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罗兰·巴特在学院路和圣雅各伯路的交叉口遭遇车祸，面目全非，以至于那里虽然距离法兰西学院只有几步之遥，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前来抢救他的救护车将他送到了沙普提厄医院，他如同无名的伤者（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在医院的病房里躺了很久很久。
就在几周前，我刚刚阅读了他最后一本著作《明室：摄影札记》[41]，其中论及被拍摄的经历，看到自己的面容变成客体时的不自在，以及图像与自我的关系的那几页精彩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我得知他不幸的消息，为他的命运感到焦虑不安时，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最近读过的这本书，以及他与自身形象之间脆弱且令人悲伤的关系（突然间被彻底撕裂，跟撕碎照片一般轻而易举）。
不过，在3月28日那天，棺材里的他面容却没有任何损毁：仍旧是他，仍旧是我时常在拉丁区街道上遇见的那个他，嘴角叼着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年轻人都这么抽烟（图像的历史性也是《明室》的一大主题，它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赋予自己的图像）。不过他的脸却永远定格在那里，如同《明室》第五章（我立即把书找出来，重读了这一部分）所专注谈论的主题那样：死亡的图像是多么固定不动，因此我们心里总是对拍照有所抵触，但最终又予以妥协。“仿佛为了让照片免除死亡的意味，（胆战心惊的）摄影师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已经变成客体，没法挣扎了。”当他躺在沙普提厄医院、无法说话的那个月里，这种观点就一直在他的处境中回响。
（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发现致命伤并非头骨破裂，而是肋骨骨折。朋友们仍旧悲伤难过时又得知了最新消息：他年轻时因气胸而截断的那根肋骨，本来一直保存在抽屉里，后来巴特自行决定把它扔掉了。《罗兰·巴特自述》）
我脑海中的这些记忆并非偶然：我现在才意识到，他的所有作品都旨在迫使语言和认知机制的客观性去关注存在和易朽主体的肉身性。关于巴特的批评性讨论已然开始，巴特的两种面相都会有人支持，并且两极分化：一种将万物置于严苛的方法论之下，而另一种将快乐定为唯一确定的准则（智慧的快乐和快乐的智慧）。事实上，巴特是两种观点的集合体，而这两种观点频繁且多样化的共存正是巴特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无穷魅力。
在那个灰暗的早晨，我走在医院背后的那条荒芜小路上，寻找着即将举行葬礼的“大讲堂”，这场私人仪式过后，巴特的遗体将被运送到省公墓，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我遇到了格雷马斯[42]，他和我一样提前到场，还跟我讲述了1948年他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与巴特相识，让巴特阅读索绪尔（saussure）的作品，并且让他修改《米什莱》（michelet）的往事。对于格雷马斯，这位坚定不移地遵循方法论严谨性的大师来说，真正的巴特作品毫无疑问是遵循严谨准则的符号学分析作品，比如《流行体系》（le système de la mode）；但是他不赞同报纸讣告上试图将巴特定义为哲学家和作者的职业分类，巴特是一位游离于分类之外的人，而他毕生所做的事业皆出于爱。
葬礼前一天，弗朗索瓦·瓦尔打来电话，将这个近乎秘密的仪式的时间和地点告知于我，他和我谈起年轻男女因巴特之死而组织起“追悼圈”，他们对于巴特的追悼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圈子内除了沉默外不容许任何其他表达。我所在的小组基本上都是些惊慌失措的年轻人（其中没几个名人；不过我认出了福柯的光头）。场馆的门牌不像通常的大学那样写作“大讲堂”，而是写作“追悼厅”，我明白这应该就是太平间了。从环绕整个大厅白色帘布后面，时不时有抬棺人抬着棺材出来，一路抬到殡仪车上，后面跟随着寻常的死者家属，多是一些个头矮小的老妇人。每一组家庭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仿佛在反复证明死亡令众生平等的力量。我们这些追悼巴特的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在院子里等待着，似乎大家都受到了暗示，要尽力减少葬礼的符号，而院子里出现的一切都会夸大符号的功能。我感到一束仿佛接受过《明室》的训练，能够从照片中觉察隐藏线索的锐利目光正审视着这个可怜场景的每一处细节。
所以，我重读这本书时，感到它似乎完全指向那段旅程、那个院子，以及那个灰暗的早晨。因为巴特正是从思索近来逝去的母亲的照片，开始了这本书中的思考（书的下半部分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巴特竭力地在照片中寻找母亲的存在，结果找到了母亲小时候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遗失的、遥远的照片，和她一点不‘像’的，完全就是一张我不认识的小姑娘的照片”。这张照片并没有在书中刊印出来，原因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理解这张照片对于他的独特意义。
所以这是一本谈论死亡的书，正如前一本《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是一本谈论爱的书。是的，然而《明室》也是一本谈论爱的书，如下这句关于避免自身图像之“沉重”，避免给自己的面庞赋予意义有多么困难的引语就是佐证：“抹消图像重量的并非漠不关心——自动照相功能总会让你变得像个被警察通缉的罪犯——而是爱，极端的爱。”
这并不是巴特第一次谈论被拍照了：他有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尽管不太出名，书中却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巴特在这本书中谈到，他发现日本报纸上刊登的自己的照片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日本气质。大概是因为他的照片都被修饰过了，眼珠变圆、变黑了。我曾经说过，附加在我们照片之上的意向性（历史性）来自特定的文化，更来自那些不是我们本人却将我们的照片用作武器的人。《明室》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谈论了照片中“微妙欺骗”的力量。巴特曾发现自己的一张照片（那个时候他刚刚失去了一个亲人，脸上甚至可以辨认出丧恸的神情）被印在一本讽刺他的书籍封面上，使得他的面容完全脱离了他的内心感受，看起来十分阴险。
阅读这本书的经历和作者的去世发生得太过靠近，使得我没法将这两件事截然分开。但是我又必须将这两件事分开，这样我才能将这本书的真正内涵解释清楚：它是巴特在“人类学新客体”（即照片）出现之后，对于由此打开的全新知识类型逐渐得出定义的著作。
书中所选的照片便是通过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现象学”的逻辑挑选出来的：巴特将照片吸引我们的要素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知面”（studium），即照片所传达出的信息和情感的文化层面；另一个是“刺点”（punctum），即某些照片显现出的令人吃惊、刺痛人心的因素。巴特对著名或无名摄影师的作品的解读总是令人倍感意外。他所展现的意蕴非凡的事物往往都是一些细节（例如手或指甲），经常是一些身体特写（例如手、指甲）或衣服细处。
对于近来将摄影定义为文化惯例、人工技巧和非现实的理论倾向，巴特反倒强调了摄影的“化学”基础：摄影是对存在事物所散发的光线痕迹的捕捉。（这是摄影和语言的根本区别，因为语言可以表述不存在的事物。）在我们端详的照片中，有些东西曾经存在但再也不存在了：而巴特将其称为“被击溃的时间”。
《明室》是一本典型的巴特著作，既会沉浸于理论思辨，竭力地编织出复杂的术语网络，最终令他无法从中跳脱，而灵感也会像闪电一样突然降临，为他带来出人意料的终极礼物。从第一页开始，《明室》就表明了他的研究方法和计划：他将放弃对“一般摄影”做出定义，而决定仅仅研究他确信“只是为我存在的”照片。
在这场关于科学和主观性的惯例辩论中，我萌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让每一个客体都拥有自己的新科学呢？即一种个体科学（而非普遍性科学）呢？
罗兰·巴特将科学家推衍一般规律的能力和诗人对于独特性的关注结合起来，耕耘于这片每一个客体都独一无二的科学苗圃中。罗兰·巴特具有这种伟大的审美哲学或者说理解幸福论，我虽然不敢说他教会了我们，但至少他证明了它们的可能性，证明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去追寻。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