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使里行。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参加“永贞革新”，授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贬为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又出为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所作散文雄深雅健，说理透彻。他继承和发展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元气、阴阳和瓜果、草木，在性质上一样，都是自然物，只是体积比较大些而已。天没有意志，人事的存亡得丧，与天无关。“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们求天，怨天是极为荒谬的。生植与灾荒属于大自然的规律。社会的治与乱，则是人事。天与人“各不相预”。宇宙是由混沌状态的、运动着的元气构成的，不是神创造的，天地和阴阳都统一于元气。阴阳二气或吸或吹，或冷或热交错对立作用，是天地万物形成的真正原因。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皆是物质性元气的运行。宇宙是无限的、无边无际，弥漫无垠，更无法量出它的长度。天地间的物质“或会或离，或吸或吹”，互相排斥，互相吸引，“如轮如机”，不停地运动。根本没有外来的创造者，“无功无作”，一切自然。柳宗元的社会观，是用人排斥神，提出重“势”的观点。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它自己的客观必然趋势。历史上国家兴衰、制度的变革，皆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势”变，则国家各种社会制度也随之变化。“封建制”，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不是不欲去掉，而是“势不可也”。封建制，“非圣人总也”。柳宗元认为，生人之初。树木茂繁，禽兽凶猛，人们为生活常相互争夺。为“断曲直”，于是“智而明者”出来处理纷争，“君长刑政生焉”。随着人们争夺规模的扩大，相继产生诸侯、方伯、连帅、天子。凡有思德于人者死后，人们“必求具嗣而奉之”，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所以，这不是圣人的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而“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封建制是“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它是一种“公之大者”的制度。可以保证“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使天下大治。秦二世而亡，是因秦的暴政，“非郡邑之制失也”。唐藩镇割据。是因藩镇掌握兵权，拥兵割据。失不在州，“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从元气自然论和“势”的观点出发，对天命、符瑞等神学史观，给予尖锐地批判。他指出，君权“受命不于天”，只有实仁政，百姓拥戴，才能长治，没有丧仁而能久治者，也没有“持祥而寿者”。他反对用“四时”、“五行”等迷信观点附会到行政上，斥责“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作法。认为春夏秋冬变化，与人事无关。那些主张办事须按“时令”，否则必有天灾人祸的论调，纯属“瞽吏之语”，是背离“圣人之道”。主张赏罚要速，“更严杀之科”。对叛将要及时以正国法，“微恶尽除”，对贪官要“严责吏以法”。他还把“推天引神”之说，历史相传的“玄受、巨迹、白狼、白鱼”及“天光”、“神鼎”和“封禅”等迷信，斥为“愚诬”，“背理去道”。“古之所以言天者”。是为愚弄人。“力不足者”，才借助天命鬼神，是虚幻的表现。他还针对宦官、权臣垄断政权的局面，主张“令官以材不以姓”。提出“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博”的用人原则，只要有治国才能，不论是“远”或者“新”者，皆应优先于“亲者”和“故旧”，给予重用。他不反对佛教，认为儒、释、道三家“皆有以佐世’，。佛教有的精华，“往往与《易》、《论语》合”。对佛教哲学中的“般若”、“湟”加以推崇。这是在儒释合流中建立起来的无神论的儒学体系。柳宗元利用当时科学成果，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发展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把无神论思想发展到政治、历史领域，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有所丰富和发展。主要著作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补遗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