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夏在华北居士林讲──
我是研究佛学的人，对于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都无研究，可是今天所讲的题目内容，涉及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的地方很多。以研究佛学的人而来讲这些话，似乎是不合宜；但是、佛教是救世的，是依世间而建立的。佛经上说：“佛法以世界众生为依”；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反过来说，没有世间，也就没有佛法，佛法与世间，有如此的密切关系。但是、医生治病，必须要对症下药，那么、依佛法去救济世间，也必须先诊察世间众生的苦恼，烦闷的危机之所在，他需要佛法的那一方面，然后依佛法来作切实的救济，这才得到功效。这救济不仅对于人类，是广而至于一切一切有生命的有情。不过、现在且就人类的社会来讲，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社会上便有了治乱消长，更增加种种的痛苦，因此、便谈及“从世界危机说到佛教救济”的题目。此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危机，以及佛法的救济法，是就我个人所见到的，来供献给诸君，还请诸君加以严正的批评！
一 世界的危机
现在先将现代人类的痛苦烦闷，或是已显现的，或是初发动而将兴未艾的，种种前途可怖畏的危机加以分析。如果广说起来，按空间的分别，就有各地、各国、各社会的种种差别；按危害的种类来说，若天灾，若人祸，若内部的冲突和变乱，若外来的侵略和迫压，种种的痛苦也是擢发难数的。所以、现在只能就各民族、各国土、所有已成为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把他总略起来分为三段来说明。
甲、经济恐慌与劳工失业 在前年的前半年，日本的实业界起了很大的恐慌。然而那只是一国的情形，还不足以影响到全世界。但是在前年的后半年，为全世界中心的美国，经济界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如银行的倒闭，股票的跌价，金价的腾贵，这种情形是很快的影响到全世界去。欧洲、亚洲等国没有一国不受波及的，不多时便成为普遍的世界经济恐慌的现状了。推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便是由全世界中心的美国发生变动而引起。如果这种种的情形不在美国而发现在中国，那只成为一国的问题，决不能影响到全世界。美国是现代工业国家的魁首，尽力研究其出品的精良和销售速率的增加，然而先决的条件，便是在世界上取得商场，然后才能推销，令所造成的物品流畅无碍。可是、因为机器的日益灵巧，新起工业国的日增，以致出品太多，无法推销。譬如人食物过多，消化不良，反成了一种病态。如是货物不流通，金融也因之而滞塞，所以反成了经济恐慌之最大原因。又加以劳工失业没有购买能力，也成为货物不能推销的重大原因。可是、资本家及工厂主的救济，是危险的方法，便是使工厂的范围缩小，减少劳工；于是劳工失业的愈多，而经济的恐慌也就愈趋愈下了。至于所以构成现代的情形的，就是因为科学的发达，机械的发明。如机械没有发明以前，用五百工人所作成的事，现在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在工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四百九十九人的劳力，在工人本身来说，便有四百余人的失业。又从科学的管理法发明后，连一分钟的浪费也没有，而劳工的失业于是又因之增加；复因劳工的失业以致购买力愈加减少。有这种种往复的关系，所以经济的恐慌，才陷于不能避免的危机。自前年以来，这种恐慌已遍满了全世界，虽有许多人在研究救济的方法，但是直到现在，不但不能有了解决，并且还在极严重的趋势中！如果再不设法救济，恐怕前途是不堪设想了。
乙、阶级斗争与殖民地革命 阶级斗争与殖民地革命，也是现在世界上普遍的现象。阶级斗争在中国尚见不到的，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经济力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而此少数人以雄厚的资本为基础，更可操纵一切、垄断一切，更可将多数劳工由劳工所产生的成绩据为己有。于是、那些资本家，不劳而获所得的甚为丰富，而劳力的工人的生活却是朝不保夕，如此、便形成资本与劳工两种各趋极端的阶级。因为两方面的利益，绝然相反而时起冲突，于是社会主义者便提倡阶级斗争。所以、在去年德国、美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各处全有失业的劳工团体时起暴动，而各国的政府也无法阻止。复次、自近一二百年来，世界上有许多新兴的工业国家，用政治的手腕向国外发展，使那弱小的国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方面采取其地的出产以为工业的原料，一方面以该地作一个商场以推销他所出产的物品，而用极大的海陆军作他商场的后盾。于是、世界上又分出两种的阶级：便是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所说的半殖民地，如美洲南部各小国家以及中国，多半是由列强帮助设立政府，他们国家的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的，可是国内的一切动作，大多是受列强的支配。近来各殖民地的人民，已有了觉悟，何况列强感觉国内经济的恐慌以及劳工失业的暴动，更向各殖民地攫取非分的利益以救济国内急迫的危机？而殖民地的人民，本来也同时感受了经济的恐慌，更加以列强极高度的敲吸，于是各殖民地的民众，不满意于他们的政府，争起反抗，革命现象日接日厉，也就成为现代世界普遍不安宁的情形了。
丙、世界第二次大战的酝酿 现在离过去的大战为时不久，很多的人亲尝到战争的痛苦，再不愿有第二次不幸的世界大战发生，所以想出种种的方法来作种种的和平运动与宣传。然而，也是因为见到第二次大战的危机正在酝酿，所以才有这先时的预防和制止。这种战争酝酿的原因很多，但就最显著的来说，欧、美列强国际与俄国第三国际间的对峙，在前几年俄国还没有和列强竞争的力量，在近一二年来，乘列强受经济恐慌和劳工失业的机会，用国家的资本把本国的工农业品低价出售，在商业方面与列强一极大的抵制，使各国的货物无法销售，破坏列强的商场；这种情形，已日紧一日了！比如日本以中国为商扬，而俄国则将他的货品贱售与中国，那么日本所得的利益就大受损失。又如英、美海军的竞争，虽说缩减军备，而他的海军确是有增无减、扩张无已。还有法国与意大利，在地中海与欧洲大陆的争霸，也经过多次的危急冲突。德、法的世仇是愈积愈深，他们的胜负时有起伏，所以、在去年德国受了经济的恐慌，而有民族社会党及共产党起而作停止赔款的运动。又如太平洋的经济范围之下的美国与日本，于利益上的争夺，当然时有冲突的可能。各方面几于引起战争的事情，虽是竭力的避免，可是同时又极力的准备军事。凡是以上所述的种种事实，全是能引起第二次大战的线索，而事实上又是无法获免的。
二 危机的原因与结果
这种事实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是由许多原因所构成，总括说起来有，三点：甲、知识的偏蔽：推求现代全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烦闷，不能不说是由于知识的偏蔽所构成。知识偏蔽、最初是由十字军的战争，西方民族与东方民族接触以后，因为东方种种的新发见，引起欧人科学思想的复活。此后，经文艺革命、宗教革命以及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差不多在十八世纪乃至十九世纪的时候，科学的知识才到完成的时代。一般人受了科学的催眠，认为唯有用科学的方法所得到的知识才是真实正确的，除此以外，所有的知识完全是“非知识”。于是、所有人类的聪明与才智，全用之于科学上面，处处不离科学的窠臼。科学的知识日益强盛，而其余一切的知识，也就因之一蹶不振。由科学的畸形的发展，起初不过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加以研究、及实验怎样才能取之为人所利用，由科学的应用而有种种机器的发明，如先用人力的代以煤力，更进一步而用油和电力。因为机器愈发明愈灵巧，于是世界便成了机械的世界，而人工的价值完全失掉。不过、这时候的科学，只是研究自然界的现象，以及应用在工业方面。既而科学的势力日益扩大，便伸张到社会的人和思想方面来，如社会学、心理学等，没有一样不是科学化的。科学本来以物理学为基础，可是、后来进而到社会、伦理学等，也无一不依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不过是整个的机器，而人生不过是等于机器中的一个螺钉而已。
乙、恶行的恣肆：运用科学的知识，不过是对于其他的国家社会乃至对于他人──就是对于我的对方可以操纵，可以控服。然而、对于自身方面的善恶行为，却是无法进善去恶，自己的欲望也是无法节制升化。因为、科学的本身是向外的，如同人的两个眼睛只能外视而不能内视。所以、建立在科学知识上的行为，是纵欲的，害他的。这种恶行，若是在国家方面表现，便是侵略的帝国主义，也就是以害他为立国精神的；如现代的列强，不惜用种种的手段来亡他人的国家、灭他人的种族来利益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那军备的强胜，财富的充实，完全是建立在那所灭亡国民身上。这样、与那虎食众兽之肉以肥自己的身体，又有什么区别？要是在各人方面表现，便是各个自由发展的竞争主义，也就是不利他的企业宗旨－－就是凡我自己意志所要作的事，毫不顾及有利于他人与否，但以满足我个人的欲望，以贯澈我自私自利的宗旨。科学的发明，本来是为减少人类的劳力以增加人类的享用，可是、由恶行的恣肆的结果，反得到较以前科学没有发明的痛苦更深厚了！这因为科学的发明，仅作了少数人纵恶的利器。
丙、恶行的反响：从纵恶的结果，成了两种的反响：一种、是强霸的侵略与弱小民族的反抗；强霸侵略就是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弱小民族，不得不起而反抗。反抗的初步，就是不供给原料，不与作商场，于是帝国主义者便成了货物不流畅、与经济恐慌的情形，促成国际阶级斗争的导线。又一种、是财产独占而劳动民众反抗；由各人竞争的结果，财产为少数人所据有，形成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对抗，而成为资本国际与劳动国际的斗争。所有的这两种结果，可见是由于知识的偏蔽与恶行的恣肆，而成为世界上普遍的危机了！
三 佛法的救济
世界的病源已然诊察过了，所以、最后一步，就要说到佛法的救济，可以作三段来说明:
甲、思想的解放 在欧洲以前，欧美各国全认为除了自己的近代文明，则别无其他民族的文明，除了自己的近代科学知识，别无正确的知识。这种偏蔽的思想，直到了大战以后，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有远识者，知道科学文明并不是圆满的，究竟的，是应当进一步而求更圆满的究竟知识。他们有了这种虚心，实在是思想上解放之光明。所以、以后对于亚洲的文化以及古希腊的文化，重作细心的研究，以致现在新兴的社会学的思想，已与从前有显然的差别。就是以唯物作根据的社会学及思想，还是大战以前思想的产物，与现代思想已有许多不合的地方了。要知道，科学的知识，不是人类唯一无二的知识，而是知识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因为科学是向外发展的，即或说科学可以控制自然，但对于自身行为的改善，和内心的修养，是毫不发生关系的。所以、就东西洋的文化研究起来，还有两种知识：一种、就是中国古时儒家所有的道德知识，和西洋古代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等的哲学知识；就是不但要发展自己，还要根本改善自己。如中国儒家所讲的由格物所致的知，是要用之于诚意、正心而来改善本身；西洋的古代哲学，也是要使人做成合理性的人。所以、就道德知识言，实在是‘只有科学知识者’梦想所不能及的。还有另一种知识，是比它更根本的，就是在我之外的非我，和非我以外的我，在这我与非我之间，是如何的成就？如何的生起？如何的联络？澈底推究，知道我与非我的对敌形势，要是终不得到解脱，不能得到澈底的认清，是终究不得了的。所以、对于我与非我，要求澈底的明了真相，要求澈底的解脱，这便是第二种的‘解脱的知识’。所以、在新近研究世界文化者的结论，便是这第二种的解脱的知识，才是最圆满最澈底的。但是能完成解脱的知识的，要算佛教的知识为最究竟了。所以、根据佛教的知识来救济全世界的危机，是极其澈底而不像其他的知识的偏蔽与缺陷。
乙、美德的确立 美德是对于恶行说的。在恶行的恣肆上，善恶的标准已然失掉，所以现在要将善恶的准标重新确立。可以分作两方面说：一、就是‘无自体的缘成义’：无自体是空义，缘成是因缘生义；连合起来，就是一切的事物，不过是由种种的关系条件组合成功的，而完全是空无自体。这道理是极其普遍易知的，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家族，乃至于一个人身，那一种不是由种种的关系条件所组合成的？而在组成的种种条件中，有那一种条件是其中的决定的自体？又如物质分析到最微细的电子，说到它的光、热，数量、时间、空间等等的关系，还不是众多关系的集团吗。所以、佛说一切法，全是“众缘所生，空无自性”。而且、在那众缘和合中的众缘，都是刹那生灭，没有一个时间是停住的，不过在那众缘和合、生灭相续上的假相上，幻有人或物的形相。何况凡物虽是众缘和合所生，和合中的众缘也是众缘的和合，如是重重相关，与其他的团体是互遍互通的。所以、在缘生的假相上，似乎有自他的分立，而在诸缘互相普遍、互相贯通上，实在是自他互融。因此、要利自而害他，他既受害而自也不得利；必定要利他，才可以自他俱利。从这‘无自体的缘成义’上的‘自他不二’，是很坚确的道德根据。二、就是‘唯识现的恒转义’：若内若外，所有的事事物物的表现，完全不离心力的转变与自识的觉了，所以说：‘一切法唯是识现’。然而自能现的识上说，是刹那生灭的，是无常的；但是在生灭相续不断的意义上说，是恒永的。知道这种“唯识现上的恒转义”，就可以知道人类社会所有的治乱兴衰，完全是自识上的生灭相续不断的现象。不过、在这前后相续上，是有因果的关系的；前一际行为的善不善为因，能得后一际的善不善的效果。这是显然易见的定律。依著这种唯识现的恒转因果义，可以打破恶行的恣肆。因为、恶行者以为要达到善的目的，无妨用不善的手段；然而、这样目的和手段，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当然没有丝毫的连络的可能，何况在因果必然律上，决没有由不善的因得到善的果的道理！所以、佛法说善的定义有两种：一、是自他皆利；凡是利自不利他，或利他而不利自的行为，是不合乎善的定义的。二、是顺益二世；凡是益于现在而不益于将来，或益于将来而不益于现在的，也是不合善的标准的。若具足自他兼利与顺益二世的条件，方是佛法之善的行为。由此对于真理认清后而发生信心，才能决定依著所认清的真理去实行。丙、至善的实践 自消极方面说，以不害他为过渡，这是佛法中的小乘行为。以这种绝对的不害他的精神，用在政治方面，就以自治自卫做政治的方针：对于自已的国家里所有的军备和外交等，在不害他的范围以内，以谋自卫自立。因为、现代的列强，皆是以损他益己为政治的方针，所以、常常因为利益上的冲突，便以刀兵相向。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有自卫自治的力量，不足以生存。不有不害他的标准，也就卷入相争相夺的漩涡里；持定这种态度以自立，等到列强相争相害乃至于疲乏厌弃的时候，恐怕还要尊重这以不害他而自卫的国家为先进者呢？在经济上、是以自产自给为原则！因为、现在各国的工商经济等，其重心完全倾向在外，所以、任何一国有了变动，其余的便都受了影响。如果以自产自给为原则，于自给之外，所余的可以自备灾难时的救济，更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如此、则虽有一国发生困难，也毫不足以影响他国，而一国的富裕更可随力的帮助他国。
然而、这两种原则，不过是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究竟的方法，仍然是以积极的利他的大乘行为为正确为澈底。不过、在这完全以害他为手段而图自利的情形之下，不得不以不害他的方法为过渡。所谓利他的究竟行者，如大禹的治水，是为救经所有的被灾害的人民，但是所有的人民不再受洪水的侵害，而大禹的个人，也就得到了安宁幸福的生活。所以、现代以灭他人的国家来充实自已的实力者，实在不明宇宙人生的大法，也就是违反了因果的定律和自他的关系，以致愈求和平而和平愈不可期，愈求幸福而幸福愈不能得。所以、必定要依真理去作，必定要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皆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前提，而自身自国乃至于自种族的利益，也就建立在人类的全体的幸福中。（金书琴．金小琴合记）（见海刊十二卷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