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学派〗创始人恽敬（1757一1817）。挥敬，字子居，号简堂，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此学派因其字而名。敬幼曾从其舅郑氏游。其交游者有洪亮吉、张惠言、庄述祖、王灼、吴行旋、李兆洛、赵怀玉、钱伯□、陆继路、陆耀□等。其中与张惠言“尤为执友，相与商榷经义古文”。恽敬少喜骄文，后致力古文，与张惠言同为“阳湖派”的创始人。二人的思想倾向大致相同。其文出于方苞、姚鼐，而又不为其所囿。此派不仅治古文，亦“研精经训，深求史传兴衰治乱得失之故，旁览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较其醇驳而折衷于儒术，以期可用而无弊”。敬尝撰《三代因革论》八篇，论者谓“融会古今，通达治体，方能为此大文，非寻常经生家言也”。敬认为，三代之治，有固有革。因革是有条件的，其标准是“中制”。他提出；“圣人治天下，非操削而为局也，求其署之方而已，必将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圣人之法也，其不满乎中制与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苟不至甚不便，圣人必不违之。此三代之道也。”所谓“中制”，即“中道”。人既不同意“利不十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的“经常之说”，也不同意“三代不同礼而王，王伯不同法而霸”的“便私挟妄之说”，认为二说皆不合“中道”。他指出：“虽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此权衡乎前二说而知其重轻俯仰者也。”他通过对历史上经济状况的客观分析，对商鞅的废井田提出自己的看法：“井田不可废之法也，而卒废，儒者皆蔽罪商鞅。虽然，鞅之罪，开秦之阡陌也。彼自关以东，井田之废，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将行也，圣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将废也，圣人不能使之不废。神农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诛草□摘沙砾，各治其田而已。黄帝因民之欲别，而以经界正之；固民之欲利，而以沟洫通之；因民之欲便，于耕锄、□镶、守望而以庐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黄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废者，是因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春秋战国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见也，所见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故“急功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变之”。“井田之废也，自春秋战国渐澌渐泯，至秦之始皇五百余年而后埽地无余，天道之推移，人事之进退，皆有不得不然者”。“使孔子、孟子生于始皇之时，岂必驱天下而复井田哉？此俗儒必争之说也”。但恽敬又认为“伦物之纪，名实之效，等威之辨”，即封建伦理纲常与封建等级制度，则是永世不变的。挥敬亦谈“性”、“情”、“知”、“能”问题，认为“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七情发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而辅其情之发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实其知者也，情未发之时，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后，其知尚淳，而能皆退听焉。是故知者周乎内外始终者也”，“故以致知为人圣之本”。认为“良知”、“良能”应兼而言之，“阳明先生去良能言之，良知之义亦不可立矣”。他不同意良知即天理的说法，谓“天理岂有知耶”？良知乃“人心灵明而已”，故“良知”不能该“良能”，亦不能该性与情。他否认“致良知”之说，谓“夫言致，则不得为良，言良，则不得为致，致良知之义岂可立哉”？他对于黄宗羲《明儒学案》颇有微辞，批评黄氏有门户之见，他在《明儒学案条辩序》中指出：“先生之学，出于刘□山先生，□山先生之学大旨悉宗姚江，是以先生于河东、三原均有徽辞，而姚江之说，则必迁就之以成其是，一迁就不得则再迁就、三迁就之，此则先生门户之见也。”恽敬之交游者赵怀玉、陆继路、陆耀□等，亦皆以古文见长。此学派代表著作还有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子居决事》，赵怀五《亦有生斋集》，陆继辕《崇百药斋文集》、《合肥学舍札记》，陆耀遁《金石续编》、《双白燕堂文集》等。黎世昌《清儒学案》评恽敬曰：“子居之文出于方、姚而不囿于方、姚者也。子居集中说经之作多具特见，而不及皋文（张惠言）之翔实。其文则各有独到，故能特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