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原君云：“吾人常说中国为文明最古的国家，但一看现在社会污秽、浪漫、虚伪、自私、不讲礼貌、无同情心，每使人怀疑“是不是礼教之邦”！嘴里虽然不说，心中如此怀疑的实在很多”。

梁漱溟君则云：“俗常以为孔子的教化实支配了二三千年的中国人生，其实孔子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现在所留的不过是孔子的语言道理，其影响人生的势力是很勉强的。必将全部生活事实安排妥当而美化，如儒家礼乐者，才得直接影响到整个生命，而澈底换一新人生。真正中国人生之开辟，其必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有力的成功者。周公并没有道理给人，而给人以整个人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代替宗教？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过那古代野蛮的人生？孔子祗是对于周公及其以前的制作大有所悟之人，于是这一分遗产就由他承受了。而礼之崩、乐之亡，便已于此时渐渐开始”！

陈、梁二君的话，同明周公的礼乐，并没留存到现在的中国社会；梁君更明留存的仅孔子的语言道理。但周公的礼是否本惟语言道理，并未成为整个人生，仍是问题。纵会实施，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施礼乐亦祗行于大夫以上的贵族，并未成为整个庶民教化。纵曾由贵族身教已感化及士庶的全社会，亦祗及周、畿、鲁邦而已，未足云中国整个人生！孔子时周已东迁，早礼崩乐坏矣！鲁存遗风，故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或即孔子常梦见的周公礼乐。然则一二千年来中国之民间教化何在？

如不是仅为孔子语言道理封蔽的所谓儒者，而是能深察中国民间实况的中国人，则知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大抵可分为士大夫以上的少数上层，与商、工、农的多数下层，商、工、农尤以农民占多数。多数“老百姓们，遇事声言凭良心，遇问题吃茶讲理，尊老恤苦，济生哀死，虽法律有所不周，教育多有未及，灾祸时感侵逼，生活水准低劣，而仍能忍耐著繁衍著勤勤恳恳乐天安命”，其根本盖在农业社会之家法宗族。在此家法法、宗族法上周孔遗化为之节文者，则敬祖、孝亲、尊长老、重妇节、尚友义而已。其能亹亹不倦，耐苦为善，则多藉佛教前因后果、善恶报应的劝诫，道教奉天事神、积功受封的诱化之力。

设能深入农、工、商民间而谛察之，则知其有扶生助葬，养老济病，拯天灾人祸之难，救鳏寡孤独之苦，加以修桥补路、义渡侠行等社会慈善公益，都出于庙会善堂。此等庙堂，大抵崇奉观音、玉皇、关帝等，策动以因果报应、观音灵感之佛化，助成以内外功行、受天封神之道教，此民间教化主重于释、道，而儒则惟在支持家族宗法。士大夫以上读书人，更加臣属于君上之忠节，乃侧重儒教。然僧、道及一分读书士女，仍专崇释、道。其十之七八，又儒、释、道混合化，纯儒在士夫中什一耳，为数亦不过数百万人。今有四百万天主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徒，二千数百万回教徒，而蒙、藏及内地僧尼及在家男女之佛教徒至少五千万，其余三万数千则大概为儒、释、道混合化中之汉人。而今日之新生活运动，则以西洋近代工业社会新生活为本质，纳入管子、道、法、儒合化礼义廉耻之四维，张为国民活动新型式，然要须分析提炼出中国整个民间教化──儒、释、道和合化──的精神，去其渣滓以充实于新生活运动，乃可成为普遍的新颖的民间教化，有中国的整个新人生出现，使已堕落为污秽、浪漫、虚伪、自私、没有礼貌、无同情心的国民，变成整洁、朴实、热诚、服勤、尚公、健美之新国民。

此非仅执孔子的语言道理，梦想周公礼乐，欲以替换宗教扭转近代堕落的人生者所能为力；尤非一笔抹煞民间教化为迷信的人能办得通。要须深察民间教化而分析提炼以出之，方能实现出中国整个的新人生！（见海刊二十四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