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从时间上看，正赶上由《资治通鉴》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既是“潮”，那就该归为“显学”，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而且，在有的人看来，将典雅古奥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无异于挖掘祖坟，粗鄙无道。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起码说，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号称什么经“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议，反为同行相与乐道。那么，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当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译上的错讹一样；但潮落之后，大浪淘沙，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

先秦诸子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活跃、少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大思想宝库，就有两家半（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兴起于先秦。可惜自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壮观的局面。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惮思想的伟力而“坑儒”，继以汉武帝为了“役心”的需要，采纳最长于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终竟只尚一家，儒家变成了儒教。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动口”不行就“动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于是，创造被扼杀了，“万马齐喑”成为不争之实。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盛世，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绵薄（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此之谓“绵”；学养太浅，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此之谓“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让更多的人歆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走出蒙昧，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

一个时期，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仿佛民国初闹革命，以为只要“咔嚓”一声将辫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成功过。“五四”时力倡“打倒孔家店”，现在不但没倒，香火还甚于从前。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矫枉过正”，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过正”就诞生“大跃进”的教训，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传统”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既然“传”诸后代而成为“统”，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如果不是伪文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可以芟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的赘物，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退后一步说吧，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挞伐所结出的果子，一定也与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这，也是我们译注先秦诸子的一个原因。

这套丛书，承蒙著名学者启功、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心，我们深感荣幸。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丛书最后由我审定，由于学力不逮，时间紧迫，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可以说，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而它的所有不足，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力不胜任。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主编　李双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