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件好事所作的辩护也许会很糟。我提出这一人所共知的公理，是因为我发现，大多数男人（和所有的女人及记者）都认为，如果是一件好事，那么，为其辩护的理由就都是好的。对于这些不明事理的人来说，目的能证明手段。我不知道路易斯·戈尔丁是否也犯了这个奇怪的错误。但我知道，他的目的是好的，而理由却无济于事。

路易斯·戈尔丁试图批判反犹主义。从理论上讲，这是件容易做的工作，只需要批驳反犹主义分子不攻自破的诡辩即可。但戈尔丁觉得这还不够。他在驳斥了那些诡辩之后，又把它们还敬给对手。这些人荒谬地不承认犹太文化对德意志文化的贡献，而戈尔丁也荒谬地不承认德意志文化对犹太文化的贡献。他宣称，种族主义是一派胡言，但他只是针尖对麦芒地用犹太种族主义反对纳粹种族主义。之后，他从必要的辩护转为无用的反攻。之所以说无用，是因为犹太人的优点并不等于就是德意志的缺点。之所以说无用，而且不当，是因为这等于用某种方式接受了敌人的观点，把犹太人同非犹太人截然分开。

在这部书[1]的卷首，作者对读者保证，“要简明、全面地从各个角度来审议犹太问题”。实际上，贝洛克在《犹太人》（一九三七年，伦敦）里已经做了深刻的审议。戈尔丁非但没有做什么审议，反而怀着无可救药的狂热进行报复和开列殉难者的名单。他时而嘲讽，时而愤怒，时而同情，讲述了本尼以色列人漫长的历史。那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英雄逃亡史。此书有二百多页。最后四十多页颂扬亚瑟·贝尔福在叙利亚的作为。作者不再相信南美各国犹太复国主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国家“经常流行疟疾，政府也不稳定”。

这部辩护之作还配有古老的火刑图像和亨利·柏格森、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保罗·埃尔利希[2]、保罗·穆尼[3]等人的照片。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2]paul ehrlich（1854—1915），德国细菌学家，190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3]paul muni（1895—1967），美国戏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生于波兰犹太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