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荒野中的牛叫——检察官的被迫离境——秩序和文明的胜利

死亡万岁，朋友们！恭贺新禧！愿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决不背离自己的思想，也不怕预料的事成为事实，不放弃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认识。愿我们坚如磐石，忠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早已看到死亡正在临近；我们可能悲伤，可能表示关心，但我们不会惊讶，不会失望，也不会垂头丧气。完全相反，我们必须昂起头来，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被称作不祥的乌鸦，给人们带来了灾祸，我们被指责为异端，不了解人民，骄傲自大，脱离群众，幼稚偏激，其实我们的过错只在于我们掌握了真理，而且公开地说出了它。我们的话依然没变，那些被巴黎的事件惊得目瞪口呆的人们，正在从这些话中得到安慰和鼓舞。

（《法意书简》第14信，1851年12月31日于尼斯）

我记得，12月4日1，我们的厨子帕斯卡勒·罗卡走进我屋里，露出得意的脸色说道，街上在发售传单，据说“波拿巴解散了议会，任命了红色政权”。谁对拿破仑这么忠心耿耿，甚至跑到法国境外（那时尼斯属于意大利），向人民散播这类论调，我不知道，但是各种间谍，政治煽动家，兴风作浪、造谣惑众的人一定不少，否则怎么在尼斯也出现了这种人？

过了一小时，福格特、奥尔西尼、霍耶茨基、马蒂厄2等人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马蒂厄是法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时变得坐立不定。

他秃顶，脑袋的形状像胡桃，那是纯种高卢人的脑袋，体积不大，但十分固执；他的连鬓胡子又大又黑，乱蓬蓬的，容貌相当慈祥，眼睛小小的；总之，这个人有点像先知，像疯癫的圣徒，又像古罗马的占卜官和他的鸟3。他是律师，在二月革命的美好日子里，当过什么地方的检察官或代理检察官。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了革命，就像人们信仰宗教一样从不怀疑，既不想追根究底，也不想提出问题，总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爱革命，相信革命，称赖德律-洛兰为“赖德律”，称路易·勃朗为“勃朗”，简简单单；只要可能，他便称别人为“公民”，每时每刻都喜欢搞秘密活动。

听到12月2日政变的消息以后，他便不见了，过了两天回来时已绝对相信，法国又要起义了，人民的不满已一触即发，尤其在南方瓦尔省，德拉吉尼扬一带。主要问题只在于，要与起义代表取得联系……他与一些人碰了头，决定在夜间从指定的地点一起越过瓦尔边境，召集重要和可靠的人开会商量……但是为了免得引起宪兵怀疑，他们决定用“牛叫”作联络暗号。如果事情得手，奥尔西尼准备让自己的朋友全都参加，但他不相信马蒂厄的看法完全可靠，因此先与他越过国境去看了看。奥尔西尼回来后只顾摇头，但他忠于自己的革命家本性和有些像雇佣兵的冒险家气质，仍然着手召集自己的同志，准备枪支弹药。马蒂厄又不见了。

过了一昼夜，罗卡在深夜四点叫醒了我：

“两位先生刚赶到这儿，他们说，必须立即见您。其中一人带着这张条子：‘公民，看在上帝分上，请即交持条人三百或四百卢布，十万火急！马蒂厄。’”

我取了钱，走到楼下，在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坐在窗边；尽管我见惯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军装，我对两位客人还是有些惊讶。他们从膝盖到脚跟都沾满了灰土和泥浆，一人裹着厚厚的红羊毛围巾，大衣又破又脏，坎肩上缚着皮带，皮带上插着大手枪，其余照例是蓬乱的头发，大胡子，小小的烟斗。一个人叫了我一声“公民”，便开始发言了，他提到了我的公民道德和马蒂厄急需的钱。我把钱交给了他。

“他没有危险吧？”我问。

“是的，”他的使节答道，“我们现在就到瓦尔河对岸与他会合。他得买一条船。”

“买一条船？为什么？”

“马蒂厄公民有个登陆计划，可船老大是个卑鄙的胆小鬼，不肯把船租给我们……”

“怎么，在法国登陆……靠一条船？……”

“公民，现在这还是秘密。”

“理该如此。”

“您要收条吗？”

“算了，没有必要。”

第二天马蒂厄自己来了，同样是满身污泥……显得精疲力尽。他整夜都在装牛叫，叫了好多次，仿佛听到了回答，朝这信号走去，却发现那是一只真正的公牛或母牛。奥尔西尼在别处接连等了他十个小时，也回来了。他们的不同只是奥尔西尼已洗过脸，像平时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似乎刚从卧室出来，马蒂厄身上却留下了破坏国家治安和煽动叛乱的各种迹象。

于是他开始筹划小船的事。这非出乱子不可——他会害得六七个自己的同胞和六七个意大利人送掉性命。劝阻他和说服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找过我的两个军事领导人也与他一起来了。可想而知，这不仅会使所有的法国人遭殃，还会连累我们在尼斯的每一个人。霍耶茨基表示要让他放弃这计划，而且巧妙地办成功了。

霍耶茨基家有个不大的阳台，窗口直接面对海滨。早上他望见马蒂厄露出神秘的样子，在海岸上徘徊……霍耶茨基便向他做手势，马蒂厄看到后，向他表示马上就去，但霍耶茨基装得非常害怕似的，举起双手向他拍电报，表示危险已迫在眉睫，要他赶紧到阳台上来。马蒂厄向周围瞧了瞧，踮起脚偷偷走了过来。

“您还不知道吗？”霍耶茨基问他。

“什么？”

“一队法国宪兵到了尼斯。”

“您说什么？！”

“嘘……他们在找您和您那些朋友，还打算在我们这里一家家搜查——您随时可能被捕，千万别上街。”

“这是侵犯别国领土……我要提出抗议。”

“当然得提出，但眼前您还是躲一躲好。”

“我上圣海伦娜4找赫尔岑。”

“您发疯了！这是把自己送上门去，他的别墅就在边境上，又有个大花园，要是把您抓走，谁也不会知道，何况昨天罗卡已在门口看见两个宪兵。”

马蒂厄有些犹豫了。

“您从海上去找福格特，暂时藏在他家里，他也许会给您出主意，告诉您怎么办的。”

马蒂厄沿着海岸，也就是多走了一倍路，才到达福格特家，把霍耶茨基讲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福格特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对他说：

“亲爱的马蒂厄，主要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您必须在两小时内动身前往都灵——山那边有驿车经过，我给您定个座位，抄小路送您走。”

“我得回家拿些东西……”检察官有些踌躇。

“这比上赫尔岑家更糟糕。您怎么啦，是不是疯了？宪兵、暗探、奸细都在搜寻您……您却要回家跟您那个普罗旺斯胖女人亲嘴告别，好一个塞拉东5！管园子的！……”福格特喊道（他家的管园子人是一个瘦小的德国人，样子滑稽可笑，像好久没有擦洗的咖啡壶，他非常忠于福格特）。“快写，您要什么，衬衫，手帕，外衣……他给您把条子送去，如果您希望，他可以把您的杜尔西内娅6带来，你们要亲嘴要哭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马蒂厄感激得拥抱了福格特一下。

霍耶茨基来了。

“快些，快些。”他露出大祸临头的脸色催促道。

这时管园子的回来了，杜尔西内娅也到了，现在只等驿车从山那边经过了。座位已经定好。

“您一定又在杀死狗、死兔子吧？”霍耶茨基问福格特。“多么糟糕的工作！”

“没有的事。”

“算了，您屋里一股臭味，简直像走进了那不勒斯的地下墓穴。”

“我也闻到了臭气，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概地板下死了老鼠吧——哎哟，臭得要命……”于是他取下了搭在椅背上的马蒂厄的军用大衣。原来臭气是从大衣中出来的。

“怎么，您的大衣里藏着死耗子不成？”福格特问他。

“大衣里什么也没有。”

“哦，对了，我……”杜尔西内娅插口道，涨红了脸，“我给他准备了一块林堡奶酪7，放在大衣口袋里，让他在路上吃，奶酪不太新鲜了。”

“驿车上那些坐在您旁边的先生差点倒霉。”福格特喊道，哈哈大笑，这种笑法独一无二，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家。“好吧，该动身了，走啊！”

霍耶茨基和福格特送走了这位鼓动家，让他前往都灵。

到了都灵，马蒂厄马上找内务大臣提出抗议。后者听了，又是生气又觉得好笑。

“您怎么认为法国宪兵会到撒丁王国抓人呢？您大概病了。”

马蒂厄说，福格特和霍耶茨基可以作证。

“您的朋友们是在捉弄您。”大臣说。

马蒂厄写信给福格特，后者回信讲了一大堆废话，内容我不清楚。但马蒂厄很生气，特别对霍耶茨基；过了几个星期，他写信给我时谈到：“在这些先生中，公民，只有您一人没有参加戏弄我的阴谋活动……”

这次事件有些不可思议，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瓦尔地区确实爆发了起义8，群众闹得如火如荼，法国政府只是靠一贯的血腥屠杀才平息了叛乱。那么为什么马蒂厄和他的随身卫队尽管想尽办法，拼命学牛叫，还是找不到起义者，不能与他们汇合呢？他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心一意要在那里赴汤蹈火，滚一身泥巴的，这点谁也不会怀疑，根本不会怀疑。这也完全符合法国人的精神，正如德尔芬·盖9说的，“他们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枪弹”，更符合“战斗的民主主义”和“红色共和国”的精神……只是为什么起义农民在左边，马蒂厄却要朝右边走呢？

几天以后，起义已被镇压，不幸的起义者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纷纷逃到了尼斯。他们人数这么多，皮埃蒙特政府允许他们暂时在市外搭营帐居住，跟流浪的吉卜赛人差不多。在这些营地上，我们看到了多少灾难和不幸啊，这是内战中骇人听闻的幕后部分，通常给12月2日那五光十色的大幅布景掩盖着。

那里有些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愁眉苦脸，怀念着家，怀念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天真地说道：“我们根本没有作乱，也不主张平分土地；我们像善良的公民一样希望保卫秩序，这是那些坏蛋（那是指官员、市长和宪兵）挑起的，他们违背了誓言和责任。现在我们便得饿死他乡，或者给送上军事法庭吗？……世界上还有没有公理？”确实，12月2日的政变杀害的不仅是人——它也杀害了一切道德观念，全体居民中存在的一切善和恶的观念，这是罪恶的一课，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那些人中也有士兵，那种打仗的人，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违背纪律，违背连长的命令，站到了军旗和连队的另一边去。当然，这些人数目不多。

其中也有并不富裕的普通资产者，他们给我的印象不如富裕资产者那么恶劣，那是一些可怜的、狭隘的人，他们在短斤缺两、克扣欺诈之余，好不容易学会了两三句责任之类的空话，看到他们的神圣权利遭到侵犯，便想站起来保卫它们。他们说：“这是利己主义的胜利，是的，是的，利己主义，哪里有利己主义，哪里就有罪恶，每个人应该抛弃利己主义，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然，这中间也有城市工人，这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企图靠颁布法令实现社会主义，用资产者和贵族对待他们的办法回敬这些人。

最后，那里也有伤员，有的还受了重伤。我记得两个中年农民，他们从边境爬到市郊，一路上留下了血迹，当地居民从半死状态中救活了他们。原来一个宪兵追赶他们，眼看快到边境，便向一个人开了枪，打碎了他的肩骨……受伤者继续奔跑……宪兵又开了一枪，他倒下了；这时宪兵又去追另一个，先开了一枪，然后赶上了。第二个受伤者投降后，宪兵匆匆忙忙把他捆在马上，突然想起了第一个受伤者……那人已爬进一片树林，没命奔逃……宪兵无法骑了马进入树林，尤其还带着一个受伤者，丢下马又不成……宪兵便把枪口顶着伤员的头朝下开了枪，伤员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子弹打穿了他右半边脸，骨头全碎了。等他恢复知觉时，周围已没有人……他循着他所熟悉的、走私者踩出的小路，爬到瓦尔河边踵水过了河，这时血已快流尽了；在河这边他遇到了奄奄一息的伙伴，两人总算活着爬到了圣海伦娜镇口几家人家门口。我已说过，居民便是在那儿救活他们的。第一个伤员说，挨了枪以后，他躲在一丛灌木中，后来听到人声，心想追赶他的宪兵大概已在追别人，因此赶紧逃走。

法国警察多么卖力！

接着，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共和国的检察官和警察局长们也同样卖力，只是那是表现在投票和计算选票上10。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法国历史，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说的只是：在那些边远地区，投票的压倒多数是靠乡村的简单办法取得的。在瓦尔河那边的第一个选举地点，市长和宪兵队长便坐在投票箱旁边，监督每一个人投票，告诉他们，凡是不听话的人以后甭想过好日子。政府的选票是用特殊的纸印的，这样，我想整个选区只有五个或十个胆大包天的人敢投反对票，其余的人都与官方站在一起，于是全法国一致为未来的帝国投了赞成票。

1 指1851年12月4日，两天前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了法国议会，为他的实行帝制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2 参加过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一个法国人。

3 古罗马有一种占卜官，专门根据鸟的叫声和飞翔姿态解释神的旨意。

4 尼斯靠近法国边境的一个镇，当时赫尔岑住在那里。

5 法国作家于尔菲（1568—1625）写的田园小说《阿斯特蕾》的男主人公，一个多情的牧人。

6 《堂吉诃德》中被堂吉诃德当作情妇的村妇。

7 比利时林堡地方出产的一种著名奶酪。

8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在巴黎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但均被镇压了。本章所写的便是当时南方瓦尔省的情况和一些小插曲。

9 法国女作家，她是著名记者吉拉尔丹的妻子，巴黎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10 指路易·波拿巴在解散国民议会后，随即于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这次大选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为他的登基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