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文化的追溯　　二　中国固有之社会组织　　三　现代的世界鸟瞰　　四　落伍中的中国现状　　五　从固有道德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六　从改进教育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七　从改进政制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文化是人类改造所依所资的自然物，以适应人生需要的方式和工具，乃竖穷语文所权、横遍舟车所达的一切人类努力交织以成。然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征，一方国有一方国的特征。但云现代，则时间限于现代，而空间却通于中外；但云中国，则空间限于中国，而时间却通于过未。今曰现代中国，则于现代是以中国为本位而内摄民族，外揽国际；则于中国是以现代为本位而检讨过去，创造将来。就中国即可有三个方面：一、中国个别的地理与物质环境，二、中国个别的民族性格，三、中国个别的历史文化的社会组织。一二两项让之地质学、生物学等专家。兹先就第三项一论究之。

一　中国历史文化的追溯

有四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自伏羲画八卦、神农播百谷、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以来、历尧、舜、禹、汤、文、武，至老子、提举其精要为道德经，遂成黄老的道家文化。自契敷五教，周公制礼，至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删订六经，遂成周孔的儒家文化。继是而有墨、名、法诸家，则皆不过此二家的旁流。道家乃帝王的文化，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虽务光、许由尽多隐世，而以能作帝王为行其道；儒家乃士大夫文化，所谓致君泽民之术，虽孟轲、荀卿功在授徒，而以能作卿相为行其道。唯至汉世，由升之在朝的儒家而张为儒教，孝弟力田以取士，孝廉方正以举乡，儒之教化乃渐及民俗，浸习成风。同时、由降之在野的道家而潜成道教，乃纲罗积古以来医的丹药、巫的符箓等神仙天鬼的修炼崇拜，上诱时君，下摄愚氓，藉以自存或乘机兴寇迁政。西汉后、除外族侵入外，大抵治平之世，儒教当权；而由治入乱、由乱致治，则皆出于道教。迨东汉佛教初入，经魏、晋入南北朝，民族混杂，战祸时作，佛教乃成为真正之民众文化。盖不参糅任何政争治权，而惟凭民间自由信仰之所乐从也。历六朝入隋、唐统一，所谓道教固十六七托佛仿造；其间君相虽用儒教为治具，其濡涵德性、顺应民心的精神，固已潜移于佛教。赵宋以后，中国整个之民族，皆为道、儒、佛三要素之所渗透；于此三教混合的庸众心理上，由少数特殊份子，各张其或儒、或佛、或道的门户。读儒书的所谓读书人，往往凭其所读的死书，及所友的读书士大夫，惟认儒教为中国文化正宗，斥黄老为异端，屏佛教为外来，乃由未尝一著眼于活的民俗风习之所误也。故由时代以言之，四千年来有道教的文化，二千五百年来有儒教的文化，一千八百年来有佛教的文化，皆中国固有的文化也。由性质以言之，以帝王文化为本位下而及卿士民庶的道教，以卿士文化为本位而上佐君治下辅民德的儒教，以民庶文化为本位而上及士夫帝王的佛教，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也。非道教莫溯中国文化之源，非儒教莫握中国文化之枢，非佛教莫广中国文化之用。居今日若仍持昔时儒士之狭见，则适以斫丧中国文化的生命，弱损中国民族的元气。故于检讨过去的中国文化，首应于此三致其意。

何况藏、蒙、满民族文化惟是佛教文化，若排佛教而外之，即无异抛除藏、蒙、满民族，而道教神秘亦多有可溯源苖族文化者。除上道儒佛三要素而外，次要者为回教，于西北诸省民俗风习，关系颇深；但其散居内地者，则大抵与汉族同化，已无深严区别。他若祆教──波斯祀火教──、犹太教──挑筋教──、摩尼教及景教、可里温教、耶稣会等耶教别派，虽亦曾传来唐、元、明各代，今皆已湮灭无存，只可供史料之考查耳。而随欧、美近代势力传入吾国之耶稣旧教、新教，则当归入横的现代国际关系中，而非中国固有之历史文化矣。

二　中国固有之社会组织

近人论社会制度之演变，每根据马克思之学说，指中国为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过渡阶段。其实、中国数千年来之社会，乃以家族为中心之一种特殊组织。

先有许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家族，套上一层中家族；而由许多处乡为绅士、出任为官长之中家族上，再套上一个大家族。上层的大家族，即皇室、亦即国家。国家即“皇家”的家，以中层的家族为臣佐；中层的家族即公卿大夫士，亦即所谓“世家”，以下层的小家族为家仆佃役；下层的小家族，即所谓寻常百姓家。国家既即皇家，故必曾膺一命以上而受过皇族禄位的，乃有“国家兴亡”之责；若寻常小百姓，固无国家的责任。直到屡亡于异族后的顾亭林，始逼出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而明、清两朝下的党会，乃稍有民族精神。在此家族层套的社会中，内无独立的个人，外无合组的团体与国民，所以只有父的子，子的父，夫的妇，妇的夫，兄的弟，弟的兄。朋友为兄弟的引伸，亦即上层与上层，中层与中层，下层与下层，各家族相协的关系；君臣为父子的引伸，亦即上层与中层，中层与下层，各家族套属的关系。又此五伦的伦理，尤以中层事上层为完备。上层无平等的朋友伦理，而下层缺严正的君臣伦理。故五伦的伦理道德，亦以卿士本位文化的儒家为最重视。此种家族层套，一方易分散大群的合组，一方又易牵制个人的特动，故无敌国异族的外来灾患，则每能长久相安。由此、历代帝王无不奖导扶掖之。佛教的僧伽，本为平等个人和合群众的集团，到中国亦分化成中层家族的大寺院，与下层家族的小庵堂。只有家族的派传，无复和合的清众，此可见家族化的普及与深入。其弊则“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它人瓦上霜”，十分之八九的下层家族，只有且只能各存身家的顾念；对于村里乡邑的公共利害，亦复漠不相关，更何能有国的观念，但以为此唯绅士、官府、皇帝的事而已。由此、若遇敌国异族的外患来袭，亦只仗帝王、官绅的抗御，而往往易被摧破侵入。斯所以中国常为异族所凌占，而近数十年来屡败于环逼的列强也。然又以层套家族中的中上家族，有深酣的安乐可耽，故悍粗的他族一尝及温厚的甜梦，即易驯服柔化。但今世强敏英锐的诸国，非复昔诸异族堪比，设不因势利导，化家族为国族，则将无立国保民的可能性。故孙中山先生欲令家族化成国族，实为中国复兴的要著，惜尚无化家族成国族的方法耳！

三　现代的世界鸟瞰

备有现代的特征，够得上称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自然是科学发达后、工业革命后的个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但个人资本主义国家已渐趋崩溃，而集产的或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世界，犹未有建设成功把握。以反个人主义，反一元主权主义，新个人主义的三个思潮，尚在汹涌澎湃的争流中也。个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其正面即为掠侵的帝国主义，而反面则为弱小民族反抗的民族自决；社会主义中马克斯派所造成的，其正面即为无产专政的共产主义，其反面则为资产阶级反抗的法西斯蒂。由此卷起民族与阶级的抗斗，使世界人类陷入战争漩涡。其弊同在一元主权的谬执未能破除。一元主权本为君主、神权的遗毒，个人资本主义则将“一元主权”移转到议会万能，共产主义则将“一元主权”移转到无产专政，皆极度的剥夺他共权利而发达自私权利，故不免其他的民族和阶级起与抗争。而反抗的民族和阶级，既为自立和自卫，亦势不能不托一元主权以集中力量，敌视他民族、他阶级而争取自私权利。若能粪除一元主权观念，从相对的新个人主义而到于相对的新家族、新社会、新民族、新国家，一切皆为多元的、相对的、相资互成的存在，若中国以三民主义为过渡而祈达的大同之世，庶其可为度脱现代战祸的救星。

五来欣造所作西洋文化的穷途与东方的救援，尝谓西洋文明的功利主义，在十八世纪造成了君主自利的专制：而德国之菲特立克大王，则以儒家“君主为人民而始有”的君主义务主义的觉酲，从废止贵族特权避免革命的和平中建成近代国家。然至二十世纪西洋文明的功利主义，又造成了阶级斗争，而慕沙里尼以罗马精神的复活救治了意大利，从之而德国的希脱拉，英国的麦唐纳，美国的罗斯福，皆以之挽救了阶级斗争的革命。然利用多数特权的议会政治和共产主义，诚为造成阶级斗争的因素，而法西斯蒂精神虽抑止了阶级斗争，或将引起更深广的民族战争，故犹不足医好现代世界危症。必得东方文化的“天下为公”大同主义，始能澈底救治。但扩张慕沙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罗斯福的善邻主义，导城威尔斯与斯太林会谈记中所谓‘大船是全人类，不是阶级’的世界人类主义，则渐渐可渡入东方文化的大同之世了。

四　落伍中的中国现状(注一)

中国人向来自成为一天地，中国之外，则胥为蛮、夷、戎、狄。虽由佛教尝认印度为大国，然除佛教外既鲜他种之政治、经济等关系，亦夷之狄之而置于不见不闻耳。明季以来，干、嘉之前，曾有布教经商之欧、美人来往，其等之蛮戎也犹昔。故中国之加入现代世界中，成为与今欧、美、亚各国国际来往之一国，盖始于清道光十六年之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外国人，则轻之笑之而已。鸦片战争之后，忌之排之之心渐炽，积数十年为拳匪之乱。然鸦片战争之后，同时亦即有羡之效之之心。其羡之效之者，初则在乎枪炮、兵舰，以为强国之道唯在乎此耳；其结果、则中日战争之失败。由是、其羡之效之者，更进一步而及军、政、法律、农、工、商业，庚子之后，既舍中国本有政教重心，将谓立国之道胥赖乎彼，遂进行益力；其结果、由清末之立宪，而成政柄迭更、军阀割据之民国。民国八年，新文化之运动思潮起，其羡之效之者，更进一步，而及学术思想之文化根本，同时更以俄国式之革命相号召，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等，皆入于混乱剧变之中，乃成一变二变三变而至于今日。

庚子之后，中国岌岌不可终日。以国危有救之之必要，而国人救国之心亦日热切。观日本之中兴也，有取法于邻意。未几、而日本胜俄，遂以唯一所学者为日本。其时亲日之热度，可谓极甚。未几而日本夺据朝鲜，又稍稍由亲而畏；至民四迫订二十一条约，乃对于日本之救中国，完全失望，而大多数人民皆仇敌视之矣！清末民初时，觇德之强，颇有仿效，且希望德国之能救中国者；至欧战加入协约，则此希望亦告终矣。民初以来，多有希望美国之援助及拯救中国者，迨临城劫车案起，乃美国首倡共管中国之说；于是国人之有识者，渐知美国亦不能救中国。而一部份亲俄者，则专欲仿效俄国，以望苏俄之能救中国；至今彼苏俄但用空言宣诱，藉以宣传其不宜于中国之共产主义，冀扰乱中国以遂其私耳！九一八辽沈事变后，依赖国联之结果，尤足令吾人恍然：知英、法等列强诸国，皆不能扶救中国，而中国人之欲救中国，唯在中国人之努力自救而已。

然自清季变法、民国革命以来，亦未尝非中国民族的力图自救，而卒致愈救愈艰苦者，不唯起初固守陈旧而整个的排斥为错误，五四后抛弃固有而整个的输入为错误，而“择焉不精”的采取尤为错误。此三者皆未尝洞观现代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根本----选中国固有文化要素以建立中国民族的生命，选各国现行文化要素以资养中国民族的生命，徒为扮饰的、翻掘的以益斫丧中国民族的生命也。例如初以为西洋所长者但在枪炮、舰车、电机，乃为此种技末的撷取；继以为西洋所长者更有政法、军警、学制，再为形表的仿效。殊不知欧美近代文明乃为科学和工业的文明，其政制在全国人民皆有民族的意识和国家的组织；不于此采取其所长以补吾所短，乃反自斫命根而务西装革履的形似！不知无现代科学工业生产力而欲建立现代的军备，无现代意识组织国民力而欲成功现代的政制，犹欲今羸弱的、瘫痪的病人跳高竞走，徒速其颠蹶耳！此为中国近年显然的现状。借观日本，既益发扬其固有的、受之中国的武士道和儒佛文化，以成长为特殊的民族意识，复根本的、尽量的吸习科学以造成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组织的军政力；其一失一得、一败一兴之几，不甚了然耶！

今日的中国，无论追逐资本国家或共产国家的后尘，皆不是路；即所谓迎头赶上，从根救起，也不是办法。唯有切实看清了现代中国的需要，择取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及现代全世界流行文化的所宜，凭借之以为基本，以创造“复兴中国民族”和“解救世界危机”的新文化耳。

五　从固有道德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察之中国现状，非无政治也，特政治无国民性之道德以为纲维，致争营私人权利耳。非无军备也，特军备无国民性之道德以为纲维，致反成群盗割据耳。非无教育也，非无实业也，特教育、实业无国民性之道德以为纲维，致教育适以坑陷青年，实业因之停滞进步耳。故今日虽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练兵救国，兴政救国之需要，而尤以有一种“国民性之道德”精神，贯澈于实业、教育、军警、政法之间，以为之纲格，以为之维制，乃能各循正轨而渐臻调协耳。

省之中国往情，唐、汉而上之国民性德，存在今此国民之活情意中者，殆已潜消无痕矣。惟宋、明来之国民性行，盖犹为今日最普遍最深厚之国俗民情也。经元代而蒙古同化，经清代而满洲同化，故虽间元、清二代，适恢宏宋、明化之量而未尝变失宋、明化之质也。然宋、明化之国民性德，为如何之国民性德耶？则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耳。如团聚而淬砺振作之，则国民性之道德不胜用也。第余此说，非现时唱三教合一之粗劣的同善社、道德学社、悟善社、道院、救世新教、道德会等所能假借。盖余之所提出者，乃经过现代的科学、哲学、宗教等精密审量，加以铸洗镕练，得有重新估定之价值者，非漠然昧于现势之开倒车的盲举也。今请分析言之：一、建佛法以建信基也：吾华佛法，至初盛唐始完备；武宗毁后，各宗皆衰落，独禅宗水边林下，自葆其真。复经五代而入宋初，最称隆盛，不唯掩包佛教之全局，使时人知有禅而不知有佛，但以禅称；抑且遇人即顶门一锥，要问渠未生前本来面目，或当念是谁，死后何存，震荡得全国人心非向此中讨个消息没个断疑生信处，于是禅宗乃打入全国之心底深处。故宋、明来，不但佛教各宗皆张设门户于禅宗之信基上，即儒道二家之门户，亦张设于禅宗之信基上。若宋儒之要静坐，要寻孔颜乐处，要看未发前景象，要先立乎其大，乃至明得古圣贤之言皆为我之注脚；而道流若陈搏，若张紫阳等，修命之前要先之以修性，其修性即修止修定之别名耳。虽儒、道二家于佛之禅皆浅尝辄退，依旧回到其刑政伦常及长生固命之本旨，以自张其曰儒、曰道之门户；然尝筑信基于禅上，则固为事实之昭然不可掩者。诚以非如此则当时之知识阶级，末由得个安心之地也。此风至明末为盛，知识阶级如此，演为庸俗之小说戏剧，皆处处可以见之。虽劣陋之白莲教及袁了凡教，亦即产生及培养于此种学者庸俗之风气间；今日四川所流出之刘门、同善社等，皆吸其余流也。入清以后，禅宗之势垂尽已不可用；今之佛法，循隋、唐之轨复兴，亦不须专重禅宗矣。然在此经过西洋的基督教及哲学科学化后之时代，儒的祖先教──儒之敬天意亦以天为太祖耳，故儒以祖先为宗教，今生物学乃以人祖为猿，故难置信──与道的天仙教，皆不能定信心之基矣。信基不坚，则建筑在上者，皆随时可以动摇倾败，故非宗依佛法全体以竖立无可摇动之信心基础不可。佛法全体之正信为何？则信有已成无上正遍觉者；信必有无上正遍觉所用宇宙万有之真理，及有能得无上正遍觉者之种种方法；信有已从事学习于趋向正觉之方法者，及自己与众人皆可从事趋向而必获正觉。此之三信，换言之，即皈依佛、法、僧耳，即发起无上菩提之信心耳。胜解力生，乐欲乃起，信解乐欲心净名信，由智而信，智信一致，非基督教等盲从之信仰，而不违于哲学科学之推究实验，故唯此为足于今世裂难断之疑纲，建不拔之信基也。至由研教、参禅及其他佛教中之方便等，要皆为建此皈依佛法僧之信基而已。人心上若非建成此信基，则终在怅怅乎惘惘然中，混过一生，岂不深可惜哉！

二、用庄老以解世纷也：晚明憨山大师尝言：不知孔孟不能经世，不知佛法不能出世。今御物质之华美，颂淫靡为文明，恣行言之放僻，标竞争为进化，是非有贬落文明，粪除进化。若老庄之镇以无为之朴，贞乎自然之淳者，其不为西洋化之环境所迷惑驰骛者，盖戛戛乎其难也。是则章太炎之齐物论释，最能称乎其职。三、宗孔孟以全人德也：信基建则天君定，世务解则乱贼定。如园艺然，种得时地，则生机勃发而积极之精神具矣。围以短垣，则患害不侵而消极之防卫成矣。当继施孔、孟之道，以勤耕耘灌溉，然后发荣滋养以成为枝叶扶疏、花果繁硕之园林焉。孔、孟之道，言其大要，则施行五常于五伦以全人德耳。五伦乃秩序之人群，五常乃理性之人心实现乎人群人世者。玆列一表以说明之：

（外表形下的）┌物质───人世┐　　　　人生宇宙之实际─┤　　　　　人群├浑然一体　　　　　（内容形上的）└精神───人心┘

西洋大部文化，偏于外表形下的；东洋小部文化，偏于内容形上的。孔家儒化，是符合内外上下浑然一体之宇宙人生实际施行者。注重之点，在乎人群：一、如何调达人群之内心，使发为适宜人群之伦理常德──此伦常为儒之中坚──，二、如何制用人群之外世，使成为适宜人群之器具事物──此事物为儒之表面──，依第一条，则佛之五戒、老之三宝──慈、俭、让──虽皆近之，而不及孔、孟于此最为详审精切，故当宗孔、孟。依第二条，则虽不同西洋之专务物质文明，而厚生利用诸学科及军工农商之适宜人群生活者，皆应摄受开发，使人群能制用外事，而不为外事之所制，则对于西洋化亦尽有容受消融之余地。内养人心之正，外应人世之变，以成为具有伦理常德之人群，是孔、孟宗旨之所在也。故孟子曰：‘人伦之至谓之圣’。章太炎曰：‘宋明理学诸师，所以不肯直趣佛法者，祗以其道玄远，学之者多遗民义，故为调停补苴之术；然茍识其情，厉行六度，亦与儒术相依，唯有漏、无漏为异。若拨弃人乘之义，非独不益世法，亦于六度有亏矣。大抵六度本自平等，十善乃其细者。在家、出家皆不能离十善；东圣、西圣亦并依于六度，以此倡说，自然殊途同归’──见余所著人生观的科学后序──。亦可谓知其旨已。

四、归佛法以畅生性也：佛称大雄，依佛立信，成勇者之不惧；老称大玄，用老忘世，成智者之不惑；孔称大成，宗孔成人，成仁者之不忧；备三达德，人德全矣。然德业方新，老病已迫，无长不消，无形不毁，既济终于未济，有生归于必死，而此老病死三关，任英雄豪杰亦无术以冲决，世人之可伤心陨涕者，宁有过于是哉？道家长生之说，欲有生而无老病死苦也；印度灰灭之论，因老病死而并欲无生也──照流居士徐松石，指佛教为灭生息命避世，乃误以灰灭外道为佛教，未梦见佛教也──；是皆未明生理，故失阏乎生而未能畅达乎其性也。唯大乘佛法之明缘生性空，乃能宣畅生性，荡然无阂，使老病死不留痕迹。言缘生则莫善赖耶之非断非常，言性空则顿显真如之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则生老病死之事本无；非断非常，则爱生恶死之情何寄？茍知乎此，其最低限度，不唯乘万化而未始有极，乐不胜计；且能自择于万化之间，操人定胜天之枢纽，以优游乎人天善道，渐成增进。其上者，则趋无上菩提，三无数劫，有进无退，净法满足，究竟常住。必如此，然后人乐为善，叠叠不倦以相引进而靡极。故吾人既得乎生，如是乃能不虚此生，非佛法不能赋与充分之意义及永存之价值，而人生遂必以归佛为终也！

兹之四义，皆就中华国民中固有之心德条理而揭出之者；撮为一图如左：

中华之国民性道德图

观此中华之国民性道德图，则可知今日欲求中华国民性之道德，必始乎佛法，终乎佛法，舍佛法莫为功也！诚能发挥光大，笃行实践乎此者，则如病危之际，真元恢复；然后固之以军警，理之以法政，培之以教育，资之以实业，调而养之，可臻健康。

六　从改进教育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中国国民的实际生活，十之七八是兼带渔牧林圃和纺织等手工业的农民；近来以各商埠的工商业渐趋发达，故亦百分之十六七从事工商。至于入政法军学界及起为农工商业领袖者，当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假使要革除近来的教育弊端，将教育适应如此如此的国民而使之普及，并能在实际上得到遍增国民能力、推进国民生活的效果，则考察全国学龄的儿童，亦十分之五六恐仅能受初小教育，十分之四五能受高小教育，十分之二三能受初中教育，十分之一二能受高中教育，百分之一二或四五能受大学教育。观此、可知适切国民多数的需要，应当办怎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了。一、初小应多分为办在山乡中的农村小学，教师亦须能实习农事并有当地及超当地的农事知识经验，能率领小学生并小学生的父兄共同农作及指导其从渐改进农事，务令学校生活与实际的一般农家生活相近。作了小学生以后，不但仍能去作农务，而且于农务有逐渐改进的效力。如此的小学，才是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教育，才有普及大多数人民的希望。若养成少爷双料少爷、的小学，则唯有使大多数人民对之疾首痛心而已！那有普及的可能？高小可多分为办在乡镇的农工小学，兼学习一般初步的工商知识经验以外，其余一切皆与初小同。至于为预备升中学、大学而设的小学，则在都市另设十分之一二的小学便可，或并此亦可不须另设，使升中学以上的学生，亦皆从农村、农工的基本教育中而出，则于都市儿童身体的强健劳动的操练与自然生活的接触和实习，乃至他日担当国家社会的公务，亦深知民间的疾苦，尤有莫大的裨益。而且中国人民向有重农的心理，士人商人亦无反对其子弟入此等以农事为中心的小学的理由──对于已过学龄而失学的民众，当另办民众夜学、农暇学校、民众图书馆等以教化之。

二、初中应为办在村镇间的农工商学校，使学生生活仍与一般农工商民众密切融洽，并实习农工商的事务以养成其知识和经验，俾大多数至初中辍学的学生，皆能安于一般的农工商生活，从事农工商业而能逐渐为乡镇邑市生活的改进。高中则可为升大学的预备或小学教师与较高等的专门职业的修习等等，宜办在都市，使能渐渍观摩近代工商业而为实业进步的基础。要之、小学在养成其农工中心之天然生活、人工生活的知识经验，而中学则在养成其工商中心的人为生活、人群生活的知识经验。三、大学或学院、研究院，应看其性质如何而定：理科中心的应设在富自然物区，工科中心的应设在工业区，商科中心的应设在商业区，农科中心的应设在农业区，法科中心的应设在政治都会，文科中心的应设在文化都会；其他若医学应设在人口繁盛都市，军校应设在首都或国防区等，皆以便实际生活的联络与研究，而对于近今务名不务实而滥设的大学之类，尤有紧缩和精炼的需要。其最大的急须改良点，则为除专门学外交和学外国文学与预备外国留学的以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皆停止外国文的学习。其理由、以既为中国人，当然于中国的文字不能不学通顺，然学通顺一种文已经不易，若再须学通一二种与中国文绝然不同的外国文，势必使学生的身心力量只能用于文字的学习，而对于各种专门学问更不能有精深的研究。此所以中国现今的大学学生，认真用工的每致过劳病夭，而大多数在不良学制的无可奈何下，仅以敷衍光阴弄得一卒业文凭是务，绝不能有真才实学培成出来。而大学所以成此现象的原因，则由留学回国当教授的博士等中，有一些仅能依照其所读的外国文课本照本教读，虽译成国语来讲而不能，由此才假借要研究科学必学外国文的谬习，以文其浅陋。而国内的大学遂除却学一点文学、法学以外，没有学到科学的专门识力的可能。于是、不甘自弃的，群趋于向外国留学一途，而经济人才的耗损乃莫此为甚。故今大学等等的改良，第一步应由国家设编译所，尽量的将各国已出的、续出的各科科学书译成国文，使高中以至大学的学生，只要学通了国文便能研究专门的科学；同时、由国家设研究所为二步养成能独立创生各种科学的学者，则中国的大学始有自存的地位，否则、无论怎样总不过外国大学的附庸，岂不可耻？

四、留学生除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以外，一律停止。但于各大学助教，讲师、教授，曾服务学校十年或五年后，得派至国外各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以资深造。此中所省下的留学费，一、足可提高二三大学使极完备，二、聘各国最著名学者来充教授。

五、民国以来，军队扩充不已、军阀产生不尽的缘故，国内军校和国外留学军事的军官大批产生，亦为要因。今应停止各地所设的军校与军官留学，再不增选未学军事的青年学军事学，唯选拔中级以上军官可深造者，在首都设一高级军官学校，并派遣各国留学，以资研究。

对于中国现在的一般教育，有这五种的革新，庶其可由适应实际而蔚成复兴中国民族的文化。

七　从改进政制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

化家族为国族既为目前最切要企图，而顺中国固有的良风美俗，复不应破坏农村趋重工商的经济剧变上，使成为个人资本国家或社会共产国家。于此、应先建立风纪极良的陆军，实行征兵制，使国民一达成年皆有入军训练一年至三年的义务。既导人人发生为国服务的观念，复令人人过惯组织严密、纪律整齐、群众广大的团体生活，自然而然可有超出自身自家私利的观念，养成民族国家的意识，而散漫无组织的旧习亦因以革除，可成为健全组织的国民。

其次、则无论国民党训政也好，宪政也好，终希望能将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确立。早成均权的统一，将物质应建设的建设完成，肃清贪污土劣，治内成廉洁清明的政府，对外成平等联立的国家。

由此、使个人成为顾全国族道义的新个人，不流为资本主义的个人，亦不沦为抹煞个人的社会主义；使国家成为顾全国际道义的新国家，不流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并不沦为废灭国家的世界主义。如是的新个人和新国家，便是踏入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初步，也就是复兴中国民族与造成世界和平的奠基石。(见海刊十六卷七期)

(注一)　四五两节，系“中国人用中国法之自救”汇编于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