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属于新兴学派？”任何一位五十岁非文学专业的先生都会这样询问每一位二十岁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我承认自己对此一窍不通，我还不曾入门呢……总而言之，天分从来不嫌太多；而现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天分。”

在试图从现代文学中找出几条美学真理的同时，我更加确信我的发现，那就是现代文学在揭示这些真理的同时又对此加以否认，我有可能因为超前扮演那位五十岁的先生而招致非议：可我却无法用他的语调说话。我认为，正如所有的秘密，在没有入门甚至不经过甄选的情况下其实永远无法完全深入诗歌的殿堂。超凡出众的天分如今似乎并不罕见。当然，如果天分就是教人写“自由诗”的某种修辞范畴，就像教人写拉丁诗的另一种修辞，让其中的“公主”“忧郁”“倚仗”或“微笑”“绿玉”人尽皆知，那么我们可以说，如今的每个人都有天分。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些分文不值的贝壳，喧嚣而又空洞，被潮汐冲向岸边的腐烂木材或锈蚀的废铁，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捡到这些东西，如果他愿意的话，因为上一次潮水退却时没有把它们卷走。然而，腐烂的木材又有何用，那通常会是一只往日的美丽浮标留下的残骸——夏多布里昂或雨果也难以辨认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想在此指出的美学谬误上来，在我看来，这种谬误似乎剥夺了许多见解独到的年轻人的天分，如果天分其实不仅仅意味着独特的气质。我的意思是将独特的气质归结为艺术的一般法则和持久不变的语言天才的那种能力。许多人显然缺乏这种能力，而天生具备这种能力的其他人对此却似乎并没有系统的追求。这给他们作品中带来了双重的晦涩，一方面是概念与形象的晦涩，另一方面是语法的晦涩，这种晦涩在文学上是否情有可原呢？在这里我将试着对此进行探讨。

（写诗或散文的）青年诗人也许会用一种预先准备好的论据来回避我的问题。

他们会对我们说：“人们曾经指责雨果和拉辛的晦涩，而我们的晦涩与他们的晦涩没有什么两样。一切语言创新都是晦涩的。当思想和感情不再是同样的思想和感情的时候，语言怎么能不进行创新？为了维持其生命力，语言必须随着思想而改变，服从于思想的新需要，正如在水面上行走的鸟类蹼掌。从来没有看到过鸟类行走或飞翔是莫大的耻辱；然而，在完成进化之后，进化带来的刺激会引人发笑。终有一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惊讶会令人惊讶，就像今天行将灭亡的古典主义用羞辱来迎接浪漫主义的崛起那样令人惊讶。”

这大概就是青年诗人想要对我们说的话。然而，在恭维过他们的聪明绝顶的这番话之后，我们会告诉他们：你们显然不是在暗示那些故作高雅、矫揉造作的学派，你们在玩弄“晦涩”这个字眼，上溯到遥远的过去追寻自己的名门显贵血统。恰恰相反，晦涩是文学史上新近才出现的东西。它与拉辛早期的悲剧和维克多·雨果早期的颂诗所能引起的惊讶和烦恼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在感情上对宇宙和精神法则的同样需要和持之以恒不允许我像孩子那样想象这个世界会随着我的意愿而改变，让我认为艺术环境的突然变化使得当今的杰作与过去几个世纪截然不同：它们几乎变得无法理解。

然而，青年诗人们会回答说：“老师不得不向学生解释他的观点会让您感到惊讶。然而，这在哲学史上并不常见，尽管晦涩而深奥的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很难深入。您也许对我们的诗的性质不屑一顾：那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体系。”

小说家用在哲学家和文学家眼里毫无价值的哲学充塞小说，他所犯下的错误并不比我刚才归咎于青年诗人的错误更加危险，后者不仅在实践中犯下这种错误，而且还将之上升为理论。

青年的诗人和这位小说家都忘记了这一点，实际上，文学家和诗人之所以能够像玄学家那样深入到事物的现实当中去，那是通过另外一条途径，而借助于推理会冻结而不是激发唯一能够将他们带入世界核心的感情冲动。某种本能的力量而不是哲学方法让《麦克白》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为一种哲学依据。毫无疑问，从本质上看，像这样形象地反映生活、与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作品仍然是晦涩的，即使其思想会变得越来越明确。

然而，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晦涩，有待于深入发掘的肥田沃土，通过语言和风格的晦涩来阻挠人们对此进行探索是令人不齿的可耻行径。

诗人并不诉诸我们的逻辑感官，所以他无法享受任何深奥的哲学家所拥有的貌似晦涩的权利。相反，难道诗人可以诉诸逻辑感官吗？形而上学的写作需要用一种非常严密而明确的语言，既然诗人无法这样做，他就只好停止写诗。

人们总是告诫我们，语言与观念是不能分隔的，那就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提请大家注意，哲学必须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因为哲学术语拥有一种几乎是科学的价值，而诗歌却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对于诗人来说，词语不是纯粹的符号。象征派无疑会抢先赞同我们的观点：每一个词语都在其外形或和谐的音调中保留着词语原有的魅力或以往的辉煌，至少具有与其严格的意义同样强大的联想能力，它唤起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感受力。谱写出某种潜在的音乐是我们的母语与我们的感受力之间的这些古老而又神秘的亲缘关系，而不是像外语那样的一种规范语言，诗人可以怀着一种无可甜蜜的温情让这种音乐在我们心中产生共鸣。他让一个古老的词义焕发青春，他在两个彼此分离的形象之间重新唤醒被人遗忘的和谐，他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心怀喜悦地呼吸故土的芬芳。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法国言语的故乡魅力——这几乎就是如今阿纳托尔·法朗士先生的言语，因为他是仍然愿意或懂得运用法国言语的少数人之一。如果诗人采用一种我们不懂的语言，让那些即便可以理解，但至少也新潮得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形容词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仿佛只能用无法翻译的副词来翻译的语句之中，那他等于就是将这种在我们心中唤醒无数睡美人的令人无法抗拒的权利拒之门外。我也许可以在你们的注释帮助下，最终将你们的诗当作一条定理或一个字谜来理解。然而，诗多少是需要有点神秘的，否则就不会产生完全本能和自发的诗意。

关于诗人们可能提出的第三条理由，我指的是比明确的普通感觉更难表述和更加罕见的晦涩观念以及这种感觉的优势，我不说也罢。

无论这种理论究竟是什么，诗人对晦涩感觉更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要让这些感觉变得明确，这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他选择在深夜出游是为了像黑暗天使那样带来光明。

最后，我要谈谈晦涩的诗人为了捍卫他们的晦涩，即出于保护他们的作品免受庸俗伤害的愿望而经常援引的那条论据。这里的庸俗在我看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常天真地将一首诗的概念具体化，以为能够通过思想和感情之外的其他途径来把握诗的概念（如果庸俗之辈也能把握诗的概念，那他就不会是庸俗的），这样的人对待诗的既幼稚又粗俗的观念恰恰可以被人指责为庸俗。小心谨慎地防止庸俗的侵蚀对于作品不起任何作用。对庸俗的全面回顾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用一种简易的措辞奉承它，还是用晦涩的措辞诋毁它都永远不能让神射手命中目标。他的作品将无情地保留着他意欲取悦或触怒公众的痕迹，可惜这些平庸的欲望只能迷惑二流的读者……

请允许我重提一下象征主义，总而言之，尤其是在这里，象征主义试图忽视“时间和空间的偶发事件”，为的是仅仅向我们表现永恒的真理，它拒不承认另一条生活的法则，那就是普遍和永恒只有在个体身上才能得到体现。作品中的人如同生活中的人，即使是最普通的人也会有强烈的个性（参见《战争与和平》《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可以说，他们就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们越是有个性就越能更大限度地体现普遍的灵魂。

因此，纯粹的象征主义作品有缺乏生活、进而缺乏深度的危险。如果作品中的“公主”和“骑士”并没有触动心灵，而是在玩弄一种含混不清而且艰深难懂的意义，那么应该充满生动象征的诗就只能沦落为冰冷的讽喻。

诗人必须更多地从大自然中得到启迪，如果说所有一切的本质就是一种晦涩，那么所有一切的形式就是个体和明晰。生活用自身的秘密教导他们去鄙视晦涩。难道大自然在我们面前藏起了太阳或成千上万颗闪闪发亮、无遮无盖、在几乎所有的人眼里熠熠生辉而又无法破译的星辰？难道大自然会生硬粗暴地不让我们亲身体验大海或四面来风的威力？大自然在每个人路过地球的期间向他明确解释了生与死最深奥的秘密。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因此渗透着庸俗，尽管欲望、肌肉、痛苦、腐烂或旺盛的肉体的语言具有超强的表现力？我特别想说的是，既然月光是大自然的真正艺术时刻，尽管它如此温柔地映照在每个人身上，然而，只有在内行的眼里，用寂静演奏长笛的月光才是大自然许多世纪以来不用任何新词就能从黑暗中制造出来的光明。

在我看来，如此这般对现代诗和散文的评论是大有裨益的。对年轻一代的这些评论之所以显得苛刻，那是为了让它们看上去更符合一个老人的口吻，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目的是让年轻人做得更好。请原谅这些评论的坦率，这些评论也许会更加值得称道如果它们出自一个年轻人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