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坎贝尔[1]的《开花的步枪》和对贝希尔的《七大重负》[2]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还要明显，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对历史简单的表述是无法产生诗意的。相反，纳粹主义感情冲动、缺乏逻辑，它没有产生诗人倒是令人奇怪。

罗伊·坎贝尔不懈努力，以期成为诗人。在信仰罗森堡和豪泽的理论之前，他是兰波的好弟子。在纳瓦拉和卡斯蒂利亚打了两年仗后，他的热情未减，但语言能力却下降不少。《开花的步枪》纯粹是在谩骂国际纵队、红军战士、左派知识分子和犹太人。这种谩骂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出自憎恨。有些具有讽刺意义的诗句写得不错，使人想起拜伦。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诗句使人想起戈培尔的声音。其中也有赞美斗牛和佛朗哥将军的诗句。

共产主义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亦是徒劳无功。一九一六年前后，他曾是欧洲名列前茅的诗人之一，尤其是在语言的华丽方面。那时，贝希尔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诗歌，来揭露战争的罪行。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似乎比别的交战国更宽容，或许更漫不经心，居然容许出版他的作品，容忍他的作品在文学圈子以外的地方流传。贝希尔现在被流放到莫斯科，只能凄楚地写一些取悦斯大林政权的东西。

他的作品有两百页之多。我以为其中有价值的是他对德国的思念——一首描写夜晚的十四行诗——和《镜中人》。后者描写了一个被关在连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用镜子做成的迷宫里的男人。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2]即贝希尔1938年出版的诗集《追求幸福的人和七大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