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慎行〗（1565一1636年）字闻斯，号淇澳。明武进（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熹宗时任礼部尚书。天启二年（1622），论大学士方从哲在红丸案中应负推荐医人的责任，为宦官所忌，次年托病辞官。后阉党作《三朝要典》，翻红丸案，指他为罪魁，议戍宁夏，因魏忠贤失败，得免。慎行之学，“从宗门人手，与天宁僧静峰，参究公案，无不了然”。他认为，儒者之之道，不从悟入。君子终日学问思辨行，便是终日戒惧慎独，而更无虚间以求一漠然无心光景。故舍学问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静存动察工夫，以养中和者，未有不流于禅学者。关于理气性命范畴，慎行认为，“天理之流行即气数，元无二也”。一气之流行往来，必有过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错杂，治乱不能不循环。人们“以人世畔援歆羡之心，当死生得丧之际，无可奈何而归之运命，宁有可齐之理”？但天唯福善祸淫，因为天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此，终古如此。不然就生理灭息了。这就是万有不齐中的一点真主宰。这又是所谓“齐”。他反对将性与气质对立起来的说法，指出：“性善气质亦善，以□麦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气；生意显然成象，便是质。如何将一粒分作两项，曰性好，气质不好？盖气禀实有不齐，生而愚知清浊，较然分途，如何说得气质皆善？然极愚极浊之人，未尝不知爱亲敬长。此继善之体，不以愚浊而不存，则气质之非不善可知。”（《明儒学案》）他也反对将人心道心分裂开来的观点，提出：“人心道心，非有两项心也。人之为人者，心；心之为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这一些理义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别有一种形气之人心也。盖后人既有气质之性，遂以发于气质者为形气之心，以为心之所具者，此些知觉，以理义实之，而后谓之道心。故须穷天地万物之理，不可纯是己之心也。若然则人生本来祗有知觉，更无理义，只有人心更无道心，即不然亦是两心夹杂而生也。”（同上）其著作有《困思抄》等。黄宗羲指出，理义之命、气运之命，理义之性、气质之性，理义之心、形气之心，“三者之说，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云雾为之一开，真有功于孟子者也。阳明门下，自双江、念以外，总以未发之中，认作已发之和，谓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语言道断，心行路绝上一层，唤作未发之中。此处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后，自然黑□撞著也。先生乃谓从喜怒哀乐看，方有未发。夫人日用间，岂必皆喜怒，皆哀乐？即发之时少，未发之时多，心体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来皆以仁义礼智为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李见罗《道性编》欲从已发推原未发，不可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谓提得头脑。不知有恻隐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恶而始有义之名，有辞让而始有礼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离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心行路绝，亦无从觅性矣。先生乃谓孟子欲人识心，故将恻隐之心指为仁之端，非仁在而恻隐之心反为端也。如此则见罗之说不辨而知其非矣。”（《明儒学案》）刘宗周论曰：“近看孙淇澳书，觉更严密。谓自幼至老，无一事不合于义，方养得浩然之气，苟有不慊则馁矣。是故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至先生而集其成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