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诚非常憧憬浮士德。生性缺乏文学细胞的诚对于浮士德的解释简单明了:经历过一切世间之事,极尽人之所能的热情化身。这一枯燥乏味的解释,是关于浮士德理论上的理解,而理论的特征,则需要以时间为供品。
不需花费时间,是理论的优点也是缺点。花一两个小时对历史诸问题进行辩论与分析,随手就能得出一个荒诞无稽却道貌岸然的解决方式。理论的仇敌是时间。为了葬送仇敌,理论常向着未来。而未来的切实性却依赖于时间的切实性。这一点正是理论所难以容忍的。因此便做出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未来的结论。
诚从浮士德中剔除了时间概念,对浮士德所追究的世界仅停留在空间概念之上。诚的理论即诚所谓的合理主义表现在对时间的恐惧,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想俘获时间。诚因此而焦虑不堪。
从一高时代起——更准确地说,也许早在他幼年时期就已萌芽——养成的习性与金融业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诚的命运。利息是被时间期限俘获的产物,诚的生活同样是时间的俘虏。
诚的日记,由于执拗的反省癖,时间被精心细致地分化。与其说是日记不如叫作“时记”。也许因此,诚将自己的日记称作“时钟日记”。
关于睡眠时间,诚并不记作六个半小时,而是以分为单位的三百九十分钟。他将一天详细分类并标注不同的符号。文艺是〇,企业是△,“女性关系”(诚的用语)为□。以上各项更细致地分为五种。文艺,不言而喻是加号。企业和女性关系有加号也有减号。这里的“加减”并不意味着损益,而是依据实践道德目标的完成度来决定。诚的目标是所有项目都能成为加号。反省癖一旦面向未来,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道德混乱。在逸子的问题中已看出端倪:在探求真理或其准备过程中,奸污女人,并非不道德的事。然而这种判断大多是反省臆造的无理狡辩之词;而事后的狡辩往往成为下一个行动的事先辩白。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有悖于“数量刑法学”的宗旨。反省癖的弊端是令反省者贫瘠困乏,养成将曾经的恶行与将来也许会犯的错误混为一体的理论性的恶习。人在不知不觉间,或在清醒认知的情况下,也许会犯各种错误。然而在经验之中,完全同一的恶性并不存在。
不久,“太阳商社”的盛况已不再借助托儿。演剧研究会的演员们摇身一变成了公司职员。一个月后来取利息的那位老人,看到办公桌前坐的几位一脸不解的神色。约定的利息一分不少到手之后,老人又将契约延长了半年。诚接二连三动用本金,准确无误地支付红利、在一流报纸上刊登广告、电话、自行车、人员开支(演员诸君也开始要求发薪水)、接待室的整套家具﹑沙发……这些费用原本应当从贷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中支出。然而,相对于实质性的信用,诚更相信掩人耳目的手段——宣传的重要性。相信真理,而对真理之外的一切持怀疑态度。诚的这一信念,现在反过来用在了他人身上。换句话说,一切是那些利息按期到手便以为高枕无忧的人们自身的错误。不起疑心的人理当满足于伪装的信用。宣传的效果往往比内容实质更容易为人所信。现代社会,正如纸币已不可兑换,纯金﹑天然珍珠﹑名画真迹﹑牢固结实的家具﹑良心﹑手工纯棉织品、缝制的鞋子……反而会被人投以怀疑的目光。
耀子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开诚,工作一结束便和两位同伴匆匆离开事务所,不给诚邀请她出去的机会。诚最初怀疑她是否与两位同伴有什么关系,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
一天,工作中的诚写了一张小纸条:
“今晚六点半日比谷电影院门前见面。答复请写在纸片背面,并夹在文件中返还。”
写好之后递给了耀子。耀子读完,面无表情地用铅笔重重写了“yes”当即交还给诚。过程简单得让诚疑心耀子在捉弄自己。直到下班,诚的目光一直都在回避耀子。
季节已近十一月末,街边的树梢笼罩在冬日的暮色中。熙攘的人群在穿梭,空气里飘散着刚从衣橱取出的大衣外套淡淡的樟脑味。女人们的银狐或仿银狐的皮领子上也散发着同样的气味。行人的脸上,有一种最终认同并接受了这季节的安静祥和。这种表情仅限于十一月,带有几分哲学家的韵味,如同身边温暖的火炉,人们感觉到抽象思维变得如此与自己接近。在厚重的外套下,肉体像脱离日常生活而毫无责任感的干燥的软木塞一般,灵巧而轻盈。
诚从有乐町步行到日比谷,正如软木塞一般脚步轻盈。从一高到大学,银座、有乐町一带总有一种不属于自己的陌生感。在街上走路能有什么讲究?诚却夸张地认为,如果不够潇洒脱俗,稍不注意连走路姿势也会被看出是乡下人。这种不幸的心理,原是战前落后区域留下来的产物。事实上,都市早已堕落到对地方没有威慑力的地步。然而地方却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对都市的幻想。考究的窗饰﹑精致的咖啡屋﹑电影院﹑舞厅……或许你难以置信,诚在东京生活了六年,至今对这一切仍怀有原始的、莫名的恐惧。
在都市的幻影之中,意外的是诚却是一位庸俗的诗人。此刻的诚穿着新定制的西服和外套,身为“太阳商社”的董事长,自由操纵着四百万的集资及两百万的贷款。同时作为东京大学的学生,毕业成绩将毫无疑问地位列于“银手表组”[成绩优异且人格出众的东京大学毕业生,可在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或其代理)颁发的银质手表,象征至高荣誉]。多么风光!擦肩而过的学生和年轻人简直就是白痴。对容貌不太自信的诚,一想到这些学生们口袋的寒酸、学识的短浅,自卑心顿时一扫而光。没有谁能比自己更有资格昂首阔步地行走在银座的街上。上述的条件不具备的话,诚大概难以克服他的恐惧吧。较之于所冒的危险和付出的努力,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酬劳啊!
沉浸在完美的陶醉中,诚依然念念不忘复习对耀子的作战计划。
“在她追求物质时我要诚心诚意在‘精神上’爱她,而一旦待她在‘精神上’爱上我,到那时候,我要征服她并毅然抛弃她。在我尚未有信心抛弃她之前,无论多么痛苦也绝不碰她一指头!”
诚将这机械式的观念保持三年而不变,不能不说是一种天分。然而与其说是偏执,毋宁说是诚喜欢禁欲式的将自己紧紧束缚的观念更为恰当。即使二者并无不同,然而比起不得已而为之,诚更喜欢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诚一直深爱着耀子。
远远看见耀子手中提着装乐谱的红皮包,在电影院门口等自己。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六点半,向来恪守时间的诚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也就是说,耀子竟然比自己先到了。那个冷淡的女人居然能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是太疏忽大意了吧。抑或有什么预谋?
对耀子来说,比约定的时间早到或晚到,不过是交通的不可预见性与自己的随意而已。这位恬淡而诚实的大小姐还未学会一次撒一个以上的谎。当她撒谎时,只能专注于一个谎言。
“川崎君真是个怪人,”耀子心想,“他爱我的事我早已习以为常,要是他不改变态度说出讨厌我之类的话,还真不够刺激呢。”
诚飞速跑了过来,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适才神气十足地昂首阔步之后,这一礼像最后的一笔漂亮的花押,倒让耀子不好意思起来。
“非常抱歉!我来晚了。”
“别这样。董事长低头道歉可让人承受不起!”
“别讽刺了,咱们进去吧。”
诚拥着耀子的背走进电影院,前一场影片大约还有二十分钟才能结束。两人坐在二楼走廊的椅子上等待。耀子见诚想说什么,将手指放在膝盖上的乐谱包沿上,当作琴键盘不经意地弹着,边问:“有什么话,说呀。”
“就是……”诚支支吾吾,用稍带抒情的语调说道,“我一直想问你,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问。你从演剧研究会到太阳商社来究竟为什么?是你主动要来的么?”
耀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了诚的问题。她的直白丝毫没有令人反感的地方,诚甚至觉得她的话透着说不出的优雅从容。
“没别的意思啊,觉得好玩儿就来了。你不是我的朋友嘛,是想帮你的忙啊。”
“你跟别人怎么介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介于陌生人与朋友正中间。”
“真服了你!我再问你一件事。自从你进了太阳商社,为什么对我特别冷淡?”诚是在试探耀子,担心和逸子之间的事,耀子觉察到什么。
“哎呀,我对谁都一样冷淡。对你也并没有特别啊。”
诚听到耀子单纯的否定反而很吃惊。生平最恨与别人相提并论的诚有意想引起耀子的不安,也不管是否会对自己不利,接着又问:
“你觉得田山逸子怎么样?”
“没什么特别的,人挺好的。”
耀子毫不怀疑的态度让诚有点怏怏不乐。
两人聊起电影和小说。耀子的博学很让诚吃惊。耀子似乎将世界上的小说全都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所幸只记住了书名,这才幸免中了小说之毒。幸亏有这些读者,小说才作为经典而借以留传下来。对自己炫耀学问浑然不觉的诚,在这些泰西[泰西,旧指西洋]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旁边,罗列了无数哲学家﹑法律学家及经济学家。正在上演美国音乐剧的电影院走廊,似乎顿时弥漫着图书馆森严的气氛。门突然打开。观众蜂拥而出,读书目录般的对话才告以结束。
电影开演之后,诚的目光不时投向坐在身旁的耀子。耀子的眼眸在银幕的反射下蒙上一层深紫色的变幻莫测的光泽。随着电影中肖邦的钢琴曲,纤小美丽的手不时在红色的乐谱包上弹奏着。诚想象自己在每一根手指的小酒窝上亲吻的情形,意识到自己是给身旁的少女发薪水的身份,幸福得几乎发狂。
电影是彩色的。剧中如运动选手般体格强健的肖邦,在白色的钢琴键盘上吐出乌梅醋色的血,不过是一场令人乏味的闹剧。然而诚不但满意,而且被深深感动了。看完电影,顺路去了咖啡店。为了不让女人小瞧自己,诚对影片作了一番酷评。这是诚在都市学会的陋习之一。
“你说的五十万的事儿,还记得吧?”
诚等耀子将小嘴儿张得又圆又大吃完了奶油蛋糕时说。耀子用手绢裹在手指上,像变戏法似的将沾在唇边的奶油擦干净,以惯常的不假思索的态度笑着答道:
“你问我的想法?还是那样呀,还是想要钱。你要是赚足了五十万就结婚。毕竟,你现在还是借款更多吧。”
“好吧,你等着瞧。过不了两三个月就能跟你结婚了。可是,你要钱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
“要存起来?”
“要问究竟怎么花,你给我一千元,现在我就试给你看。”
“就一千?”
诚数了十张百元的纸币不解地递给了耀子。两人出了咖啡店,沿高架桥下的护城河畔向新桥方向走去。诚喜欢这条阴暗的道路,令诚忆起家乡的河畔。河面非常昏暗,唯有高架桥一侧的灯影斑斑驳驳地落在河面上。偶尔,省线[日本国营铁路的旧称。此处的“省”为政府机关单位,如“铁道省”]的通勤电车打破周围的夜色呼啸而过。夜风吹拂之下护城河的表情略微起了变化,车窗明亮的灯火映在河面上,拉出一条光的带子。
诚猜测耀子与自己在河畔散步的用意,对耀子一千元钱的用途所抱的好奇心,忽而有种谜底揭晓的感觉。为了不让情绪低落,同时也为了给自己打气,诚将手搭在耀子的肩上,耀子没有拒绝。
这时,石板路上传来牛车碾过的咯吱声。车夫赶着黑牛拉的空车走了过来。许是结束了一天的劳役赶着疲惫的牛回家吧。车夫吧嗒着烟锅袋,不知将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只不紧不慢地走着。牛像夜一般黑,腹部的皮沉沉的,帷幕一样耷拉着,每走一步便随着步子摇晃。
耀子让过了牛车。挂在车尾的饲料桶没精打采地晃荡着,撞在车身上发出钝响。饲料桶很深,里面的草料早已空空如也。耀子将手伸进大衣口袋,飞快地掏出一千元扔进了饲料桶之后,若无其事地接着往前走。诚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过了木桥往右折便是内幸町。走到木桥的桥头,耀子一脸认真地说:
“要是让警察发现可就糟了!这可怎么办呐?”
耀子的模样令诚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说这话的耀子也跟着笑了。两人像孩子一样,脸颊潮热,眼泪笑得流了出来。
边走边用手背擦着眼泪的耀子说不出地俏皮可爱。到了铁桥下无人的暗处,诚迅速伸出手臂揽过耀子要吻,却被耀子推开,冷冷地盯着诚的脸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些事不觉得无聊吗?”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俩太像了,忍不住想吻你。”
“我哪儿跟你像了?”
“爱宕常说自己是为生活所迫才出来赚钱的。每次听他这么说就特别恼火。我赚钱可不是为了什么目的。”
在那之后,那个晚上平淡无奇。诚将耀子送至新宿车站道别,诚提出送耀子回家,被耀子回绝了。
透过窗户,诚凝视着渐渐消失在人群中的耀子的背影,不意想起一高时文学狂的友人曾提到过的一首散文诗。诚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的《马尔多罗之歌》中的一节。孤独的男人为寻找“与自己相似的存在”走遍世界。遍寻无果之后,绝望地驶向黑暗的大海。在大海中遇见了洁白如雪的鲨鱼,男人的直感告诉自己这正是他苦苦追寻的存在,最终与鲨鱼举行了惊世骇俗的婚礼。
“如此说来,耀子是我的鲨鱼少女喽。”
诚自言自语道,嘴角的笑意引得周围乘客侧目。诚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电车里。诚有些难为情地环视了一下四周,注意到眼前座位上的客人似乎慌忙地避开了视线。诚仔细打量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
砧板似的正方脸,一张与大脸不相称的小嘴儿,打理得妥妥贴贴的小胡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荻洼财务协会的男人。诚豁达地一笑打了个招呼:“哎,好久不见!”若是别的场合也许诚会更尖刻一些吧。此时的诚正沉浸在无上的幸福中,恨不能拍拍每个人的肩膀,倒完全不后悔自己的宽容态度。中年男人正犹豫着是否该说“你认错人了”之类的话,突然下决心似的站了起来,一手抓住吊环,弯下身子深深鞠了一躬。趁男人站起来的工夫,一位肥硕的绅士熟练地扭着腰一屁股坐在了让开的空座上。
从鞠躬时间的长度和邋遢样子便知是喝醉了酒。男人大声说道:
“我给您赔礼了!不是我的错,求求您饶了我,请您原谅我吧!求求您!都是董事长那家伙干的,不关我的事。我再给您鞠个躬,求您放过我吧。”
男人接着说:“你看看!”掏出脏兮兮的钱包,里面除了三张十元钞票之外一无所有。看着诚吃惊的样子,男人索性将皱巴巴的西装也脱下一半,从肩上到后背打着坐垫大小的难看的补丁,拙劣的针脚像缝的一块破抹布。乘客也不禁失笑起来。
“别笑!我身上可没有虱子。我是个很爱干净的人,隔一天洗一次衣服呢。谁要怀疑我有虱子,我跟他没完!”
诚为了不让逸子对自己起疑心,另外,也因为太阳商社都是年轻人,需要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坐镇,想探探他的口风,因此,当晚将这位醉汉带回了荻洼的住所。当然,还因为听男人在电车里说今晚得找个水泥管子过夜的缘故。
几日后,经过爱宕的同意,这位爱清洁的骗子被任命为“太阳商社”的顾问兼营业部长。他的名字,说出来会令人喷饭:猫山辰熊。多年以后,只要提起川崎诚,猫山便露出一脸敬畏,用谦卑的口吻强调道:“别看他年纪轻轻,却是个胸怀大度的汉子。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