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过着这种文学生活，终于发展到想写书，这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如果被抓去当兵，我就不能期望活着回来，于是我想留下二十年的短暂生涯的纪念这种念头就日益强烈起来。

听起来这似乎十分悲壮，不过应该说，当时的学生中间是充满了轻松愉快、虚无主义的氛围的。十九岁的我自认为不仅纯情，而且有文学的野心，这也是时局的造化。现在回过头来读《鲜花盛开的森林》初版的序文时，感到讨厌的是，虽说书中写的不全都是自己，但在这几分之几的自己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小小的机会主义的影子。

处女短篇集《鲜花盛开的森林》，于一九四四年的晚秋由七丈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大概是七丈书院被筑摩书房吞并前的最后一次出版吧。出这样一个无名作家的短篇集，全靠《文艺文化》杂志同仁诸君的美言，以及直接仰仗了富士正晴的尽力。

富士正晴至今仍然是不断输送新人问世的名人。这是他无偿的劳动，对这样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我，竟突然迅速给我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机会，后来我与他也没有任何交往，他的这番厚意在我心中永远留下了明朗愉快的不可思议的记忆。

后来回想起来，战争期间的富士正晴已经看到了某种战后精神的萌芽，这个小个子青年，不知什么原因和几家小出版社很有交情，他带着我急急忙忙地、事务性地走在战争末期东京的马路上。他与林富士马不同，不太搞文学论，他说话快，带大阪口音，常惹人开他的玩笑，后来他在《海盗号》杂志上扬名，做出了成绩。他那无止境地开玩笑的精神很饱满，开的玩笑也很生动，他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但他不明示其活力的方向。他闪烁着所向无敌的目光，但却不忘自我韬晦。我感到在富士正晴心中，早已架起一座战争期间的日本浪漫派与充满活力的关西式的战后精神之间的一座自然的桥梁。

像《鲜花盛开的森林》这样一本不急又无用的小说集，怎么竟能在空袭早已开始的东京出版了呢？要出书就得确保纸张分配到手，我记得我在申请书上罗列了许多诸如“为了捍卫吾国的文学传统”等之类的字句，总之同意配给纸张的许可证批下来了。七丈书院使用了黄色的上好的纸张（很像是棉纸），德川义恭描摹光琳的彩色版印刷的美丽的封面装帧。也许是破罐破摔的出版，不过它还是把《鲜花盛开的森林》给出版了。那是一个没有其他书籍的时代，所以一周之内四千册书便销售一空，因此我感到随时死也无憾了。

那个时代，文坛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反响，不过在很久以后，当我看到在战争末期有相当多的人买那本书并谈读后感时，我才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这种书是多么的异常。

那时我正上大学，是处在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书的状态。

这一时期，岂止我一人的生死难卜，就连日本明日的命运如何也难以推测，自己一个人的末日观，同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末日观，可以说是罕见地完全一致了。我没有滑过雪，但是急速滑降的不可思议的快感，大概同那种感觉相似吧。

少年期与青年期交界的自我陶醉，就是为了自己什么都可以利用。连世界的灭亡也可以利用，镜面越大越好。战争前后，我对自己做着种种的梦想，诸如自己是薄命的天才、日本美的传统的最后一个年轻人、颓废派中的颓废派、颓唐期的最后的皇帝、还有美的特攻队……这种疯狂般的想法愈发高涨，我终于把自己与室町时代的足利义尚将军同一化，我开始写随时会因接到入伍通知令而被中断的“最后的”小说《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