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

近来翻阅笔记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于卷四第七节中见有这么的一段，先把它抄在下面：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啜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近如冒辟疆的《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史悟冈的《西青散记》之类，都是如此。日本明治末年有一派所谓写生文体，也是近于这一种的体裁，其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而以俳圣芭蕉的记行文《奥之细道》一篇，为其正宗的典则。现在这些人大半都已经过去了。只有斋藤茂吉、柳田国男、阿部次郎等，时时还在发表些这种清新微妙的记行记事的文章。

英国的essay气味原也和这些近似得很，但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虽然是一样的小品文字，内容可终不免有点儿歧异。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s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地清丽。说到了英国，我尤其不得不提一提那位薄命诗人alexander smith（1830—1867），他们的一派所谓spasmodic school的诗体，与司密斯的一卷名《dreamthorp》（亦名《村落里写就的文章》）的小品散文，简直和公安、竟陵的格调是异曲同工的作品，不过公安、竟陵派的人才多了一点，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而英国的spasmodic school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

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修辞学上所说的trivialism的缺点，就系指此。既细且清，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等诀巧，也就在这些地方。譬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完全是叙景，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主意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地简洁周至。例如《西青散记》卷三里的一节记事：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作《蝶恋花词》云……（词略）。童子刈刍，翕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薇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只仅仅几十个字，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但它的细致、生动的地方，却很不容易学得。曾记年幼的时候，学作古文，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字，欲写得清新动人，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