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1032一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称明道先生，北宋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进士及第、历任上元主簿、晋成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颢与其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合称“二程先生”，因二程长期居于洛阳讲学，故其学称“洛学”、“新儒学”。主要弟子有刘绚、李□、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患、吕大钧、吕大临、朱光庭、刘立之、邵伯温、田述古等。在政治上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章数十上”，攻击新法为“异端”、“邪说”；强调“圣人之言为可必行，先王之道为可必行。”曾上《陈政十事》，即师傅、六宦、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名数等十事。其中尤强调经界，认为“经界必正，井地必均”，此为治世的大本。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认为，“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它独立于万物之外，却产生万物和支配万物。顺天理则昌，逆天理则亡。理是具有实在性，也具有事物自然特性和发展变化规律。天理又是封建道德的总称，亲君、孝亲、爱兄、尊祖等皆是天理的体现。人与禽兽有别是具备了天理。天理具备无有缺少，既不为尧存，亦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不易”。关于人性说，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理降到人身上为性，人性的至善是共有的。至善的性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因素。五者中仁是总体和纲领。“义、礼、智、信皆仁”，故学者须先认仁。他把“气质之性”称为“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人生“气禀”，理有善恶。但性中原无善恶两物相对。有自幼而善，亦有自幼而恶。皆是受“气禀”的影响。因“气”有清浊之分，在“气化”过程中影响人对天理的禀受程度，产生恶的因素。他因此进一步指出，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所谓“继之者善”，犹如水流而下，有流入海而未浊者，有流未远而浊者，有流远而浊者，有浊多者，有浊少者。因此人不可以不加澄治。此理顺而循之，则道，循此而修之则教。他把恶表现的欲望、情感，称为“人欲”或“私欲”。“人欲”与“天理”是对立的。“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他的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的。集中反映在“格物致知”。和“克己复礼”的命题上。所谓“格物致知”，解释为：“格、至也”，即接触参与事物，“穷尽物理”。但“穷理”不是一事一物的理，而是要在心中恢复“天理”，认识事事物物皆是天理的作用。关于“克己复礼”，则认为，礼：“非体之理”而是自然的道理。所以礼既理，容貌必端，言语必正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天理如此，无有私意，只是循礼而已。把理说成是沟通主客自我与客观“天理”的媒介。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总可得。他还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二程遗书》卷二），后来的陆九渊发挥了这种思想，建立了唯心主义心学体系。他还有一定的辩证观念，承认社会人事的变迁。谓“古今风气不同，故器用亦异宜，是以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各随其时而己”（《二程遗书》卷十一）。并提出“天地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同上》）。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遗书》卷十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其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启宋明理学中的陆（九渊）、王（阳明）一派。淳□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明嘉靖中，祀称“先儒程子”。”所创的“洛学”后与“闽学”相结合，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著有《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明道文集》、《二程粹言》，中华书局1981年整理出版《二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