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逝。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长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我们要纪念他，因为：

第一，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是在蔡先生的多方吹嘘爱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刻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

第三，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

可憾的是蔡先生未及亲睹抗建的完成，随而丢弃了他所爱护的青年以去，然而他如果想到后继有人，蔡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