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雾
1852年8月25日拂晓，我走过潮湿的跳板，踏上了英国的海岸。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
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我的心灵疮痍满目，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一切使我感到迷惘，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再度燃起信心。
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
不必要的会见，没有结果的探索，徒劳无益、艰难曲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月，我始终还在等待……等待着什么。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我逐渐看到，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它是必然要倒塌的。
我感到委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对自己生气。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使我心如刀割，我感到了可怕的、难以表达的疲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向她诉说一切，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越来越显得空虚，我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待一个月，但我逐渐发现，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要去。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
决定留下后，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
孩子们还在巴黎，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我把它改成了书房。房东是雕塑师，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露拉·蒙蒂兹1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已把包裹打开，安顿好了；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坐在大沙发上，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任何人打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但是在窗口远眺，我还是很愉快，从弥漫的大雾中，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
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往往什么也不做，甚至也不看书，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豪格与我住在一起，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在这种闲适生活中，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看到，我有时这儿错了，有时那儿错了，我看到了我的脆弱，摇摆，行动上的犹豫，别人对我的影响。在这种清理过程中，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有些痛苦的时刻，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那不是欢乐，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
空虚包围了我，使我坚强了，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我与人们疏远了，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我并不回避任何人，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我看到，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多米诺斗篷2脱下了，桂冠从头上摘下了，面具从脸上拿掉了，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我怎么办呢？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因为我了解得多了，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如我说过的，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宁可说还加强了它。
对于这种转变，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安于孤独的习惯。它的生活方式，距离，气候，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谁能够独自生活，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对脆弱的人，不健康的人，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同情和关怀的人，是有害的。在这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头脑懒散，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陷入绝望之中。
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这是我常有的事。
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我的儿子上床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我读报，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
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又随时准备消失在夜幕中，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3……路灯……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街上空空荡荡，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正是由于这一切，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
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已过了不少日子。我决定要工作以后，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
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4，这是正当的，合理的。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依然相信这一点。说真的，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说明真相，揭露谎言呢？
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实行公平的解决。报仇正如感恩一样，是人类单纯的、正直的感情。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也许对他说来，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
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而在于次要方面，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首先要有自己的人。但我的人在哪里呢？……
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但是在国外，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一切。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那么，不能写信，就印书吧，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
1 蒙蒂兹（1818—1861），西班牙女舞蹈家，以美貌著称，与许多王公贵族有暧昧关系，以致在欧洲声名狼藉，后移居美国。
2 化装舞会上穿的带面具、头巾的外衣。
3 指教堂的圆顶。
4 指要求西欧民主界对黑尔韦格实行道德制裁，判定他在赫尔岑的家庭问题上犯了罪。伦敦当时是欧洲各国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因此赫尔岑要到伦敦来向他们提出申诉，本章开头提到的各种会见、谈话，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当然只是赫尔岑的幻想，不久他便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着手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
