人自择官，非三代圣人开诚布公之道也。夫选事固不可，用违其才亦不可，与其用违其才，不如选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无之，惟进士出身之主事中书许改归班选知县，则又何也？外官自愿内补，自知其不宜于外耳，其中无他，而功令亦无之，至开例则无所不可，又何以说？窃以为进士引见之先，愿就京职者，宜听其陈明，而删去改归班之例。至于难进易退，君子嘉之，概以为恶劳好逸，忘致身之义，不亦过乎？无疾称疾，古人所有，不以为欺罔也。即承平扬历数十年，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为负国家，而自国家言之，则此等恇怯。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贤者路，安用束缚驰骤，坐令竭蹶偾事哉？冠带闲住，不复叙用足矣，法过重尚恐其恋栈误公也；其不许辞者，惟烟瘴及一切苦差，烟瘴宜用地近年壮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为筋力之苦，宜专简年壮者；为匮乏之苦，国家宜赡之使不苦，亦仁至义尽之道矣。
复乡职议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柳宗元《封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此合之说也。封建之合，不如郡县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之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说也。
顾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盖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数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颇少矣。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赀选即吏员，流品既杂，志趣多庸，加以间关跋涉、千里万里而来，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马于富民、鱼肉乎贫民，视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则今之小官，如顾氏之说更多其数，患不滋甚耶？不知顾氏之意，固欲复古乡亭之职也。
考周制：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下有县正、鄙师、酇长、里宰、邻长，以乡人为之，皆官也。以今十万户之州县计之，当有乡、遂大夫十，州长、县正五十，闾胥、里宰五千，比长、邻长二万五千，此今日断不可行之事。汉制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亦以乡人为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县计之，当有三老、啬夫、游徼各四十，亭长四百。视周已大减，然犹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罢之，盖亦一时矫枉过正之举，乃遂为万世定制［注：唐六典：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之人］。今州县设佐［注，四五人，拨二三人分治各乡，至都图则有地保、地总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论者亦知其不足为治也］，于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长，百家一保正，一乡一保长，然率视为具文，诏书宪檄络绎旁午而卒不行，间行之而亦无效。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图董、有总董，大同小异。顾行之转视保甲为有效，然则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团董绅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递进之法，不亦买椟而还珠乎？吾甚不解。论保甲者谓得《周官》遗意，则何不径师周公，乃必以隋文为主而周公为辅也？
兹为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汉之法，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曲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其不由董而达巡检或县者，皆谓之越诉，［注，今州县门或署越诉笞五十，盖指越里老而诉州县，非谓越州县而诉府，详见《日知录》然则里老听断小事，固旧制矣］不与理。缉捕关正副董指引而不与责成，征收由正副董劝导而不与涉手，满五千家［地广人稀之县量减］设一巡检，全乎为官如今制。惟以邻郡二三百里内无山川间阻之地，诸生幕职荐举者为之，丞簿由巡检升除。丞簿月给养廉三五十金，巡检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见令丞簿尉用绅士礼，文用照会，有罪即与凡民同。如是则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庶几顾氏所谓“小官多”者乎？无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责实之功；有事而行团练，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风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省则例议
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夫例何以设？曰为治天下也，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试以吏部言之。丁忧服阕，稽核月日是也，命官亲供之不信，乃凭之里邻之结；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注，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未到驳之。特旨准署，近年驿授选人，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以服阕文不到扣选者。不知凡几］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之条，服阕者亦然，其理安在？犹是人也，三年中非骤能衰老，若谓哀毁灭性，举动改常，设有其人，曾、闵之流也，方将旌之以风厉天下，而验看何为者？如有甄别，岂非冤抑？既无甄别，曷取具文？［旗员道府服阕引见，分别内外用之，例同］蒙则以为以礼去官，正宜优加体恤，实缺勿开缺，候补勿扣资，服阕赴官，自递亲供。即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开缺扣资，其余繁文一切可删。
又如亲老告近是也，顾亲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则年六十四之亲不向隅乎？家无次丁准告近，则有次丁而或笃疾、或远出、或不慧，虽有如无者不向隅乎？而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亲假有别，告养、告近而服阕者有别，剖晰可谓精矣。而于人情动多窒碍，惟有一切以欺应之，始可无事。设有老病之亲而年岁不合例，又不得无疾称疾，至诚无伪者处此，计无所出，将赍咨涕，以赴官邪？方寸已乱，旷官瘝职，曾何益于国家也？然则非以防其欺，乃以导其欺也；不特导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于治天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惟于胥吏则为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为之也，朝廷为之也，朝廷亦何德于吏，而必为之浚利源哉？偶举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
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后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是者，非一编管一秉秆拉杂摧烧之，则天下不治，宜简谙习吏事大小员数人，紬绎《会典》《则例》等书，揽存其要，名之曰简明则例。凡《则例》等书关涉银钱者，尤如牛毛茧丝，令人不可猝瞭，此皆舞弊之经传也，每部不得逾二十万言，旧册存之。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切毁之，以新例颁发大小官员惟遍，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者，卿贰督抚以理断之。《传》曰:用人勿疑。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傎孰甚焉。
至咨移详札，实叙处无可简略，其首尾复述套语皆删之，并颁一成式，无论上下行文书呈状，纸长阔若干寸/格长阔若干寸/叶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装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报，一类为一册，按行续写，文从极简，以不能损一字为准，连叶用骑缝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创一公事表，仿诸史表式，别类分门，事经月纬，如目录然，使易于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万言不过两帙，纵中材暮齿，不习吏事，亦能通晓。
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即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而《赋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遍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以大目通晓为主，他可类推。即用吏，吏已无权，况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后议。
易吏胥议
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后世权势又莫贵于吏，至今日而驾于公卿矣。《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被科罚，皆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吏之贱旧矣。至近日，江苏州县，漕书阍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
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兵、工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
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钟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为之。由郡县学山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无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轾。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著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黩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折南漕议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利淮鹾议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改土贡议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
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
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务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迹。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邪？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面粉，岁额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面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
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薮，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阕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罢关征议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傔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阍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
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杜亏空议
今直省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前此未有也。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之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旧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无开除，惟所指挥，莫敢过问，迨上司知之而亏空久矣。于是因亏空而清查，清查一次，亏空又增多一次，徒费笔墨，无益帑藏。
欲杜亏空，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清查之后，删去摊赔弊政，力能弥补者，以一年为限，即以限满日实在之数为定，各员论罪，视常例未减，嗣后如有亏空一钱者，杀无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册公之于众，大堂左右按日揭榜，旧管新收列左，开除实在列右，其法务详务尽。如征收某都图某户钱粮若干，必书细数，收银后本日给串，本日列榜，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惟遍。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立与重赏。有经手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数不符者，赴揭亦如之。大吏宜用汉高驰入赵壁夺张耳，韩信印符之法，非时遣员飞骑察之，有弊者论如法。至地方公款，如义仓之类，以绅富领之而州县登其数，富民无侵蚀之理，而官绅水火成积习，必无庇护，且可节州县句稽之烦。此杜亏空之法也。
虽然，必前议十倍养廉之法行，此说始可行。不然者，终不行，强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于亏空者，可畏也。
复陈诗议
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为经？谓可被管弦荐寝庙，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味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弛之本原也。《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圣人盖惧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诗通之。旁考传记，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矣。春秋时，晋文听舆人之诵，子产不毁乡校。《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风俗通》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无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后世以为迂阔而废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积不能通也。
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又生。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议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亦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九州之大，万口之众，果有甚苦之政、甚恶之人，宜必有长言咏叹以及之者矣。夫文人结习，感时触事，莫或使之，犹将矢口成吟。今有赏以动其奋兴，无罚以绝其顾忌，不显主名，使无丛怨之虑；不讳姓名，使无告密之嫌，导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张胆直言无讳乎？
顾或谓：何不径复有明举贡生监许上书故事？则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汉王咸举幡太学下，上书救鲍宣；陈蕃率诸生入承明门，白大将军无罪；晋嵇康将刑，太学生请以为师；唐鲁傥等诣阙留阳城，宋陈东率诸生请用李纲杀蔡京等。百世下犹称之。然柳宗元与诸生书，论留阳城事，极言向时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恶言斗讼诸习。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以为时异人异。周密《癸辛杂识》称：景定之末，三学横恣，至与人主抗权，动以坑儒恶声加之。贾似道作相亦无如何，惟以恩结之，为之加餐钱，宽科场恩例。及贾去，上书赞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时太学，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时，脱稍假以权，有不为唐、宋之为者几希。今仅许其陈诗，不令呼群引类以启党援，不令投匦击鼓以近讦讼，庶几无流弊乎。
又今制：民有冤亦许叩阍京控，顾愿民不敢为，骜民不知为，大率奸民始为之，故虚者十之九，实者十之一。迨交原审衙门复谳，则并其一而虚之，坐诬而已，加等而已，而沉冤遂以终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乡冤，浸假而一境冤，于是乎骜民倡，奸民从，愿民为所胁，而大乱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陈诗之法行，即有一人一家之冤，断无一乡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实切，似闲实要，似小实大者，此类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虽然，此犹言乎僻远之难知者也，民隐之难见者也。上下不通之故，更有其至近至显，不待陈诗而通者，如京师之内要路私书也，职官挟优也，科场关节也，十人而七八也。乃间或数年兴一大狱，罹此者居然论如法。夫圣人之治天下曰平，两人同罪而异罚也已不平，况千人同罪而独罚乎？此宰相大臣以下无不知，所不使知者皇上而已。一似数年中骫法者不过此数人，近者、显者如是，远者、隐者可知，然则上下之情之不通也久矣。
变科举议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绐矣。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传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
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使，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抵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卤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
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轾。论者谓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
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朱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
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注，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扃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廪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并计。盖专精与兼长也足相抵。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并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复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日之力足办。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胪传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复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佾生，仍籍之与下届并计。
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廪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廪、增，附之旧，而作为廪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并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只以俦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扃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政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改会试议
国家将收养士之报，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贵，亦最贫。商贾无论已，农工勤力，类能自给，独安分读书之士，修羊所入，辄不足以赡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应试则舟车、庐舍、糗粮，以及代馆事、备试卷，随在需费，其苦又甚焉。省试途较远，时较久，其苦倍甚焉。至会试，则必弃置平日佣书之地，聚粮治装，间关跋涉数千里，经时逾年，劳费十倍，其苦益甚焉。计集阙下数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产往往为之中落，况寒素乎？谚谓：“举人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举人老，盘川少”，不虚也。借贷不足，继以典质；典质不足，继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怜，丐富贵之润；强者乡曲武断，分官吏之肥。寡廉鲜耻，坏法乱纪，习为固然。得志则移以莅官，安望其为国为民乎？不得志则益纵恣无所不为，黄巢、李岩辈，特其尤甚者耳。其间循分自爱者，裹足不前而已。远省举人一试不中，或毕生不能望国门，虽有皋、夔、伊、旦之才，不且终身屏弃者哉？此事有害于士，无利于国，其究也大害仍归于国，在上者所宜动心也。
窃意生监骤得举人，论其进阶，在举人得贡士之上，功令可畀乡试考官以举人之权，何不可以贡士之权并畀之？应请乡试榜发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
广取士议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并用，科目也、吏员也、荐举也，可谓广矣。独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流品不别，用吏员之未善也；至于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历代用人，大都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夫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贤才，遗固十八九，滥亦十二三。至属吏则其途至狭隘，其事至寻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县各置大中正，似乎用众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独也。大中正不得纠举，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于科目之外，推广取士之法，幕职已具前议。又宜令各州县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各举才德出众者一人，皆取数奇不遇。公论称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学中下者，间及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州县核其得举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博采舆论，简其尤，列入荐牍。诸生赏举人，举人赏贡士，一体会试、殿试。三年一行。是则荐举之权用众不用独，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停武试议
天下有优劣高下显然为众目共知共见，虽亲爱不能阿私，虽仇雠不能沮抑，无可幸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艺之无定评比也。自顺治十二年复行武殿试，遂与文科一一相准，视汉六郡、良家、羽林、期门，唐翘关、负重之选，殆于过之。选举之法不可谓不备，宜乎网罗天下豪俊而无或遗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则以右文左武之见太重，而循名责实之道不讲也。承平日久，文吏视武弁如奴仆。郭隗曰：“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与，一也。力士多出藜藿，而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素不能与，二也。武职有教师垄断，非其素识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不得与，三也。所取之途既狭，故所得之才不真。试以常人之有文学者十人与十文生校，其胜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与十武生校，其胜武生者比比皆是矣。虽举人、进士亦然。
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故武职以行伍为正途，而科甲不与，显与国家设科之意不合，而沿袭具文何为者？夫优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数，何取乎一日之短长，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关防之琐碎，何取乎考试之劳费？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仍存进士、举人、生员为出身之名，专以膂力为高下，不与选阶，而绿营之迁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定一格，举若干斤者中生员选，若干斤者中举人选，若干斤者中进士选，无论满汉，直省一律遴选，无定额。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三年一举，著为令，嗣后绿营弁兵无出身者不得补。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为佾生，举人以上作为附生，一体肄业，皆仍其章服。
或曰：专以膂力为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见而难强者用之也，旁涉于马步弓刀，即有一日之短长，即有幸有不幸，不如专凭膂力为一定不可易。或又曰：不与选阶何也？曰：专凭膂力，可为兵不可为将，可为裨将不可为大将，或凶悍，或贪黩，或胆不足临阵，或智不足制敌，或才不足驭下，虽有膂力，犹之不可用也。归营学习，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慎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无定额何也？曰：文试之就地定额，无定评也。显然有定评而颠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尝遇顺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敌，以射中不及数，三黜于小试，而吾吴与试即取中，犹不及额。圣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或又曰：听其以武改文何也？曰：宋嘉定十年，始定武举不得应文试，是武举应文试，古之道也。庶几有文武全才出其间，渐可复文武不分之旧。或又曰：听其来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笼天下勇士之术也。骁雄悍鸷之徒，辄多不喜束缚，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生产，至他日迫饥寒流而为匪，虽欲就我而不能。今于弱冠之初，以举人、进士之荣名为招，明示以无所束缚，必欣然就我。迨饥寒既至，更无不就我之理。是有余者以虚文縻之，不足者以实惠抚之。始有余而继不足者，则又预为之地以待之。吾知甘于为匪者少矣，一转移间举前三弊而一空之。有科目之荣，无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户而求，不遗僻远，二也。不经教师，无所浮费，三也。如此则罗致既广，不特干城腹心之选可收实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无形之患矣。
减兵额议
减兵额而增兵粮，前人持此论者颇多。有谓不可减者，当时或以为老成持重之见，夫固谓一旦有事，冀幸得力于万一也，至今日而其效可睹矣。粤贼所到，完城才百中之一二，皆得力于勇。天下大营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营不及万。然则平日所谓养兵百万者安在？虽至愚亦知其必当减矣。天下兵凡百万，其守汛者二十万，十十五五，零星散处，不便操演，而有缉捕，防守之责，然为数既少，实亦不能缉捕，不能防守，是宜全汰者也。各营大都虚额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爨洒扫之夫十一，实可备行阵者不及半。另议以武生充兵有数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虚额老弱不能冒，而又不肯为炊爨洒扫之役，诸弊不绝而自绝。应请无论大小官弁，水陆马步，大加并省，以三分存一为准，而口粮则三倍其旧，示朝廷非为省啬起见，有不三军挟纩哉？且夫分文武、分兵农，后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陆，陋之陋者也。当合而一之，分则见少，合则见多。又如别议仿造洋船，计十八省最远之程，两月可达，援应既速，即人数可减。且行军以练胆为先，而安坐无事，无以试之，惟风波之险与战阵之际正等。造船之后，宜令各弁兵轮流驾驶，报聘西洋各国，其有畏缩不前及仓皇失措者汰之，正练胆之一法也。夫英、法两国兵三十万，已横行七八万里外。俄罗斯地窄而长，需兵宜多，亦无过六十万。然则中国兵三四十万不为少矣。
严盗课议
从来天下之乱，每自多盗始。涓涓不绝，流为江河，为虺不摧，为蛇若何？粤匪、捻匪，其明证已。盗贼之课，可不严乎？一县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当冲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联其势，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贾足以济其费。清查保甲以绝其巢窟，训练丁壮以作其声威，多耳目以防之，厚赏劳以购之，勤护送以伺之，时或聘技勇作贾装以诱之，但使中材之吏尽心尽力，何盗不可治？宜严其课，所治期年内盗发至再而三不获者，文武皆褫职，禁锢终身，讳盗者杀无赦，盗风其少息乎？或曰：今课非不严，正以过严故讳盗。汉沉命法，群盗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诛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盖自汉时已然，不如宽其课使不必讳，则发觉多而盗可少。不知此眉睫之论也。境有无盗，万目昭彰，此而可讳，即其时之政教可知。噫，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制洋器议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里，或云二百三十里］如圆周积计之，大海三分去一，实为方一里者十三亿五千万。我大清国北自兴安岭，南至崖州，距四十三度，计万七百余里；东自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距七十七度，计万九千余里。截赢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据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但就本国言，属部不与，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而今顾靦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人非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
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注：夷人练兵首重行步，先较定远近若干丈尺，行若干步，又较定钟表若干分秒，行若干步，千人一律，行军时两胯齐举，其间虽流矢洞穿，无碍阵法之整，实胜于我。然岂我不能为之事乎？《书》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古法本如是，亦礼失求野之一证，又以《左传》“视其辙乱”之说言之，则古时车战，虽乘马之步亦齐也］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然即良将劲兵，因械于敌，如天之福，十战十胜，而彼能来我不能往，犁庭扫闾固无其事，后患正无已时，而况乎胜负未可知也。得三与得二有半，究有间也，何如全乎其为得三之相当也。果全乎其为得三，不特主客异形，劳逸异势，且我有可以穷追之道，彼有惧我报复之心，殆不啻相当焉，斯百战百胜之术矣。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夫九州之人，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帖、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而争长于晋；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安南、暹罗等国，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又以敌国外患同于法家、拂士。尹铎曰：“委土可以为师保。”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闲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为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憍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所谓不用者，亦实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趍文，拙趍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经费言之，军械之价常十倍，然利钝所分，胜败系之，固当别论。轮船亦然。然彼则一年而一运，此则一年而一二十运，移往时盐船、粮船费用改造轮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岂特十倍之利哉？
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而购值不赀、岁修不赀、赏犒不赀、使令之不便、驾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未如借兵雇船之为愈也，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
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
善驭夷议
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耳属于垣，钟闻于外，无益事机，适启瑕衅。子贡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语略同，盖本子贡］以今日行之，直所谓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疑嫌忌其中之非计也。
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见《重专对议》］即能为理屈之明证。然则和可久恃乎？曰：难言也，盖尝博采旁咨，而知诸夷不能无异志，而目前数年中则未也。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年来遍绘地图，辙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无事者，则以俄、英、法、米四国地丑德齐，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发也。俄与英、法讲和未久，［注，咸丰三年，俄伐土耳其，欲灭之。英、法及奥地利萨丁邪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议和，凡连兵四年，大小数十战，阵亡及黑海遭飓风、冬冻夏疫死者，俄数十万人，英、法十万人。为近今泰西一大事。］米尝大困于英，［注，米本英属部，乾隆中，英与法构兵久，敛饷苛急，米人不能堪，众推华盛顿为帅拒英，英不支乃议和。嘉庆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都］英、法亦世构兵，［嘉庆二十年，法主拿破仑死之后始和］其于他国亦无岁无战争，要其终，讲和多而兼并少。故诸夷多千年，数百年旧国，［注，诸夷惟米新造外，俄禄利哥开国当唐懿宗时，英威廉开国当宋英宗时，法路易开国当宋理宗时。诸小国亦多久长。至日本自周惠王时至今不易姓，与西夷无涉］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何则？诸夷意中各有一彼国独强即我国将弱之心，故一国有急难，无论远近辄助之，盖不仅辅车唇齿之说，［注，英尝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后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俄疆，至今为梗。其意可见］其识见远出乎秦时六国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腊，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法救之，汔归于和。彼于小国犹尔，况敢觊觎一大国哉？
津门戊午之事，发端于英，辄牵率三国而来者，无他，不敢专其利也，惧三国之议其后也。庚申之事，得当即已者，亦惧俄、米之议其后也。可取而忽舍，可进而忽退，夫安有兴师动众、间关跋涉八万里之远，无端而去、无端而复来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无事也，可以坦然无疑也。将来四国之交既固，协以谋我，或四国自相斗，一国胜而三国为所制，而后及于我，然四国之相雠，胜于雠我，交必不能固，而自斗则为日必不远，可虑也。
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与英属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虑也。俄境东自兴安岭，西至科布多，毗连者数千里，近闻俄夷踪迹已及绥芬河一带，距长白、吉林不甚远，更可虑也。然则前议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
采西学议
《传》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诗》列十五国之风，康成《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以观之。”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顾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时已习于人口。《职方外纪》等书已入中国，顾氏或未见，或见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昔郑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国实沈、台骀之故，列国犹有其人，可以中华大一统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
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如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辈，特设义学，招贫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沽竖，颖悟者绝少。［余尝于吾乡村塾、义塾中物色异敏之士，数十年无所得］而又渐染于夷场习气。故所得仍与若辈等。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
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本《荀子》］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于是乎不得不寄耳目于蠢愚谬妄之通事，词气轻重缓急，转辗传述，失其本指，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
夫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枢纽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注，《地理全志》作于癸丑年，书中于日本国记其欺侮亚墨利加触石渔船时思报复，于安南国极恶其讥防之严、榷税之重，于缅甸国亦于胥吏横征之怨。未几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见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绥靖边陲，道又在是。如谓六合之内，论而不议，封故见而限咫闻，恐古博物君子必不尔也。
重专对议
春秋时以善辞令为学问之一端，若臧文仲、子产之类，代有其人。夫子论士品，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于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当时专对之重。列国以后，此学遂废，间有如富弼、曹利用诸人，止一人一事，艳为美谈。盖不为专才久矣。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然则居今日而言经济，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尔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注，官军攻刘丽川于上海，军洋泾西营，卒戏洋泾，杀夷女二，卒亦伤二人。其明日夷从贼攻我，八营溃。馀布政使吉尔杭阿公十有一营未动，抵暮，一赫蹄来，略言弁兵某等百许人犯吾界杀人，尽今夕缚以来，不者诘朝且踹若十有一营。百许人者皆我良将劲兵也，公以示刘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见是不可战，吾欲法汾阳单骑见虏事，以理争之。彼平日相见动辄称理，宜得当万一。不然，君能帅偏师毁夷场，吾死不恨。刘君曰：能。次晨公从四骑抵理事官阿里国门，阿里国拒不见，强之而后出，便申前语。公曰：安有我大皇帝兵勇，而可无故杀之者乎？独杀吉某则可，吾戴吾头来矣。延颈作就杀状。阿里国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敢不从命？今与逆贼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贵国不惟曲直之是讲，天实鉴之。非吉某所畏也，有战而已。胜负何常之有？阿里国无以对，卒定约通好而还。咸丰四年三月十日事也］佥曰是役也，大军获全，苏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也。通商二十年来，善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门之议，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专对得人之效也。昔汉武帝诏察茂才异等可使绝国者，于古有征，于今尤亟。应请特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有口辩胆气、机牙肆应之人，时赐召对以验之，量予差遣以试之，用备他日通商大臣之选。庶几折冲樽俎，毋致陨越贻羞矣。
变捐例议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阍进所为尚书题论，上温诏褒之。其任官惟贤一论，颇传诵京师，有曰：“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义为招，特假以为名；下以利市三倍为券，将务求其赏。”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又曰：“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开捐则将为贫民亿万家之勒派，其害普。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有限之加赋，其害近；开捐则将为无形无限之加赋，其害远。”抉开捐之弊，可谓至矣。平心论之，实苛论也。国朝捐班，亦有李公世杰、傅公鼐诸人，安得谓专用小人乎？顾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于千百中难矣。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
国朝自招民知县以来，时开捐例，皆暂行而非常行。道光、咸丰两朝，御极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后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请，始又举行，固知开捐非列圣意也。顾今军务未蒇，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赐民爵，为轻名器之渐。汉晁错从而鬻爵，甚于鞅矣。至入赀补吏，创于汉武，滥于东汉及晋，绵延于唐、宋、元，而几绝于明。景泰元年，始命输纳者给冠带，二年令世袭武职，四年令生员纳粟补国子生，如是而已。然则必欲为权宜之计，无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贫者得卖与人，汉时亦有民得卖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捐输之推广，无孔不入，独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奖有卖与人之实，而必设为中表至戚之限，明导以欺，何为者？至郎中，道员之贵，一县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礼哉？是亦一间也。
应请留封典、虚衔二者，倍蓰其捐数，许于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与，更仿令丞抗礼之制，明定礼节以荣之。韩氏菼曾有此议。实行之无弊者，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而绝无入仕之路，一犯法则朝为坐上客，夕为阶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礼无弊之一证。其实职升衔加级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皆视原输银数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晓然，知非往时甫停复开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无所冀幸，无所需待，将群然淬厉鼓舞于正途，斯官方可以澄叙，人材可以奋兴矣。
绘地图议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固王政之先务也。《史记?萧何传》：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令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此言都图之始。《嘉定县志》：图即里也，以每图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都图之宜有图旧矣，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大抵不审乎偏东西经度、北极高下纬度，不可以绘千里、万里之大图；不审乎罗经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百里、十里之小图。而绘小图视绘大图更难，以无显然之天度可据，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设有差忒，便不能钩心斗角。［阳湖李氏兆洛制定向尺一十八枚，图绘颇准，犹嫌其繁重］今定一简易之法如后，请下之各直省州县如法绘画：任取本州县一城门，左旁立一石柱为主柱，即为起数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纵横线，以一里三百六十步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内为一图，容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为本柱。以千字文为号，勒于其上，柱径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识，适当山水市舍则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补之，绘图则用约方二尺之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则一里内阡陌，庐舍织悉可毕具。如是而地之广袤著矣，更用水平测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门之石槛为地平起数之根，以絜各图石柱，而得各图立柱之地高下于城槛之数。又遍测本柱前后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内高下于本图之数。又遍测东西南北毗连州县城槛之高下，而得各城槛高下于本城槛之数。以之入图，则以著色为识别。凡高下于城槛在一尺内者不著色，其余分数色，以一尺为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则概为一色，高山土阜又别为一色，仍识若干尺于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图既成，为用甚大，一用以均赋税，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兴水利，一用以改河道。详后议。
（附，绘地图法：
法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线［注，两线空隙亦可作一线看，是七十二向实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转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馀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
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线，与反罗经相准，中作十字线，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合于尺上，仍令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线，如甲乙，尺边任刻细分，如丙丁。又造图纸，用朱丝作正方格，格之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罗经，居子向午，对所欲量之地，视针头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罗经之巧。用软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转湾处止，即簿录某向共若干步，是为一节。嗣转他向，皆如之。凡一转为一节。清丈田亩，逐丘四面皆用此法驭之。
其简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计步，先较准本人行步若干当弓步丈尺若干，即计行步之数为准。一曰车行计轮，先量准轮周若干尺，任于轮之一幅作识，但以轮行若干周计之。［三法中此为最的］一曰舟行计橹，先较准行若干橹当若干步，惟风水顺逆所差甚多，宜随时消息之。［注，此法止能御直线，不能御弧线。遇弧形之地，宜于弧旁标识作直线纵横成句股形，入以算术，此不具载］大抵止绘地图，三法已足。
清丈田亩，则必以弓步实量得数，始密至画图之法。先于图纸上占位，作一定点为起手之地，复于定向尺首圆盘上取所记某向线移指中线甲乙，并将尺边丙位移就定点上，仍审上层十字线，上子下午，地图本上北下南，与纸格勿稍偏斜，乃循尺边于定点上丙位起按分绘画，甲乙为向线，丙丁线既与甲乙平行，亦即向线矣，是为一节。续绘次节，即于前线之末接起后线，以下皆如之，即图成矣。）
兴水利议
曷言乎绘图以兴水利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乾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箧，大焉斩木揭竿矣。客或语余曰：英吉利纵横数百里国耳，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国用愈足。中华无是，故贫。其言韪矣。虽然，近将弃之，奚论乎远？
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粱若麦亦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余万顷，［注，《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为数转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亩法无确据，未可遽加比较。至汉以下，历代垦田数多少悬殊，杜氏谓史失实者近之］种稻之田半焉，其余岂尽不宜稻哉？职方氏宜稻之州七，今仅存荆、扬，亦后世百度废弛之确证也。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矣。
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指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注，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丘濬、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樽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
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偻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粱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戽，远水者难戽，［注，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茔左侧有田数十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均赋税议
曷言乎绘图以均赋税也？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其来久矣。宋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宋史?食货志》，又《王洙传》］明万历八年，度民田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员诣河南，山东履亩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亩，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缩之禁，部议惟直隶，奉天遵部弓尺，并无参差，至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之举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亩，倘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有如此。惟是旧田，新田截然为二，终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注，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网，必至治丝而棼。
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垧，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稽旱潦议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纵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胸中，舟舆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改河道议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庳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庳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
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髫龀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峨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田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
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谶，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注，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逦而上，积日累月，锲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行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间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遍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遍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线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
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骃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鲧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邪？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塾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重酒酤议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弘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馀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且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辩。
收贫民议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曰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辄慑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二事皆见米人祎理哲所著《地球说略》中，余又属及门管生嗣复询之夷士，益得其详。於乎，善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其是之谓乎？以三代圣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资之之法，州党有相赒相救之谊，国家有赈穷恤贫之令，乞人之名，见于春秋以后，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党、庠、术、序遍于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学问，安所得不学之人而刑之？二国之事犹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后世而言，则可谓知本也已。今浙江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乃已。
夫民穷为匪，亦不教不养使然耳，及陷于刑辟，治之者尽法而止，不复过问，而为匪者如故也。坐窃贼以流徙，即为远地之窃贼，逐娼妓使出境，即为邻县之娼妓，何如养之教之，使不窃不妓之为尽善也！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强民入塾，中国所难行，惟责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读书、十五以上不习业者，称其有无而罚之，仍令入善堂读书习业，亦善法也。或曰贫民且麇至，何以给之？是不然，此举实禁锢耳。衣食之瑟缩，使令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缩、苛暴之不畏，可怜悯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弃也，且吾知其为数之必不甚多矣。
劝树桑议
西北稻田之利，前议详矣。顾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简至易之事，则蚕桑是。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后圃有桑数株，岁饲蚕数簇，缫丝与南中无二。盖西北地脉深厚，外燥而内润，故梨桃蔬果之属转胜于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弃地多矣。天下事本难于创时，蚩蚩者尤甚。十年树木，利在日后而费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亩值钱数百，桑园亩值钱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尽为桑园者，亦以人情狃于近利，劙地栽桑，必三五年无利有费之故。东南犹尔，况西北乎？
劝种之法，宜官为倡导。令编检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发帑买地种桑，募其乡善饲蚕者为之师，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后，招土著承买，归其帑，永为世业。民间有能仿行者，呈明给照，永不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永不加赋，使安其业。十年之后，桑阴满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
夫经传所言蚕桑之利，未尝及吴越，［注，郭子章《蚕论》云：《七月》爰求柔桑，则豳可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卫可蚕。《十亩》桑者闲闲兮，则晋可蚕。《皇矣》其檿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则周可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则齐鲁可蚕。荆州厥篚元纁玑组，豫州厥贡漆臬絺纻、厥篚纤纩，则楚可蚕。《孟子》树墙下以桑，则齐梁可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则蜀可蚕］不知何时利独归于吴越？视宜稻七州之仅存荆、扬，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于大贤乎？［注，又宋秦观《蚕书》云：“戎治，唐史载于阗蚕蛾飞尽，治茧可为丝。”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胜计，是亦当留意访求者。］
壹权量议
《虞书》曰：“同律度量衡。”《论语》曰：“谨权量。”古帝王皆视为开国成务之大端，即商君治秦，尚知平斗桶权衡丈尺。嬴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为兢兢。今度则有工部尺、匠尺之别，衡则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等之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见上均赋税议］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颁铁尺、铁斤、铁斛，通行各直省，从前诸名目不得复用，用者以违制论。凡内外官上下行文书之外，如一切试卷尺寸，行数、字数，咸宜一律，以示整齐，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稽户口议
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数，意在均其役而已。盖田则税之，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汉高初为算赋，为后世地丁银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赋，二十而傅，给徭役，是既税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并于田赋，南省徭役亦并于田赋，取诸民也简，不可谓非今胜于古。于是烟户门牌则以意造之，遂无从周知户口之数，其弊也民轻去其乡，五方杂处，逋逃为薮，名捕关提，十不获一，是谓有利即有弊。另议复宗法、复乡职，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数，以乡董而周知本乡人数，事必不难。宜由部颁一照式，人与一照，乡董造册，州县钤印，男女一律，贵贱一律，［如淳曰：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令藏弆之，若贡单、捐照然。滋生物故关乡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极，老死不相往来。孟子曰：死徙无出乡。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乡可执禁以讥奸宄，游民庶几少衰息乎？或疑案牍之烦，曰：蒙诸议所省案牍不知凡几，所增亦仅耳，且古法也，无可疑也。
崇节俭议
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从古无以奢昌而以俭败者。《诗》葛屦、蟋蟀，刺俭不中礼。《礼》曰：晏子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皆有为言之也，非通论也。乃适以藉好奢者之口，贻害于风俗人心甚大。善乎，《论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好奢者可无辞矣。全盛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凋残？承平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兵革？
比者军兴十年，戒严遍天下，征调供亿，赋车籍马，行赍居送，远近骚然，农桑废于征呼，膏血竭于转饟，饿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贫，于兹极矣。欲有以保黎民苏元气，变醨养瘠，惟有一于俭而已。《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於乎，此何时乎？岂仅靡敝之谓乎？惟是骄淫矜夸，习与性成，间有一省、一郡、一县完善之区，俗尚即如故，残破之区稍稍安辑，亦渐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实难，将劝导之邪？必不从。将惩创之邪？扰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谓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者，未始非确论。且奢亦无甚大罪，法穷而汔于不从，计惟有躬行以化之。
奢俭之端，无过宫室、车马、饮食、衣服四者。宫室、车马逾制者尚少，饮食无可禁，是禁奢以衣服为第一义。帝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汉文帝身衣弋绨。［《汉书?文帝纪》，《东方朔传》同。又《贾谊传》“今帝之身自衣皂绨”，文既屡见，自是实事］我朝世崇俭德，度越前代，上方服御，不能更为抑损。今议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概衣布，锦绣纂组，或为亵衣，或为贱者之服，不得为公服。或曰：得无升国体乎？夫卫文国君犹布衣，廷臣何害？汉文天子仅弋绨，廷臣可知。贵人衣布则俗必重布，重布则一切文饰皆不称，不言俭而自归于俭矣。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万金无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门”，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亵。《诗》“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诗意乃一望而见之词，皆古反裘之证。然秦、汉以下即无之，似可禁断，并貂裘之制亦从删。此亦崇俭一善术也。
复宗法议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废不可复。后人颇有议复之者，窃以为复井田、封建，不如复宗法。宗法者，佐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养教之责，所谓养，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亲，广而不切。父兄亲矣、切矣，或无父无兄，或父兄不才，民于是乎失所依，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宗法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诗》曰：君之宗之。公刘立国之始，即以君与宗并重，《左氏传》晋执戎蛮子以畀楚，楚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正与公刘诗相表里。盖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嬴政并天下，始与井田。封建俱废。秦亡之后，叔孙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灭不可复，故汉初知徙大姓，借其财力实边实陵邑，而不知复宗法。魏晋知立图谱局，而不知复宗法。唐重门第，至以宰相领图谱事，而不知复宗法。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者列于旌典。又令甲，长子没必立承重孙，二事颇得宗法遗意，自可因势利导，为推广义庄之令。
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飨、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疴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复古礼。宗子死，族人为之服齐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妇死，夫虽母在为之禫，宗子之长子死为之斩衰三年，则骇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约，［注，桂林陈文恭公议。公于乾隆中年抚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继之者以他狱连及祠户，遂一律毁祠追谱，与公意正相及］族正以贵贵为主，［安阳许三礼议］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法无力建庄者，假庙寺为之。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者随事资之，一庄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如吴则同出泰伯之类。又如昌黎所谓何与韩同姓为近之类。无可附者则合数百人为一总庄，亦领以庄正、庄约，期于亿万户皆有所隶而止，《周礼》宗以族得民，赅词也。有谓庶人无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赡。另议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为奖励立庄之用。
夫宗法既为养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于国家甚大，膺兹上赏，不为过也。窃以为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
一，宗法行而盗贼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耻，孰不畏刑罚？盗贼之甘于扞法网者，迫于饥寒而已。宗法既行，民无饥寒，自重犯法。《大传》云：爱百姓故刑罚中。顾氏炎武为之说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财用足。顾氏曰：“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此物此志也。
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窃此二语，以聚无赖之民，始则济其不足，终则括其有余。乡愚无知，狃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谁不愿以其从教主者从宗子哉？
一，宗法行而争讼械斗之事可不作。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结党呼群，横行乡里。小则纠讼，［注，乾隆中，江西诸大族多互讼，辄酿大狱。巡抚辅德至疏请禁止，毁祠追谱，可谓因噎废食］大则械斗，［闽、广最多，近来尤甚］为害甚巨。皆其族之不肖者号召之。夫一族中岂无贤者？无权无责，闭户不与闻而已。宗法既行，则贤者有权有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难以家法治之哉？
一，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隶为主，是亿万户固已若网在纲，条分缕析，于是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论者谓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于家，然后可聚之于国。宗法为先者，聚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彼商鞅什伍连坐之法，亦其时同井未尽离，宗法未尽坏之证。如后世之民无常居，五方杂处，比邻或不相识，顾欲与以连坐，鞅虽酷亦势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废宗法，小人举动往往如此。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以无宗法为之先也。《尚书》“黎民于变时雍”，始于亲九族。《诗》以关雎、麟趾为王化之始，《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大学》“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齐其一家，为治平之始。亿万姓各齐其亿万家，为治平之终而已矣。
重儒官议
先儒言师道立则善人多，师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诸生以百数，仅识面者廪生耳，增附皆陌路。岁时敛学租，候伺学使者按部，争新生之贽。诸生获谴，为州县典守如狱掾。此外无事，绝无所谓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师道之不讲久矣。无他，位既卑权亦微，流品近益杂。汉成帝诏所谓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者也。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宾礼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发迹其中，矧能由是而进于经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盖书院也。厥后因其制为学校，然则学校之初固如是，后乃陵夷衰微以汔于今也。朱子曰：“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乡先生为之。”陆氏世仪曰：“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常品，惟德是视。”顾氏炎武曰：“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又曰：“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昔贤论说如彼，今时情事如此。愚以为惟合书院、学校为一，而后师道可尊，人材可振也。
移书院于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郡县主之。省会则督抚、学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学政，试事归州县。出纳琐屑，领以城绅，合通学之人而教之。举贡愿至者与焉，同其甲乙。童生则简其尤者与焉，异其甲乙。择师之法，勿由官定，令诸生各推本郡及邻郡乡先生，有经师、人师之望者一人，官核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厚诸生廪饩，居院者为内课，使足以代训蒙。不能居院者为外课，半之。月官课一，亲诣以重其典，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小课一，家远又不能居院者，为附课。季一课，不给饩。非游学连三季不至者，山长告于学政而黜之。有败行亦然。小过降童舍，期而复之。笃疾给冠带，愈而复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变通之。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少多为先后，造积分册，随课升降，岁终简其积分居最而品行亦优者数人，送学政参定之，以次贡入太学。经岁科十试，凡十五年而出书院，愿留者仍听。行之数年，文风不日上，士习不丕变者，未之闻也。
或曰：文风固进矣，士习何与焉？曰：亦在择师得人而已。师得其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夫闻风犹将兴起，况同堂乎？且夫观人之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见于常、于微、于忽，独有朝夕与居之人，责之以保举，其有滥焉、幸焉者鲜矣。岂与夫一人之荐牍、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语哉？于是太学中人皆天下之选，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诸职必极天下之选，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诸生公推翰林官请简，列屋以容千人为率，廪之如郡县，居监读书，三年与之官。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盛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