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饮冰室书跋
陈庆笙《地名韵语》
《皇朝直省地名韵语》，新会陈庆笙先生所作也。书自顺天府尹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厅县皆编成四言，系以韵语。庆笙先生归道山，余获遗稿，同人索观传钞，不足应之，乃议付剞劂。而原书于东三省及新疆、台湾，编次皆阙。番禺韩君云台，续而纂之，复附各省都会及道里远近于卷末。既成，遂椠诸板，公之天下。癸巳十月刻竟，饮冰主人记。
叶鞠裳《语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购得，穷一日之力读竟记。
《巢经巢诗钞》
郑子尹诗，时流所极宗尚，范伯子、陈散原皆其传衣，吾求之十年不得。兹本乃赵尧生所刻，癸丑入都，印数十以诒朋辈之好郑诗者，此其一焉。时流咸称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
《高青丘集》
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陈子昂。惜后此何、李辈，力薄不堪负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见，抑亦运会升降然耶？此本为二樵先生旧藏，有二樵手批数十则，良可珍秘。中间曾归陶子正，同年邵学吾得之黄晦闻节许，时甲寅三月也。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读一过记之。
康长素《法国革命史论》
此南海先生《欧洲十一国游记》之一节也。以其论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故录诸报中。全论凡三万余言，其最博深切明者，为末段论法国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国现在果有此原因与否，此俟续出各号乃能次第录及焉。而右所录诸段，其于法国破坏后不能建设之因果，固已若指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坏论者，亦正以此故。本报前诸号，夫既屡言之矣，而论者或为之说曰：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亦良，建设之目的恶，则破坏之现象亦恶。据此以推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陈迹，谓颠覆政府，乃其破坏之手段，而帝制自为，则其建设之目的。革命之生内乱，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于是得一结论焉，谓中国今后之革命，苟使为共和制而无君位之可争，则颠覆政府之后，革命家必不致相争，争夺不生，则内乱必不作云云。其言自以为甚辩，不知此乃不许人反诘之一面的供词而已。吾则还问诸彼，法国大革命时代，其革命党所倡设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辈所日日讴歌尸祝者也；其破坏之现象，恶耶否耶？彼辈虽有长舌，殆不能举历史上之事实而抹煞之也。夫当时法国诸党，其非若我国历朝鼎革之交诸豪杰之争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无一存者？祸且视争帝者倍蓰焉，岂不以群众相集，其利害万不能从同？况以一国之大，品汇万殊，有缘所处之地位而利害绝相反者，不必贵族与平民也，即贫者与富者，乃至此省人与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举。有缘学问见识之悬绝，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认为利彼则认为害者。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读者当平心察勘之。故意见无论如何，总不免于冲突，万事付之众议，则其冲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时之冲突，则固有之法律及惯习，恒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坏之时，惯习荡然，旧法律全丧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习，效力无自而强。于斯时也，冲突之起，非借腕力无从解决之。质言之，则能杀人者胜，见杀于人者败而已。故欲实行其意见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祸，所由不能免也。然此犹指彼实心公益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缘托美名以营其私者，又不在此论。夫当破坏时代，啸聚种种社会，其不能无此辈厕于其间，则岂待问矣！故法国大革命之恶结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谓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于此？论者又谓诚使今后之中国革命，尽力于民党之调和而避其轧轹，则恐怖时代，可以不复见云云。此语抑谁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难而实行之难，法之狄郎的士党，即此文之及伦的党也。吾前译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抑何尝不绞心血以求调和，而功卒不获就者，岂非吾所谓学问识见之悬绝，与夫假美名以营其私者必厕乎其间，而终无有调和之道耶？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又曰：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从何方来耶？吾愿世之狂奔于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祸国家也。
渊实君译《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
上文承著者寄稿，自云从东文译出，惟未言原著者为谁氏。以余读之，殆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惟其结论有清一代诗乐衰息之故，而专归咎于异族之篡国，则窃以为未免偏至之论也。夫元之与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网之密，未见其不如清代，而戏曲反极盛于彼时，是知其原因别有所在。此不足为原因，即为原因，亦不过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则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宋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自是终宋之世。及元遂以词曲承之，荣途所在，士趋若鹜，故元曲之发达，非直空前，且绝后焉。清承明旧，专用八股，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能相容，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学，正衣冠，尊瞻视，以坚苦刻厉，绝欲节性为教，名虽为儒，而实兼采墨、道，吾尝谓宋儒之说理杂儒佛，其制行杂儒墨。故墨学非乐之精，于不知不觉间，相缘而起。乐者乐也，苦行主义与行乐主义，正相反对。然宋学在当时，政府指为伪学而禁之，其势力之在社会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明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奖励，士夫以是为风尚，其浸润人心者已久。清代学术，虽生反动而学风已成，士夫与乐剧分途，不相杂厕，俨为一种之社会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与宋学代兴者，为考证笺注之学，而其学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趋甲途，则乙途自无复问津者，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来，皆有所谓官伎者，而阀阅之家，又咸自蓄声伎，文人学士，莫不有焉，宋明时，文学家虽寒士，亦蓄声伎，见于记载者甚多，不可枚举。及本朝则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乐户之籍，无复所谓官伎，而私家自蓄乐户，且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采风流者，仅能为“目的诗”，至若“耳的诗”虽欲从事，其道末由，而音乐一科，遂全委诸俗伶之手，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综此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况。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
景祐《六壬神定经》二卷
宋杨维德奉敕撰。《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俱著录，卷首有宋仁宗御制序。据志维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诸书，盖皆奉敕撰也。仁宗号称英主，乃迷信此等术士之言，盖宋诸帝通习矣。然术数一科，在汉时已为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观此亦可存古术之一斑也。戊午六月。
《天问阁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条
明李长祥撰。长祥四川达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国变后屡思仗义规复，事监国鲁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无传，其事迹见全祖望所为行状。祖望称此书丙戌以后作，杭人张南漪得之吴市书肆中云。盖修《明史》时所未见也。卷上为《甲申廷臣传》、《新乐刘文炳传》二篇，卷中有传十篇，皆纪当时死难诸贤，多足补史编之缺。《廷臣传》之末，有论一篇，论思陵失国之由，于廷臣略无恕词，虽黄道周、刘宗周亦有微辞，所见殊多独到处，而独屡袒杨嗣昌、陈新甲，颇与时论异。谢山谓其不免爱憎之见，不知其果尔耶？抑时论有门户，不足凭信也？谢山谓其于文不称作家，然《新乐侯》一传，法度森然，生气远出。吾于明人之文，乃罕见其比。戊午六月读竟记。
《西藏考》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赵之谦谓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随笔记录之册也。中纪里程颇详核，所录《唐盟碑》全文，尤可宝。《唐盟碑》殆我国与他国为国际上平等条约，传世最古者。戊午六月。
《读史举正》八卷
清张熷撰。熷浙江仁和人，字曦亮，号南漪，全谢山为之墓志铭，述其行谊，在卷端。此书盖读史考据之札记，体例与钱竹汀之《考异》、王西庄之《商榷》略同，虽琐碎亦有极精到者。戊午六月。
孙与人《弟子职注》一卷
清孙同元撰。同元字与人，浙江仁和人。《弟子职》古代本别行，《汉志》列于孝经类，今惟附《管子》以传耳。清代王元启曾为单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纠正王注者颇多。同元为孙渊如门人，其学笃守汉师家法也。戊午六月。
《馀生录》一卷
明张茂滋撰。茂滋为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孙。肯堂号鲵渊，国变后，死守翁洲，谋光复，不克死之。阖门从殉者二十七人，遗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茂滋出走，濒于九死，而鲵渊门生故吏，及一时好义之士，百计脱之。事定后，茂滋记其崖略为此书。晚明忠义之盛，亘古所无，读此亦使人兴起也。戊午六月。
杨星吾《留真谱》
杨君游日本，获见其国秘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来写椠古籍，依原书格式，景刊其首叶，残本则景其所残之叶，小本或全景之，如御注《孝经》其有序跋藏记者并景之。凡经部二册九十二种，小学一册五十二种，史部一册四十七种，子部二册七十五种，医部二册六十八种，集部二册七十五种，佛部一册十九种，杂部一册二种，都四百三十种。陈百鼎而各献一脔，亦足餍味也已矣。杨君收藏称当代第一，其遗籍今在国务院，非久恐为大力者负之以趋，惜不复见续编也。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渌水亭杂识》
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经解》，为经学家津逮。此书为随手札记之作。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见地亦超绝；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可谓僧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读竟记。
万季野《庚申君遗事》
庚申君者，元顺帝也。相传实为宋末帝■之子，语似不经。季野先生此书，采《元史·顺帝纪》、《虞集传》及权衡之《庚申外史》、余应之《读庚申诏诗》、袁忠彻《苻台集》之《庚申君遗事》、叶盛《水东日记》之《瀛国公遗事》及何乔新、程敏政、黄训所纪载，凡十二则，谨加考证。知末帝入元，封瀛国公，时年实六岁，其生庚申君时，实五十岁。元之明宗，夺瀛国妻，庚申遂为明宗子。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盖共知之。且其遗像不肖元诸帝，而肖宋诸帝，则其为赵氏一块肉，益无可疑。读季野自为书后两篇，盖铁案如山矣。吕嬴牛马之事，前史屡悬疑案。然天道冥漠，实有莫为莫致者，不得径指为遗民快心之谈也。清圣祖与海宁陈氏一公案，颇与此类，惜清代文网密，私家著述可为左证者少，后虽有季野，恐亦等于杞宋之无征也已。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读一过记此。
《南宋六陵遗事》
胡元妖僧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六陵事，为前史未闻之惨剧。世多知唐珏、林景熙两义士掩护之功，而当时主持而先后者，尚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谢翱也，罗锐也，各有事焉。此书备采诸家记载，会通而证疏之，可谓发潜阐幽也已。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书局覆毕校本《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唐宋明存书今佚者，多赖诸类书见其崖略；先秦学说今亡者，多赖此书存其梗概，此亦阳翟大贾之善居奇货也已。
《吕氏春秋》次序，《史记·吕不韦传》、《十二诸侯年表》，皆云八览六论十二纪，《太史公自序》又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盖始于八览，故亦以览名其书也。今本以十二纪居览论之前，恐非原次。季冬纪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云云，叙述著书之由，实全书总叙也。古书总叙，皆系全书之末，益可证纪本在览论之后也。戊午八月病中点读一过。
《慎子》（四部丛刊本）
此书全是明人掇拾诸书所赝造。其中如《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牵入之。《战国策》楚襄王之传慎子，亦未即到也。《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为古代一苦行头陀，安有尔许喋喋耶？守山阁辑本，是否原书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外篇摭拾《列子》、《吕览》、《檀弓》等尤可笑。缪氏宝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语于学也。庚申除夕。
梁忠璇《经绎》
吾宗忠璇公斗辉，著《经绎》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归余。谨案《县志》：公花桥亭人，明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以榷监罗织下诏狱五年，与冯应京等四十余人，狱中讲学不倦，著《经世实用》、《黄河议》、《荐辟人物考》、《马政书》、《任官考》、《十三经绎》，皆狱中稿也。后遇赦，以天启二年任湖广通城县教谕，擢国子监学正，迁太平府同知，执法不挠，称铁面江防。以事去官，卒年九十。据本书李序，则公之下狱，实由上书争弊政，故以此罹逆罹忌也。书似刻于太平，故发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此书不脱明人谭经窠臼，自是时代使然，惟公之大节醇德，藉此以传一二，则吾子孙所宜永宝耳。
本书自序云：“万历壬寅孟冬识于北寺。”壬寅为万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辛酉三月三十日。
杨仁山《阐教篇》
石始佛教本纯倡自力，净土一门，像季后起，接引凡机，龙树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我国净宗，已嫌他力气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真宗之拨无圣道，失之益远矣。居士兹作，可谓洞中症结。今国中自托净门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编宁宜久閟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陈兰甫校本《梦溪笔谈》
民国三年在广州得旧书数十种，此其一焉。顷偶翻读，书中有校识若干条，圈点若干处，其识语一望而辨为东塾先生遗墨，致足宝也。十年十一月。廷灿谨案：此书无藏印。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记，其中有云，据东塾校本改。所校之字皆与是书相同，然则中间曾藏爱庐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价值者，为卷八至卷十二所与边将蕃国之敕书。若能细加考证，定有许多关于民族史之良资料。癸亥上元。
《刘蜕集》
言之无物，务尖险，晚唐之极敝也。妄自尊大，弥资匿笑耳。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旧藏明万历本《路史》
罗长源《路史》，取司马子长所谓搢绅先生难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讥，信所不免。然其比类钩索之勤，不可诬也。其国名纪之一部，条贯绵密，实史界创作；且其时《古本竹书纪年》及皇甫士安辈所著书，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睹，故可宝也。此本为元和惠氏旧藏，每册咸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点，且有手批一百六十余条，校补文字十余处，虽未署名，观其考证之精审，与书法之朴茂，则为定宇手泽无疑也。手批有朱墨两种，墨笔亦十余条异书势者，惠家累代传经，或其父子祖孙所经读耶？得此如捧手与二百年前大师晤对，欣幸何极！癸亥二月十五日。
第一册目录下有稽瑞楼小印，知尝归常熟陈氏。续检《稽瑞楼书目》，云《路史》二十四册，惠半农阅本，然则批点又出定宇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册，则衬纸亦惠氏之旧也。半农先生提学广东，吾粤人知有汉学，实先生导之。吾家有半农手书立轴，当与此书同宝也。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馀籥录》二十卷
书为理堂著《易》学三书时，旁涉他学，随手札记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吾未精读，偶翻卷四论声系，卷十七论曲剧各条，已觉多妙谛。癸亥三月。
汪容甫《旧学蓄疑》一卷
分子史评诗杂录四门，著随时札记以作著述资料者。各条下间附刘文淇、成蓉镜及其子喜孙案语。尤有题萱龄者，其姓待考。癸亥三月。
阮文达撰《焦理堂传》
此传于理堂《易》学所阐发略尽。其最缺憾者，则于史学不置一词也。
集中上伊汀州、姚秋农两书，深得治史症结，其识不在谢山下，是不宜简置也。理堂于义理之学，其见地亦不在东原戴氏下，此传所发未尽。又，《剧说》一书，亦理堂绝学之一，不当并书名而不叙也。癸亥三月，启超记于翠微山之奇觚庐。
陈兰甫《声律通考》
先生有《复曹葛民书》，叙述著此书之甘苦。末云：“古人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今则无名山可藏，虽有门人数辈，皆为经生，不解音乐，欲传其人而不知谁属也。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嗟乎，辛苦著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启超夙不治此学，虽欲辛苦读之而不能也，顾深信言古乐未能逾先生书者。今国中沿海，西乐学者，既渐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诸吾国所固有，则舍先生奚以哉？所谓致用在数十年后者，其悬记决不虚矣。先生复郑小谷书，又言考声律时，购求陈旸《乐书》不得，可见寒士治学之难，难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过人远矣。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陈兰甫《切韵考》
《东塾集》四《与赵子韶书》云：“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疏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读此可见先生著述之阅历甘苦。惟书中即据《广韵》为陆法言《切韵》，盖由《切韵》久佚，先生不获见也。光绪末，《切韵》残卷发见于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图书馆王静安影写印布。据称《广韵》部目及其次序，皆与陆韵不同，然则先生所谓此书以明陆氏之学者，其果为陆学与否，尚俟商榷也。吾于兹学未尝用力，不敢有所论列，记之以俟将来。癸亥三月。
陈子砺《胜朝粤东遗民录》
东莞陈子砺编修伯陶撰。子砺在晚清，仕至江苏提学使，鼎革后不复出，赁庑九龙，自号九龙真逸，书成于民国四年乙卯。胜朝指前明，子砺为清遗民，宣统犹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胜朝。晚明风节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粤节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谢山表章，诵芬不衰，而粤顾暗然，继今以往，且曶没矣，子砺悉心钩考于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余人，以县为次，自其行谊以至著述目录，靡不具载，搜采至博而断制至严，可谓良史矣。末附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行状，忠愍状为独漉撰，文烈状为屈翁山撰，文忠状失撰人名氏，三状之辞，皆多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状尤瑰特，能传其人。癸亥腊不尽十日记。
吾二十六七年前，习与子砺游。见其人温温若无所试，于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学，未尝敬之也，不意其晚节皭然不滓如此。且尽力乡邦文献，岿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读此书，几失吾友矣。又识。
戴南山《孑遗录》
《孑遗录》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僇，以子长蚕室校之，岂所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腊不尽十日。
《忆书》六卷
《焦理堂遗稿》，赵 叔跋而刻之，书中皆琐碎札记，内关于理堂本身传记资料者不少。其余关于当时社会风习，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
总集之选，贵有范围，否则既失诸泛滥，又失诸挂漏，《隋志》总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而已。《文心雕龙》亦入总集实不当也。然《文选》之于诗，去取殊不当人意。《新咏》为孝穆承梁简文意旨所编，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言情绮靡之作是也。其风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虽然，能成一家言，欲观六代哀艳之作及其渊源所自，必于是焉。故虽漏略而不为病，且如魏武帝谢康乐诗一首不录，阮诗仅录二首，陶诗仅录一首，然而不能议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诸刻桷之匠，则楩楠豫章之合抱者无所用之也。故吾于此二选，宁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赵氏小宛堂本，据宋刻审校，汰其羼续积余重刻，更并雠诸本，附以札记，盖人间最善本矣。属当草韵文史辄点读一过，记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荆公选唐诗
兹选在初唐无王、杨、卢、骆，初盛之际，无陈射洪、张曲江，盛唐无李、杜及摩诘，中唐无韩、柳、元、白及东野，晚唐无长吉、义山、牧之、飞卿，而荆公自序言，欲知唐诗，观此已足者，谓欲知此诸家以外之唐诗耳。不选大家，亦选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荆公所创也。《全唐诗话》亦无李杜。然荆公别裁甚精，凡所选诸家，皆能尽撷其菁华，吾侪终以其不选大家，不得见其去取为憾耳。书在乾道间，倪跋已恫其沦没，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诧不自胜，委丘迩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间传本又稀如星凤矣。此为丘氏伟萧草堂初印精本，可宝也。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遗民杜本所辑，宋元间节士幽人之遗什也。《四库提要》著录，粤雅堂有刻本，盖据毛氏汲古阁本。兹编无毛跋，殆明人手钞在子晋前者，但讹误字不少。
此编诸诗皆气象俊伟，风遒道上，极可赏，各人小传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笔谈》
《瀛舟笔谈》十二卷，仪征阮仲嘉亨所著，用以纪述其伯兄文达公元事业学术文章行谊家世交游者。文达于嘉庆四年抚浙，十二年奉代入觐，旋移督吾粤。其在浙也，于节署之后园，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书焉，其所记亦以文达去浙之年为断。卷一至卷三，记文达平海贼蔡牵事，卷一总叙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记体，颇多有益之史料。卷四卷五，记文达治浙其他政绩。卷六记文达先德及其夫人事。卷七记文达重要著作，及其与当时诸经师之交谊。卷八卷九卷十，记文达与师友倡和之诗，及当时文界杂事。卷十一录文达所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十二记积古斋中金石。仲嘉以文达为之兄，又师事焦理堂，故其学富于常识，亦颇有别裁，此书实一种别体之年谱。以子弟记其父兄，故纤悉周备，惜所记有年限，文达在粤之遗闻逸事，吾侪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见也。书中记其他掌故，亦多有关系，如顾亭林尝更名圭年，谢蕴山曾辑《史籍考》，（与毕秋帆似不相谋）谈阶平曾著《畴人传》，（文达似未见其书）皆他书所未见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浏览，翌晨记之。
题《洪范疏证》
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东晋晚出伪古文公案，历宋明至清中叶，始完全解决。汉代今古文之争，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汉以来公认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编制之年代，亦次第发生疑问。最初为《金縢》，次则《尧典》、《禹贡》，皆在学者分别讨论中。《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子植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之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乂”五名之袭用《诗·小旻》，如“无偏无党”数语，墨子引作周诗，如东阳耕真之叶韵，与三百篇不相应，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学者之论难也。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启超记。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高句骊广开士好大王纪功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关内汉晋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见。若包含史料之丰富，则更无足与比者。晚清光宣以还，学者始稍稍重视而董理之，陆存斋、郑叔问、杨星吾、罗叔韫、刘翰怡诸君，各有校释或跋记，法人沙畹亲至碑下，实测其所在地及高宽度数等，于是此碑年代地点形制皆确定，异文之可读者亦什得八九矣。顾此碑所以为重于学术界者，在其史迹，而碑中所举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称逾百，实史迹之骨干，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与中外史传所记述名称之异同沿革，则尚论史迹无下手处，惜前贤举未暇及此也。门人永嘉刘节字子植，承其乡先辈孙氏父子、黄氏父子之学风，善能以核持博，在清华研究院两年，所业益大进，此篇则其今夏毕业成绩，得此而好大王碑之价值增重于畴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为难，而地理之在藩属四裔者为尤难——旧史所载，什九非由躬历，展转传述，已多影响讹谬，加以舌人重译，音变实繁，时代嬗移，异称踵出，其同地异名、同名异地者比比皆是，未经梳理，棼如乱丝，钩甲稽乙，动辄违迕，自昔读四裔史传者，未有不以此为大苦也。子植所持术，在应用近代学者所发明之音变原则，而以极忠实之态度，准据地望，融通诸史异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娄之递变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递变为乌稽、渥集、窝集，又别变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语读之，若甚相远，然细按声变之则，持源以治其委，则其展转异名之由来，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发见大共名以适用之于专别名——如奄利为大水，其异称有淹、掩■、施掩、淹滞、盬、盐难、鸭绿等，后乃成为鸭绿一大江之专名。如忽本为城邑，其异称有忽、卒本、率宾、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评等。通此一语，则本国旧传及东史所记载涉类此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罗极复杂棼乱之地理名称，使之若网在纲者，其操术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称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王险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韩与 实为一族，《逸周书》注之寒秽，即碑文之韩秽，如 非靺鞨，东史所记汉魏晋间靺鞨强盛者，以碑文反证，皆乖事实，诸如此类，创见非一。自嘉定钱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补史，以碑正史之论，学者颇矻矻致力，然内地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虽偶有可补史阙，或是正史之讹误者，率皆末节，不足为轻重于学术界。晚近四裔碑版颇出，若吐蕃会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为一种族兴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较难，从事者卒少。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涂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实现矣。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处跋之如右。戊辰孟秋新会梁启超。
跋程正伯《书舟词》
程垓正伯《书舟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毛氏汲古阁有刻本，《四库全书》采之。杨升庵《词品》云：“程正伯，东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词名，独尤尚书以为正伯之文过于词。”毛子晋跋所刻《书舟词》亦云：“正伯与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苏作。”清代官书皆沿此说，故《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及词人姓氏，皆置诸北宋苏门四学士之间。《四库提要》以列《山谷词》后，《小山词》前，然《直斋书录》所序次，则后于稼轩，而先于白石，不以厕北宋作者之林也。朱氏《词综》同。余读正伯词，爱其俊宕，其中确有学苏而神似者。然通观全集，终觉不似北宋人语。又怪正伯既东坡戚畹，集中词逾百首，何以无一与元祐诸贤唱和之作，诸贤诗文词集亦无一及之？又王灼《碧鸡漫志》于北宋词人评骘殆遍，尤推重苏门诸子，何以亦无一语及正伯？又集中词题屡称临安，不称杭州，则诸词作于南宋无疑。
纵谓东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后尚生存，亦太牵强矣。记王文诰《苏诗总案》，于东坡母党诸程考证綦详，检之确无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及细读本集卷首所载绍熙甲寅王称序云：“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今乡人有欲刻正伯歌词，求余书其首，余以此告之，且为言正伯方为当涂诸公以制举论荐，使正伯惟以词名世，岂不小哉……”玩其语气，是王称作序时正伯尚存，且甫被论荐，则正伯乃绍熙间人，上距东坡百余年矣。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见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条，文云：“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耳。”案文，明是正伯携卷在临安逆旅中请题者，则正伯与尤延之、陆放翁同时，其决非东坡中表，益信而有征矣。词人姓氏及提要皆谓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锦江头”，“且是芙蓉城下水，还送归舟”等语，则为蜀人无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杨升庵喜造故实以炫博，偶见正伯与坡公母党同姓，遂信口指为中表，其述尤尚书语亦不过袭王序耳。后人以其以蜀人谈蜀事，遂不复置疑，不知为所欺也。子晋跋谓“其词多混苏作，今悉删正”。今据钞本吴文恪百家词校之，阕数悉同毛刻，所谓删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为宋词一名家，其年代若错误，则尚论南北宋词风者滋迷惑，故不辞详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轩词》
《文献通考》著录《稼轩词》四卷，《宋史·艺文志》同。而引《直斋书录解题》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本为多。”或误以为此四卷者即长沙本，实则直斋所著录乃长沙本，只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无传。黄荛夫旧藏之元大德间广信书院本，今归聊城杨氏，而王半塘四印斋据以翻雕者，即彼本也。可见《稼轩词》在宋有三刻，一为长沙一卷本，二为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明清以来，传世者惟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词亦四卷，实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数，毛氏常态如此，不足深怪。而使读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与《宋志》之旧，则大不可也。近武进陶氏景印宋元本词集，中有《稼轩词》甲乙丙三集，其编次与毛王本全别，文字亦多异同。余读之颇感兴趣。顾颇怪其何以卷数畸零，与前籍所著录者悉无合也。嗣从直隶图书馆假得明吴文恪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其《稼轩集》正采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绝，知马贵与所见四卷本固未绝于人间也。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门人范开序，称：“开久从公游，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为此惧，故不敢独閟，将以祛传者之惑焉。”范开贯历无考，然信州本有赠送酬和范先之词十首，而此本几先之皆作廓之，盖一人而有两字。开与先与廓义皆相属，疑即是人，诚从公游最久矣。戊申为淳熙十五年，稼轩四十九岁，知甲集所载皆四十八岁以前作，稼轩年寿虽难确考，但六十八岁尚存，则集中有明证，乙丙丁三集所收，则戊申后十余年间作也。其是否并出范开裒录抑他人续辑，下文当更论之。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编年意味，盖信州本以同调名之调汇录一处，长调在先，短调在后，少作晚作，无从甄辨，此本阅数年编集一次，虽每首作年难一一确指，然某集所收为某时期作品，可略推见。考稼轩以二十九岁通判建康府，三十一岁知滁州，三十五岁提点江西刑狱，三十七岁知江陵府，三十八岁移帅隆兴（江西）仅三月被召内用，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四十岁移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四十二三岁之间转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五十间（？）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五十二岁起福建提点刑狱，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五十四被召还行在，五十六岁落职家居，五十九岁复职奉祠，六十一二岁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六十五岁知镇江府，明年乞祠归，六十七岁差知绍兴府又转江陵府，皆辞免，未几遂卒，其生平仕历大略如此。以上所考据本传，参以本集题注等，虽未敢谓十分正确，大致当不谬。此本甲集编成在戊申元旦，明见范序，其所收诸词，皆四十八岁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所作，既极分明，乙集于宦闽时之词一首未见收录，可推定其编辑年当在绍熙二年辛亥以前，所收词以戊申、已酉、庚戌等年为大宗，亦间补收丁未以前之作。丙集自宦闽词起收，其最末一首为辛酉生日，盖壬子至辛酉十年间五十三岁至六十二岁之作，中间强半为落职家居时也。丁集所收词，时代颇广漠难辨，似是杂补前三集之所遗，惟有一点极当注意者，稼轩晚年帅越帅镇江时诸名作如《登会稽蓬莱阁》、《京口北固亭怀古》诸篇皆未收录，《北固亭怀古》词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以忠义军掌书记奉表归朝，以嘉泰四年知镇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作此词时年六十六，几最晚作矣。此决非弃而不取，实缘编集时尚未有此诸词耳。然则丁集之编，当与丙集略同时，其年虽不能确指，要之四集皆在稼轩生存时已编成，则可断言也。若欲为《稼轩词》编年，凭借兹本，按历年游宦诸地之次第，旁考其来往人物，盖可什得五六。就中江西一事，稼轩家在广信，而数度宦隆兴（南昌），故在江西所作词及赠答江西人之词集中最多，其时代亦最难梳理，略依此本甲乙丙三集所先后收录，画分为数期，而推考其为某期所作，虽未能尽正确，抑亦不远也。惟四集中丙丁集所甄采，似不如甲乙集之精严，其字句间与信州本有异同者，甲乙集多佳胜，丙丁集时或劣误，似非同出一手编辑，若吾所忖度范廓之即范开之说果不谬，则似甲乙集皆范辑，丙丁集则非范辑。盖辛范分携，在绍熙元二年间，廓之赴行在，稼轩起为闽宪，故丙集中即无复与廓之往还之作，廓之既不侍左右，自无从检集箧稿，他人因其旧名而续之，未可知也。信州本共得词五百七十二首，此本四集合计除其复重，共得四百二十七首，但其中却有二十首为信州本所无者。内四首辛敬甫补遗本有之。丙集有《六州歌头》一首，丁集有《西江月》一首，皆谀颂韩平原作。《西江月》之非辛词，《吴礼部诗话》引谢叠山文已明辨之；《六州歌头》当亦是嫁名。本传称：“朱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时稼轩之年亦已六十一矣，其于韩不惮批其逆鳞如此。以生平澹荣利尚气节之人，当垂暮之年，而谓肯作此无聊之媚灶耶？范序谓惧流布者多赝本，此适足证丙丁集之未经范手厘订尔。戊辰中元，新会梁启超。
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
亡友王静安尝疑《梦窗词》中之姜石帚非姜白石。叩之，亦未能尽其说也。今以《草窗词》证之，知梦窗年代不能上及白石。仪征刘伯山毓崧叙《杜刻草窗词》，考证草窗年代经历极精核，据称草窗与梦窗唱酬，始于景定癸亥春暮，草窗年甫三十有二，梦窗之齿，应长于草窗五十馀岁，时已八十上下。其所以作此推断者，缘《梦窗集》中《惜红衣》调下题注有“余从姜石帚游苕霅间三十五年矣”一语。若石帚即白石，则梦窗从游时虽年仅弱冠，其交草窗时则已八十也，刘氏以谓昔人忘年下交，至可敬佩。考《草窗集》中关涉梦窗之词凡三首：一《玲珑四犯》，二《拜星月慢》，三《玉漏迟》。《玲珑四犯》题为“戏调梦窗”，中有“年少恐负韶华，尽占断艳歌芳酒”，“还约在刘郎归后，凭问柳陌旧莺，人比似垂杨谁瘦？”等语，纵使梦窗忘年，草窗对于先辈，终不能如此谑浪，且此等语以调八十老翁，宁复情理耶？《玉漏迟》题为“题吴梦窗花腴词集”，词云：“老来欢意少。锦鲸仙去紫霞声沓。怕展金奁，依旧故人怀抱。犹想乌丝醉墨，惊俊语香红围绕。闲自笑，与君共是，承平年少。”此是梦窗死后追述旧欢之作。依刘氏所证算，则草窗壮年，梦窗行将就木，安得云共是年少耶？然则二窗年辈，决非甚相悬绝如刘氏所云矣。刘氏因《梦窗集》中与石帚往还诸作，既以证梦窗之忘年下交草窗，又以证白石之忘年下交梦窗。案《白石歌曲》考其踪迹，其寓居苕霅，乃在淳熙丁未至绍熙壬子四五年间，下距景定癸亥七十余年，假定梦窗弱冠时从白石游苕霅，则其交草窗时，已非年逾九十不可，此必无之理也。然则欲考梦窗年齿，必须将其与白石之关系葛藤先行剪断，但石帚之为何如人，则只得付诸阙如矣。
伯山又推论石帚实白石年齿，谓：“其早年隐居箬坑之丁山，屡经奏荐，因秦桧当国不起。”此说不知何本？记在宋人说部中，曾见。决非伯山臆造，则可断言耳。考白石二十世孙虬绿撰《九真姜氏世系表略》临桂况氏蕙风簃传钞乾隆写本《姜氏家藏白石道人集》附录，见《香东漫笔》卷一。称白石曾祖俊民为绍兴八年进士，父噩为绍兴三十年进士，知汉阳县。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其当国时，与白石曾祖、祖父年代略相值，而其父尚未通籍，白石昔游诗序称“早岁孤贫”，其父卒于何年虽无从考，然《探春词慢》自序云，“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则其父出宰汉阳时白石尚孩可知，安得在秦桧当国中屡荐不起耶？使《梦窗集》中之姜石帚而在秦桧时为已享高名之微士，其人益非寿逾百龄不可矣。伯山又假定姜吴同游苕霅在嘉泰癸亥前后，而梦窗时甫弱冠，则年岁勉可相及。然白石自绍熙癸丑以后，客越客杭，自此终其身踪迹未再到苕霅，此按诸其诗词集显然可稽者，伯山改迟十年，于事实决无合也。然则白石、石帚非一人，当为信谳矣。乾隆写本《白石集》有洪武十四年八世孙福四志略称：“是编白石暮年自删定，录写两本，一付儿子，一诒犹子通，世世宝之。”《世系表》记夔子名琼，官太庙斋郎，琼能宝先人手泽且教率子孙世世勿替，必非俗子，梦窗所交石帚，得毋即其人而增减乃父之号以自号耶？姑书以备再考。
记《兰畹集》
读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三第十叶《千秋岁》调下注云：“《兰畹》作张子野词。”第十八叶《水调歌头》调下注云：“此词载《兰畹集》第五卷。”欧公《乐府》刻成于庆元二年，知《兰畹》必在其前，惟未审为何时代何人所编。继读南唐二主词《捣练子》令调下注云“出兰畹曲令”，当即《兰畹集》。二主词，王静安已考定为绍兴末年辑本，则《兰畹》又当在其前矣。继又读《碧鸡漫志》卷二，云：“《兰畹曲会》，孔宁极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孔自号滍皋渔父，与侄处度齐名，李方叔诗酒侣也，知其书本名曲会，会即集也，后人用通俗之称改作集，又省去曲字耳。王静安谓二主词注作曲令义较曲会为长，非也。曲即令复举不词，北宋无词名，凡词皆称曲子，或省称曲，曲会犹言词集耳。编者孔方平与李方叔为友，盖元祐间人，此书之成，或当先于《尊前集》，与杨元素之《时贤本事曲子集》时代略同，杨集专收北宋“时贤”，此集盖兼及唐五代，不限年代之词家总集，当以此为首矣。《花间集》亦断代。据欧集注则至少有五卷，卷帙不为不富，庆元时尚存，而此后藏家无复著录，盖佚于宋元之际矣。
方平盖孔氏之字，其名无考，王颐堂颇称道其词，以与晁次膺、万俟雅言并论列，今传世者惟黄载万《梅苑》中选存一首耳。颐堂又谓其自作之词隐名为鲁逸仲，《词综》有鲁逸仲词一首，然则亦方平作矣。
《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引玉茗堂选《花间集序》有“逮及《花间》、《兰畹》，香蔹金荃，作者日盛”语，则汤若士知有此书，是否明末犹存，不可知矣。
记《时贤本事曲子集》
读《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体乐府二第二十四叶《渔家傲》调下小注引有《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一则，初不知何时何人所著，继读吴文恪《唐宋名贤百家词》之《东坡词》，其调名下小注引杨元素《本事曲集》者两条，《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引《本事集》者两条，《虞美人·买田阳羡》篇，《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凡遗文五条，体裁相同，皆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又读绍兴间辑本《南唐二主词》蝶恋花调下注云“本事曲以为山东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叶之“时贤”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书，其全名为《时贤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后集，省名则称《本事曲集》，再省则称《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则杨元素也。欧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则当时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录诸书，自《绍兴阙书目》下逮晁《志》、陈《录》、马《考》以至《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惟尤延之《遂初堂书目》载有杨元素《本事曲》，当为本书省名。此后公私藏目皆不复见，知此书南宋尚有传本，入元则全佚矣。考东坡词集中与杨元素赠答唱和之词，多至十三首，交情之亲厚可知。元素名绘，绵竹人，《宋史》有传。神宗时，以侍读学士出知毫州，历应天、杭州。据王文诰《苏诗总案》知其守杭在熙宁五年甲寅七月，时东坡方以同乡为杭倅，故过从尤契密也。本传称有集八十卷，不言有《本事曲子集》，或附全集中耶？今两集俱佚，不可考矣。张子野词《劝金船》调下题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东坡词亦有《泛金船》一阕，题云“流杯亭和杨元素”，则元素固自能词，且晓畅音律，今张苏词具在，而元素原唱，并不能托严诗编杜集之例，以传于后，甚可慨也。《本事曲子》既有前后集，想卷帙非少，据所存佚文，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具录原曲全文，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远在端伯花庵草窗诸选本以前，且覙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尤可宝贵，今诸选幸传，而此书乃并书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数。东坡词注所引，惟吴本有之，今所存汲古阁本，及四印斋翻元延祐本皆已删去，朱疆村辑《编年东坡乐府》亦未见吴本。吴本旧钞孤行，不绝如缕，非得此与欧集注及遂初目合参，几不复知世间曾有此名著矣。今故亟录佚文五则于左，他日若见他书更有征引，当续录焉。
《时贤本事曲子集》佚文
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今列之于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渔家傲》“正月新阳生翠琯”篇。
子瞻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后相逢于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话旧而作。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
董义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次其韵。东坡词《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
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月，宴僚佐于有美堂，因请二车苏子瞻赋词，子瞻即席而就，寄《摊破虞美人》。东坡词《虞美人》“买田阳羡”篇。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在凌霄花下。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赋此词。东坡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
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西湖处士”目下云：“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阕，乃和靖草词。”又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目下引《本事曲》云：“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云云。
此亦杨氏《本事曲》佚文，梁先生文中未引，兹附见于此。戊辰仲冬赵万里记。
《静春词》跋
《静春词》一卷，宋遗民袁易通甫撰。《知不足斋丛书》有《静春堂诗集》四卷，盖本八卷而佚其半。其词集，则《词综》御选《历代诗馀》附录之词人姓氏，及钱补《元史·艺文志》皆著其目，钱《志》诸词集目，一依《历代诗馀》移录，未必皆见原书。《诗馀》又似从《词综》稗贩也。顾传本绝稀。明清以来，官私藏目，无著录者。《词综》选其词二首，《历代诗馀》因之，外此即亦不复见矣。施国祁《礼耕堂丛说》称张讱庵藏有诗集后四卷之佚目，《诗馀》目亦在焉，引以说玉田词，甚自矜诧，则原书之稀见可想。此本凡词三十四首，钞自明吴文恪《唐宋百家词》。《百家词》无刻本者三种，此本并绝于著录，尤珍异矣。通甫，吴人，生宋景定三年，卒元大德十年，年仅四十五。黄溍为作墓志铭，龚■、陆文圭、杨载、虞集等皆为其诗作序。其于晚宋词人，与张玉田交最契，集中与玉田往还之词二首，《山中白云词》与通甫往还者亦三首，词品清空绵眇，亦玉田之亚也。从子廷灿，既手录斯本，乃命并录张词、黄志、陆序附于后，俾知人论世者有所资焉。戊辰初秋，新会梁启超。
岁晚读书录
苏彝士运河故道
同治八年，法人李涉之开苏彝士运河，全世界共诧为不朽之盛业，不知此乃古人之陈迹也。埃及第十九朝第二代之王曰西德者，谋开一运河，以沟通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未成而殂。其子拉密士继之，遂卒其业。洎第二十六朝第二代之王匿克时，故道已湮，匿克踵而修之，广深皆过于昔，凡役工徒十二万人，欲使当时之三樯战舰，可以通航，偶因战乱，遂尔中止。后七十余年，波斯王大流士修之，工遂竣。时希腊史家海罗多德目击之，据其所记，则彼运河所在，距今之苏彝士一英里有半，西北行以沟接于尼罗东部之支流，全径九十二英里，其成于人力者六十四英里云。厥后为土砂所淤，至西历纪元后二百年，罗马皇帝沙里查再兴之，亦不久而淤。纪元后六百余年，亚刺伯人征服埃及，其酋阿蛮再兴之，百余年而淤，遂不复开，以迄于李涉。由此言之，今世欧人所诧为掀天震地之伟烈者，数千年前之先民已行之，且不止一再焉，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但其地承非洲沙漠之尾闾，淤塞最易，此前代之伟迹，所以不能永其传于后也。即今之苏彝士，亦常以此为患，则李涉之名，能与此河共不朽与否，正未可知耳。今世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然则李涉其或遂不朽也。
民兵与佣兵之得失
兵制之于人国，亦重矣哉。其兵为义务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强，其兵为报酬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弱，此可于吾中国唐府兵与彍骑征之，可于近世英德两国陆军之比较征之，可于古代罗马与加达治之胜败征之。而先例之最古而最显著者，尤莫如埃及。埃及自攘斥牧王，光复旧物以后，四征八讨，不戢其武，而服兵役者皆国中望族。当是时，盖常有胜兵五十万，遂孕出武族之一阶级，其位势优异于齐民，论者或以此为埃及固窒之一原因，斯固然也。然埃及之所以伯九有，亦实在是。及第二十六朝以后，当我战国间。希腊人之侨于埃及者日众，埃王广募以为兵，本国武族，不胜愤懑，相率而去国者数万人，埃及遂自兹不复振，展转以夷于附庸。谓希腊军人之资格，不逮埃及耶，彼希人固以此时代电扫三洲，莫之能御矣。然自为战则勇，而为埃及人战则怯，岂有他哉？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治具与治道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可谓至言。近世之立宪国，学者亦称之为法治国，吾国人慕其名，津津然道之，一若彼国中舍法之外，即无所以为治者。不知法乃其治具，而所以能用此具者，别有其道焉，苟无其道，则虽法如牛毛，亦不过充架之空文而已。故全世界中立宪国以数十计，而其声光烂然日进无疆者，仅数国也。道者何？曰官方，曰士习，曰民风而已。此其言虽若老生常谈，闻者鲜不以为迂，然舍此以外，则实无可以厝国于不拔之途，真欲救国者，可能无急哉！贾子亦曰：“今世以侈靡相竞，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呜呼！是不啻为今日言之矣。
学问与禄利之路
太史公作《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者不得其解，谓是史公叹美当时儒学之盛，此误也。《史记》一书，凡称废书而叹者三。其一则《十二诸侯年表》，称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其二则《孟子荀卿列传》，称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并此文而三，皆以叹息于世运升降之大原也。盖古之学者，为学而学，自广厉学官之制兴，于是学者始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湮矣，故史公既历举六国及楚汉之交齐鲁儒生之抱道自重，复举叔孙通、公孙弘以后，公卿士夫之趋时承流，两两比较，而无限感慨，系于言外。班孟坚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禄利之路然，诚耻之诚伤之也。”日人后藤新平，治台有声，吾尝询以台湾教育之状。答曰：台人非欲仕进者，则不愿就学，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闻其言，而欷歔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种思想，受诸故国者也。而全国中此等思想，则自汉开禄利之路以后，相传以迄今日，而痼疾中于膏肓者也。故科举一废，而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学堂及外国留学生所以不绝者，恃变形之科举以维持之耳。欧美日本，几于无人不学，而应文官试验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学之所以盛也。我中国若不能将学问与禄利分为二事，吾恐学之绝，可计日而待矣。
不悦学之弊
《左氏·昭十八年传》：“鲁人有见周原伯者，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呜呼！何其言之壹似为今日言之也。我国数千年来不悦学之风，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循此更阅十年，则千圣百王之学，精华糟粕，举扫地以尽矣。或曰：今者新学方兴，则旧学之销沉，亦非得已，日本明治初年，其前事也。虽然，日本前此之骛新学，则真能悦之而以所学名其家与传其人者辈出焉。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我则何有？治新学者，以之为应举之敲门砖而已。门辟而砖旋弃，其用恰与前此之帖括无以异。夫前此学子虽罔不困于帖括，而帖括以外，必尚有其所学者，其所学之致用与否勿具论，要之，舍肉欲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于以维系士夫之人格，毋使堕落太甚，而国家元气，无形中往往受其赐。今也，旧学则视为无用而唾弃之矣，至其所谓有用之新学，其价值乃仅得比于帖括，吾国需此变形之帖括，何为也哉。《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丧无日矣。”是岂可不为寒心也。
警偷
《左氏·文十七年传》：“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齐人杀其君商人”。《昭元年传》：“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刘子曰，子盍远绩禹功，而大庇民？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赵孟将死矣，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是年冬，赵孟卒。夫于言语之间，而以悬断人寿命短长之数，其理若甚幽眇不可凭，实乃不然。人之所以托命于天地者，则精神为之君。偷也者，苟且图安于旦夕，而不恤其后者也。后之不恤，其精神哀哉耗矣。精神耗而营魄能存，未之闻也，此心理与生理相属之至道也。岂惟个人心理有之，即社会心理亦然。举国人而有偷食朝不谋夕之心，国未有不亡者也。故吴季札听郑乐而卜其先亡，锡西罗于西罗马之末叶，而决其不可救，亦于其人民之心理察之而已，故孔子以民不偷为贵。今吾国内治之艰巨，外侮之凭陵，壹不足惧，而惟君民上下之习于偷为足惧。苟不思警，其何以十稔。
雪浪和尚语录二则
梅长公问和尚，如此世界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请明白提出，勿以机锋见示。和尚以手作圆相曰：国初之时，如一锭大元宝相似。长公疾呼曰：开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这一锭银，十成足色，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搀一分铜，是九成了，九成银也还好用，再过第二手，又搀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搀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长公曰：然则如何处置？和尚曰：如此则天厌之，人亦厌之，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铁锡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也。长公曰：如此则造物亦须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则天地不仁，造化无功，而天地之心，亦几乎息矣。
和尚尝示诸门弟子曰：天地古今，无空阙之人，无空阙之事，无空阙之理，自古圣人，不违心而择时，舍事而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之事，以古今之事是吾当然之事，所以处治处乱处吉处凶，皆是心王游行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动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为恨，试问你，天当生个甚么时候处你才好，天当付个甚么权与你才好，我道恨时恨权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负之恨，又安知死死生生升升沉沉，皆是自己业力哉？你不知自心业力强弱，不看自己种性福德智慧才力学行造诣机缘还得中正也无，却乃恨世恨时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间，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许多好题目与你做，你没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间庸医，不恨自己学医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当生个甚么好病，独留与你医，成你之功，佛祖圣贤，将许多好脉诀好药性好良方好制法留下与你，你自心粗，不能审病诊脉量药裁方，却怪病不好治，岂神圣工巧之医哉。你不能医，则当反诸己，精读此书深造此道，则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诚仁信义，勉强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圣贤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杰地位。今人果知此义，则自不敢恨生不逢时、权不在我，自为暴弃之人也。
沧江主人曰：和尚可谓狮子吼也已。其所谓大炉火烹炼一番者，即陆象山所谓激厉奋迅，抉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吾辈心境陷溺既久者，非用此一番工夫，则无以自进于高明，而欲救举世人心之陷溺，舍此亦更无其道。但当用何种手段以行烹炼，则吾至今犹未能得其法耳。其箴流俗恨时恨权之蔽，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今国中顽钝无耻之小人不足责，其号称爱国之士君子，殆莫不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二语自饰，遂相率委国事于不问。吾以为疾风知劲草，盘错别利器，时势愈艰，则英杰愈当思所以自效，吾侪生此时，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若权之云者，则岂必其尸君相之位乃始有之，一介之士，皆可有焉，特其种类及其作用，有不同耳。谓时势地位可以困人，无有是处，其见困者，皆自暴自弃之结果耳。万险万难，皆可拯拔，惟举国人皆自暴自弃，则真无可言者。何也？以其既造此恶业力，则所受之报，未有不与之相应也。难者曰：今既举国人相率以造此恶业力，欲以一二人与之抗，无异捧土以塞孟津，亦何能为？然则谓时势不能困人之说非也。应之曰：佛法最明熏习之义，恶根固能熏善根以随染，善根亦能熏恶根以向净，而凡所熏者，以一部分成为个人所得之业，以一部分成为社会所得之业，而应报之迟速大小，则视其熏力之强弱何如，孰谓一二人不足以易天下也。彼圣贤佛祖，岂并时而斗量车载者哉！就令未能立挽狂流，亦当期效于方来，盖社会之生命赓续而无极者也。自古虽极泯棼之世，未尝无一二仁人君子，自拔流俗，而以其所学风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侪之所以不尽为禽兽，皆赖此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赐也。即国家之事，一切不许我自效，若乃自效于此，则谁能禁之！夫苟能自效于此，则所效者已大矣。是故人生在世，终无可以自暴自弃之时。而凡持厌世主义者，皆社会之罪人，天地之罪人也。
雪浪和尚者，明季大德，与憨山大师同称法门龙象者也。
使法必行之法
《商君书·画策篇》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无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呜呼！何其一似为今日言之也。数年来新颁之法令，亦既如牛毛矣。其法之良否勿论，要之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则无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于无法而已。是法治之根本已拨，而枝叶更安丽也。中国而长此不变，则法愈多愈速其乱而已。然则使法必行之法维何，则君民共守之宪法是已，而举其实必赖国会。
然则专制国遂绝无使法必行之法乎？曰：亦有之。上戴英断之君主，而佐以公忠明察之宰相，则法亦可以使必行，君相苟非其人，而复无国会，则凡百之法，皆益乱者也。
治治非治乱
《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乱也……然则国乱将不治欤？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不苟篇》呜呼！治道尽于是矣。今中国之言治者，皆案乱而治之者也，数百年来之积弊，皆珍惜保袭之，不肯损其毫末，而日日施行新政不暇给，此犹治病者，未能祛寒热邪感，而贸贸然进以参苓，其死于参苓必矣。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去乱而被之以治之说也。
君主无责任之学说
君主无责任，为近世立宪政体之一大义。而我国，周秦诸子实已发明之。《慎子》云：“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掩覆，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苟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故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民杂篇》《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发蒙篇》《管子》亦云：“心不为五窍，五窍治；君子不为五官，五官治。”《九守篇》又云：“以上及下事谓之矫。”又云：“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今日中国之患，全在有司不任而有所逃其罪，非直逃其罪，乃反责过于君，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君臣同地，而君代下负任蒙劳故也。三子之言，于君主所以必须无责任之故，发挥无余蕴矣。
所令与所好
《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从。”可谓至言。今之政府，皆所令反其所好者也。盖今所谓立宪，所谓行政改革，乃至所谓一切新政，类无一非政府官吏所深恶痛绝，而顾乃以此令于僚属，以此令于人民，受令者早有以窥其隐矣。故从令者不得赏，不从令者不得罚，不宁惟是，不从令者反得赏，从令者反得罚，往往而见也，以此而欲天下之从之，安可得耶？夫尧舜率天下以仁，固善矣；即桀纣率天下以暴，然犹悬一宗旨以为率，而欲纠正之者犹有其的，反动力之起，犹有因缘也。若所令反其所好，则欲献可而所可者不待人献，欲替否而所否者不胜其替，则末如之何也已矣。鲁子家子曰：呜呼！吾其为无望也夫。
好修
《楚辞》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吾比年来所见人士，夙相期许者，往往不及数稔，便尔堕落。其堕落之形态，亦有两途：宦达于时，沉溺于声色货利，以此为天下之至乐，而弃所学所志若敝屣者，一也。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自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二也。推原其故岂由性恶，亦曰所以自养者无其具耳。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洪炉，金银铜铁砾石，入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入者无不陷溺，吾于芳草之变萧艾者，惟有怜之耳，岂忍责之，且即吾身之能免融化、能免陷溺否，尚不敢自保，又安能责人？惟吾辈正以处此社会之故，其危险之象，不可思议，愈不得不刻刻猛省，而求所以自卫，自卫之道，舍好修无他术矣。夫吾辈一二人之融化陷溺，似不足深惜，而不知国家之命，实托于吾辈少数人之手，溺一个，则国家之元气斫丧一分，而此所斫丧者，皆其不可复者也。嗟嗟吾党，如之何勿惧！屈子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又曰：“人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
怨天者无志
《荀子·荣辱篇》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呜呼！君子读此，可以审所自处矣。人之穷也，国之悴也，未有不由自己业力所得者也，欲挽救之，惟努力以造善业耳。荀子于怨天者，不责以他，而直谓之无志，可谓鞭辟近里矣。或曰：既云知命者不怨天，又云怨天者无志，夫命固一定而不易者也，虽有志其奈之何，此二义得无矛盾？应之曰：不然，天亦何能尽人而一一为之定命。命也者，各人以前此业力所自造成者也，既已造成，则应业受报，丝毫无所逃避，无所假借。谓之有定，斯诚然矣，谓之不易，则不可也。何也？造之惟我，易之亦惟我也。故《孟子》亦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明乎立命之义，则荀子之所谓志者可识矣。
欲恶取舍
《荀子·不苟篇》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今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惟见可欲可利，而不知其后有可恶可害者存，是得为智者矣乎。
◇时务之属
《经世文新编》序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则垢，器械不新则窳，车服不新则敝，饮食不新则馁败伤生，血气不新则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运转也，人之吸呼也，皆取其新而弃其旧也，新相知之乐也，新婚姻之佳儿妇也，新沐浴之舒身体也，及夫追怀故旧，则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厌故者也。矧于抚有广土众民，而为天子，将以焜耀大业，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有先与民变革焉，立权度量，考文章，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变牺牲，其大经也，岂圣人好为更张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开新治者丕显，《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乐，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进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谓新国。《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夫圣贤之称古昔先民，过于今之所谓守旧之士也远矣。及其论治，则曰新民新国岂亦犹夫人之情欤？且夫不新之国，其君骄以偷，其臣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废，其器恶；其气则厌缄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湫隘嚣尘，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黄槁惊沙；游瞩其方，则蹙额疾首，不可终日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裴袌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则如此，不能新则如彼，太古之国，今无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为国，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强，甲于五洲，岂天之独眷顾一方民哉。昔尝考之，实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创设奖赏开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学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诸国效之，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暧二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朱注：新者革其旧念之污。因荆公行新法而改为新念。于是二千载哲辟英相，咸以变更成法为戒，无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积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人，乃至学无新理，工无新制，商无新术，农无新具；任彼开新之夺吾利权，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旧之徒，且哓哓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国不当效也。岂知吾之守旧，固为先圣之所深恶痛绝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昔尝窃取斯旨作《变法通议》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择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麦君曼宣过海上，出其《经世文新编》相示。启超已读竟，乃喟然叹曰：其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书分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二十一门中，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启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暗吻于天下，而致为人役。又喜麦君之书，条理精密，足以开守旧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兴也。故言为国之新旧，关于兴灭，以序其端。
《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
《中国工艺商业考》，日本绪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国境域地理要略，二、中国政治，三、外国贸易沿革，四、外国贸易大势，五、中国与日本贸易情形，六、中国工业（上），七、中国工业（下），八、航海业，九、中国各港志（上），十、中国各港志（下），末附中国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国三十余年，自中东事定，归而著此书，故叙述中国情形颇详。其中所论前明之时，上下奢华相竞，故工艺之业反盛；本朝崇尚俭德，政体虽整肃，而工艺实因以渐衰，其言具有精理，与葛履蟋蟀之经义相发明。又云：中国所兴制造之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又言中国制绒织布缫丝炼铁等厂，皆缘官办之故，百弊滋生，即有号称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为民业者盖寡，此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苏州、杭州、汉口、重庆、宜昌、沙市、九江、芜湖、镇江等处，其他尚不及，盖犹非大备之书。然每港列具情形，并考其所出手业，及各大行厂，莫不记载，其体例盖与《知新报》附印《新译东方商埠述要》相仿佛。特彼书所列较繁博，并不止中国一国耳。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
《近世中国秘史》序
长夏六月，赤日熛怒，炎炎俯空，自辰达酉，无寸时假借。旱云层叠，汔不成雨，郁蒸瘉增。东南作风晕，披襟欢迎，谓少苏息，乃挟炎沙，针肤熬骨，华氏气候表随风陡腾九十七八度。汗自顶放踵，流续如溜，空气压人，前后喘几不属。蚊虻蝇蚋蜞虱蜰蚤蛾蜮，作联队形，包围上下前后左右，公然对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将去汝，适太平洋海岸清旷所，赤足散发，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朗。二三素心人，剥毛豆，下麦酒，调冰凌凌然。歌诗声出金石，和之，相与呼曰：此间乐！此间乐！及诵王仲宣“虽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尝不欷歔而反也。反所寓丈室，畴昔种种现象，忽复围绕，相与为缘。吁，吾又安适耶？吾又安适耶？发箧陈海外史乘，孤灯彻夜读。忽歌忽泣，继以起舞，倚枕卧，则梦栩栩然，与彼中伟大人物游。蘧然觉，嗒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类也。寓邻邦人所设学校，校有图书室，室有图文旧籍杂史别史类百种余，旦夕依架下浏览者半月而强，心目所接者，与其时节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呜呼！茹荼飧蘖，谁则云乐；憎药讳痼，饮戚滋多。仆本恨人，愿抹几行眼泪，语侬家伤心事，与父兄子弟共其苦辛，不愿掉铜琵绰铁板，过屠门而嚼也。乃最录八篇，无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国秘史》，布之云尔。甲辰六月晦扪虱谈虎客自序于日本横滨之扪虱谈虎处。
《仁学》序
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呜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来者易述焉。乃叙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挂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充其极也，乃至见孺子入井而不怵惕，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曰，无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顾婆罗门及其他旧教，往往有以身饲蛇虎，或断食，或卧车下辙下求死，而孔佛不尔者，则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洁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古之神圣哲人，无不现身于五浊恶世，经历千辛万苦者，此又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子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
《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西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迄今将三十年，诸札册散佚殆尽，秉三顾辛苦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卷中诸生，有李虎村炳寰、林述唐圭、田均一邦璿、蔡树珊钟浩，俱从绂丞死于辛亥汉口革命之役。其署名蔡艮寅者，则松坡旧名也，时第一班四十人中，松坡盖最幼焉。启超五十生日，秉三出兹卷为寿，先以付印，而命为之序。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而启超揽此，乃不胜山阳闻笛之感也。民国十一年壬戌正月二十六日，新会梁启超。
《自鉴》序
我初读演存这部书，正值张丁科玄论战，战得最酣畅的时候。演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自然科学家，我虽不懂自然科学，但向来也好用科学方法做学问，所以非科学的论调，我们当然不敢赞同。虽然，强把科玄分而为二，认为绝不相容，且要把玄学排斥到人类智识以外，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抗议了。人类的智识欲，曾无满足之时，进一步又想进一步。进步的程序怎么样呢？我们的智识，其初不过断片的。东一鳞西一爪，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状态，于是把许多鳞爪分类综合起来，从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相关系之间，求出共通的法则，是之谓科学。拿常识的眼光来看科学，许多地方才不是已经“玄之又玄吗”？科学规定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是先以一切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事物是否存在，怎样的会存在，我们为什么能知道他存在？……这些问题，科学家只能安放在常识的假定之上，还他个“存而不论”。夫专门研究一科学，其态度只能如此，且应该如此，这是我们所绝对承认的。然而人类的智识欲，决不能以此自甘，而真理最高的源泉，亦不能不更求诸向上一步。演存这部书所讲“无的境界”和“变的境界”，正是要把狭义的科学家所存而不论者，“论”他一番。所论对不对，另一问题。演存自己已经明白说过：“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思想录，谁也不能证明谁的对不对”了。但我以为，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话一定对，然而谁也应该从这向上一步去，研究以求其渐近于对。演存这部《自鉴》，最少也使人认识这种研究之必要。他自己研究所得的结果，最少也算在古今中外这种研究里头，加上他的努力而添一种光彩，我以为《自鉴》的价值，就在这上头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
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认字者，不及二十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日本国志》三十三。呜呼！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启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篆文楷草写法小异，不得谓文字之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孔子在楚，翻十二经，见《庄子·徐无鬼》篇。《诗》、《春秋》、《论语》、《孝经》，齐儒鲁儒，各以其音读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经，又乌在其相离也？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为五洲之冠。然专门之士，或乃穷老尽气，不能通小学，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书者，往往而绝也。是以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而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吾所闻者，有刘继庄氏，有龚自珍氏，颇有所述造，然世无传焉。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其女公子编纂之，启超未获闻也。而朋辈之中，湘乡曾君重伯，钱塘汪君穰卿，皆有志于是业，咸未成。去岁，从《万国公报》中，获见厦门卢戆章所自述，凡数千言，又从达县吴君铁樵，见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韵，一母一韵，相属成字，声分方向，画别粗细，盖西国报馆，用以记听议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启超于万国文字，一无所识，音韵之学，未尝问涂，瞢然无以测诸君之所长也。然窃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学，吴人也，无字邃于西文，究于名理。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学其技，半日可通，其简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谓卢君之法，泥于古，不如己也。余告以崔君法，则谓画分粗细，不适于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于卢君书未得见，崔沈二家，则其法略同，盖皆出于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独得欤？然吾之寡学，终无以测诸君之短长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绝艺，思以所学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楼，挟技以待来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强聒不舍之风乎？沈君属以书入报中，其书文笔，未尽雅驯，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至其言论多有透辟锐达，为前人所未言者。呜呼，不可谓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书与法，俟诸别简，世之君子，或愿闻诸。
《中华大字典》序
岁甲寅，《中华大字典》将版行于世。其书凡二千余篇，四百余万言，阅六寒暑而蒇事，与编校之役者，百数十人，可谓勤矣。书局主者陆费君伯鸿属余为序。余惟书契之作，肇自史皇，五帝三王，改易殊体，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盖命书之始，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乃谓之字。始皇焚书，古文熸焉，靡得言矣。秦时字书，李斯苍颉，赵高爱历，胡毋博学，流衍当代，都其文字，才三千三百耳。汉兴三百余年之间，古书稍出，相如、子长、扬雄、班固之徒，缀述古籀，搜剔彝鼎，递有增益。许君苴而合之，成《说文》一书，为文九千三百五十，其于秦篆殆三之矣。小篆既微，隶书攸盛，野王《玉篇》，祖述许书，写为隶体，升降损益，颇有异同，而分部悉合，故后世语小篆者宗《说文》，言隶书者称《玉篇》。六书之指，略备于斯。夫史有阙文，见叹宣圣；向壁虚造，鸿生所讥。后有蔑旧艺而善野言，摭俗书而乱古谊，斯则许君所谓未睹字例之条而玩于所习者也。欲以祛谬误，达神恉，不亦悖乎？有明一代，小学放绝，梅氏《字汇》，张氏《正字通》，独行于世，其建立部首，间出己意。嗜古之士，群焉訾謷，以为分合乖宜，复伤芜杂。夫六书八体，今昔殊形，由简之繁，久而愈赜，绳以旧列，讵可尽通。必执古以例今，胶柱而鼓瑟，斯亦未免高论矣。清初《康熙字典》分别部居，独取《正字通》条例，殆有见也。兹编匡俗正谬，远稽旧文，名物训诂，时标新解。下至域内方言，海邦术语，兼搜博采，致资研索，倘所谓凌越前贤以述为作者耶！抑犹有进者，近代词典，月异日新，博赡精宏，词事并著。东西学生，循是形声文字之原，以渐通夫天地人物之故，而周知当世之务，岂止广知识，备遗忘已哉。陆费君沾溉学者，宏愿靡涯，然则是编之作，殆犹大辂之椎轮已耳。
《孟禄讲演集》序
孟禄博士之讨论教育问题，余幸列末座闻绪论。余生平所受激刺，此次当为最剧要者之一。博士以极短之时日，观察中国教育现状，能洞悉其症结，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对于吾侪为尽量之忠告，使闻者发深省。其示吾侪以应循之涂辙，又极平实，极致密，如持规矩以衡天下之方圆，可以接责效实，无所侥幸，无所逃避。其课吾侪之责任及馈吾侪以希望，如昏夜阴雨中，在吾当前视线所及之极际，示现一极庄严极绚烂之灵光，予吾侪以至可歆，而非努力孟晋则末由致。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吾闻博士之教，使吾耻，使吾勇。
博士所以饷吾侪者，至丰且切。然先民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博士所陈诸义中之根本义，则在教育职业之确立，与从事教育职业之人之彻底的自觉。吾侪既确信教育为国家所悬命，则知能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联络关系，实全民族荣悴之所由决定。今日立身教育界，而确认识其自身之价值及责任者，究有几人？有此认识而心力学力俱足以副之者，更有几人？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吾以为欲实行博士所诏导，其先决之条件有二：
一、不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自行退出教育界。
二、欲从事教育职业者，希望其勿怠于自己教育。
吾于博士所论，欲引申阐发者颇多，属讲课匆冗，而讨论集出版期迫，仅能以极简之语表所感最深切之一端，其余愿俟诸异日。十一，三，二十一。
梁启超。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
《列国岁计政要》，西土岁有著录。欲觇国势察内政者，靡不宗此书。岁癸酉，制造局译出一通，齐州之士宝焉。时阅二纪，继轨盖阙。今岁五月，知新报馆乃始得取其去岁所著录者，译成中文，附印于报末，乞叙。叙曰：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梁启超曰：君子曷为尊史？史者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读其史，于其国之寖强寖弱，与其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面指经纬，斯良史哉。以故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摄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寖强寖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极于今日。以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决算之表也，民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类毕载，冠以总表，籍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自癸酉迄今，二十五年，其增益新政，万国所同者，有二大端：一曰学，二曰兵。日盛月新，各不相让。即以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元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元。昔之陆军、海军，两省合计，岁费不过九百余万元者，今且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称是。其骤增之数，悬绝至不可思议。故学之极盛，乃至美国、瑞士，千人中不识字者，不过八九人，虽在妇女，其入学悉无分毫异于男子。教法日新，用力少而蓄德多，在学数年之功，所得与畴昔之十数年者可以相抵。兵之极盛，乃至易一新式枪炮，而每国所费至万万。岁入经费，其用之于兵者，殆过其半。日本今岁预算，岁入共二万三千九百七十五万余元，其费于海陆军者一万三千七百余万元，欧洲各国皆称是。学之日盛，地球将受大福；兵之日盛，地球将蒙显祸。然其机皆起于争自存，其原皆由于列国并立。中国以一瘠牛，偃然卧群虎之间，持数千年一统垂裳之旧法，以治今日，此其所以为人弱也。《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呜呼！可以自愧，可以自惕，可以自奋矣。卷端有比较表：一事也，国与国比较；一国也，年与年比较。户口之表，中国等恒居一；疆域之表，中国等居四；昔居三，今降而四矣。国用、学校、商务、工艺、轮船、铁路、兵力诸表，中国等恒居十五以下，或乃至无足比较焉。呜呼！观此而不知愧不知惕不知奋者，其为无人心矣。是故观美国之富庶，而知民权之当复；观日本之勃兴，而知黄种之可用；观法国之重振，而知败衄之不足惧；观突厥之濒蹙，而知旧国之不足恃；观暹罗之谋新，而知我可耻；观德之锐意商务，而知其将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其祸机必蓄泄于震旦。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不亦深切而著明也乎？斯国史之良哉！
《西政丛书》叙
政无所谓中西也。列国并立，不能无约束，于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于是乎有官制；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于是乎有农政、矿政、工政、商政；逸居无教，近于禽兽，于是乎有学校；官民相处，秀莠匪一，于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自保护，于是乎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欧洲各国，土地之沃，人民之赜，物产之衍，匪有迈于中国也，而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始于相妒，终于相师，政治学院，列为专门，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播其风流，乃至足以辟美洲，兴印度，强日本，存暹罗。西政之明效大验，何其盛欤？利、徐以来，西学始入中国，大率以天算格致为传教之梯径。自晚明以逮乾嘉，魁儒巨子，讲者盖寡，互市以后，海隅士夫，怵念于败衄，归咎于武备，注意于船械，兴想于制造，而推本于格致。于是同文馆、制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而旁行之书，始行于学官，象鞮之笔，渐齿于士类。然而旧习未涤，新见未莹，则咸以为吾中国之所以见弱于西人者，惟是武备之未讲，船械之未精，制造之未娴。而于西人所以立国之本末，其何以不戾于公理，而合于吾圣人之义者，则瞠乎未始有见，故西文译华之书数百种，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吾既未识西人语言文字，则翘颈企踵仰馀沥于舌人之手，一新译政书出，购之若不及。虽然，所译之书，未必其彼中之良也；良矣，译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备，而其书也，率西域十余年以前之旧书，他人所吐弃而不复道者，而吾犹以为瑰宝而珍之，其为西域笑也，固已多矣。又况并此区区者，乃不过燕吴粤一隅之地有通行本，而腹地各省乡僻绩学士，犹往往徒睹目录，如宋椠元钞，欲见而不可得。呜呼！中国之无人才，其何怪欤？乃从肆客之请，略撷其译本之最要者，或家刻本少见者，或丛刻本无单行者，得十余种汇为一编，俾上石以广流通。其华人之深通外事而有独见者，亦附数种焉。腹地之省，乡僻绩学之士，其或愿闻之也。虽然，其细已甚，欲免于西儒之笑难矣，慰情聊胜无，亦靡恧焉。若责以古贤编辑之体例，则俟译本遍天下，必有人从而抉择之、厘定之者。
《西书提要·农学》总序
论者谓中国以农立国，泰西以商立国，非也。欧洲每年民产进项，共得三万一千二百二十兆两；而农田所值，居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兆两；商务所值，仅一千一百二十兆两。然则欧洲商务虽盛，其利不过农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国为最，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二百。而化学家以为能尽地力，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至一万六千，较美国今日所产，增十余倍，而美国所产，较欧洲尚增一倍有余。然则今日欧洲农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国农政，又远在欧洲后，如三十四与十二之比例。西人谓设以欧洲寻常农学之法所产，推之中国，每县每年可增银七十五万，推而至一省十八省，当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当何如耶？况中国去赤道近，日热厚，雨泽足，同用一法，所获又可加丰于欧洲，若推而极于尽地力之法，又当何如耶？故中国患不务农耳。果能务农，岂忧贫哉！今之谭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富国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图末，无惑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西人言农学者，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农家之言，汗牛充栋。中国悉无译本，只有《农学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为一部。今特立此门，采《格致汇编》中，与农学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为切要之举，以俟后之君子，续译巨编，俾裒然成帙焉。
《俄土战纪》叙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希腊之自立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布加利亚罗马尼亚赫次戈纬纳之叛土也，六大国之以兵力胁土也，其事皆自俄罗斯发之。盖俄人承先君大彼得遗命之志，欲得志于东方者，历数百年，而其心未尝少渝也。东方有病夫国，俄之大利也。土既不悟，而犹屡授人以可抵之隙，一举而属国分裂矣，再举而欧洲各土，开协议会于土之廷矣，三举而黜其君，执其政，豆剖其地矣。昔之泱泱雄国，囊括东西罗马之旧土，跨亚欧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然不绝如线矣。犹复不思自振，祸乱将至，则补苴弥缝，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复晏然为燕雀之计，处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间岁辄起，每起必丧师割地，日朘月削，而不复能国其国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亚之事，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况于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而尚欲以苟延旦夕，为小朝廷者乎？呜呼！吾愿取汤君觉顿笔译俄土之事，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也。
译印政治小说序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缀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日本国志》后序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诵言曰，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数米盐，登庙庑而诵昭穆也，则良史之才矣。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读吾书者，乃至知吾世，审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荣其国，言焉者辅其文。其不能用，则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辁材讽说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谓经世，先王之志斯义也。吾以求诸古史氏，则惟司马子长有取焉。虽然，道己家事者，非愚呆蒙崽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隐曲，若夫远方殊类，邈绝倜侏之域，则虽大智长老，闻言未解，游梦不及，况欲别闺闼话子姓数米盐哉，此为尤难绝无之事矣。司马子长美矣，然其为《史记》也，则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完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况以此士之人，谭彼岸之书，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桥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斯书乎，岂可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虽然，古之史乎皆有恉义，其志深，其恉远。启超于黄子之学，自谓有深知其为学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梁启超曰：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谨按其序曰：“圣人譬之医也。医之为方，因病而发药，若病变则方亦变矣。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呜呼，孔子之虑深以周哉！吾中国大地之名国也，今则耗矣衰矣，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吾尚守旧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国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汤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积池水而不易，则臭腐兴；身面不沐浴，则垢秽盈；大地无风之扫荡改易，则万物不生；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今中国亦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而尊资格使耆老在位之风未去，楷书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补缀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补漏糊纸于覆屋破船之下，亦终必亡而已矣。即使扫除震荡，推陷其旧习而更张之，然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而吾数百万之吏士，问以大地道里，国土人民物产，茫茫如堕烟雾，瞪目桥舌不能语，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其未开径路固也。故欲开矿而无矿学无矿书，欲种植而无植物学无植物书，欲牧畜而无牧学无牧书，欲制造而无工学无工书，欲振商业而无商学无商书，仍用旧法而已。则就开矿言之，亏败已多矣。泰西于各学，以数百年考之，以数十国学士讲之，以功牌科第激励之，其室户堂门，条秩精详，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国今乃始舍而自讲之，非数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昧然而操柁于烟雾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及诸舰之未来攻也，吾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张灯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今之公卿明达者，亦有知译书者矣。曾文正公之开制造局以译书也，三十年矣，仅百余种耳。今即使各省并起，而延致泰西博学专门之士，岁非数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国语言文字，犹不能译也。西人有通学游于中国，而通吾之语言文字者，自一二教士外，无几人焉，则欲译泰西诸学之要书，亦必待之百年而后可。彼环数十国之狡焉思启者，岂能久待乎？是诸学终不可得兴，而终不能求明而自强也。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兴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尽通物理不可。凡此诸学，中国皆无其书，必待人士之识泰西文字，然后学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尽人通其学，不待识泰西文字而通其学，非译书不可矣。然即欲译书，非二十行省并兴不可，即二十行省尽兴而译之矣，译人有人矣，而吾岌岌安得此从容之岁月，然则法终不能变，而国终不能强也。康有为昧昧思之曰，天下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迩者购铁舰枪炮筑营垒以万万计，而挫于区区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惧震动，几不成国。若夫一铁舰之费数百万矣，一克虏伯炮之微，费数万金矣，夫以数万金，可译书以开四万万人之智，以为百度之本。自强之谋而不为，而徒为购一二炮以为赍敌藉寇之资，其为智愚何如也！呜呼，日人之祸，吾自戊子上书言之，曲突徙薪，不达而归，欲结会以译日书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呜呼！使吾会成，日书尽译，上之公卿，散之天下，岂有割台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国也，然今不早图，又将为台湾之续矣。吾译书之会，不知何日成也。窃悯夫公卿忧国者，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为之也。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启超既卒业，乃正告天下曰：译书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详矣。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撢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
《新学伪经考》序
南海先生演孔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刘歆媚莽，赝为古文，摭渎乱之野文，雠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之史，目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东汉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鉴兹破碎束阁六经，专宗《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言学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远，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为孔子之义甚浅，其道甚隘。坐此异教来侵，辄见篡夺。魏唐佞佛，可为前车，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几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氛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至于荀学之偏，宋学之浅，但明于大道，则支流余裔，皆入范围，非吾党之寇仇，固无取于好辩。启超闻《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尝试论之，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谈，则先生之为此书，其非与考据家争短长，宁待辩耶？演孔四书，启超所见者，曰《大义述》，曰《微言考》，并此而三。又闻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统天之义，所谓智周万物，天且弗违。呜呼！则非启超之愚所能及矣。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会梁启超。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启超欲求郑所南先生《心史》，养养然梦寐以之者十余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无冰者，以家藏本见赠。穷日夜之力读之，每尽一篇，腔血辄腾跃一度。既卒业，隐几瞢腾，睡则呓诵“誓以匹夫纾国难，艰于乱世取人才。屡曾算至难谋处，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嘤作小儿啜泣声，同舍生眙之，谓其病也。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书纸耶字耶，语耶法耶，誓耶诚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启超读之，则如见先生披垢腻衣，手八尺藤杖，凛凛然临于吾前，滔滔然若悬河以诏我以所谓一是之大义者。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先生所抱主义，至单极简；全书殆数万言，所陈说唯一义，反之复之，络之绎之，而不见其有一词之费。《诗》曰：“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荀卿释之曰，故君子结于一也。
先生之谓矣！今之少年，其貌为先生之容者盖比比，吾不敢谓其皆无先生之志。虽然，学先生者必于其本。本原一谬，其去千里。吾观先生性情之厚，其独得于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几，至其坚苦刻厉，力学自得之处，曷尝不谆谆然，示后辈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诚而已矣。今之少年，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或且迁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维新之业，彼中人士，推论自出，皆曰食儒教之赐无异辞。吾读所南先生之书，而叹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而建置之者，盖在是矣，盖在是矣！夫先生盖舍儒教外，他无所学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诸我国数千年先民中，罕与相类。惟日本之吉田松阴绝肖之：其行谊之高洁肖；其气象之俊伟肖；其主义之单纯肖；其自信之坚确肖；其实行其所持之主义，百折而气不挫也肖；其根本于道心道力，予天下后世以共见也肖。呜呼！海西海东数百年间，两人而已，两人而已。顾以一松阴能开今后之日本，而先生乃赍志没，仅以区区之《心史》贻子孙，此盖所处之时势难易不同。而日本则一松阴唱之，十百千万松阴和之，而所南并世无一所南。岂惟并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谓区区之《心史》，犹若隐若见于人间世，而举国中，知有先生者，尚不可多得，微论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国之所与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观人国家者，惟观人心何如尔。此固儒者寻常迂阔之论，然万万不逾此理。”又曰：“今之人，万其心，一于利，初若剞肝胆相授，熟窥于久实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与合。”又曰：“我始之待人为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则七六矣，又久之则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于一亦无所取者有之。”呜呼！人心败坏一至此极，欲国之不亡，岂有幸也？呜呼《心史》！呜呼《心史》！书万卷，读万遍，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授拯数千年国脉，以出于层云霿雾之中，先生有灵，尚呵护之。乙巳四月，后学梁启超校竟记。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练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中国之为人弱，其效极于今日，而其根伏于数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国武备不修，见弱之道一，文学不兴，见弱之道百。西人之始来也，非必欲得地也，灭国也，通商而已。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害恶在？中国人士处暗室，坐眢井，懵不知外事，又疲散苶耎，苟欲弥一日之患，而狃于千岁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胁。而我之遇彼也，如丛神与弈秋博，无著不谬，无子不死，一误再误，以讫于今。呜呼，不可谓国有人矣！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顾乡处寡学，因 驾南翔，求所谓豪杰之士，周知四国者，所见所闻，其象鞮之流，往往学此为衣食计，无通识，无远志；或有宿学清流，锐意新学，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响，如贫子说金，终无是处，盖帖然概于心者不过数人。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尝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数计也。君书未获见，所见者二种：《适可斋记言》、《适可斋记行》，非君特撰之书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宋殇之于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运焉，则更何惑乎谤君者之百其喙以吠声也。吾请进一言，愿君捐虑覃精为其所欲为者，成一家之言以诏天下。荀卿不云乎，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穷极必变，天之道矣。四万万之人宁冥冥以沦胥欤？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会梁启超谨叙。
《近著第一辑》序
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力，尽在是矣。本编殊芜杂不足齿录，过而存之，藉觇异时学力之进退云尔。上卷即《欧游心影录》之一部分，彼书既中辍，录其可存者分别标题凡八篇。中卷专为研究佛典之著作，内中有《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国史及其他国学之著作及政治问题诸论文与夫无可归类者凡二十七篇，与三次所编讲演集无一从同焉。十一年双十节编定，启超记。
◇史部新序──【近人书话】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彝之论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乌乎！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彝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不明此义，则江汉之南，文王旧治之地，汧雍之间，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国，孰中于是？而楚秦之为彝狄，何以称焉，不宁惟是。昭十二年，“晋伐鲜虞”，晋也彝狄之；《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晋伐鲜虞何恶乎，晋而同彝狄也。”何注：伐同姓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成三年，“郑伐许”，郑也而狄之；《繁露·竹林篇》：“郑伐许何恶乎，郑而彝狄之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故大恶之。”桓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等也而狄之；何注：桓公行恶而三人朝事之，故彝狄之。隐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卫也而狄之；《穀梁传》：“或者卫也。伐太子之使，贬而戎之也。”哀六年，“城邾娄葭”，鲁也而狄之。何注：城者取之也，邾娄未尝加非于鲁，鲁数围取邾娄邑，不知足有彝狄之行。夫晋、郑、邾、卫，中原之名国也。鲁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为彝狄，又何以称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彝狄而与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彝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竹林篇》。大哉言乎！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彝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彝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易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则吾方日兢兢焉求免于《春秋》，所谓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万世之义言之，则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国治一时之义言之，则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国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彝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意，则哓哓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国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虽然，以孔子之圣，犹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则世之以是书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几矣。
《中国地理沿革图》序
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郑夹漈病之，故以图谱厕二十略之一，刻意缔构，惜未睹其成。清儒治朴学，颇肆力及此。若德清胡氏之于《禹贡》，番禺陈氏之于西域，皆以图附考，斐然可观；然所治者廑部分而已。晚清宜都杨氏，始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之作，上下古今，断代设治，洵吾学界一盛业也。惜纯用旧法，山脉河流，不便追寻；又割叶装订，极难检阅，其位置考证错舛之处亦复不少。夫作始本难，而技术复为时代所限，不足为昔人病也。独惜杨氏以后，迄无继起，斯真士大夫之羞也已。滕县苏子，以其极缜密之学力，极秾郁之兴味，极忠实强毅之责任心，竭十年之力，累易其稿，制成斯图。夹漈、宜都有知，可以瞑矣。抑吾更欲有所要于苏子者，图与表之相依若辅车也。清代官私著述之地理沿革表虽数家，然各有阙失，俱不便检阅。以苏子之学力，傥能踵斯图之后，更用今代体例，著一极浩博、极翔实之地理辞典，则所以饷遗吾侪者云胡可量？苏子如有志也，则吾更愿有所贡于苏子。吾恨迄今未识苏子，吾乐贽此序以友苏子。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梁启超。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
往者坎巨堤一役，举帕米尔千余里之地，拱手让之俄人，论者追原其故，窃咎吾国士夫，暗于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间，失败至此，至今以为恨。予尝叹西疆地辽远，环天山南北，广轮三万余里，东扼长城，北控蒙古，南连卫藏，西阻葱岭，屏蔽秦陇燕晋，若巨防然。缘边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临错，人民羠羯杂处，语言谣俗，与中土殊绝。英俄二国，复争惎其间，控驭一失当，则不幸往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际，界约屡订，藩篱渐撤，朝野动色，始以西陲为忧。于是建行省，设郡县，盖与内地侔矣。而二三学士，亦稍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为书，备谋国者采择。然大抵耳食旧闻，不能会其通，读者欲一观诸要难。盖自马迁、班固以来，纪大宛，传西域，率得之译史传闻；而佛国西域诸记，又每参以梵语，故一史所收，纪传互异，诸书错见，称谓不同，疏漏抵牾，亦势然也。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尝辟佐新疆大府，簿书余暇，辄钩考史传，旁及佛藏说部，方言译语，靡不研贯，证以所闻见，岁久成《西疆建置沿革考》一书。举凡域望之齵差，道里之远近，种姓之区分，郡邑之改并，与夫户口息耗，食货盛衰，民俗纯驳之不齐，皆衡论折衷，详其得失穷变之由，备著于篇，令当世得览，可谓体大思精者矣。徐子负奇才，意气不可一世。当居西疆时，驰匹马，绝大漠，所至察其山川形势，慨然有筹边之志。其所规画甚众，不得竟其用，而仅以书著也。惜哉惜哉！读是书者，毋徒震于其考据之精详，而深原所以著书之意，此则能知徐子者尔。
《清代通史》序
昔读《亨林集·书潘吴二子事》之篇，窃叹力田、赤溟两先生，弱龄树志，抗迹迁固，奋然以私家之力，负荷国史，虽横撄文网，业弗克竟。然其所草创，能使一代大师如顾宁人者，推挹咏叹，何其卓跞而闳远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纪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世传，日月逾迈，以守缺钩沉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亦既数数发愤思以自任，而学殖谫浅又多所惊，而志虑不专壹，荏苒鲜就，弥用增怍。顾尝端居私祝，谓后起俊彦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绝于天壤，盖有之也我未见之耳。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视，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篇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此不乏能言之者。虽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别，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术，亦不一致，其孰为最餍心而切理者且勿论，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人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岂非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夫史之为物，兼天下之至赜与天下之至动，所取材者既患其寡，复患其多，既不容骋丝豪理想于事实以外，又非可平胪事实于纸上，如抄胥云耳。于其至赜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无漏无舛矣，更求所以入吾范，勿使乱。于其至动者观其相生，观其相消，观其相荡；盬其主，絜其从，擿其伏，究其极。凡此举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与此至赜至动之事实作缘，心力常注于其中，而眼光常超于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与于斯？萧子之学，未见其止，但以所睹本书四篇论，其所述者为明清嬗代之枢机，为欧亚接触之端绪，为迹至棼而不易理，为几至微而不易析，读斯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矣。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顾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
《地名韵语》序
地志之书，滥觞盖古。《周官·职方》，《汉书·地理》，纪载自昔，源流斯衍，类简而勿漏，详而易举。尔后著录日夥，搜集愈博，风土之记，汗及万牛；郡县之志，溢于五车。斯有资于肆索，顾不适于记诵。庆笙先生愍其若兹，刺取地名，系以韵语，爱自帝京，讫于黔滇，撮彼行省，都为一帙。韩君云台，续有补纂，根本旧区，辟置新土，以及都会所在，道里远近，罔不条分缕析，丝连绳贯，斯可谓行地之捷蹊，童拾之遐轨。昔荷池椠本，有道里经纬之表，申耆著述，有地理韵编之释，久已胫走宇内，服膺艺林。斯编之作，未或让之。若因是以求夫沿革之迹，险要之区，人民风俗之大，耆旧物产之碎，纲举目张，星罗棋布，必有事半于曩而功倍于昔者。然则是书又岂徒供蒙求之用，获咫闻之益也乎？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旧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荦荦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顾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钩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极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傥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义乌吴氏家谱》序
谱牒之学，起于周汉，而极盛于南北朝。夫南北朝所以独尊谱牒者何耶？自永嘉之乱，河洛沦为■腥，胡羯鲜卑氐羌诸裔，交错于中国，其后乃至如元魏之九十六族，咸减字译音以冒汉姓。于是神明遗胄，如范阳之卢、博陵之崔等，不能不各溯其祖之所自出，以自翘异，以示其子孙。故北朝谱牒之重，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大江以南，虽自汉以来，次第置郡国；然土著之民，半属夷越，晋元渡江，中原衣冠阀阅，相从南徙，王谢郗庾之伦，惧播迁之后，数典忘祖。于是系固有之郡望，著其世次，使永不忘其所自来，此南朝谱牒之重，又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或者曰：门阀之见，增憍慢，奖褊心，非所以善群。斯固然也。虽然，人性固恒恃其所观感激劝，而日以向上，为人子孙者，食旧德，诵先芬，知吾祖若宗所以立身砥行，效忠于国而光大其家者为何如，则往往悚惕鼓舞，求所以自建树，不坠其绪。《诗》不云乎，“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又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人人如是，则不肖者惧，而善者劝矣。若是乎谱牒之可以翊助世教，如此其重也。《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诸谱，今无一存矣。然而故家名族，相传家乘，未经陈农之采，未入刘向之校，而体例谨严，纪载详备者，尚往往而有，谈国故者宝焉。延陵吴氏之谱，据于志宁序，谓创修者，实为东汉灈阳侯如胜。其信否虽不敢知，然以《隋志》所载，褚氏、江氏、庾氏、裴氏、虞氏、曹氏、明氏之家传家记世录等，其撰人多出魏晋之际。然则吴谱传自汉末，其事盖非不可能。又据明弘治桂钺之序，则覙述旧谱自灈阳侯以下世次，一无所紊，其佚名者则阙其名而但著其代，其支派之迁徙，皆朗然如列眉，非代有所受之，而能如是耶？吴氏自泰伯以来，以北人而首殖民于南服，姬宗受封命氏者数十，及周之衰，则零落殆尽，而吴乃绵历数千岁，至今为名宗。大江以南，血统之纯，世泽之远，未有能与吴氏抗颜行者。义乌之吴，吴氏支派之一耳。然其谱，自明洪武、弘治、万历，清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绪，未有经五十年不修者。其第十三修之本，成于光绪十年，距今亦仅四十一年耳。其族之长老，又复有十四修之举，其敬宗收族，继继绳绳之盛业，抑何其远耶！昔泰伯季札，以礼让仪型天下，实为吾中华民族道德之源泉，国之能与天地久长者恃此。今也承浇末之敝，贵争贱让，谬种流传，神明之胤，其不沦胥以亡者如发。吴氏子孙，其有能阐扬世德，以风天下者耶？此又非独一人一姓之事云尔。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新会梁启超拜撰。
《龙游县志》序
昔章实斋以旷代史才，不获藉手述作国史，乃出其绪余以理方志；方志托体之尊，自章氏始也。章氏论方志善矣！其所撰纂，自《和》、《毫》、《永清》诸州县志，以迄《湖北省志》，皆卓然自成一家言，且所业与年俱进。虽然，尚有未能尽慊人意者：专注重作史别裁，而于史料之搜辑用力较鲜，一也；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异，坐是关于沿革事项率多疏略，二也；其所自创之义例，虽泰半精思独辟，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三也。夫以章氏于斯学为大辂椎轮，势固未能立造极诣，且以羁栖幕府之身，所叙述者非所夙习，凭官力以采资料，既常不获如意，而咻而吠之者复日集其旁，则所就者不能如所期，亦宜然耳。独怪章氏晓音瘏口，弘阐斯学于今既百有余年，后之作者，匪直不闻有所光大损益，并踵其成规深知其意者且不一睹焉。士之识锢而志偷，不能有所负荷也非一日矣。吾友龙游余越园耻之，虽任国立法政大学教授，校课繁忙，犹矻矻述作，以四年之功，成其县志四十二卷。为纪者一，曰通纪，得卷凡一。为考者五，曰地理，曰氏族，曰建置，曰食货，曰艺文，得卷凡六。为表者三，曰都图，曰职官，曰选举，得卷凡八。为传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四。为略者三，曰宦绩，曰节妇，曰烈女，得卷凡二有半。为别录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一有半。右二十三卷，是为正志。丛载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是为附志。都四十卷。卷首曰叙例，则自述其治斯学所心得，泐为一家言以诏来许，是为前录。卷末曰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则马班序传之遗恉也，是为后录。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其为文也，选辞尔雅而不诡涩，述事绵密而不枝蔓，陈义廉劲而不噍杀。凡此，善读越园书者，当能自得之，无取吾喋喋也。吾所欲言者，越园此书在方志学中其地位何如。越园之学，得诸章实斋者独多，固也；然以此书与实斋诸志较，其史识与史才突过之者盖不鲜。掌故、文征两部实斋特创，越园因之；然实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题曰《政书》，杂厕书中紊其伦脊，其《湖北志》，则与正志并列为三书，未免跻附庸于宗国。越园别为附志，以隶于正志，主从秩然，其长一也。实斋著书义例，皆散见各篇叙传中，征引驳诘，动辄万言，其为后学开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诚不在禹下。虽然，此乃述学非作史也。故《和》、《亳》诸志之文，可移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诸《湖北》，掎摭者讥其芜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谓实斋为杰出之史学批评家则可，谓所著述遂为良史盖未可。越园述学之恉，具见叙例。其正志，则以胸中绳墨自检束，而不杂置绳墨于壁牖间，以汩其构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洁净精微中，其长二也。实斋以鄙薄考证之故，所作诸志，惟凭固有资料，用自己独创之史裁，加以新组织，其资料有阙漏者，罕予搜补。越园之书，如《氏族考》，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其《清代职官表》，康熙后既无所凭借，乃搜断片于文集笔记诗歌质剂或祠壁井阑中，天吴紫凤缕错织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呕心血铸成，其余他篇类此者尚夥，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实为搜集史料辨证史料之最好模范，其长三也。实斋诸志皆有前志列传，谓所以辨祖述之渊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于旧志之文删削殆尽，间采数十条，则以为驳斥之资而已。夫旧志泰半芜秽，见蔑固宜，然一切拉杂摧烧，则新著又安所据？越园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从，亦不轻僈，旧志舛者订之，可存者采之，一经甄冶，转成璆琳，其长四也。实斋知纪传相经纬之义，且极言宜采其意以用诸方志，乃其所作诸志，除《鄂志》之《皇朝编年纪》已佚外，余则仅有《皇言恩泽》等纪，纯属部分的官样文章，不足为全书纲领条贯，则作纪之志荒矣。越园通纪之作，综一县二千年间大事，若挈裘振领，为考表传略之尺度，俾得所丽，其长五也。实斋知族属谱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专取科第之家，所载繁而不杀，一般民庶。概付阙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计体例亦正相类，盖为《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缚，不克自广。越园之《氏族考》，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义例为千古创体，前无所承。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长六也。旧志艺文，猥芜特甚，实斋以正史艺文经籍志例绳之，厘正其名实，厥议伟矣。其所著关于此门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独于《和州志》见其梗概，其大蔽则在执向歆《录》、《略》之旧，以强驭后世著作之分类，龂龂于校雠义法，而于作者年代，本书内容，反罕措意焉。越园之《艺文考略》，仿朱氏《经义考》例，详录其序例解题，或自作提要，间加考证，令读者得审原书价值，以年代为次，一展卷而可见文学盛衰之大凡，其长七也。实斋之《鄂志·食货考》，今所存者仅一篇，诚不愧为一代杰作，惜全豹未睹焉。若其《永清志》，则此等极重要之民生事项，悉以入政书之户科，与其他官书之陈腐条文相杂，芜累实甚。越园兹考，以户口田赋水利仓储物产及物价为次，什九皆凭实地采访，加以疏证；其必须参考官书格式者，则入诸附志之掌故，以期体裁峻洁，读者不迷，其长八也。实斋之重表也至矣。顾其所作诸志，于地理部分有图有考而无表。越园创立都图表，道里远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与氏族考互证，其长九也。名宦与人物异撰，宜专纪宦绩，实斋言之备矣，然宦绩扬善隐恶，犹沿旧志成见。越园采康对山《武功志》之意，美恶并书，非但以存直道，亦将以儆官邪，俾图治者得所鉴焉，其长十也。越园书既成，使启超为之序，启超为校课所煎迫，日不暇给，仅得略事翻读，殊不足以窥其美富。顾吾常以为实斋以前无方志，故举凡旧志，皆不足与越园书较。以越园书较实斋书，其所进则既若是矣，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也。夫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吾侪诚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则吾群夙昔遗传之质性何若？现在所演进之实况何若？环境所熏习所驱引之方向何若？非纤悉周备，真知灼见，无以施对治焉。舍历史而言治理，其言虽辩无当也。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迹，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曰吾既学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于不知之甚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与夫好行小慧，言不及义之流，既不足责，上焉者稗贩异域学说，不问其与国情相去若何道里，贸然欲见诸施行，或则墨守古训，不恤时俗变迁，以责无实之效，操术虽异，其为游谈则一而已。诚能一县中有如越园者一人，孳孳焉为其县泐一信史，以待国之良史受成焉以为言治理者之资，国其庶有豸也。夫越园之史才，固非可以责望于人人，虽然其书成规具在焉。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但能如越园之勤求与其征实，虽无其才，亦安在不能为其书也。呜呼！其毋使《龙游县志》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也。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启超序于清华学校北院赁庐。
◇诗文叙意──【近人书话】
《曾刚父诗集》序
刚父之诗凡三变。早年近体宗玉谿，古体宗大谢，峻洁遒丽，芳馨悱恻，时作幽咽凄断之声，使读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径宛陵，摩垒后山斫雕为朴，能皱能折能瘦能涩，然而腴思中含，劲气潜注，异乎貌袭江西，以狞态向人者矣。及其晚岁，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入陶柳圣处。生平于诗不苟作，作必备极锤炼，炼辞之功什二三，炼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犹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故为诗数十年，而手自写定者仅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善读刚父诗者，盖可以想其为人。抑得其为人，然后其所以为诗者乃益可见也。刚父与物无竞，而律己最严，自出处大节，乃至一话一言之细，靡不以先民为之法程，从不肯借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于事有所不为也，于其所当为者，及所可为者，则为之不厌，且常精力弥满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不屑不洁，其天性也，顾未尝立崖岸焉以翘异于众，而世俗之秽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择友至严峻，非心所期许者弗与亲也。其所亲者，则挚爱久敬，如其处父母昆弟之间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见。当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贰，历二纪余，综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办。盖在清之季，谙悉食货掌故，能究极其利病症结也，舍刚父无第二人。及清鼎潜移，则于逊位诏书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盖稍一濡滞忽已处于致无可致之地，烛先机以自洁，如彼其明决也。鼎革之际，神奸张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刚父，则百计思所以縻之，刚父不恶而严，巽词自免，而凛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刚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俭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难，故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刚父泊然安之，斥卖其所藏图籍书画陶瓦之属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饱，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呜呼！刚父之所蕴蓄以发而为诗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读刚父之诗矣。刚父长余六岁，其举乡试，于余为同年，余计偕京师，日与刚父游，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馆共住，每瀹茗谭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谓此乐非褦襶子所能晓也。甲午丧师后，各忧伤憔悴，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既而余南归，刚父送以诗，曰：“前路残春亦可惜，柳条藤蔓有啼莺。”又曰：“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念乱伤离，恻然若不能为怀也。余亡命十余年而归，归后屡值世难，不数数相见。刚父虽谢客，顾以余为未汩于世俗也，视之日益亲。去岁六月刚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则出一卷相属，曰手所写诗，子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疗于海滨，将以归后卒读而有所论列。归则刚父病已深，不复能相谭笑矣。刚父既没，余与叶玉虎暨二三故旧襄治其丧。玉虎曰，此一卷者，刚父精神寓焉，且手泽也，宜景印以传后，子宜为序。乃序如右。刚父讳习经，亦号蛰庵居士，潮之揭阳人，光绪己丑举人，庚寅进士，起家户部主事，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时年六十。其卒后一年，岁在丁卯三月之望，新会梁启超序。
《秋蟪吟馆诗钞》序
昔元遗山有“诗到苏黄尽”之叹。诗果无尽乎？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唐而宋，涂径则既尽开，国土则既尽辟，生千岁后而欲自树壁垒于古人范围以外，譬犹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国族，夫安可得。诗果有尽乎？人类之识想若有限域，则其所发宜有限域，世法之对境若一成不变，则其所受宜一成不变。而不然者，则文章千古，其运无涯，谓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艺术新器可以无作，宁有是处？大抵文学之事，必经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然后所积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间。而所谓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绝特，其性情之笃挚，其学力之深博。斯无论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异于群众，甚且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气，百无所寄泄，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经历，心所接构，复有无量之异象以为之资。以此为诗，而诗乃千古矣。唐之李杜，宋之苏黄，欧西之莎士比亚、戛狄尔，皆其人也。余尝怪前清一代，历康雍乾嘉百余岁之承平，蕴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难，波诡云谲，一治一乱，皆极有史之大观，宜于其间有文学界之健者，异军特起，以与一时之事功相辉映。然求诸当时之作者，未敢或许也。及读金亚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无涯畔。吾于诗所学至浅，岂敢妄有所论列。吾惟觉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寥寂也已。集初为排印本，余校读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选。既复从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写稿帙，增如干首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传。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谓其诗他日必有知者。夫启超则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万丈光焰，韩公犹有群儿多毁之叹，岂文章真价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乙卯十月新会梁启超。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一
晚清两大家诗是什么？一部是元和金亚匏先生的《秋蟪吟馆诗》，一部是嘉应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我认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我认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这《诗钞》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两部集里头最好的诗——最能代表两先生精神，而且可以为解放模范的，钞将下来。所钞约各占原书三分一的光景。
我为什么忽然编起这部书来呢？我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即使没有人提倡他，他也不会灭绝，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来，因为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文化越高，这种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比方男女情爱，禁是禁不来的。本质原来又是极好的，但若不向高尚处提，结果可以流于丑秽。还有一义，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就社会全体论，各个各个时代趣味不同，就一个人而论，趣味亦刻刻变化，任凭怎么好的食品，若是顿顿照样吃，自然讨厌，若是将剩下来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没有了。我因为文学上高尚和更新两种目的，所以要编这部书。
我又想，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当限于本国，何况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好像万流齐奔，万花齐茁，我们侥幸生在今日，正应该多预备“敬领谢”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就这点看来，研究外国文学，实在是比研究本国的趣味更大益处更多。但却有一层要计算到，怎么叫做输入外国文学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要想完成这两种职务，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所以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我因为在新旧文学过渡期内，想法教我们把向来公用的工具，操练纯熟，而且得有新式运用的方法，来改良我们的技术，所以要编这部书。
二
我要讲这两部诗的价值，请先将我向来对于诗学的意见，略略说明。
诗不过文学之一种，然确占极重要之位置，在中国尤甚。欧洲的诗，往往有很长的，一位大诗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动辄数万言，我们中国却没有。有人说是中国诗家才力薄的证据，其实不然。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据此说来，我们古今所有的诗，短的短到十几个字，长的长到十几万字，也和欧人的诗没什差别，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诗”字成了个专名，和别的有韵之文相对待，把诗的范围弄窄了，后来做诗的人在这个专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们提倡诗学，第一件是要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那么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缚。为什么呢？凡讲格律的，诗有诗的格律，赋有赋的格律，词有词的格律；专就诗论，古体有古体的格律，近体有近体的格律，这都是从后起的专名产生出来。我们既知道赋呀词呀……呀都是诗，要作好诗，须把这些的精神都熔纳在里头，这还有什么格律好讲呢？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眇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才算是真诗。这是我对于诗的头一种见解。
格律是可以不讲的，修辞和音节却要十分注意，因为诗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美的技术。若不从这两点着眼，便是把技术的作用，全然抹杀，虽有好意境，也不能发挥出价值来。所谓修辞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卖弄浮词艳藻，这等不过不会作诗的人，借来文饰他的浅薄处。试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从字顺，谢去雕凿，何尝有许多深文谜语来？虽然选字运句，一巧一拙，而文章价值，相去天渊。白香山诗，不是说“老妪能解”吗？天下古今的老妪，个个能解，天下古今的诗人，却没有几个能做，说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处吗？其实并不见得。只是字句之间，说不出来的精严调协，令人读起来，自然得一种愉快的感受。古来大家名作，无不如是，这就是修辞的作用。所谓音节者，亦并非讲究“声病”，这种浮响，实在无足重轻，但“诗”之为物，本来是与“乐”相为体用，所以《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的好诗，没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诵”之赋，所以势力不能和诗争衡，就争这一点。后来乐有乐的发达，诗有诗的发达，诗乐不能合一，所以乐府咧，词咧，曲咧，层层继起，无非顺应人类好乐的天性。今日我们做诗，虽不必说一定要能够入乐，但最少也要抑扬抗坠，上口琅然。近来欧人，倡一种“无韵诗”，中国人也有学他的。旧诗里头，我只在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见过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长，半有韵，半无韵。继庄说他是天地间奇文，我笨得很，却始终不能领会出他的好处。但我总以为音节是诗的第一要素。诗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赖乎此。修辞和音节，就是技术方面两根大柱，想作名诗，是要实质方面和技术方面都下工夫。实质方面是什么，自然是意境和资料。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二种见解。
因这种见解，我要顺带着评一评白话诗问题。我并不反对白话诗，我当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做的《诗话》，因为批评招子庸《粤讴》，也曾很说白话诗应该提倡。其实白话诗在中国并不算什么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后，邵尧夫《击壤集》全部皆是，《王荆公集》中也不少。这还是狭义的诗，若连广义的诗算起来，那么周清真、柳屯田的词，什有九是全首白话。
元明人曲本，虽然文白参半，还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记》，佳处都是白话。在我们文学史上，白话诗的成绩，不是已经粲然可观吗？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这是大众承认，不必申说了。就技术方面论，却很要费一番比较研究，我不敢说白话诗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第一，凡文以词约义丰为美妙，总算得一个原则。拿白话和文言比较，无论在文在诗，白话总比文言冗长三分之一。因为名词动词，文言只用一个字的，白话非用两个字不能成话，其他转词助词等，白话也格外用得多。试举一个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译出白话来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我这两句还算译得对吗？不过原文十字变成十七字了。所以讲到修洁两个字，白话实在比文言加倍困难。第二，美文贵含蓄，这原则也该大家公认。所谓含蓄者，自然非廋词谜语之谓，乃是言中有意，一种匣剑帷灯之妙，耐人寻味。这种技术，精于白话的人，固然也会用，但比文言总较困难。试拿宋代几位大家的词一看，同是一人，同写一样情节，白话的总比文言的浅露寡味，可见白话本身，实容易陷入一览无余的毛病。（“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说一定）更举一个切例，本书中黄公度的《今别离》四首，大众都认他是很有价值的创作，试把他翻成白话，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话，不惟冗长了许多，而且一定索然无味。白话诗含蓄之难，可以类推。第三，字不够用，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桩事。因为我们向来语文分离，士大夫不注意到说话的进化，“话”的方面，却是绝无学问的多数人，占了势力，凡传达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所以有许多字，文言里虽甚通行，白话里却成僵弃。我们若用纯白话体做说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词不够。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义浅薄，而且不正确。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词动词不够的苦痛。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生晚烟”，李太白的“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这种绝妙的形容词，我们话里头就没有方法找得出来。杜工部的“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深省”两个字，白话要用几个字呢，字多也罢了，意味却还是不对。这不过随手举一两个例，若细按下去，其实触目皆是。所以我觉得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从修辞的技术上比较研究。第四，还有音节上的技术。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刻意去做，哪里有做不到的事？现在要研究的，还是难易问题。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端很是不错，但我觉得他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两宋的大词家，大半都懂音乐，他们所创的调，都是拿乐器按拍出来，我们依着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韵味双美，我们自创新音，何尝不能？可惜我们不懂音乐，只成个“有志未逮”，而纯白话体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我常说，“做白话文有个秘诀”，是“的么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则省，同一个原理。现在报章上一般的白话文，若叫我点窜，最少也把他的“的么了哩”删去一半。我们看《镜花缘》上君子国的人掉书包，满嘴“之乎者也”，谁不觉得头巾俗气，可厌可笑。如今做白话文的人，却是“新之乎者也”不离口，还不是一种变相的头巾气？做文尚且不可，何况拿来入诗？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说，是专就技术上研究白话诗难工易工的问题，并不是说白话诗没有价值。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现在有人努力去探辟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但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励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虑及。其实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就是在律诗里头，“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情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那最高超雄浑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还是算白话？若说是定要满纸“的么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两句改作“有一位老头子爬墙头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门口张望张望”，才算白话，老实说，我就不敢承教。若说我刚才所举出的那几联都算得白话，那么白话、文言，毕竟还有什么根本差别呢？老实讲一句，我们的白话、文言，本来就没有根本差别，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话变为“的”；文言的“矣”，白话变为“了”；文言的“乎”、“哉”，白话变为“么”、“吗”；文言单用“因”字“为”字，白话总要“因为”两字连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话专用“所以”。“的”“了”“么”“吗”，固然是人人共晓，“之”“者”“矣”“乎”“哉”，何尝不也是人人共晓？《论语》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后人作文，若说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说“斯”字必不许用，又安有此理？“能饮一杯无”，古文应作，“能饮一杯乎”，白话应作“能饮一杯么”，其实“乎”“无”“么”三字原只是一字，不过口意微变，演成三体，用“乎”用“无”用“么”，尽听人绝对的自由选择，读者一样的尽人能解。近来有人将文言比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话体比欧洲近世各国之创造国语文学，这话实在是夸张太甚，违反真相。希腊拉丁语和现在的英法德语，语法截然不同，字体亦异，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国人治佛学的，若使必要诵习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写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国通行文字写他不可。中国文言白话的差别，只能拿现在英国通俗文，和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绝不能拿现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腊、拉丁文的差别做个比方。现代英国人，排斥希腊、拉丁，是应该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亚集》，不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因为现代英文和《莎士比亚集》并没有根本不同，绝不能完全脱离了他，创成独立的一文体。我中国白话之与文言，正是此类。何况文字不过一种工具，他最要紧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就第二点论，读“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过的算永远完了”这两句话能够了解的人，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两句话，亦自会了解。质言之，读《水浒传》、《红楼梦》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读《论语》、《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论语》、《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红楼》亦哪里读得下去——这专就普通字句论。若书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种书各各都有难解处。又字句中仍有须特别注释的，四种书都有，——就第一点论，却是文言白话，各有各的特长。例如描写社会实状，委曲详尽，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传神之笔，白话最擅长，条约法律等条文，非文言不能简明正确；普通说理叙事之文，两者皆可，全视作者运用娴熟与否为工拙。我这段话自问总算极为持平，所以我觉得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一两年来，大家提倡白话，我是极高兴。高兴什么？因为文学界得一种解放。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标榜白话文的格律义法，还不是“桐城派第二”？这总由脱不了二千年来所谓“表章什么，罢黜什么”的劣根性，我们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张，是应采绝对自由主义，除了用艰僻古字，填砌陈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笔肤语，应该排斥外，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这是我对于文学上一般的意见。
专就讨论，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掳性灵，也是该相对的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至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诗派。我对于白话诗的意见大略如此。
因为研究诗的技术方面，涉及目前一个切要问题，话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转向实质方面。我们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我的朋友蒋百里曾有一段话，说道：“中国的哲学，北派占优势，可是文学的势力，实在是南派较强。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怀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个厌世观，打动了多少人心，所以贾长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种模范。到后来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对于人生实在生活，成一种悲观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学’是死对头一般。”（《改造》第一号《谈外国文学之先决条件》）这段话真是透辟。我少年时亦曾有两句诗，说道：“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饮冰室诗稿》）我想，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根本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第二件，前人都说，诗到唐朝极盛，我说，诗到唐朝始衰。为什么呢？因为唐以诗取士，风气所趋，不管什么人都学诌几句，把诗的品格弄低了。原来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做成些优美创新的作品，供多数人赏玩。那多数人只要去赏玩他，涵养自己的高尚性灵便够了，不必人人都作，这才是社会上人才经济主义。如今却好了，科举既废，社会对于旧派的词章家，带一种轻薄态度。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了。加以现代种种新思潮输入，人生观生大变化，往后做文学的人，一定不是从前那种消极理想。所以我觉得，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渊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阳一派。其二，是专描写社会实状，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从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至于社会一般人，虽不必个个都做诗，但诗的趣味，最要涵养。如此，然后在这实社会上生活，不至干燥无味，也不至专为下等娱乐所夺，致品格流于卑下。这是我对于诗的第三种见解。
金、黄两先生的诗，能够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诗相合吗？还不能，但总算有几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两先生所遭值的环境和他个人历史，简单叙述，再对于他的诗略下批评。（下略）
《丽韩十家文钞》序
韩之遗民金泽荣，最录其国先达之文之雅正者，命曰《丽韩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王氏复益以金氏所作为十家，家写一篇，而介张季直先生以请序于余。余常以为凡论诗文，非读全集，不能有所评骘。仅此十篇者，不足以见十家造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见彼都文运升降之迹益明矣。然吾读此而叹彼都固尝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蕴蓄所宗尚所诒播，盖可见也。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有国也。反是，则虽微社稷宗庙正朔服色，岂害为有国。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今岁欧洲大战，有胎祸之一国曰塞尔维亚者，世所共闻也。此国之亡，尝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复旧物，渐得列于附庸。今乃攘臂与世界一大名国战，而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彼独非世之鲜民也哉，而至竟若是。吾尝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学也至深厚，因文学而忆记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续之，不复其初焉而不止也。岂惟塞尔维亚，希腊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间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鲜，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钞辑，于是乎非无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