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作家常爱教训人，我却描述人，而且专门描绘他们中的一个；此人教育得很不成功，倘若我能重新塑造他，一定把他造就成另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描绘的形象虽然变化无穷，一人千面，却真实无误。地球不过是一个永远动荡着的秋千，世上万物都在不停地摇晃。大地、高加索的山岩、埃及的金字塔也不例外。万物不仅因整个地球的摇晃而摇晃，而且各自本身也在摇晃。所谓恒定不过是一种较为缓慢无力的晃动而已。我把握不住我描绘的对象。他浑浑沌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如同一个永不清醒的醉汉。我只能抓住此时此地我所关注的他。我不描绘他的整个一生，我描绘他的转变：不是从一个年龄段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者如常言所说，从这七年到下七年——的转变，而是从这一天到下一天，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转变。必须把我描述的事与时间结合起来，因为我可能很快就变，不仅境遇在变，而且意图也在变。这里记录了各色各样变化多端的事件，以及种种游移不定、乃至互相矛盾的思想；或是因为我已成了另一个我，或是因为我通过另一种环境，用另一种眼光捕捉我描绘的客体。总之，我很可能会反驳自己，但是，事实，正如德马德斯所说，我绝不违背事实。倘若我的思想能稳定下来，我就不探索自己，而是总结自己了，然而我的思想始终处于学习和试验的阶段。
我呈献于此的是普通而且缺乏光彩的一生。这又何妨。道德哲学既适用于丰富辉煌的生活，也适用于平常家居的生活，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
作家们往往向公众展示自己特有的奇异之处，我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包罗万象的自我全貌的人；我作为米歇尔·蒙田，而不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诗人，或法学家与他们交流。倘若世人抱怨我过多地谈论自己，我则要抱怨他们竟然不思考自己。
但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并非想借此在公众中扬名，也并非要以我的相当柔弱的气质，在这个极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世界上，制造一种朴素天然，不加文饰的效果。在人们心目中，构建一部作品而不讲求手法和技巧，不是无异于造一堵高墙而不用石头，或诸如此类的材料吗?音乐作品的构思要靠技巧的引导，我的作品的构思却是兴之所至。在文学领域内，至少还没有人像我这样对自己描写的客体有如此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就此而言，我是在世的最有学问的人；其次，从未有一个作家对其写作题材钻研得如此深入，对题材的各部分剖析得如此细致；也没有人能比我更准确、更完全地达到作者为自己的作品定下的目标。为了使作品臻于完善，我只需赋予它忠实；而它的确是忠实的，忠实得真诚而纯粹。书中都是真话，虽则并非是我想说的一切，却是我敢说的一切；而我年事愈高，敢说的也愈多了，因为，按风俗习惯，人到老年就可以更自由地说长道短，更无顾忌地谈论自己了。这里不会发生我常看见发生的事，即作者与其作品互相矛盾：一个谈吐如此高雅的人何以写出这等愚蠢的文章？或者：如此博大精深的文章难道出自一个言谈如此贫乏者之手？其言谈如此平庸，而其文字却如此超凡脱俗，难道这才华是从哪里借来的，而非他自己的？须知，一个知识渊博者不可能事事都懂，而一个有才华者处处能显露其才华，甚至在他不懂的事情上。
我的书和我本人互相吻合，风格一致。对别人，人们可能撇开作者而推崇或指责他的作品，对我却不可能：触及我的书即触及我本人。谁若评价我的书而不了解其作者，则他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大；谁理解了我的书，也便使我本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公众承认，我让聪明人感到我善于利用知识——如果我有知识的话，并承认我应该得到记忆力更多的帮助，那么我的欣喜便超过我的功德了。
我常说我很少后悔，我的良心对自己颇为满意，当然不是像天使或马那样心安理得，而是作为人所能感到的心安理得，我将在此解释这句话；同时我还要加上另一段常弹的老调（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出于我对上帝纯真而与生俱来的遵从），即我说话时自己也心中无数，也在疑问和探求，至于答案，我只希望从大家共同的、正当的信仰中获得。所以我绝不教导人，我只是叙述。
罪恶，真正的罪恶没有不伤害人，不受到公正评论的指责的；罪恶是那么明显地丑陋和可憎，所以那些认为罪恶主要来源于愚蠢和蒙昧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很难想象有人明知道是罪恶而不憎恨它。恶意大多分泌出毒液，并且被自身分泌的毒液消蚀；而罪恶却在心灵上留下悔恨，这悔恨如同身体里的一块溃疡，不断绽破和流血。理智能化解其它的烦愁和痛苦，但却生出悔恨，悔恨比其它烦愁和痛苦更沉重，因为它发自内心，正如人在发烧时感觉的冷和热要比外界天气的冷和热更难受。我认为的罪恶（每个人都有自己衡量善恶的标准）不仅是理性和自然所谴责的，还包括公众舆论铸成的，因为即使舆论是没有根据和谬误的，但只要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受舆论谴责的行为便构成了罪恶。
同样，没有一种善行不使心地高尚的人感到高兴。当然，我们做了好事自己内心也会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问心无愧时会感到一种圣洁的自豪。邪恶而胆大的灵魂也许能感到有恃无恐，但是那种怡然自得、称心满意的感觉，它是永远体验不到的。能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败坏的世风的传染，能对自己说：“即便一直审视到我的灵魂深处，也不会发现我有什么可以自责的地方，我从未造成任何人的痛苦和破产，没有报复心和仇恨，不曾触犯过法律，从未煽动过变革和骚乱，从不食言，而且，虽则当今世风日下，放纵甚或教唆人们胡作非为，我可从不侵占别人的家产和钱财，而是一向自食其力，不管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太平时期，我也从未使用别人的劳动而不付报酬。”那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乐事，而这种淳朴的快乐是对善行最大的、也是唯一最稳当的报偿。
把别人的赞许作为酬报善行的根据，这种根据太不可靠、太不明确了。尤其在当今这个腐败和愚昧的时代，民众的赏识不啻是一种侮辱，你能根据谁的话来判别好坏呢？愿上帝保佑我，不做我每天目睹别人描写的那种好人。“昔日的罪恶今天成了风气[1]。”我的某些朋友有时也坦率地批评我、责备我，他们或是主动这样做，或是在我的鼓励下这样做，我把这看成是朋友的帮助；对一个教养有素的人来说，这种帮助无论其裨益和包含的情谊，都超过朋友的其他帮助。我总是彬彬有礼、满怀感激地洗耳恭听。不过现在来凭心而论，我常觉得他们的责备和褒扬中有不少错误的标准；我若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这种大部分时间离群索居，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内心应该有一个样模，以这个样模检查我们的行为，决定该自得，还是该自责。我有我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自己，我经常求助于它们，而很少问别人。诚然，我也以别人的看法来制约自己的行为，但是我只按我的方式去理解这些看法。你是否懦弱、残忍，或是否正直、虔敬，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识不透你，他们只能通过毫无把握的臆测来揣度你；他们看到的是你的外表而不是你的本质。因此，不要听他们的判决，要坚持你自己的判决。“应当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2]，”“个人的善恶意识举足轻重：丢掉这种意识，则一切皆垮[3]。”
有人说，悔恨紧跟着罪过，这话似乎不适用于盘踞在我们心灵里仿佛已在那儿安家落户的那种罪过。我们能痛悔和改正因一时措手不及或感情冲动而犯下的罪过，但是，那种年深日久、根深蒂固，而且扎根在意定志坚者身上的邪恶是不容易扭转的。后悔乃是否定我们的初衷，反对我们原来的想法，叫我们四处乱投，无所适从。你看，后悔甚至使此人否认自己过去的美德：
为何孩提的思想与现今不一样？
为何长大成人便失去丰润的面庞[4]？
——贺拉斯
连独处时生活也保持井然有序，这是真正美妙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当众演戏，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私下，在内心，在可以无所不为，什么也不会被人看见的时候，依然奉公守法循规蹈矩，这便是道德的极致了。在自己家里和日常行为中能做到这样也接近极致，因为在家里是无须检点，无须做作的，日常行为是无须向别人解释的。比亚斯就曾这样描绘他家庭的可喜景象：“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慑于法律和人言时怎样行事，在家里也怎样行事。”尤利乌斯·德吕絮斯对工匠讲的话亦堪称金玉良言；工匠提出，他若付三千埃居，他们便可将他的住宅造得叫邻居什么也窥不见，他回工匠说：“我付你们六千埃居，请将房子造得让每个人不管从什么地方都能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人们怀着崇敬评论阿热齐拉斯的习惯，他旅途中总是投宿教堂，为的是将自己的一举一动置于民众和神明的目光下。某人在社会上备受赞赏，令人惊叹，而他的妻子和听差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之处。受到自己的仆役钦佩的人为数不多。
史书的记载告诉我们：谁也不会被家人和本乡人视为先知。小事上亦复如此。下面这个平常事例可以让我们由小及大。在我的家乡加斯科尼，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都觉得奇怪。离我的家愈远，我的名气愈大，声望愈高。在吉耶讷[5]，我花钱请印刷商印我的书；在别处，印刷商花钱买我的书。有人在世时隐身匿名，以便死后人不在时可以声名大振，就是这个道理。我宁可少点荣誉，我投身社会是为了从中得到教益和乐趣，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弃之如敝屣。
民众怀着敬佩把一位卸职归隐的官员送到他的家门口，他丢下官职和官袍，他原先升得愈高，现在就跌得愈低。在他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品位低下，即便存在什么秩序，也必须极其敏锐、不同一般的判断力才能在日常平凡的活动中看出来，何况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色彩沉闷晦暗的东西。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僧，是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事，然而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认真不懈，表里如一，却是更难能可贵的。因此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过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居官者难，功劳也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丰功伟绩，往往是出于功名心，而非出于良心。其实，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倒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所以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6]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的品德不及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品德那么伟大。我不难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但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却无法设想。若问前者，他能干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若问后者他能干什么，他会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过人的生活”，而后者倒是一门更具普遍意义、更合情理、更艰深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精神的伟大不表现为心高气盛，而表现为有节制，有分寸。有的人从我们的内在品质来评断我们，这种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共活动中闪耀的光华，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晶莹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视我们的外表断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他们无法把我们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的官能与另一些令他们赞叹的、他们难以企及的本领联系起来。我们不也认为魔鬼必定长得奇形怪状吗？谁又不把帖木儿想成两眉倒竖，鼻孔圆张，面目狰狞，并且根据他的名字的声音想象他必定身材出奇高大呢？若是过去我能见到伊斯拉谟[7]，那么我很可能以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讲话也都用格言和警句。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象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令人敬畏的举止和才能来想象这个院长的生活却要难得多，因为这些人似乎不可能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过日常的生活。
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激励能做好事。同样，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受了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出坏事。所以应当在一个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或把他放在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或者至少在他处于接近平静自然的状态时评价他。天生的性格倾向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增长和加强，却几乎不会被改变和克服。我年轻时见过不少人冲破与他们的天性相悖的教育，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
当野兽长期离开森林关在笼中，
它们变得驯服失去往日的凶猛，
只要些许血滴入血盆似的大口，
唤醒野性和狂暴一发不可收，
尝到血腥味喉头鼓胀混身发热，
可怜驯兽人在劫难逃吓得发抖[8]。
——卢卡努
我们不可能把本性连根拔掉，只能遮盖它，隐藏它。拉丁语可以算作我的母语，我对它比对法语更精通。虽有四十年没用拉丁文说和写了，但在感情极端冲动时（这种情况我一生中遇到过两三次，其中一次是当我看到父亲好端端地突然仰面朝天跌倒在我身上，并晕了过去），我从肺腑里喊出的头几句话总是拉丁文；本性就是这样突破习惯的樊篱，猛冲而出。这个例子能说明不少问题。
那些试图用新观点来审查当今的社会风气的人，充其量只能改造社会的表面弊病，而其本质上的罪恶，不说他们在使之扩大和增加，至少是让它原封不动。担心罪恶会扩大和增加是有理由的，因为人们停留于外表的、随意的改良，便往往放弃其他益举；而改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人们就放过了那些本质性的、内在的罪恶。请看一看我们的经验：每个人——如果他审视自己——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在和教育及与它相抵触的激情风暴作斗争。至于我，我很少感到自己受阵阵骚动的干扰，我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惯常的状态，正像那些笨重的物体。即使我魂不守舍，也总游荡在很近的地方。我的放纵不会把我带得很远。在我身上不会发生极端和怪异的举动，却会有猛烈而有益的思想变化。
真正该谴责的——而且是人类行动中常见的——是人们的闭门思过也往往充满堕落和污秽：改邪归正的思想被他们糟蹋和歪曲了，惩罚的方式是病态的，罪恶的，与犯罪相差无几。有些人，或者因为与罪恶有本性上的联系，或者因为罪恶成了积年的习惯，他们已感觉不到它的丑陋可憎。另一些人（本人属于这一类）为自己的罪过负疚，但负疚感常被乐趣抵消，于是他们容忍罪过，并且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沉湎于其中，不能自拔。所以，那种为了一点微小的欢乐而犯了大罪的情况或许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功利与诚实的关系一样。不仅像顺手牵羊这类偶尔为之、不构成罪恶的行为是如此，而且像眠花宿柳这样真正称得上罪过的行为也是如此。因为诱惑十分强烈，而且，有时是无法抗拒的。
那天我在阿马尼亚克一位亲戚的领地里见到一个农夫，人人唤他“窃贼”。他是这么讲述他的身世的：他从小就以乞讨为生，他感到靠双手劳动挣面包怎么也抵御不了贫穷，于是想到当小偷。他在偷窃中度过了青年时期，仗着身强力壮，一直平安无事，他收获别人地里的谷物和果子，但因他行窃之地离他家很远，偷的量又大，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夜间能用肩膀挑回那么多东西；而且他注意分散和平摊他造成的损害，使每个人的损失不至太大。现在他年纪大了，作为一个农民，他算得上是富翁了，就是靠过去的偷窃勾当富起来的，这一点，他公开坦白承认。为了和上帝和解，他自称现在每天忙于为被他偷过的人的后代做好事，倘若他做不完（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做完的），就让他的继承人去完成，按他给每个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他的描述不管是真是假，说明他视偷窃为不正当行为，并且痛恨它（当然不及痛恨贫穷的程度那么深）；他的悔过形式简单朴实，他的过错被抵消和补偿后，他便不后悔了。不像那种把我们整个人连同我们的知性和邪恶结为一体的坏习惯，也不像那种不时扰乱和迷蒙我们的心灵，把我们——判断力和一切——一下子刮进罪恶的激流中的阵阵狂风。
我一向我行我素，保持完整的自我；我的行动没有一桩需要躲避理智，我每做一件事几乎都得到身心各个部分的赞同，没有内部的分裂和骚乱。我自己的判断力决定对与错、褒与贬，而且一旦它认定是错的，便一直坚持。从我有判断能力开始，便始终如此：同样的倾向，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力量。在对一些普遍问题的看法方面，我从小就站到了日后应该站的立场上。
有些罪过来势迅猛，我们且撇开它们不谈。但另一些罪过是经过多次内心斗争而又多次重犯的，或者是性格造成的，甚至已变成了职业和营生；这种罪过在一个人的心里植根如此之久，怎么可能不得到他的理智和良心的允许和赞同呢？因此他所吹嘘的悔恨，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人走近神的塑像领受谕示时，便有了一副新的灵魂”对这种看法我不能苟同，除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在领受神示时，他的灵魂必须与他固有的不一样，必须是新的，是为这一特定时刻而准备的，因为他原有的灵魂太不纯洁，太不干净，不适合这一神圣的仪式。
在一切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都反斯多葛主义的训诫而行之。后者要我们改正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不足和恶习，但不要我们为此感到懊恼和郁郁不乐。前者让我们相信，他们对自身的不足和罪过深感内疚和悔恨，但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有改过自新，与过去决裂的意思。然而不除掉病根，就不算痊愈。假如把悔恨与罪过放在天平的秤盘上，悔恨会重于罪过。我认为对神的虔信是最容易假装的——如果不按神的训示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和生活的话。虔信的实质是深奥的，隐秘的，而其表现是容易的，夸张的。
至于我，我可能在总体上希望自己是另一个样子，可能对自己整个人不满意，并且祈求上帝将我脱胎换骨，改变我天性的软弱。然而这种心情似乎不能称为后悔；同样，遗憾自己生来不是天使，不是卡图，也不能叫作后悔。我的行为有其准则，并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我已尽我所能，而对无能为力的事谈不上后悔和内疚。我想，天分比我高、人品比我端正的人不计其数，然而我无法因此而改善我的天分和人品，正如我的肢体和精神不会因为想象他人的强健而变得更强健一样。倘若想象和渴望更高尚的行为会产生对自己的行为的悔恨，那么我们连最纯洁的举动也该后悔，因为我们明知比我们优秀的人把它们做得更完美、更得体，而我们想做得一样好。当我用老年的眼光检查我年轻时的行为时，我觉得它们都端方而有序，我做了我的能力范围内的事。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只要情况不变，我会一如既往。这不是一个污点，而是我为人的基本色彩。我不知那种肤浅的、平庸的、做给人看的悔恨为何物，我认为的悔恨必须触动我的整个身心，使我撕心裂肺般痛苦，犹如上帝注视着我一样。
说到经商，由于管理不当，我失掉过多次成功的机会。然而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是根据彼时彼地的情况而采取的。我拿主意总是遵循便捷、稳妥的原则。我认为，我过去所做的决断是明智的，即便一千年后，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这样做。我不看现在事情是什么样，而看我研究它的时候是什么样。
任何决策的力量都寓于时间。环境和事物本身都在不停地运转和变化。我一生中有过几次沉重的，对我至关重要的失误，并非因为缺乏好主意，而是因为缺乏机遇。我们接触的事物都有其神秘不可测的部分，尤其是人性中那种不露声色的、看不见的、连主有者本人也不了解的东西，它们在突发的情况下显露、苏醒。如果我的明智与审慎未能洞察和预见那些神秘的东西，我丝毫不加以责怪，因为它的职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事情的结果证明我错了，而对被我否定的一方有利，那也没办法，我不抱怨自己；我怪命运，而不怪我的工作；这不叫后悔。
福基翁[9]曾给雅典人出了个主意，未被采纳，而事情的发展与他的想法相悖。于是有人问他：“那么，福基翁，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你高兴吗?”“我很高兴，但我并不后悔我提了那样的劝告。”当我的朋友们来向我讨主意，我总是坦率、明确相告，并不像几乎所有人那样，担心事情有风险，可能与我的想法背道而驰，担心朋友们会因此而埋怨我提的建议便犹豫不前：这对我无关紧要。因为责怪我是他们的错，我却不能拒绝帮忙。
我若是有了过失或遭了厄运，只能怨自己，不能怨别人。因为，除了礼节性的谦让，除了我需要向别人了解事实，我很少采纳别人的意见。在那些只需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的事情上，别人的道理能给我提供依据，却不能使我改变初衷。我赞许地、礼貌地倾听别人陈述道理，但就我记忆所及，迄今为止，我只相信自己的道理。依我之见，别人的看法如同在我眼前飞舞的苍蝇和灰尘，只能使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不太赏识自己的意见，但我也不赏识别人的意见。命运给了我应得的报偿。我不接受劝告，我更少给别人劝告。请教我的人不多，听我的话的人更少，我不知道有哪件公共事务或个人事务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改弦易辙或回到原来的路线的。有人更愿意受别人的大脑支配，虽然命运丝毫没把他们拴在一起。由于我是个既珍惜自己的职权，又珍惜自己的安宁权的人，我认为这样更好；不来问我，让我安宁，这是按我的公开声明办事的，我曾声明要安排自己，要保全自己的一切，我很乐意不管别人的事，并从拯救别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当事情已经过去，不管是好是坏，我很少追悔。因为，想象它们该当如此，我便不会烦恼。过去了的事已进入宇宙的流程，进入斯多葛思想的因果连环，你的愿望、想象不能变动其分毫；万物的整个秩序，过去和未来，都不会颠倒。
再说，我憎恨年龄带来的那种偶然的后悔。古代有个人说，他多谢年龄的增长使他摆脱了情欲的骚扰。这种看法与我的大相径庭。我永远不会感激无能给我的好处。“上帝不会如此仇视自己创造的作品，以至把软弱无能列人最美好的事物[10]。”人到老年，欲望变得淡泊，一种彻底的餍足感攫住了我们的心灵。然而这与自觉性没有任何关系；老年的抑郁寡合与羸弱无力给我们打上了懦弱和病态的印记。我们不应当过分受身体自然衰退的影响，让判断力也跟着退化。过去，青春和欢乐并未妨碍我在情欲里看到罪恶的影子，同样，现在随老年而来的厌倦也未妨碍我在罪恶里看到情欲的影子。如今我虽身在其外，恰如过去身在其中一样看待情欲。当我猛力地、用心地摆脱它时，我发现，我现在的理智并不比我在比较放荡的年代更坚强，甚至，随着年事增高，它可能还有所弱化；现在，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理智不让我卷入寻欢作乐，同样，一如过去，它为了我的精神健康也不会让我卷进去。我并不因为理智已退出搏斗，就认为它更骁勇。我受到的诱惑已极其无力，不值得理智去抵御，只需伸出双手便能将诱惑驱除。倘若让我现在的理智面对我过去的情欲，只怕它已没有过去的那股力量与之抗衡。我没见它判断别的任何东西，除了判断它自己，也不见它比过去更明晰。因此，如果要恢复它，也只能是一种残败的恢复。
靠生病求得健康，这是何等可悲的治疗方法！不应当靠我们的不幸去承担这项任务，而应当依靠我们健全的判断力。用打击和伤害达不到让我干任何事的目的，只会叫我诅咒这种手段。这种手段只能对付那种需要鞭打才会觉醒的人。我的理智在幸福祥和的环境中运筹得更自如，它理解痛苦远比理解欢乐时更感到迷惘和费力。天晴气朗时我看得更清楚。宁静时我的思维更清晰。健康比疾病更能轻松愉快地，因而也更有效地提醒我保养身体。病后，当我知道我还能享受健康时，便更努力地进行身体的恢复和调整。倘若我落到宁要年老体弱的不幸和苦楚，不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身心健康的青春年华的地步，那么我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倘若人们不想到我曾经是怎样，而只看到我如今风华不再，并以此来评价我，那么我会无比妒忌。依我之见，人的极乐是幸福地活着，而并非如昂蒂斯泰纳斯[11]所说，是幸福地死去。我从不希望将一个哲学家的尾巴拴在一个已经完结的人的身体上，也不希望让这瘦弱的尾巴否定我生命中最美好、最健全、也是最长的那段时光。我希望展示和让人看到一个统一的我。如果有来生再世，我还会以原来的方式再活一遍；我不怨叹过去，也不害怕未来。我对自己并不失望，而且表里都是如此。我最该感激命运的就是：我的肉体状况的每一阶段都适逢其时：我经历了生命的青苗，开花，结果，现在面临生命的干涸；这很好，因为这顺乎自然。我心平气和地承受着病痛，因为它们来得是时候，也因为它们使我更好地回忆起逝去的、长长的、无限幸福的生活。我的智慧的高低在老年与青年时期不相上下，但年轻时更有建树、更有活力，也更风雅、更活泼、更单纯，而现在则有些迂腐、滞涩、好责怪人。所以我放弃对它作前途未卜而且痛苦的改造。
我们的心灵需要上帝的触摸，我们的良知需要通过加强理智而非用减弱我们的欲望的办法作自觉的改善。情欲本身既不苍白，也不黯淡，不会因为我们用糊满眼眵的混浊眼睛去看它而改变。我们欣赏克制和贞洁，是为了这些品德本身的价值，也出于对要求我们信守克制和贞洁的上帝的遵从；倘若我因为患重伤风或腹泻不得已而节欲和保持贞洁，那不叫克制和贞洁。倘若我们不知情欲为何物，也未体验过它的滋味、力量和迷人的魅力，我们便没有资格自夸能鄙视和战胜情欲。而我了解它，所以我能这样说。然而我认为人至垂暮，精神易于染上的毛病和缺点比年轻时更顽固、更令人讨厌。我年轻时这么认为，现在，须发灰白，有了声望也还是这么认为。我们常把脾气乖戾、对现实事物厌烦不满称为睿智。其实，我们并没有摆脱恶习，而是换了恶习，而且，我认为，是换上了更坏的恶习。除了愚蠢和无用的傲气，令人生厌的喋喋不休，易怒，难以与人相处，迷信，对钱财锱铢必较却又吝而不用这些毛病外，我觉得比之年轻人，老年人身上还有更多的妒羡、不公正和恶意。老年在我们思想上刻下的皱纹要比在脸上刻下的多；衰老时不发出酸味和霉味的人世上没有，或很罕见。人的肉体和精神是一齐成长和衰退的。
看看苏格拉底老年的箴言和他所做的几次判决，我敢说，他那样做决非有意渎职，而是因为，年届七十的他，原本灵活的思维有些迟钝了，素来明晰的头脑有些糊涂了。
每天，我在熟识的几个人身上，目睹着思维在起多大的变化啊！这是一种难以抵御的病，它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进展着。必须进行大量的学习，倾注十二分的小心，才能避免它给我们带来的缺陷，或者至少减缓这些缺陷的恶化。我感到，尽管我步步设防，它仍然向我步步进逼。我竭力支撑着，但我不知道它最终会把我逼到怎样的境地。不管如何，倘若人们知道我是从哪里跌落下来的，我便心满意足了。
[1] 原文为拉丁语，语出塞涅卡的《书简诗》。
[2]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3]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吉耶讷：法国古代省份，蒙田的家乡加斯科尼即在该省。
[6]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历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和军事天才。
[7] 伊斯拉谟（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道德家，讽刺作家，著有《格言集》。
[8] 原文为拉丁语。
[9] 福基翁（约死于公元前318年），雅典政治家和军人。
[10] 原文为拉丁语。昆体良语。
[11] 昂蒂斯泰纳斯（公元前444一前365），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