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4月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中，那是拿破仑大军压境，侵入莫斯科的前夕。因此可以说，他在襁褓中便经历了战争的烽火，他的童年是在关于这次战争的传说中度过的。1825年12月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少年赫尔岑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不久，他便与一位同伴和远亲，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战友的诗人奥加辽夫，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发出了庄严的誓言：为反抗沙皇专制暴政献出自己的一生。182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接着，奥加辽夫也到了那里，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大家共同研究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正打算展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沙皇政府突然把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逮捕了。他被关押了九个月，然后在1835年春被流放到了当时的边远地区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并按照规定，在维亚特卡省政府当小官员。但是流放生活没有使赫尔岑屈服，他在这里看到了俄国最黑暗的现实，从而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念。1837年底，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斡旋，他被调到离莫斯科较近的弗拉基米尔。1838年他在那里与伯父的私生女纳塔利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结婚。1840年他回到了莫斯科，但不久又因一件小事（在给父亲的信中偶然提到了一个警察的暴行）被再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直到1842年夏才获准回莫斯科居住。
在莫斯科的几年是赫尔岑才华显露锋芒的时期，这时他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发表了哲学论文集《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和《关于研究自然的信》，优秀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等。
1846年5月，赫尔岑的父亲死了，留给了他大宗遗产，使他可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是他立即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他以给妻子治病为理由申请出国，期限是六个月。1847年1月赫尔岑离开俄国，3月到达巴黎。法国七月王朝的现实当然不能令他满意，他于这年年底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迎接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赫尔岑又赶回巴黎。他于5月初到达那里，但迎接他的是5月15日的群众示威和六月起义的遭到镇压。他在这里吸取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这段经历便反映在他的《法意书简》和《来自彼岸》（又译《彼岸书》）中，这些书信本来是为了向俄国人民报道西欧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它们的开端部分原系寄回俄国准备发表。但随着沙皇反动统治的加强，俄国的报刊甚至不能提到赫尔岑的名字，因此后来它们只得用法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为了向西欧介绍俄国，他还在这时期写了《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1854年首先用德文本发表。
但是，尽管赫尔岑到了国外，沙皇政府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它通过驻外机构命令他回国，甚至扣留了他的一部分财产对他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就范。但是赫尔岑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他移居到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并取得了瑞士的公民权。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发生了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儿子于1851年11月因轮船失事遇难，他的妻子也在次年5月病故，这使赫尔岑几乎精神崩溃。
但是赫尔岑没有从此消沉下去，他于1852年8月来到伦敦这个国际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为了促进俄国的解放运动，在伦敦创办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年刊《北极星》文集和周刊《警钟》，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发往俄国。它们对在俄国传播进步思想和进行宣传鼓动，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的许多禁诗，都是首先在这里发表，然后传回俄国的。《警钟》还在俄国联系了不少秘密通信员，沙皇政府的许多暴行便是通过这刊物在俄国公之于众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在沙皇的高压政策下，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警钟》和《北极星》也相继停刊了。
60年代末，赫尔岑又移居日内瓦和巴黎，他意识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在1870年1月由于偶然感冒引起的肺炎而病逝于巴黎，他的遗体后来运到尼斯，葬在他妻子的墓旁。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屠格涅夫曾指出，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没有敌手的”。《往事与随想》艺术地再现了19世纪欧洲解放运动的许多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蒲鲁东、路易·勃朗等，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罗伯特·欧文、雨果、密茨凯维奇等，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赫尔岑的人物画像从来不着重外表，他总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在适当的场合刻画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有时寥寥数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赫尔岑一向反对以所谓“客观主义”为标榜的写作方法，他对他所写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都有鲜明的态度，以爱憎分明的笔触描绘一切，这使他的文字带有明显的抒情色彩，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嬉笑怒骂。在《往事与随想》中，他对人民的苦难始终充满同情，对一切非正义的事则表现了强烈的憎恨。赫尔岑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从不讲违心之言，在本书中他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解剖，也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伦敦的一些流亡者的描写便是这样。但他对无私的、忘我的革命志士则不遗余力地加以讴歌，如他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沃尔采尔在伦敦病故前后的那些血泪斑斑的描写，便扣人心弦，成了本书许多光辉的篇章之一。
《往事与随想》还表现了赫尔岑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讽刺才能。俄罗斯的许多大官僚，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各种胡作非为的大地主和大贵族，都在赫尔岑的笔下现出了原形。赫尔岑的描写总是能触及要害，给这些人以致命的打击。他有时用对照等手法，让沙皇反动官僚的丑恶面目在读者面前自动曝光；有时则利用一些小故事，揭露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谬可笑，如第二卷关于一个女孩被教士灌醉以后，胡乱取了个男孩的名字，以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和调查。这看似不可信，然而却是俄罗斯的活生生的现实。赫尔岑对俄罗斯黑暗社会的抨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正直的良心。
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家，他在《往事与随想》中运用了种种表现手法，这里有诗的语言，也有抒情独白，有书信，也有日记，有描绘自然风景的美丽篇章，也有逻辑严谨的说理文字。屠格涅夫称赫尔岑是一位“天生的文体家”，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赫尔岑时，也赞扬“他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
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他坚持正义、坚持进步的一生，他尽管长期流亡国外，对俄国仍充满挚爱和信心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不屈不挠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发展的坚定意志，他追求真理、爱憎分明、不讲假话的真诚坦率的作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对丑恶现象的至死不渝的憎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赫尔岑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往事与随想》，历时达十五年之久。作家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
项星耀 1992年4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