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了当时的笔记本，《序曲》的座谈会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举行的。那天芦田内阁因“昭电大贪污案”而全体辞职，有关号外的铃声响彻了晚街。自从有了电视，我们就失去了为号外的铃声所震惊的习惯。街上偶尔听到的铃声，肯定是做假新闻的号外。

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厌烦，但为了回顾自己写第一部小说《假面自白》当时的文学心境，我还是想抖抖自己的身边琐事，因为我认为这部小说和数年后我的第一次世界之旅，基本上结束了我所经历的时代。当然，若按吉右卫门式的谦虚则是“是的，演员是毕生的修炼”，那么现今三十八岁的我无疑也正经历着时代吧。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下决心辞去大藏省的工作，九月二日提出辞呈，九月二十二日得到批准辞职。

但另一方面，我开始了与现在文士类似的生活方式。我接到辞职批准书后，立即向大家告辞，随后就去讲演和参加座谈会。当晚也与现在一样，彻夜不眠地伏案写小说，就这样过了一天。尽管如此，心中仍惴惴不安，辞去了官场工作，生活能维持下去吗？我极其合理地想：“至少现在不成问题。”“五六年后则不知道了。”“但是，为了使五六年后不成问题，现在就必须倾注全力去从事最基本的工作。”我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思维使自己安下心来的。为此，我想必须搞体育活动把体格练得结结实实的。一进入十月，我就加入昔日的主马寮的豪华骑马俱乐部。恰恰也是这个时候，我接受了河出书房的长篇小说约稿，对我来说，这次约稿确实是适时的，是见台阶就下的要求。

这样写，好像我是积极的合理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我终于成了一个职业文人。这种紧张的同时，我感到好像存在着一种精神和肉体衰灭的危机。

这时候，我的文学青年朋友一同遭到了死和病的袭击，接连地出现了几个自杀的、发疯的以及病死的，不只是几个人陷入了急速的贫困。我短暂的文学青春，逐渐以可怕的速度褪色了。同时，那又是开始审判战犯的时代。政界贪污案层出不穷，去检察厅参观时还看到芦田的女婿被捕的情景，也听到许多有关美占领军腐败的事，进驻军的某高官一到办公室，打开最上层的抽屉，莞尔一笑，就是要求贿赂以万计的单位；打开第二层抽屉，一笑，就是以十万计单位；打开第三层，就是以百万计单位。这种传闻流传很广。当时社会上也是异样的末世。这个时代，昔日的大财阀之一说，明天有客人来，就赶紧去借钱，自己就顺道亲自买肉回家了。

在这种状态下，我悄悄地继续写讽刺诗，如“管它下一次原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都无所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地球的形状会不会因此而变得美丽/哪怕是美丽一丁点儿”。

不管怎么说，我有必要加紧用自己的头脑，来彻底分析这种早晚会自暴自弃的、虚无主义的、唯美主义的根据。

我拼命地写短篇小说。其实，我感到即使活着也是无可奈何，被一种极端的无力感所支配。深深的忧郁和美好的高扬感不安定地交替而至。一日之间，我成了世界上头等幸福的人，忽而又成了头等不幸的人。我甚至被这种疑问所折磨、苦恼，自己的青春究竟有意义吗？不！究竟自己是真的年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