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227-277年）字子期，三国魏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他与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并称“竹林七贤”。他好读书，崇尚老庄之学，曾作《庄子注》，“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但余下《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成而死。后来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现存《庄子注》可视为二人之共同著作。在他的好友嵇康、吕安被杀后。曾向司马昭表示不再隐居，得到司马昭的赞许，任他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但他不理政务，“容迹而已”。向秀与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重要著作。他力图以儒家的观点修正道家学说，以便把儒、道二家结合起来。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是主张不干预门阀世族的特权，任其扩张和发展；而向秀的“崇有”学说，则进一步主张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巩固和稳定既成的社会秩序。这种从“贵无”到“贵有”的转变，乃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司马氏掌政之后，有较为巩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特权，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任其纵欲作恶，腐化堕落；而“贵有”主张正是他们腐朽生活的理论。“贵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则是提出“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一切都是合理的结论。向秀在其《逍遥游注》中说：“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天下又何悲乎哉？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所欲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贫贱富贵是有一定的，一定的天命受生于不同的个人，命该如此，不可改易，如果有人要以小易大，以贱反贵，那便是违背天意！故又说：“小大之辩，各有阶级，不可相□”，“今贤人君子之致爵禄，非私取也，受之而已”。阶级是天受的，绝不能改变。如果贫贱卑下要求改易，那么天下便不完备，单有统治者而无被统治者便不合自然。故说：“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惧足矣”。教人安于自己所处被统治地位，否则便不合“天理自然”。故说：“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认为自然和社会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们所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差距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都安于自处，不去追求分外之事，便会安乐自得。无为也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不超过自己的本分。向秀注的《庄子注》，原名为《庄子隐解》，但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象）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这宗公案，至今尚未分清，不过向秀、郭象二‘人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主张可参见郭象条。向秀所注《庄子隐解》早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片段散见于张湛《列子注》中。现在所流传的郭象注，其文义与秀注基本相同。他们的思想主张，可谓代表当时一种哲学思潮，使玄学目的更加明确，体系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