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太阳已升起。由于握笔太久，右手关节僵硬，指头不能合拢。佛教风暴的袭击过后，我感到疲乏和空虚。

俯身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我无心也无力再去看它们。突如其来的灵感冲动，仿佛只是一场梦幻。我不愿看到它被文字俘虏而失真。

今天阴雨绵绵，寂静无声。出门前，左巴给我燃起了火盆。我整日坐在屋里，盘起腿来，伸手烤火，不吃东西，只静听时令的初雨徐徐降落。

我像只在潮湿泥土里蜷成一团的鼹鼠，什么都不想。我听到大地的轻微响动、啮食声、雨声和谷粒膨胀声。我感觉天和地在交配，犹如原始时代一男一女结成配偶，生育儿女。而在我面前，大海呼啸，波涛拍岸，像猛兽正伸出舌头饮水止渴。

我很幸福，我知道。人们往往在福中不知福。只有时过境迁，回顾往事，才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感觉到昔日的幸福。而我，身处这克里特海滨，生活在幸福之中，却也意识到自己的幸福。

湛蓝的大海，烟波浩渺，直达非洲彼岸。被称为“里瓦斯”的炽热南风，不时从遥远的沙漠吹来。早晨，大海散发出西瓜的香气；中午，水面微波起伏，飘满未成熟的葡萄粒；傍晚，则吐出玫瑰、酒红、绛紫、深蓝各种颜色。

抓起一把金黄色细沙，热而柔软的沙粒从指缝间滑落。我的手化作计时的沙漏，生命从那里流逝。目视大海，耳边回响着左巴的声音，我感觉幸福似乎正在冲击我的太阳穴。

记得有一天，正值除夕，我四岁的小侄女阿尔卡和我正在观看玩具橱窗，她转过身子突然对我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大个子叔叔，要是我长出犄角来，那我该多高兴啊！”我吃了一惊。人生是多么奇妙，就像所有的灵魂一样，一旦深入寻根溯源，终将殊途同归！我顿时想起我在远方的博物馆中见到的用乌木雕成的佛陀头像。释迦牟尼经过七年的苦行和苦思，终于超脱而达到极乐境界。他额头左右两边的血管高高隆起，冲出皮肤，变成了像弹簧似的两只茁壮的卷须犄角。

傍晚时分，小雨停了，天空恢复晴朗。我饿了，我为感到饿而高兴，因为这时左巴就要回来，他将把火点着，开始每日的烹调技艺实践。

“这又是个没完没了的事儿。”左巴经常一边把锅放到火上一边说，“不光是该死的女人的事没完没了，还有吃的。”

我第一次感到用餐的乐趣，就是在这海滨。当左巴在两块石头间点上火做饭，我们开始吃饭、喝酒、聊天时，我发现吃也是一种心灵活动，而肉、面包和酒是制造灵魂的原料。

在晚饭之前，经过一天劳累的左巴总是无精打采，懒得说话。然而，正如他所说的，只要给机器加煤，他的身体—— 这部因筋疲力尽而停止转动的机器—— 就会复苏，振作起来，重新开始工作。于是他的眼睛发亮了，记忆力恢复了，脚上长出翅膀，跳起舞来。

“告诉我，你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什么？”有一次他这么问我，“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人。有的人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劳动和快活，有的人把它转化成肥肉和粪便，还有的人把它变成我听说的上帝。就有这么三种人。我呢，不好又不坏，在两者之间。我把吃下去的东西转变成劳动和快活。还算不错！”

他诡谲地看着我笑起来。

“你呀，老板，我猜你吃下东西一心要把它变成上帝。可是你办不到。你在折磨自己，你的遭遇和乌鸦一样。”

“乌鸦遭遇到什么了，左巴？”

“它吗，以前它规规矩矩、正正经经，像只乌鸦那样走路。可是有一天它想起要像山鹑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路。从那时起，这可怜的家伙连自己怎么走路都忘了。从此晕头转向，走路一瘸一拐。”

我抬起头，听到左巴从坑道走上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我看见他走近了，耷拉着脸，皱着眉头，两条长胳膊像脱了臼一样来回晃悠。

“晚安，老板。”他勉强说了声。

“你好，老伙计。今天的活儿怎么样？”

他没有回答。

“我去生火做饭。”他说道。

他从角落抱起一捆柴火走出去，熟练地把柴放在两块石头中间码成堆，再点上火。他把陶土锅放到火上，往锅里倒水，放进葱头、西红柿、大米，开始做饭。我给低矮的圆桌铺上桌布，把小麦面包切成厚厚的片，把酒从坛子里灌进我们刚来时阿纳诺斯蒂老爹赠送的葫芦。

左巴在锅前跪下来，盯着火，一声不吭。

“左巴，你有孩子吗？”我突然问他。

他转过身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有个女儿。”

“结婚了吗？”

左巴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左巴？”

“这还用问吗？”他说，“当然结婚啰。她又不是个白痴。我在夏尔西迪克[1]的普拉维查一个铜矿里干活儿。有一天，我收到我兄弟亚尼来信，对了，我忘记告诉你我有个兄弟。他是个好管家，精明、信教、放高利贷、虚伪。一个体面人，社会栋梁。他在萨尼卡[2]开杂货店。他给我来信说：‘阿历克西兄弟，你的女儿芙洛索走上了歧途，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她有个情人，还生了个孩子。我们的声誉扫地，我要到镇上去宰了她。’”

“那你怎么办，左巴？”

左巴耸了耸肩。

“啊，女人！”他说：“我看完就把信撕了。”

他搅了搅锅里的米，放上点盐，冷笑了一声。

“你别急，可笑的还在后头呢。过了两个月，我接到我那傻兄弟的第二封信。他说，‘我亲爱的阿历克西，祝你健康愉快！我们的名声恢复了，你现在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那个人娶了芙洛索！’”

左巴转过身来看着我。在烟卷的微光中，我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又耸了耸肩。

“咳，这些男人！”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口吻说。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对女人能指望什么呢？给第一个遇上的男人生孩子。你对男人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掉进了圈套。你记住我这话，老板。”

他把锅从火上端下来，我们开始吃饭。左巴陷入沉思，看上去心里惦记着一件事。他看看我，张了张嘴却又闭上。透过油灯的光亮，我清楚地看见他那烦恼和不安的目光，我忍不住了。

“左巴，”我对他说，“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就说吧。憋在肚子里难受，吐出来！”

左巴不吭声，拾起一块小石头，使劲朝敞开的门外扔去。

“别管那石头了，说吧。”

左巴伸长他满是皱纹的脖子。

“你相信我吗，老板？”他焦急地看着我的眼睛问。

“相信，左巴。”我回答道，“不管你干了什么事，都不会错的。即使你想做错，你也不会错。你就像一头狮子，或者说像一匹狼。这些动物的行为绝不会像绵羊或驴那样。它们永远离不开它们的本性。你也是这样，你里里外外直到神经末梢都是左巴。”

左巴点了点头。

“可我都不知道该奔哪儿去！”他说。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往前走吧！”

“你再说一遍，老板，好让我鼓起勇气！”他大声说。

“往前走！”

左巴两眼闪光。

“现在我可以对你讲了，”他说，“几天来，我脑子里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们能去干吗？”

“还用问吗？我们正是为了实现一些想法才到这里来的。”

左巴伸长脖子，惊喜地看着我。

“你说清楚，老板！”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为了挖煤才到这里来的吗？”

“煤是个借口，为了不叫当地人乱猜疑，让他们把我们看作是正经的生意人，不往我们身上扔西红柿。你明白了吗，左巴？”

左巴惊讶得目瞪口呆，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美事。很快，他醒悟了，向我扑来，把我搂住。

“你跳舞吗？”他热情地问我，“你跳舞吗？”

“不跳。”

“不跳？”

他感到吃惊，垂下胳膊。

“好吧，”他过了一会儿说，“那我跳，老板。你坐远一点，别碰着你。哟嘿！哟嘿！”

他使劲一蹿，从木屋里跳出去，甩掉鞋子、上衣、背心，把裤腿卷到膝盖，就跳了起来。他脸上还沾满煤灰，黑黢黢的，双眼却白得雪亮。

他跳，拍手，跃起，在空中旋转，屈膝落下，再弯着腿跳起来，像个橡皮人似的。蓦地，他蹿起很高，仿佛要战胜自然规律，飞腾起来。你会觉得，在这具老躯壳里，灵魂在奋力地带走肉体，像一颗流星似的投身到黑暗中去。他抖动身体，终究不能在空中久留，落了下来。他再次拼命跃起，比前次跳得稍微高些，但仍掉落下来，气喘吁吁。

左巴皱着眉头，表情严肃，令人颇为不安。他不喊叫了，咬紧牙关，奋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左巴，左巴，行啦！”我大声喊。

我忽然害怕起他的老迈躯体经受不起这样强烈的冲动，会被四面八方的风吹散了架。

可喊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左巴还听得见从地上发出的声音吗？他的五脏六腑已变得和鸟儿一样了。

我惴惴不安地注视着这种粗犷而绝望的舞蹈。童年时，我任凭想象自由驰骋，给小朋友们讲自己臆造的荒诞故事。

“你的爷爷是怎么死的？”有一天，小学的同学们问我。

我马上编造了一个神话。编着编着，自己也信以为真。

“我爷爷穿着一双橡胶靴。有一天，他蓄着白胡子，从我家房顶上跳下来。可是刚着地，他又像个气球似的蹦起来，蹦得比房子还高。他一直上升，越升越高，最后消失在云彩里。我爷爷就是这么死的。”

自从我编出这个神话，每次到圣·米纳小教堂，从圣像屏看耶稣升天，我就指着耶稣对同学们说：“瞧啊，这就是我那位穿橡胶靴的爷爷。”

很多年之后的今天，当看见左巴腾空跳跃，童年故事在心中重现，使我倍感惊惶，好像害怕左巴也会在云彩中消失。

此时，左巴蹲在地上，直喘粗气。他的面颊发亮，表情喜悦，灰头发贴在前额上，汗水混合着泥土从面颊和两腮流下。

我不安地弯下身去看他。

“轻松多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就像有人给我放过血一样。现在我可以说话了。”

他走进木屋，坐在火盆前，注视着我，脸上容光焕发。

“是什么让你高兴得跳起舞来？”

“你说我该怎么着呢，老板？高兴得受不了，我就得松快松快。可怎么松快呢？说话吗？那不行。”

“什么事叫你那么高兴？”

他的脸沉下来，嘴唇开始颤抖。

“什么事那么高兴？你刚才说的是糊弄我吗？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挖煤。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消遣，消闲解闷。为了不让人家把我们看成神经病，往我们身上扔西红柿，我们得掩人耳目。可我们，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哈哈大笑。天地良心，我们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还是没全想明白。有时候，我想的是煤；有时候想到布布利娜老婆子；有的时候想到你……乱成一锅粥。当我打开一条坑道时，我说‘我要的是煤’，于是我从头到脚都变成了煤。可活儿干完了，我跟那头老母猪玩上的时候，什么褐煤、老板都滚蛋，我把所有念头都搁在她脖子上那根丝带上。我乐得晕头转向，什么都忘了。可是，我单独一个人，待着没事干，我就会想到你，老板，想得心都碎了，灵魂都沉甸甸的。‘可耻呀，左巴！’我喊道，‘拿这个老实人开玩笑。把他的钱白白吃掉，多么可耻。你当无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够了！’

“我跟你说，老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边是魔鬼拉我，一边是上帝拉我，两边扯，把我从当中撕开。老板，你说明了道理，我看清了，我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一致。现在把事儿挑明吧，你还有多少钱？统统拿出来，全花掉！”

左巴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看看周围。小桌子上还摆着我们昨晚剩下来的残羹剩饭。

他伸出了长胳膊：“请允许我，老板，我还饿呢。”

他拿起一片面包、一个葱头和一把橄榄。

他狼吞虎咽，拿起葫芦把酒直接倒进嘴里，不沾嘴唇，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一面还美滋滋地咂嘴。

“我劲头全恢复了！”

他向我递了个眼色。

“你为什么不笑呢，老板？”他问道，“你看我干吗？我就是这个样。我身上有魔鬼，我照他说的干。我心里一憋得慌，他就叫：‘跳舞！’我跳起来就觉得松快！有一回，我那个小迪米特利在夏尔西迪克死了，我就这样站起来，跳舞。亲朋好友看到我在尸体前跳舞，全跑过来拽住我。‘左巴疯了！左巴疯了！’可这工夫要是不跳舞的话，我会痛苦得受不了啊。这是我头一个儿子，三岁了，没了他我受不了。老板，你听懂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是在对着墙说话吧？”

“我听明白了，左巴。你不是在对墙说话。”

“还有一回在俄国，诺伏罗西斯克附近，我到那儿去还是干矿上的活儿。不过是铜矿。

“我学会了五六个俄国词儿，就是为了应付工作：不，是，面包，水，我爱你，来，多少钱？我和一个俄国人，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交上了朋友。每天晚上我们都到港口的一个酒馆去，喝下不少伏特加酒。我们精神一来就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想跟我详细讲他在俄国革命时遇到的一切事儿，我也想让他知道我干过什么。我们喝得酩酊大醉，你瞧，就这样我们成了兄弟。

“我们尽量用手势比画。他先讲，我不明白时就对他喊：‘打住！’他就站起身来跳舞。你懂吗，老板？用跳舞来告诉我他要说什么。而我呢，我也是这样。凡是不能用嘴说的，我们就用脚，用手，用肚子，要不就用‘嗨！嗨！乌拉！噢嘿！’这种狂叫表达。

“俄国人先讲他们怎么拿起枪，战争怎么爆发，怎么到了诺伏罗西斯克。当我不明白他对我说些什么时，我就举起手，喊声‘停’，俄国人就站起来跳舞！他跳得像着了魔似的。我看着他的手、脚、胸脯、眼睛，我就全明白了。

“然后轮到我了。刚说几个字，兴许俄国人有点迟钝，脑子不灵，他喊：‘停！’这是我没料到的。于是我一蹿，把桌椅挪开就跳起来。嗐，老兄！人都堕落到这种地步了！真见鬼！他们让身体变成了哑巴，只用嘴说话。可你要嘴说什么呢？嘴又能说出什么呢？你要是能看见那个俄国人怎么听我从头到脚说话，怎么把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就好了。我用舞蹈向他描述我受的罪，我的流浪生涯，我结过几次婚，学过哪些行当：采石工、矿工、货郎、陶瓷工、非正规军士兵、桑图里琴手、小贩、铁匠、走私，怎样被关进监狱，怎样越狱逃跑，又怎么到了俄国。

“他尽管迟钝，可都明白了。我的脚和手会说话，我的头发和衣服也会说话，挂在我裤腰带上那把小刀都会说话。我跳完了，那大傻瓜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亲我，给我满满斟了杯伏特加。我们俩搂着抱着又哭又笑。天快亮时，我们分手，跌跌撞撞地回去睡觉。晚上，我们又聚到一起。

“你笑，老板？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心里说：‘喂，这个航海家辛伯达给我瞎吹些什么呀？用跳舞说话，这可能吗？’但我敢起誓，上帝和魔鬼就是这样对话的。

“我看出来你困了。你太娇嫩，经不起折腾。好啦，去睡吧，明天再聊。我有个计划，一个非常妙的计划，明天告诉你。我再抽一支烟，也许还得把头扎进海里去。我浑身烧得慌，得把火扑灭。晚安。”

过了很久，我才睡着。我心想，我这辈子算完了。要是我能拿一块抹布，把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一切统统抹掉，然后进入左巴的学校从头学起，那么我走的路将完全不同。我就能充分运用我的五种官能、我的全身去享用、去理解。我就能学会跑、搏斗、游泳、骑马、划船、开汽车和射击。我就能使我的灵魂附上肉体，使肉体附上灵魂。我就能使这两个永远对立的家伙终于在我身上和解……

我坐在褥子上，回想白白浪费掉的一生。透过敞开的门，在星光的照耀下，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左巴，他像只夜鸟似的蹲在一块岩石上。

我很羡慕他。我想他找到了真理，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要是在创世记的原始时代，左巴一定是部落的首领。他会拿起斧头，披荆斩棘，开山辟路。或者他会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行吟诗人，到处游历。高官、贵妇、仆从，老少咸聚，一字不漏地听他吟唱……在这个无情的时代，他得忍饥挨饿，像饿狼在围墙四周徘徊，或沦为某蹩脚作家的侍从小丑。

突然，我看到左巴站起来，脱掉衣服扔到卵石上，跳进海里。在初升月亮的微光下，他那颗硕大的头颅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消失。他不时地发出一声喊叫，如狗吠、如马嘶，又像公鸡啼鸣。在这荒寂的夜晚，他的灵魂返璞归真，返回动物的状态。

我不知不觉慢慢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晨，我看到的左巴笑容可掬、神采奕奕。他走过来拽我的腿。

“起床吧，老板，我要跟你说我的计划。你听吗？”

“我听。”

他盘腿坐在地上，开始解说怎样从山顶到海边架起一条空中索道。这样就能把建坑道所需的木材运下来，并把余下来的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卖掉。我们之前已打算租下一片属于修道院的松林，只是运费昂贵，又找不到骡子。因此，左巴琢磨出了用粗钢丝绳、支柱和滑轮建造一条架空索道。

“你赞成吗？”他说完后问我，“你签字吗？”

“我签字，左巴。我赞成！”

他点着火盆，把烧开水的壶放到火上，为我煮咖啡。又怕我受凉，扔给我一条毯子盖脚，然后高高兴兴地准备离开。

“今天，”他说，“我们开挖了一条新坑道。我找到一条好矿脉，是真正的黑钻石啊！”

我打开有关佛陀的手稿，钻进自己的坑道。我写了一整天。随着工作的进展，我感到解脱，又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宽慰、自豪、厌恶。但我让自己全神贯注到工作中去，因为我知道，一完成这部手稿，把它封扎起来，我就自由了。

我饿了，吃了葡萄干、杏仁和一块面包。我等待左巴回来，带来使人欢欣的一切—— 爽朗的笑声、关切的言语、美味的饭菜。

傍晚，左巴出现了。他做饭，我们一起吃。但他心不在焉。他跪下来，把一些木头片插到地上，拉上一根细绳，把一根火柴挂在小滑轮上，给绳子寻找一个适当的倾斜度，使东西倒不下来。

“要是坡度过大，”他向我解释说，“那就完蛋。坡度小了，也完蛋。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坡度，要做到这一点，老板，那就需要葡萄酒和智慧。”

“酒有的是，可是智慧……”

左巴哈哈大笑。

“你不笨，老板。”他边说边深情地看着我。

他坐下来休息，点起一支烟，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

“要是架空索道成功了，我们就把森林里的树全运下来，开办一个工厂，生产木板、支柱、支架，我们就该发财了。然后造一艘三桅船，收拾东西走路，去周游世界！”

左巴眼睛闪耀，看见了远方的女人、城市、五光十色的景物、高楼大厦、机器、船舶。

“老板，我头发白了，牙齿开始松动，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你呢，你年轻，你还可以耐心等待。我不能了，说真的，我是越老越放荡！别跟我说年老使人性情温和，使强烈的欲望平息！并不会看到死神就伸出脖子说：‘请把我脑袋砍下来，让我上天堂！’我嘛，越活越反叛。我不偃旗息鼓，我要征服世界！”

他站起身，将桑图里琴从墙上拿下来。

“到这儿来，魔鬼，”他说，“你不声不响待在墙上干什么？来唱一唱！”

左巴小心翼翼、温柔体贴地打开包袱。他取出桑图里的动作，我真是百看不厌，就像给无花果剥皮，给女人脱衣服。

他把琴放在膝上，弯下身去，轻拂琴弦，仿佛在同它商量唱什么曲调，唤醒它，对它柔情款款，使之与他在孤寂中疲惫、苦闷的灵魂做伴。他开始唱一首歌，但唱不出来，便放弃掉，又唱另一首。弦声刺耳，仿佛疼痛，不愿鸣响。左巴靠在墙上，拭去突然从额上渗出的汗水。

“它不愿意，”他边注视桑图里边说，“它不愿意。”

他小心翼翼地把琴重新包起来，好像这是一头野兽，害怕被它咬着，然后慢慢地站起来，把琴放回原处。

“它不愿意，”他低声说，“它不愿意……不能勉强它。”

他坐回地上，把几颗栗子埋到炭火里。他往杯子里斟满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并剥了一颗栗子递给我。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吗，老板？”他问我，“我可不明白，什么东西都有灵魂。树木、石头、喝的酒、脚踩着的地……一切，一切，老板。”

他举杯一饮而尽，又把酒杯斟满。

“这婊子生活！”他咕哝，“婊子！婊子，也就像布布利娜老婆子一样。”

我笑了起来。

“你听我说，老板，你别笑。生活，就像布布利娜老婆子一样。她老了，不是吗？是的。可她并不缺少辛辣，她有叫人迷惑一阵的诀窍。你闭上眼睛，就想象着怀里搂着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发誓，老伙计，要是你劲头足，灭了灯，她才二十岁。

“你会跟我说她都腐烂一半了，过了一辈子放荡不羁的生活，跟什么海军上将、水手、士兵、农民、江湖艺人、神父、渔夫、宪兵、教师、传教士、治安法官鬼混。那又怎样？这有什么关系？她很快就忘光了！这娼妇！她连一个情人都记不起来了。这不是开玩笑，她又变成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一只白鹅，一只小鸽子。她羞得脸红，你相信吗，她羞得脸红，颤抖得就像是第一次。女人就是种怪物，老板。她可以倒下一千次，再站起来一千次，永远是处女。这是为什么，你说说看？告诉你，因为她记不得了！”

“那鹦鹉，它可记得，左巴。”我故意逗他，“它老喊一个名字，可不是你的名字。这不叫你发火吗？当你跟她一起上了七重天的时候，听到鹦鹉在叫：‘卡那瓦洛！卡那瓦洛！’你难道就不想抓住它的脖子，把它掐死？到了是你教它喊‘左巴！左巴’的时候了。”

“哟，得了，得了！你还耍这老花样！”左巴边用两只大手捂耳朵，边大声说，“你为什么想让我把它掐死呢？我喜欢听它喊你说的那个名字。夜里，她把它挂到床头上面，这婊子。因为这混蛋有夜眼，我刚要开始，它就叫起来：‘卡那瓦洛！卡那瓦洛！’

“我发誓，老板，可你没法理解这个。你脑子里塞满了那些该死的书本！我发誓，我觉得自己那会儿脚上穿着锃亮的鞋子，帽上插着羽毛，软得像丝绸的胡子散发出龙涎香。‘你好！晚安！’我当真就变成了卡那瓦洛。我登上那千疮百孔的旗舰，锅炉点火，开炮！”

左巴哈哈大笑，他闭上左眼，看着我。

“请你原谅，老板，”他说，“可我就像我爷爷阿历克西队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他一百岁了，还坐在门前斜着眼看年轻女孩子到喷泉去打水。他眼力衰退，看不太清楚了，他就招呼那些姑娘：‘喂！你是谁呀？—— 雷妮奥，马斯特朗多尼的闺女！—— 到这儿来，我摸摸你。来吧，别害怕！’姑娘忍住笑，走过来。我爷爷于是伸出手来，一直摸到姑娘的脸，慢慢地、轻柔地、贪婪地摸。然后他流泪。‘爷爷你哭什么呀？’有一次我问他。‘嗨！你以为没有什么可哭的吗，我的孩子？当我快要死去的时候，我身后留下多少漂亮姑娘？’”

左巴叹了口气。

“唉！我可怜的爷爷，我是多么理解你！我心里经常想，要是这些漂亮女人都能和我一起死去多好呢！可这些娼妇们全活着，活得挺自在。男人们把她们搂在怀里，亲她们。可是左巴却变成了泥土，让她们在上面走！”

他从炭火里取出几颗粟子，剥去皮，我们碰杯。我们久久地待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喝着、嚼着，就像两只大兔子。我们听见，屋外，大海在呻吟。

[1]希腊的一个半岛。

[2]爱琴海上的希腊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