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8年）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因别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死后三十九年，诏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明余姚（今属浙江）人。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授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瑾，谪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1510），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后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等地。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又平定宗室贵族宁王朱宸濠之叛乱。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于弘治十八年（1505）开始授徒讲学，曾讲学于兴稽山书院和龙泉寺中天阁等处，并从事著述。王守仁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其学深受南宋陆学和禅学的影响，但比陆学精致完整和广泛得多。王守仁之学，经历了“学凡三变”的历程。黄宗羲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始得其门”即所谓“龙场悟道”，此为王守仁心学诞生之时。“心即理”为王氏心学之理论基础，也是其宇宙观。他服膺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以为简易直接，有以接孟子之传。并且发展了陆之命题，完全否认了待“明”之“理”的客体，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弟、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守仁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同上）。“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同上）。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抛弃了宋儒“知先行后”的传统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不可能分开。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认为人如果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之弊。他称“知行合一”不是凿空杜撰，说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人只是由于被私欲隔断而不知而已。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他称此为“学问大头脑”、“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此命题实际是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观点结合起来。但他认为“格”不应以“至”字训，而当作“正”字解。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推而衍之，便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他举例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习录》）他认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门四句教。王守仁也承袭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传统命题，而将其方法概括为两种：一为静的功夫，即无事时存养，防人欲于未萌之先，静处体悟，以存天理（致知）；二为动的功夫，即有事时省察，克人欲于方萌之际，事上磨炼，以灭人欲（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