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自幼喜读经史，尤爱《左氏春秋》，听讲后即能讲其大要。手不释卷，于学无所不通。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初历任签苏州判官事，大理评事、国子直讲等职。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制。他立志编一部上起周烈王，下迄五代的编年体史书。治平三年（1066），撰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命设局正式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神宗即位，晋升为翰林学士，将其书赐名为《资治通鉴》。神宗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竭力反对。神宗不悦，任为秘密副使。坚辞不赴，自请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继续编撰《资治通鉴》。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入京京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新法。元□元年（1086）病卒，追封温国公。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著名门人有刘安世、范祖禹、晃说之、尹□、田述古等。哲学思想上，他宣扬“天命思想”。认为“得失有命”，“成功在天”，天是“万物之父”。智愚勇怯，贵贱贫富，皆是天的安排。天使你穷，而要强富；天使你愚，而要强智。便是违背天意，必得天的惩罚。尧、舜、禹、汤、文、武勤劳天下，周公辅相至太平，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于诛泅，颜渊箪食瓢饮安于陋巷，他相差如此之远，也不敢舍弃天的安排，而妄为。君之志应是修己，而等待天的安排。吉凶不命，惟天授而乐之。虽相信“天命”，但不喜佛、老，谓“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政治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仍存。武王克商，然依旧用商政。汉武帝用张汤言，更旧法，则盗贼半天下。汉元帝改孝宣帝之政，而汉室始衰。治天下犹如居室，敞则修之，非大坏不重新更造。明上之政，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凡国家制礼立法，必思万世之规，不可只为目前。攻击新法是“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弹王安石表》）为巩固封建统治，主张重整纲纪，维护礼治。他认为，礼义纪纲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国家治乱兴亡之根本。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礼者纪纲也，分者君臣也，名者公侯卿大夫也。四海之广，百姓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超世的智慧，绝伦的力量，也无办法，非以礼而不能治。以礼为纪纲，则天子统三公，三公卑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百姓，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天下大治。礼又是决定人们生死的重要原则、“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而“三纲五常”则是礼的根本，天地设立，圣人则之，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从夫，终身不改；臣事君，有死无贰，这是人道之大伦，礼用于身，则举止言行皆合法度；用于家，则内外有别，九族和睦；用于乡，则长幼有伦，有风俗淳美；用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用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他在强调“礼治”的同时，也重礼“仁政”。主张君主应有三德，“曰仁，曰明，曰武”。君主之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兴教化，变风俗，是君主之“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区别贤愚，辩明是非。君主之“武”是道义所在断之不疑，不为奸佞者迷惑。三者具备，则国家治。为此，君主应以“改过为美”，虚心纳谏。知人善任，选用德才兼备者，与其得小人，“不若得罪愚人”。他还认为，人性善与恶兼有之，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也不能无善，只是多少之别。善多而恶少，则为圣人。恶多面善少，则为愚人。善恶相半，则为中人。人不学习，则善日消，而恶日增。学习，则恶日消，而善日增，惟学习能改变人性。自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学而成圣人者。所谓学习，不是诵章句习笔札作文章，而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他治史为总结历代兴亡盛衰，明善恶，辨邪正，立纲陈纪。他通博诸经，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但又不困守旧说，撰《疑孟》十一篇，对孟子某些言行提出质疑。司马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礼治”和“仁政”思想。所撰《资治通鉴》，以古为鉴，维护纲纪名分，成为历代君臣必读典籍，其书取舍严谨，熔裁贯通，体大思精，为中国第一部编年通史巨著，对性与学关系的认识，疑孟之举，推动了儒学的发展。主要著作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通鉴目录》三十卷，《通鉴考异》三十卷，《稽古录》二十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家范》十卷，《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