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二十五岁的我依然拼命地往返于幸福感的山顶和忧郁的深谷之间。此后，一九五一年年底我启程赴外国旅行。我的生活感情处于最激烈的坎坷中，而且我总是遭到孤独的袭击。我妒忌世间平凡的青春，我认为自己是“奇怪啊，一个微笑的二十五岁的老人”，我常常受胃痛的折磨，我想加入捕鲸船去南极，我曾拜托报社的人联系，可是实现的可能性甚微。

从这个时候起，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作品和现实生活把我的热情一分为二，其中间地带——日本的所谓交往——交际，我必须不再为此分心。我之所以能够明确地实现这种想法，乃是因为后来体育运动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潜藏着有趣的反论。因此，人无论如何需要有中间地带，而且需要从这里不断地吸取生活和作品两方面的养分。后来我才明白，作为这个中间地带，理想的东西就是“无目的地运动身体”，也就是运动。

一九五〇年初秋，我到某书店去买书，在书店前的茶馆的高台阶上吃冰激凌。

书店的入口处立着一块布告牌，牌前聚集着一群人，我想大概是有什么新闻捷报吧，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尊寺的木乃伊图片。

于是看起来，出入书店并驻步图片前的人们的脸，突然看起来一张张都像是木乃伊。我对这种丑恶十分恼火，知识人的脸是多么丑陋啊！所谓智慧的人，看起来是多么丑恶啊！

我对希腊的向往，原本是没有错的，多半就在这瞬间，发自受不了的嫌恶。当然这也是自我嫌恶的一种，在我的体内产生了对不调和与夸张的嫌恶，以及对调和无法抑制的欲望，这当然是从自己内心的危机产生出来的东西。

后来我想，大概是我误解了。我的对知性的东西的嫌恶，其实就是对我内心的妖魔般巨大的感受性的嫌恶。不然，我就不能找到我逐渐变成古典主义者的途径。

安慰这个时候的我的，就是旅行。我经常去大岛，去北海道旅行。我感到风景有一种官能性的魅力。至今我在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可以说是同别的作家在小说中的爱情场面具有同等重要分量的。

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我的工作情况来看，例如疯狂般热衷于写完《爱的饥渴》，接着又写《魔神礼拜》等鬼使神差似的失败作，还写了大概是文体混乱的《青色时代》，取材和结构都很粗糙的光俱乐部社长的故事小说化。一九五一年又无益地写了过分令人讨厌的《禁色》。这期间，还写了好几篇奇特的短篇。

别人看来，也许是丰富的创作。其实是脱离了扎实的步子，乱了阵脚。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状况。一般地说，我并不是“兴之所至即成书”这种类型的作家。我总是闹出大动静，看起来很高调，但我大体上是银行家型的小说家。这时候的银行总是附带上一个辉煌的橱窗，大概可以想象这样的姿影吧。

提起银行家，我记得托玛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魔山》。]这样说过：“小说家必须有银行家那样的风采。”从这时候起，它就逐渐成为我理想的文学。那种德国式的黏糊糊、不必要的精心，同我的资质相距甚远。但当时最能抓住我的，是曼的文学戏剧性的二元性，德国文学特有的悲剧性，以及它那顶级的艺术资质与通俗性的巧妙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